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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7日，一场小雨让深秋北京笼罩在薄薄的水雾里，这让府右街边红墙的颜色变得更加深沉。
墙的那一边，便是中南海，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全国的政治枢纽。透过一座有士兵守卫的大门，目力所及，能看到的只有延伸至远处的行道树。
64年前，吴永增便是从面临府右街的西门走入中南海，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
怀仁堂的平民婚礼
1947年9月3日，北平市民吴永增吃完了午饭，准备从丰台启程赶往市区。热心的同学特地为他叫来了一辆当时罕见的出租车，不菲的车费都算在了自己的头上。于是，吴永增的这段旅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显得隆重。
这一天是吴永增大喜的日子，他与爱人李淑清，将和另外48对新人一起，在中南海完成一场集体婚礼。
中南海集体婚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战前。1937年，北平市社会局为了倡导“改进习俗，提倡节约，尊重婚姻”的新风尚，专门成立了市民集团婚礼事务委员会，于当年6月22日举办了北平市首届集团婚礼，并确定以后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均在怀仁堂举行。由于抗战爆发，活动一度停办，如今，第二届婚礼选择日本战败的9月3日举行，自然别具意义。
这种集体婚礼，市民可以自愿申请，人数只要达到十对以上便可举行。届时，由市长或社会局局长为新人证婚。仪式采取“中西合璧”的方法，新郎穿自备的长袍马褂，新娘穿紫房子婚庆公司提供的婚纱，程序参照民间传统，只不过礼成后并无宴席。费用也不高。
据吴永增回忆，当时他的月薪是40元，婚礼费交了17元，大致相当于他当天的打车钱。而一场普通的婚礼，动辄就要两三百元以上。
尽管活动十分简洁，但当吴永增从中南海西门走来时，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气氛的浓烈。怀仁堂是一座可以容纳300人的四合院建筑，婚礼这天竟来了两千多客人。早在仪式开始两小时前，已经人满为患。院落两旁共摆了十八盆鲜花，并高挂红灯，显得喜气洋洋。
下午三点，典礼正式开始。新郎新娘成雁字形两队，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由两对拉纱幼童先导，从东西两侧厢房缓缓走出，并到中间，凑成一对，最后在礼堂前站成一排。证婚人是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在宣读贺词、颁发证书后，司仪宣布互赠礼品，吴永增将一枚银质的包金戒指戴在了李淑清的手上。
仪式结束，来宾退场，新人们在怀仁堂门外的广场上照了一张集体相。现在，那张珍藏在吴永增家中的旧照片，依旧在诉说着中南海当年的历史。
禁苑春秋
位于故宫西侧的中南海，是中海与南海两片水域的合称，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当时的统治者选中了这里作为游玩之地，引入了玉泉山的泉水以开拓水域，后称之为“太液池”。元朝修筑大都时，将“太液池”包入皇宫之中，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北海和中海。
明代开挖南海，同时皇宫略向东南进行了迁移，于是，太液池区成为了皇朝的西宫，也叫西苑。到了清代，中南海整个建筑格局基本定型，并列为皇室专用的禁苑。
从此时起，大清历代皇帝开始热衷于在这片园林办公。据记载，清朝初年，顺治皇帝曾在南海中央的瀛台上复试举子，出的题目就叫《瀛台赋》。江南才子吴兆骞拒绝答题，交了白卷，以示不训，结果被皇上一怒之下流放黑龙江。
到了同治时期，建国初年的满汉畛域，早已不再是游荡在中南海里的主题，彼时，这里开始出现列强各国公使们的身影，在觐见皇帝之前，他们会被请到这里游山玩水。
时光继续在这座园林中游走。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得这里一草一木的律动，都折射着浓浓的时代气息。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便被慈禧囚禁在瀛台，西太后本人则在中海的仪銮殿训政。两年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西苑三海又变成了八国联军的兵营，其间，仪銮殿被付之一炬。后来原址重修，更名为佛照楼，到了民国，它有了一个人们更为熟悉的名字——怀仁堂。
此时，中南海已经变作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其正门由南侧宝月楼改建而来，称为新华门，俨然一派改朝换代的气象。
在逊位的溥仪幼年回忆中，紫禁城的早晨，他曾经几次听到来自中南海的军乐演奏。太监总管告诉他，那是“袁世凯吃饭了”。
1915年12月，准备称帝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随后下令将中南海改名为新华宫。未几，遭到全国声讨，一时间弄得焦头烂额。
据说，当时袁世凯一度求助于迷信，他找了一个术士来看风水，那术士建议他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建一个厕所，袁世凯顾不得许多，只好照做。那个宫门旁边的厕所，很快成为人们的笑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曾先后以这片皇家园林作为总统府，但都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1928年6月3日凌晨，最后一位入主中南海的军阀张作霖走出帅府西门，乘车在夜色中开往前门车站，准备登上返回东北的列车。据报道，当他回顾中南海时，“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
这一年，北伐战争取得成功，北洋政府倒台，张作霖退居东北，后来在皇姑屯被炸身亡。时代交替间，曾作为张作霖大帅府的中南海，也由南京国民政府全盘接收。
至此，这片昔日皇家禁苑在历史车轮裹挟下的宏大叙事，也暂告一段落。它即将迎来一段属于普通人的岁月。
接收中南海
1928年12月13日，正在酝酿成立的中南海董事会给北平市工务局致函，邀请其参加该会筹备工作。信中说道，中南两海原本是清代宫苑的一部分，是搜刮民脂民膏建造的供少数人娱乐的场所。民国成立以来，又为军阀所把持。如今北伐成功了，同人应谨遵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之意，将中南海归还于市民，供游人玩赏。
到了次年4月份，中南海董事会正式成立，是为这座园林的管理机构。一个月后，中南海正式向游人开放。
彼时，百废待兴，新旧政权交迭之际的中南海也显露出破败的迹象。北平工务局长华南圭曾在一封信函中痛陈道，中南海“牲畜践踏、污秽不堪，于古物不无可惜”。
整顿治理就需要钱，为此，1931年5月，北平市政府又专门成立了“整理中南海公园临时委员会”，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公园创收。
新的赢利点很快被挖掘出来了。当时公园规定，普通市民可以乘交通工具入园，按“坐骑”的不同收费，脚踏车每辆收大洋一角，人力车大洋两角，汽车大洋五角。园内的商户也可以购买长期车辆通行证，收费更高一些。
由于中南海内空闲房屋较多，公园特向市民招租，房屋分为五等，租价每间六元至两元不等。于是，不到两个月，20余户租户前来中南海安了家，享受起过去皇室的待遇。
当时就读于大学的共产党员谢和赓和十几个同学合租在中南海流水音的一间大房内，每月租金五角。据他后来回忆，他那个时候经常在中南海的游艇上举行秘密会议，从事地下工作。
中南海内还可以钓鱼，每张钓鱼票售大洋一元，限一人当日使用。园内租户可以减半收费。
有趣的是，园内的水产也是由招租的商人进行养殖的。据整理中南海临时委员会的记载，当时园内欠租最多的商户，便是水产商人徐璋，但由于其水产已经种下，即将在夏秋之交收获，“此时中止其租权，不免难堪。”经园方研究，决定每年增加其租金两百元，“以恤商艰而示惩儆”。
利用这些增加的经费，园方一边清除园内蔓草秽土，修复设施，一边陆续收回了被其他机关占据的房屋。皇家园林逐渐焕发了昔日的光彩。
乐园的终章
“只有南海，她像是一个少女，还没有属于任何一人，她也没有沾染上任何人的习气，她才是自然的女儿。”
1929年，在《南海的艺术化》一文中，作家高长虹畅想未来的中南海将成为“艺术家们的乐园”。
一些文人墨客也在这里留下足迹。1932年3月2日，章太炎、钱玄同，黄侃等人乘坐一辆汽车来到中南海，先在瀛台小憩片刻，又去怀仁堂走了一遭。四点入园，六点返程，径直奔赴饭馆，惬意无比。
不过，中南海公园更像是普通人的乐园。除了在怀仁堂举办集体婚礼，这片拥有广袤水域的园林也在冬天开设冰场。据记载，1933年1月3日下午两点，南海冰场开幕，吸引了三千名游客入场。
1935年1月，“华北冰上运动会”在南海冰面上举行。当日虽然狂风大作，但观众仍然来了上千人，当东北代表队打着象征白山黑水的队旗入场时，观众的情绪为之起伏，“有东北沦亡，不知何时收复之感”。
1933年8月，中南海嘉禾轩修建了北平市第一个公共游泳池，并举行了第一次市民公开游泳赛，刚刚去职的北平市长周大文也携家人坐在观看席里，为场内加油助威。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中南海的各个角落，根据1938年的一份统计，当时园内中国住户共44户，日籍住户已经迅猛增至17户。日伪机关也开始大量进驻园内，包括当时的伪满洲国大使馆、最高法院华北分院等。
同时，中南海也成为各种宣传活动的会场，根据1941年的一份报告，为了参加第四届“兴亚纪念活动”，中南海于当年七月五、六、七日三天开放，免费游览。运动期间，各种入门券上均加盖“兴亚纪念”、“亲日”、“反共”字样，各门悬挂“剿共和平建国”及“兴亚纪念”大幅标语。
由此，中南海一度被淡化的政治色彩，也似乎重新浓重了起来。日本战败投降后，这里一度由李宗仁的北平行辕驻扎，1947年7月1日起，又在四个大门及重要地点划定警戒区域，设置了卫兵岗哨。
不过此时，普通人依旧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入园游玩，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便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解放前他还曾经来中南海滑过冰。北平市政府也热衷于在中南海筹办社会活动，于是，吴永增在报纸上看到了怀仁堂集体婚礼的广告，并报了名。
1948年6月，内战正酣，时局恶化，随着傅作义“华北剿总”的进驻，中南海公园才正式停止游览。
中南海的开放日
1949年末，在北京市总工会学习的吴永增去中南海开会时，发现当年自己结婚的怀仁堂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中间的那口井没了，换成了桌椅。”
当历史的车轮再次转动，中南海内风水流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进驻中南海。
据说，原本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决定，他对周恩来说，“我不搬，我不做皇帝！”但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再三劝说下，出于安全考虑，毛泽东最终搬入了菊香书屋，在此期间，中南海被整饬一新。
1950年，周恩来曾经对修筑中南海的工人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做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
但是，以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这个愿望显然还为时尚早。
画家盛熙珊回忆道，50年代他在中国青年艺术剧社工作时，曾经随团进中南海给领导人演戏。下了车，直接进场布景，演完了便上车离开，其他地方一概不许参观。
1957年，当年曾租住在流水音的谢和赓，在反右运动中因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被打为右派，后在“文革”中一度精神失常。
中南海的再一次开放，是在1980年5月，从这一时期开始，每逢重要节假日，中南海开始有组织地向各单位分配门票，接待群众游览，开放地点包括流水音、菊香书屋、颐年堂、静谷等。
学者丁东当时曾是参观中南海的游客之一，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不但观看了风景和文物，而且感受到执政者的自信和开明。”
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苏维民的回忆，中南海开放的决定，主要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做出的。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后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
一个月以后，胡耀邦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中南海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
从1980年到1989年，中南海一共开放了九年时间。如今，中南海能否再度开放，按照罗哲文的说法，主要将考虑安全的问题。
2007年底，吴永增夫妇委托北京电视台一档栏目牵线，与当年一同在怀仁堂参加婚礼的几对新人再度聚首，当年承办婚礼的婚庆公司，则再一次担任了庆典的操办工作。只不过，他们聚会的地点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怀仁堂，而是一家三星级饭店。
墙的那一边，便是中南海，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全国的政治枢纽。透过一座有士兵守卫的大门，目力所及，能看到的只有延伸至远处的行道树。
64年前，吴永增便是从面临府右街的西门走入中南海，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
怀仁堂的平民婚礼
1947年9月3日，北平市民吴永增吃完了午饭，准备从丰台启程赶往市区。热心的同学特地为他叫来了一辆当时罕见的出租车，不菲的车费都算在了自己的头上。于是，吴永增的这段旅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显得隆重。
这一天是吴永增大喜的日子，他与爱人李淑清，将和另外48对新人一起，在中南海完成一场集体婚礼。
中南海集体婚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战前。1937年，北平市社会局为了倡导“改进习俗，提倡节约，尊重婚姻”的新风尚，专门成立了市民集团婚礼事务委员会，于当年6月22日举办了北平市首届集团婚礼，并确定以后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均在怀仁堂举行。由于抗战爆发，活动一度停办，如今，第二届婚礼选择日本战败的9月3日举行，自然别具意义。
这种集体婚礼，市民可以自愿申请，人数只要达到十对以上便可举行。届时，由市长或社会局局长为新人证婚。仪式采取“中西合璧”的方法，新郎穿自备的长袍马褂，新娘穿紫房子婚庆公司提供的婚纱，程序参照民间传统，只不过礼成后并无宴席。费用也不高。
据吴永增回忆，当时他的月薪是40元，婚礼费交了17元，大致相当于他当天的打车钱。而一场普通的婚礼，动辄就要两三百元以上。
尽管活动十分简洁，但当吴永增从中南海西门走来时，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气氛的浓烈。怀仁堂是一座可以容纳300人的四合院建筑，婚礼这天竟来了两千多客人。早在仪式开始两小时前，已经人满为患。院落两旁共摆了十八盆鲜花，并高挂红灯，显得喜气洋洋。
下午三点，典礼正式开始。新郎新娘成雁字形两队，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由两对拉纱幼童先导，从东西两侧厢房缓缓走出，并到中间，凑成一对，最后在礼堂前站成一排。证婚人是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在宣读贺词、颁发证书后，司仪宣布互赠礼品，吴永增将一枚银质的包金戒指戴在了李淑清的手上。
仪式结束，来宾退场，新人们在怀仁堂门外的广场上照了一张集体相。现在，那张珍藏在吴永增家中的旧照片，依旧在诉说着中南海当年的历史。
禁苑春秋
位于故宫西侧的中南海，是中海与南海两片水域的合称，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当时的统治者选中了这里作为游玩之地，引入了玉泉山的泉水以开拓水域，后称之为“太液池”。元朝修筑大都时，将“太液池”包入皇宫之中，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北海和中海。
明代开挖南海，同时皇宫略向东南进行了迁移，于是，太液池区成为了皇朝的西宫，也叫西苑。到了清代，中南海整个建筑格局基本定型，并列为皇室专用的禁苑。
从此时起，大清历代皇帝开始热衷于在这片园林办公。据记载，清朝初年，顺治皇帝曾在南海中央的瀛台上复试举子，出的题目就叫《瀛台赋》。江南才子吴兆骞拒绝答题，交了白卷，以示不训，结果被皇上一怒之下流放黑龙江。
到了同治时期，建国初年的满汉畛域，早已不再是游荡在中南海里的主题，彼时，这里开始出现列强各国公使们的身影，在觐见皇帝之前，他们会被请到这里游山玩水。
时光继续在这座园林中游走。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得这里一草一木的律动，都折射着浓浓的时代气息。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便被慈禧囚禁在瀛台，西太后本人则在中海的仪銮殿训政。两年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西苑三海又变成了八国联军的兵营，其间，仪銮殿被付之一炬。后来原址重修，更名为佛照楼，到了民国，它有了一个人们更为熟悉的名字——怀仁堂。
此时，中南海已经变作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其正门由南侧宝月楼改建而来，称为新华门，俨然一派改朝换代的气象。
在逊位的溥仪幼年回忆中，紫禁城的早晨，他曾经几次听到来自中南海的军乐演奏。太监总管告诉他，那是“袁世凯吃饭了”。
1915年12月，准备称帝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随后下令将中南海改名为新华宫。未几，遭到全国声讨，一时间弄得焦头烂额。
据说，当时袁世凯一度求助于迷信，他找了一个术士来看风水，那术士建议他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建一个厕所，袁世凯顾不得许多，只好照做。那个宫门旁边的厕所，很快成为人们的笑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曾先后以这片皇家园林作为总统府，但都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1928年6月3日凌晨，最后一位入主中南海的军阀张作霖走出帅府西门，乘车在夜色中开往前门车站，准备登上返回东北的列车。据报道，当他回顾中南海时，“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
这一年，北伐战争取得成功，北洋政府倒台，张作霖退居东北，后来在皇姑屯被炸身亡。时代交替间，曾作为张作霖大帅府的中南海，也由南京国民政府全盘接收。
至此，这片昔日皇家禁苑在历史车轮裹挟下的宏大叙事，也暂告一段落。它即将迎来一段属于普通人的岁月。
接收中南海
1928年12月13日，正在酝酿成立的中南海董事会给北平市工务局致函，邀请其参加该会筹备工作。信中说道，中南两海原本是清代宫苑的一部分，是搜刮民脂民膏建造的供少数人娱乐的场所。民国成立以来，又为军阀所把持。如今北伐成功了，同人应谨遵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之意，将中南海归还于市民，供游人玩赏。
到了次年4月份，中南海董事会正式成立，是为这座园林的管理机构。一个月后，中南海正式向游人开放。
彼时，百废待兴，新旧政权交迭之际的中南海也显露出破败的迹象。北平工务局长华南圭曾在一封信函中痛陈道，中南海“牲畜践踏、污秽不堪，于古物不无可惜”。
整顿治理就需要钱，为此，1931年5月，北平市政府又专门成立了“整理中南海公园临时委员会”，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公园创收。
新的赢利点很快被挖掘出来了。当时公园规定，普通市民可以乘交通工具入园，按“坐骑”的不同收费，脚踏车每辆收大洋一角，人力车大洋两角，汽车大洋五角。园内的商户也可以购买长期车辆通行证，收费更高一些。
由于中南海内空闲房屋较多，公园特向市民招租，房屋分为五等，租价每间六元至两元不等。于是，不到两个月，20余户租户前来中南海安了家，享受起过去皇室的待遇。
当时就读于大学的共产党员谢和赓和十几个同学合租在中南海流水音的一间大房内，每月租金五角。据他后来回忆，他那个时候经常在中南海的游艇上举行秘密会议，从事地下工作。
中南海内还可以钓鱼，每张钓鱼票售大洋一元，限一人当日使用。园内租户可以减半收费。
有趣的是，园内的水产也是由招租的商人进行养殖的。据整理中南海临时委员会的记载，当时园内欠租最多的商户，便是水产商人徐璋，但由于其水产已经种下，即将在夏秋之交收获，“此时中止其租权，不免难堪。”经园方研究，决定每年增加其租金两百元，“以恤商艰而示惩儆”。
利用这些增加的经费，园方一边清除园内蔓草秽土，修复设施，一边陆续收回了被其他机关占据的房屋。皇家园林逐渐焕发了昔日的光彩。
乐园的终章
“只有南海，她像是一个少女，还没有属于任何一人，她也没有沾染上任何人的习气，她才是自然的女儿。”
1929年，在《南海的艺术化》一文中，作家高长虹畅想未来的中南海将成为“艺术家们的乐园”。
一些文人墨客也在这里留下足迹。1932年3月2日，章太炎、钱玄同，黄侃等人乘坐一辆汽车来到中南海，先在瀛台小憩片刻，又去怀仁堂走了一遭。四点入园，六点返程，径直奔赴饭馆，惬意无比。
不过，中南海公园更像是普通人的乐园。除了在怀仁堂举办集体婚礼，这片拥有广袤水域的园林也在冬天开设冰场。据记载，1933年1月3日下午两点，南海冰场开幕，吸引了三千名游客入场。
1935年1月，“华北冰上运动会”在南海冰面上举行。当日虽然狂风大作，但观众仍然来了上千人，当东北代表队打着象征白山黑水的队旗入场时，观众的情绪为之起伏，“有东北沦亡，不知何时收复之感”。
1933年8月，中南海嘉禾轩修建了北平市第一个公共游泳池，并举行了第一次市民公开游泳赛，刚刚去职的北平市长周大文也携家人坐在观看席里，为场内加油助威。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中南海的各个角落，根据1938年的一份统计，当时园内中国住户共44户，日籍住户已经迅猛增至17户。日伪机关也开始大量进驻园内，包括当时的伪满洲国大使馆、最高法院华北分院等。
同时，中南海也成为各种宣传活动的会场，根据1941年的一份报告，为了参加第四届“兴亚纪念活动”，中南海于当年七月五、六、七日三天开放，免费游览。运动期间，各种入门券上均加盖“兴亚纪念”、“亲日”、“反共”字样，各门悬挂“剿共和平建国”及“兴亚纪念”大幅标语。
由此，中南海一度被淡化的政治色彩，也似乎重新浓重了起来。日本战败投降后，这里一度由李宗仁的北平行辕驻扎，1947年7月1日起，又在四个大门及重要地点划定警戒区域，设置了卫兵岗哨。
不过此时，普通人依旧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入园游玩，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便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解放前他还曾经来中南海滑过冰。北平市政府也热衷于在中南海筹办社会活动，于是，吴永增在报纸上看到了怀仁堂集体婚礼的广告，并报了名。
1948年6月，内战正酣，时局恶化，随着傅作义“华北剿总”的进驻，中南海公园才正式停止游览。
中南海的开放日
1949年末，在北京市总工会学习的吴永增去中南海开会时，发现当年自己结婚的怀仁堂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中间的那口井没了，换成了桌椅。”
当历史的车轮再次转动，中南海内风水流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进驻中南海。
据说，原本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决定，他对周恩来说，“我不搬，我不做皇帝！”但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再三劝说下，出于安全考虑，毛泽东最终搬入了菊香书屋，在此期间，中南海被整饬一新。
1950年，周恩来曾经对修筑中南海的工人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做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
但是，以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这个愿望显然还为时尚早。
画家盛熙珊回忆道，50年代他在中国青年艺术剧社工作时，曾经随团进中南海给领导人演戏。下了车，直接进场布景，演完了便上车离开，其他地方一概不许参观。
1957年，当年曾租住在流水音的谢和赓，在反右运动中因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被打为右派，后在“文革”中一度精神失常。
中南海的再一次开放，是在1980年5月，从这一时期开始，每逢重要节假日，中南海开始有组织地向各单位分配门票，接待群众游览，开放地点包括流水音、菊香书屋、颐年堂、静谷等。
学者丁东当时曾是参观中南海的游客之一，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不但观看了风景和文物，而且感受到执政者的自信和开明。”
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苏维民的回忆，中南海开放的决定，主要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做出的。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后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
一个月以后，胡耀邦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中南海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
从1980年到1989年，中南海一共开放了九年时间。如今，中南海能否再度开放，按照罗哲文的说法，主要将考虑安全的问题。
2007年底，吴永增夫妇委托北京电视台一档栏目牵线，与当年一同在怀仁堂参加婚礼的几对新人再度聚首，当年承办婚礼的婚庆公司，则再一次担任了庆典的操办工作。只不过，他们聚会的地点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怀仁堂，而是一家三星级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