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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说，20世纪中国的经济学著作只有两部：一部是他称之为大哥的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一部就是他自己的《佃农理论》，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一个世纪以来，那么多的经济学者的艰辛劳动和智慧与创造，都被他一笔勾销。
火或者熄火
张五常在内地的走红，多少跟他的狂傲有关。他的走红多半因为他有“卖点”，让内地经济学界的后生们“耳目一新”。他所以被狂热的崇拜者“围追堵截”，多半是因为他有一向谦逊、中庸的大陆学者所不具备的特质和“作秀”、造势的本事。在青年学子看来，他的表情、手势，他乱蓬蓬的银色卷发以及古铜色精瘦的面庞，几乎成为一种经典，以致他幽默的一笑，他汪洋恣睢的谈吐，不时赢得学子们一阵阵火暴的掌声。
作为教授，张五常比那些把一茬一茬的俊男靓女哄得神魂颠倒的歌星们、作家们深刻得多、厚重得多。“他站在一座由学问和思想堆垒起来的大山顶上”，人们只想目睹他、撞击他，这种好奇者一多，张五常火了，内地一向沉闷的经济学领域，火了。
大热内地后，张五常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夏业良说张五常有“五常”行为：一是常常夸大其辞，每次演讲都有“爆棚猛料”；二是常常炫耀自己曾与大师为伍，借名人名校抬高自己，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且自己之高见不是被他们所采用或默认，就是事实最终证明自己赢了；三是常常过于自信，凡自己之创见均为开天辟地之宏论，只可惜诺奖委员会有眼无珠；四是常常突出自己鹤立鸡群之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已经有三十年不读书，也从来不读他人的论文，并且书架上没有经济学书籍，只有书法绘画摄影一类的书籍；五是常常以自己的预测准确而自豪，动不动就说自己某年某月的预测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并且相当准确。
最佳或者最差
张五常经历独特，机遇奇佳，屡逢名师，曾师从阿尔奇安、赫希莱，并与科斯、弗里德曼、阿诺德、哈伯格等经济学巨匠亦师亦友。1966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五常，博士论文刚完成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通知，学校给了他一个博士后奖金。1967年秋天，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并在开学后几天就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拜访了经济学家科斯。过去张五常与科斯素未谋面。
他一到科斯的办公室就战战兢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史蒂芬·阿尔钦的学生，曾经花过三年的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张五常才打量科斯，只见科斯头发斑白，戴着眼睛，正在桌子前阅读。科斯听了张五常那样说，好奇地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呀？”张五常一时无言以对，不知从何说起，过了一阵子，勉强地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科斯立即站起来，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
从此，张五常和科斯成了好朋友。正如张五常所说的，尽管他与科斯没有师生之名，但倒有师生之实。1969年张五常到华盛顿大学任职时，经常会接到一些不相熟的经济学者的长途电话和来信，说科斯要他们来问张五常，关于科斯的某篇文章是怎么解释的。20世纪80年代张五常到了香港，一位教授路过香港，告诉张五常一个故事。科斯到他们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科斯直截了当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个人提问时，一位听众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科斯回答说：“只有张五常。”
被美国经济学大师如此看重的张五常在香港受挫，被评为“最差的教授”，对这个结果，他倒不以为意。每次上课，只要铃声一响，张五常进入教室，整个教室顿时会鸦雀无声。只见张五常往黑板前的椅子上一坐，把一双腿往讲台上一搁，就有声有色地讲起来。在课堂上，学生们或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讲，张五常思维快如闪电，稍不留意，其精妙之处就会失之交臂；或是会哄然大笑；或是激烈争论，谁有疑问随时可以举手与张教授讨论，而正是这样的讨论，又会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课堂气氛，张五常无论是开大课，还是开小课，每堂课都会爆满。香港大学有一个可以容纳350人的大教室，张五常在这个大教室开课已有多年，但是每次开课都有后来者席地而坐，对于学生迟到早退，他都“悉听尊便”。
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依书本讲授，只会限制自己思想的表达和灵感的迸发。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张五常教书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写一本教科书。因为，在他看来，书中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老师多说的，任何一个国际上有分量的教授从来不会依书而教的。而老师在上课时讲过的东西，学生必须在课堂内，尤其是在课堂外，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消化，这样学生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因此，张五常上课，重点在于给予学生思路，给予学生启发，教给学生的重点不是经济学的知识，而是如何利用经济学的推理、方法及假设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
获奖或者不获
1991年，张五常作为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那一年获经济学奖的科斯在领奖辞中说道：“关于这个经济理论的改变，我不敢说是个人的功绩。威康姆森·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以及他人的卓越贡献，是我的著作受重视的原因。”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说：“张五常是对交易费用理论有重要贡献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尤其重视商品或劳务多维度量成本，因为不完全度量导致了不完全的产权。”
张五常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的研究受到了很多圈内学者的肯定。夏威夷大学经济系教授罗塞马特评价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说：“张五常关于佃农的文字性理论的分析令人信服，是科斯式经济学一个绝好的范例……作为科斯定理的一种版本，张五常的命题是正确的，有着丰富的含义，一直是个重要的解释性工具。”张五常还曾经被选为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该职务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以外的经济学家。
前些年，经常有传闻说，张五常有可能获诺贝尔奖。
张五常猜想，之所以有那么多关于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谣言”，大概与他一本书的序言有关系。他的《佃农理论》重新修改时，帮他写序言的那个人曾经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里工作了17年，还曾经担任过主席。在那篇序言里，谈到新制度经济学，“如果你真的要把桂冠给一个人，我认为应该是张五常”。但张五常也客观地向学子们袒露了他自己的心声。他分析道，自己在经济学领域确实经历了近40年的耕耘，就如同在轮盘上下了一注，在基本能力上或许已经具备获奖条件，但由于轮盘太大，不知道会不会赌中。而且自己在三个方面确实没有做好，第一，自己很多好文章还是用中文所写；第二，在香港大学的20年间，一直没有带过博士生；第三，很多时候，得奖这种事还是需要“游说”的，但自己不愿做这种工作。
火或者熄火
张五常在内地的走红，多少跟他的狂傲有关。他的走红多半因为他有“卖点”，让内地经济学界的后生们“耳目一新”。他所以被狂热的崇拜者“围追堵截”，多半是因为他有一向谦逊、中庸的大陆学者所不具备的特质和“作秀”、造势的本事。在青年学子看来，他的表情、手势，他乱蓬蓬的银色卷发以及古铜色精瘦的面庞，几乎成为一种经典，以致他幽默的一笑，他汪洋恣睢的谈吐，不时赢得学子们一阵阵火暴的掌声。
作为教授，张五常比那些把一茬一茬的俊男靓女哄得神魂颠倒的歌星们、作家们深刻得多、厚重得多。“他站在一座由学问和思想堆垒起来的大山顶上”，人们只想目睹他、撞击他，这种好奇者一多，张五常火了，内地一向沉闷的经济学领域，火了。
大热内地后，张五常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夏业良说张五常有“五常”行为：一是常常夸大其辞，每次演讲都有“爆棚猛料”；二是常常炫耀自己曾与大师为伍，借名人名校抬高自己，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且自己之高见不是被他们所采用或默认，就是事实最终证明自己赢了；三是常常过于自信，凡自己之创见均为开天辟地之宏论，只可惜诺奖委员会有眼无珠；四是常常突出自己鹤立鸡群之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已经有三十年不读书，也从来不读他人的论文，并且书架上没有经济学书籍，只有书法绘画摄影一类的书籍；五是常常以自己的预测准确而自豪，动不动就说自己某年某月的预测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并且相当准确。
最佳或者最差
张五常经历独特，机遇奇佳，屡逢名师，曾师从阿尔奇安、赫希莱，并与科斯、弗里德曼、阿诺德、哈伯格等经济学巨匠亦师亦友。1966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五常，博士论文刚完成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通知，学校给了他一个博士后奖金。1967年秋天，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并在开学后几天就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拜访了经济学家科斯。过去张五常与科斯素未谋面。
他一到科斯的办公室就战战兢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史蒂芬·阿尔钦的学生，曾经花过三年的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张五常才打量科斯，只见科斯头发斑白，戴着眼睛，正在桌子前阅读。科斯听了张五常那样说，好奇地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呀？”张五常一时无言以对，不知从何说起，过了一阵子，勉强地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科斯立即站起来，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
从此，张五常和科斯成了好朋友。正如张五常所说的，尽管他与科斯没有师生之名，但倒有师生之实。1969年张五常到华盛顿大学任职时，经常会接到一些不相熟的经济学者的长途电话和来信，说科斯要他们来问张五常，关于科斯的某篇文章是怎么解释的。20世纪80年代张五常到了香港，一位教授路过香港，告诉张五常一个故事。科斯到他们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科斯直截了当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个人提问时，一位听众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科斯回答说：“只有张五常。”
被美国经济学大师如此看重的张五常在香港受挫，被评为“最差的教授”，对这个结果，他倒不以为意。每次上课，只要铃声一响，张五常进入教室，整个教室顿时会鸦雀无声。只见张五常往黑板前的椅子上一坐，把一双腿往讲台上一搁，就有声有色地讲起来。在课堂上，学生们或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讲，张五常思维快如闪电，稍不留意，其精妙之处就会失之交臂；或是会哄然大笑；或是激烈争论，谁有疑问随时可以举手与张教授讨论，而正是这样的讨论，又会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课堂气氛，张五常无论是开大课，还是开小课，每堂课都会爆满。香港大学有一个可以容纳350人的大教室，张五常在这个大教室开课已有多年，但是每次开课都有后来者席地而坐，对于学生迟到早退，他都“悉听尊便”。
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依书本讲授，只会限制自己思想的表达和灵感的迸发。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张五常教书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写一本教科书。因为，在他看来，书中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老师多说的，任何一个国际上有分量的教授从来不会依书而教的。而老师在上课时讲过的东西，学生必须在课堂内，尤其是在课堂外，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消化，这样学生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因此，张五常上课，重点在于给予学生思路，给予学生启发，教给学生的重点不是经济学的知识，而是如何利用经济学的推理、方法及假设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
获奖或者不获
1991年，张五常作为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那一年获经济学奖的科斯在领奖辞中说道：“关于这个经济理论的改变，我不敢说是个人的功绩。威康姆森·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以及他人的卓越贡献，是我的著作受重视的原因。”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说：“张五常是对交易费用理论有重要贡献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尤其重视商品或劳务多维度量成本，因为不完全度量导致了不完全的产权。”
张五常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的研究受到了很多圈内学者的肯定。夏威夷大学经济系教授罗塞马特评价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说：“张五常关于佃农的文字性理论的分析令人信服，是科斯式经济学一个绝好的范例……作为科斯定理的一种版本，张五常的命题是正确的，有着丰富的含义，一直是个重要的解释性工具。”张五常还曾经被选为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该职务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以外的经济学家。
前些年，经常有传闻说，张五常有可能获诺贝尔奖。
张五常猜想，之所以有那么多关于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谣言”，大概与他一本书的序言有关系。他的《佃农理论》重新修改时，帮他写序言的那个人曾经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里工作了17年，还曾经担任过主席。在那篇序言里，谈到新制度经济学，“如果你真的要把桂冠给一个人，我认为应该是张五常”。但张五常也客观地向学子们袒露了他自己的心声。他分析道，自己在经济学领域确实经历了近40年的耕耘，就如同在轮盘上下了一注，在基本能力上或许已经具备获奖条件，但由于轮盘太大，不知道会不会赌中。而且自己在三个方面确实没有做好，第一，自己很多好文章还是用中文所写；第二，在香港大学的20年间，一直没有带过博士生；第三，很多时候，得奖这种事还是需要“游说”的，但自己不愿做这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