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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口述史料与其他历史文献不一样的是，前期准备工作较长，一是划定历史时期，二是确定课题。选择口述人很讲究，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就某一阶段、某一课题寻找亲历者，对能找到的、有表达愿望的，进行口述调查记录。其中对距现实远一些的时期，由于相关人群已不多，那么不管是重要不重要的任务，旁观者还是亲历者，通通都要做口述记录。而对于距离现实比较近、相关人较多的情况，就要对人群进行筛选，选择有代表性的进行口述记录。另一种方法是，历史事件发生在某一地区，见证人也集中在该地区，可以通过当地媒体或发布广告来征集口述人。在口述采访中往往会不断发现新的人选确定为口述对象，这种人选的记忆往往更中性，其价值更大。
一、我国口述史研究中目前获得的主要成果有：
第一，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如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第二、立足文学的口述史。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入了口述史的方法，如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第三、自传体口述史。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 先后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书。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但以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传主娓娓道来，讲述他们亲历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第四、政要人物口述史。如当代中国研究所采制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鲁林等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等著作。口述者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弥补了国史或党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
第五、普通民众口述史。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 丛书等著作，著者多为历史学者，他们不仅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受过西方口述史学的影响，在我国大陆较早地开展了口述史的实践和研究。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这几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口述史学的规范，书中既写明了访谈时间、地点、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姓名，又以文献为向导，“文野互补” 并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往来书信、“大事年表” 等，因而它们获得了学界的较多赞誉。
关于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有三部分：这就是理解口述史、收集口述资料以及保存、研究口述史。
《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的作者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历史专业的高级讲师保尔?汤普逊，他除了主持伦敦国家生活故事集的工作外，还是《口述史》杂志的创编人，对于口述史料及口述史可谓有着长期的深入研究。在这本书中，汤普逊不仅仅讲述了口述史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意义，还详细的介绍了一些范例和具体的研究方法。
单有一个好的课题是远远不够的，访谈是成功的关键，首先是要通过阅读或其他方式来准备收集背景信息；访谈时要具备足够的耐心；要尽量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在提出问题时要避免使被访者被访谈者的思维方式影响。制作分类卡片、准备相应的文字稿对于系统管理磁带及其他访谈成果非常有效。
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尽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共同体中引出了历史。它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尤其使老人们逐渐获得了尊严和自信。在它的帮助下，各阶级之间、代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继而建立起了相互理解。而且，对于单个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来说，由于口述史具有意义共享的特点，所以它在地点和时间上为这些人提供了归属感。总之，它使人类变得更加充实，即历史传统所内在固有的权威判断发出了挑战。它为从根本上转变历史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手段。
但是，作为一种特定学术诉求下的社会信息传播行为，口述史也会面临着技术上的缺陷。从对象选择到文字转换，口述史的生产过程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因为个人喜好、对于创伤的自然规避，甚至是道德失范等方面的原因，那些口述者往往会选择人为地过滤、筛选和裁接信息，出现时空顺序前后颠倒，个人记忆与他人记忆混合等错乱行为，导致信息的传接复制过程中出现断裂和变异，这自然会造成口述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大大降低。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口述史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现有口述者大多都已经是年迈的花甲老人，通过他们的回忆，如何确保口述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如何开展对这些年迈口述者的保护工作，如何发现更多更有价值的口述者等等。
一、我国口述史研究中目前获得的主要成果有：
第一，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如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第二、立足文学的口述史。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入了口述史的方法，如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第三、自传体口述史。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 先后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书。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但以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传主娓娓道来，讲述他们亲历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第四、政要人物口述史。如当代中国研究所采制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鲁林等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等著作。口述者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弥补了国史或党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
第五、普通民众口述史。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 丛书等著作，著者多为历史学者，他们不仅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受过西方口述史学的影响，在我国大陆较早地开展了口述史的实践和研究。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这几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口述史学的规范，书中既写明了访谈时间、地点、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姓名，又以文献为向导，“文野互补” 并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往来书信、“大事年表” 等，因而它们获得了学界的较多赞誉。
关于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有三部分：这就是理解口述史、收集口述资料以及保存、研究口述史。
《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的作者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历史专业的高级讲师保尔?汤普逊，他除了主持伦敦国家生活故事集的工作外，还是《口述史》杂志的创编人，对于口述史料及口述史可谓有着长期的深入研究。在这本书中，汤普逊不仅仅讲述了口述史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意义，还详细的介绍了一些范例和具体的研究方法。
单有一个好的课题是远远不够的，访谈是成功的关键，首先是要通过阅读或其他方式来准备收集背景信息；访谈时要具备足够的耐心；要尽量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在提出问题时要避免使被访者被访谈者的思维方式影响。制作分类卡片、准备相应的文字稿对于系统管理磁带及其他访谈成果非常有效。
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尽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共同体中引出了历史。它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尤其使老人们逐渐获得了尊严和自信。在它的帮助下，各阶级之间、代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继而建立起了相互理解。而且，对于单个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来说，由于口述史具有意义共享的特点，所以它在地点和时间上为这些人提供了归属感。总之，它使人类变得更加充实，即历史传统所内在固有的权威判断发出了挑战。它为从根本上转变历史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手段。
但是，作为一种特定学术诉求下的社会信息传播行为，口述史也会面临着技术上的缺陷。从对象选择到文字转换，口述史的生产过程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因为个人喜好、对于创伤的自然规避，甚至是道德失范等方面的原因，那些口述者往往会选择人为地过滤、筛选和裁接信息，出现时空顺序前后颠倒，个人记忆与他人记忆混合等错乱行为，导致信息的传接复制过程中出现断裂和变异，这自然会造成口述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大大降低。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口述史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现有口述者大多都已经是年迈的花甲老人，通过他们的回忆，如何确保口述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如何开展对这些年迈口述者的保护工作，如何发现更多更有价值的口述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