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的沈从文女性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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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沈从文女性观既与鲁迅女性观存在着异同浅深之处,也同胡适女性观有着亲疏远近之趣。总体比较而言,沈从文则更多从人性论角度来观察和思考我国女性问题。其女性观既反映了封建习俗对乡下女子生命情欲的残酷扼杀,又揭示出现代都市女性的精神空虚;既主张女性思想解放和独立自主,又深受男权思想意识浸染而轻视女性人格,因而呈现出纷繁复杂而矛盾相交情形。但其从女性外表美发展而来、融自然美和生命美于一体的女性美观,却以其美爱相凝的生命美学特征而成为其女性观中的璀璨明珠而熠熠闪光。
  关键词:沈从文女性观;比较视域;鲁迅女性观;胡适女性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52-07
  收稿日期:20110111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访学课题“跨学科比较视域下的沈从文研究” 资助
  作者简介:石柏胜(1970-),男,安徽淮南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沈从文研究。
  Researcn on Shen Congwen’s feminine view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currently in comparison with LU Xun and HU Shi’s feminine views
   SHI Bai-sheng
  (1.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s, Huaibei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Huaibei, Anhui 23500,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s feminine view both has an affinity to Lu Xun’s and Hu Shi’s feminine view. Taken as a whole, Shen Congwen observes and ponders on the feminine issue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ature theory. Shen’s feminine view reflects feudalist conventions’ merciless strangling of the life and passion of the countryside women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emptiness of modern metropolis women. Besides, due to its advocation of women’s ideological liberation and independence, and despise against women’s personality out of his contamination of male chauvinism, it exhibits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intersective situation. However, his aesthetic of women’s beauty, developing from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integrating natural beauty and life beauty, sparkles like a radiant pearl with its beauty-love-blending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Shen Congwen’s feminine vi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u Xun’s feminine view; Hu Shi’s female view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女性倾向”、“女性情结”和“女性崇拜”的著名作家。他不仅给我们塑造了诸多优美女性形象,而且非常关注女性命运,多次发表对女性的看法和观点,因而具有鲜明而又复杂的女性观。新世纪以来,对沈从文女性观研究的论文不乏其篇,但大多局限于作家自身创作和思想现实,缺乏相对的比较视角和深广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实,探讨沈从文女性观,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和割裂其与鲁迅、胡适等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想先驱者女性观的密切关系。如果我们以比较视域的眼光来审视沈从文与鲁迅、胡适等人女性观的联系与区别,就会进一步把握沈从文女性观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从而促进沈从文女性观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二
  鲁迅是“五四”时期倡导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将和旗手。作为妇女解放思想的重要启蒙者,他不仅一直深切关注着我国广大妇女倍受压迫和摧残的悲惨命运,而且深刻思索着改变她们地位和命运的途径和方法。他眼光敏锐,思想深邃,深刻地揭露了我国几千年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给女性造成的卑贱地位和悲惨命运。他在《灯下漫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最下贱的一等叫做‘台’,‘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1]222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广大妇女沦为社会最底层,她们不仅在肉体上饱受侮辱,而且在精神上也倍受折磨。鲁迅的小说《祝福》就生动鲜明地给我们刻画了惨遭封建社会迫害和折磨的祥林嫂这一人所周知的典型悲剧妇女形象。通过祥林嫂形象,鲁迅不仅鲜明指出了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是残害女性的真敌元凶,而且对代表封建礼教、严酷束缚和禁锢女性身心自由的封建性道德进行了控诉和批判。鲁迅在杂文《我之节烈观》中集中深入地剖析了封建节烈文化对妇女的思想毒害和身心折磨,并有力戳穿了封建思想统治者愚弄女性的骗局和假象——他们在大力宣扬“节烈”以束缚妇女的同时,自己却娶妻纳妾、过着“一夫多妻”的荒淫生活。这就不仅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荒谬,还抨击了封建男权社会男女严重不平等的黑暗现实。他明确指出:“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2]614针对“女人下贱、淫乱,是万恶之源”的封建论调,鲁迅在《关于女人》中给以严厉的批驳和澄清:“各式各样的卖淫总是有女人份的,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哪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2]531这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女性沦为男性玩物的悲惨情形,而且深刻揭露了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鲁迅女性观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反映了女性的生存悲剧,指出其悲剧命运的根底,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女性解放途径的思考和探索。他的小说《伤逝》就是对女性解放路径的一种形象反映和探索反思。在鲁迅看来,女性要想获得人格独立和实现恋爱婚姻自由,首先就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敢于冲破封建制度的罗网,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伤逝》中的子君是勇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具有强烈个性的知识女性。但她在打破封建礼教、勇敢地与涓生同居后却又失去了奋斗的理想,耽于家庭的日常琐事之中,不能与涓生共同承担家庭的经济负担。于是在经济困难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打击下,两人被迫分手,子君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封建牢笼之中,并最终为封建势力所吞噬。通过子君的成功与失败,鲁迅形象阐明了女性的解放问题并不能仅凭教育和勇气就能简单解决的;女性要想获得彻底解放,还必须要推翻整个封建社会,废除一切阻挠女性解放的封建制度,并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和自主。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鲁迅对这一问题作了集中论述。他深刻指出:“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2]614可见,鲁迅不仅从文学上形象地反映,而且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我国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它对于我国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沈从文作为一位具有浓重女性情结的文学家,一直关注着我国妇女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相比较于鲁迅的女性观,沈从文也同样看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和封建礼教对女性身心的严酷残害。他在《巧秀与冬生》中就辛辣嘲讽和有力揭露了道貌岸然、心狠手辣的老族祖对巧秀娘的残酷迫害:“自己既为一族之长,又读过书,实有维持风化道德的责任。当然也并不讨厌那个青春康健光鲜鲜的肉体,讨厌的倒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肉体被外人享受。妒忌在心中燃烧,道德感益强迫虐狂益旺盛。”[3]421但是与鲁迅的革命思想观点不同,沈从文往往从人性论的角度去看待妇女的生存状况,因而他过多地看到了封建习俗对女性正常的爱情追求和性爱欲望的打压和毁灭。《凤凰》一文中就叙写了在当地封建势力和陈规陋习的迫害下,许多湘西女性在三种阶段的年龄中沦为蛊婆、女巫和落洞女子的悲惨命运。沈从文还特别地指出落洞女子的不幸,正在于封建道德和地方习惯对女子正常性行为的严厉束缚,并进而揭露了男权社会封建性道德的虚伪和残忍:“地方习惯是女子在性行为方面的极端压制,成为最高的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的形成,由于军人成为地方整个的统治者。军人因职务关系,必时常离开家庭外出,在外面取得对于妇女的经验,必使这种道德观增强,方能维持他的性的独占情绪与事实。”[4]398-399于是男人们就制造了极为恐怖的习俗力量,那就是男子若听到妇女有外遇,任何一个“毫无关系的旁人亦可把女子捉来光身游街,表示与众共弃。”[4]398-399在这里沈从文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湘西妇女的悲剧命运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对封建礼教和地方陋习迫害妇女的罪行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控诉。沈从文不仅反映了女性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悲剧命运,而且还抨击了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严重不合理的黑暗现实。因此,沈从文的女性观在两性问题上同鲁迅一样,也着重强调男女平等。他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经验和自己的观察体会明确指出:“男性在社会上有凡事独占情形,女子在社会上却近于附庸。”[5]155他认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男子拥有知识与财富”,“所以妇女问题从一个受过点普通教育,读了些小册子,年在二十岁左右的女子看来,也许要求的只是像男子一样得到知识、权力和地位。” [5]156不过,他认为要最终解决好男女平等问题,“第一点即认识男女不宜从对立方式作无结果的战争,却必需在合作趋势上建设生活的理想,女性能明白一个家对于母性本能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大,如何重要。……男性若明白有关男女问题殊不必对立争权,更不必在名词上纠纠缠缠,凭空说理,所努力的是如何来安排一个好好的家,在家的意义上,享乐感与责任感调和得恰到好处,使这个家恰如一个聪明鸟儿温暖的窠,适宜于发展母性鸟类孵卵育雏本能,而又不丧失现代女子所需要的自尊心,因此一来,妇女问题就简单多了。”[5]156沈从文拟从性别关爱的角度,把解决男女平等的问题最终落实于男女两性对经营家庭的的自觉性和责任心上,这种观点虽从男女性别和身心方面划分了其稳定家庭的角色和义务,反映了沈从文对解决男女平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但在当时封建礼教浓厚、阶级压迫深重的腐朽社会里,它注定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水中月和镜中花而已。此外,沈从文还强调把男女平等的重点放在人性的自由和性爱的权利方面。沈从文认为“在两性生活上,女子也有检选的权利。同时她还可以得到一些机会,补救她已成的错误。这些特权素来属于男子,为一个男子使用时,我们在习惯中从不惊讶。女子若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件东西,却以为自己也是一个人时,她的做人的证据,是看她能不能使用她自己这一项权利的” [5]332-333。基于这种女性观,沈从文反对男权社会视女子为传种接代的工具和玩物的封建思想,肯定了女性健康合理的人性情欲,张扬了女子对性爱自由的大胆追求。“爱你时有娼妓的放荡,不爱你时具命妇的庄严。”[6]113这正是沈从文笔下女子性爱平等和性爱自主的鲜明写照。与鲁迅侧重关注农村女性悲剧命运不同,沈从文还注意到了都市上流女性的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问题。他的小说《绅士的太太》就嘲讽和批判了上流社会中太太、姨娘们的精神萎靡、生活猥琐和道德堕落。此外,沈从文对现代女性自我价值观念的淡薄、思想感情的空虚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也是看得异常清晰,并给以辛辣讽刺和深刻批判:“她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不仅对‘国家’与‘人’并无多大兴趣,即她自己应当如何就活得更有生趣,她也从不曾思索过。”[7]5他还在作品《第四》中揭示了现代女子精神世界中的自私性、依赖性和矫揉造作、忸怩作态:“现代女子是只因为自己的利益的拥护,才像这样子很可笑的活到世界上的。她们哭泣,赌咒,欢喜穿柔软衣裳,擦粉,做怪样子,这些专属于一个戏子的技巧,妇女总不可缺少,都是为了男子的病态的防卫。”[8]138沈从文憎恶女子缺乏自尊自立的生命人格,对她们因依傍男性讨生活而表现出的虚伪给予强烈批判,他甚至认为一个妓女也“是比之于卖身于唯一男子的女人是伟大的。用着贞节或别的来装饰男子的体面,是只能证明女人的依傍男子为活,才牺牲热情眷恋名教的。”[9]283这既揭露了封建贞节的虚伪性,又对女性缺失自主性的自欺欺人行为作了严厉谴责。可见,无论是农村妇女的低贱和悲惨,还是城市女性的沦落与矫情,沈从文都予以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沈从文在反映农村传统女性不幸生活和批判城市现代女性精神空虚的同时,也清晰地看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与悲悯。与鲁迅女性观不同,他从人道主义出发,认为正是不合理的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的愚昧落后、自卑低贱和空虚堕落,所以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品性不端的男性。“我觉得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生长得体面的人不懂爱情。一个娼妓,一个船上的摇船娘,也是一样的能够为男子牺牲,为情欲奋斗,比起所谓大家闺秀一样贞静可爱的。倘若我们还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有向善倾向的。女人的坏处全是男子的责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称职,才使女子成为社会上诅咒的东西。”[8]134关于改变女性命运的问题,沈从文认为要改变妇女的卑贱命运,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出路就在于教育。这不仅要教育男性,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女性自身。他希望通过教育来使女子“单为作一个‘人’,用人的资格,好好处理她的头脑,运用到较高文化各方面去,放大她的生命与人格” [7]13。此外,沈从文还把妇女解放问题寄托在男女两性对“家庭”观念的共同认识上面,特别是主张男子要“对家多发生一点兴趣,多负分责任”,“且努力来安排一个家”,“学作一个模范丈夫,方可望女子乐其家室,达到女子的理想。”[5]152-153因此,他希望“妇女部中能容纳几个专家,将当前中国妇女问题,从与男子‘对立’趋势上,引导到与男子’合作’趋势上来。至少这种工作值得试验,尤其是就中层阶级男女,必须作种种设计,建设一些新的两性观,对抗封建观实在大有意义。”[5]157沈从文看到了妇女教育在女性思想解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把基于家庭观念认识上的男女合作当作解决妇女问题的“试验”,这虽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的一面;但他所提出的这种忽视阶级压迫环境和社会制度根源,单纯以教育手段和“男女合作”来解放妇女思想、改变妇女命运的途径与方法,在当时灾难深重和腐败污浊的社会环境里无疑是不切实际、难以奏效的,与鲁迅以推翻黑暗社会制度、实现经济独立来改变自身的命运的妇女解放思想相比,显然表现出了其思想观念上的薄弱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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