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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银元宝”，大家脑袋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个大体的样式，两边翅膀耸起，中间半圆高凸，四周光滑圆润，底部安稳平整。银元宝真的长这样吗？
长期以来，习惯思维禁锢了人们对银锭的认知。一提起银元宝，大家立刻就会想起年画中的模样，和蔼可亲的文武财神，憨态可掬的招财童子，当然更离不开金光闪闪的大元宝。或手里拿的，或几人抬的，或聚宝盆中满满堆放的，贴于门上、堂中、店铺，表达了人们对来年美好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其实，真正的银锭造型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像大家常见年画中的样式，唐朝时常见有圆饼形、长条形；至宋元时常见有平首束腰形、弧首束腰形；明朝时常见有船型；至清朝时，各个省份各种形状更是千姿百态，除翅宝造型外，还有方形、圆形、牌坊形等各种造型。另外银锭在铸造过程中，还要经历很多道程序，形成边侧的铸纹以及底部的蜂窝，真正的银锭表面并没有年画中的半圆凸起，而是在震荡过程中表面有轻微下凹，四周还有多层波纹，与大家所见样式相差很大。另外银锭经过时光的沉淀后，表面会形成一种浅黑色的白银包浆，紧紧的附着在银锭表面，有的甚至不见银色，不再有刚铸造时的宝光夺目。所以当人们见到这样的银元宝后，要么不识，要么质疑，难以接受。
尽管银锭经过历史长时间的积累，终究作为货币畅通无阻，但是银锭作为钱币的一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中早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从清朝流传下来的各类史书及生活笔记中，极少有提及银锭交易使用的详细过程及形式，大部分都是以价值的高低和数目的多少来形容。中国经济繁荣，是一个贸易大国，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因为货币发展里程的不同，所以对于中国白银的使用，感到非常的新鲜，当作一件趣事记载在各种见闻录中，尽管是随笔，但是却从侧面真实的反映了清朝时期银锭的交易使用情况。
公元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9月1日耶稣会传教士彭加德神父在致印度和中国传教巡区使神父的信（写于南京省崇明岛）中说：“商贸中使用的货币与全帝国通用的一样，既有放在手提小秤（戥子—笔者注）上称重量的各种形状的银块，也有以百或以千为单位穿在细绳上的铜钱。银子成色是不一样的，有九成银，也有最纯的十成银。甚至还能见到成色最低的八成银，这种银子是流行的，除非（支付时）增加分量，使其达到市面流通的银子的价值。
银锭的重量有的相当于我们2个埃居，有的则相当于6个、7个甚至50个埃居，另一些银锭的价值达法国250古斤的银价。这种银锭是用以支付大笔款项的。但零星使用时就很麻烦：必须把它放在火上加热，再用锤子敲扁，这样才能将其分割成小块，支付所需的银两。为此与购买相比，支付所需的时间总要长得多，也麻烦得多。他们承认，如果像欧洲那样拥有固定币值和规定重量的货币，那就方便多了。但是他们说若真是如此，他们各省中马上会冒出大批伪造或篡改货币的人，像现在这样根据购物所需的银两切割银锭，就不会有假币之虑了。”
英国人麦高温，公元1860年来华，先后在中国的南方上海、厦门传教，公元1909年时他在上海出版了《现代中国的人及其生活方式》一书，书中记录了当时中国银两的一些情况。如金钱与放债：
“中国各地流通的标准货币是银两，它相当于一盎司白银的重量。各种商业账册的记录和一切商业交易行为的履行都是以银两为记账单位的。除了银锭之外，还没有哪种货币能取代银两的作用。这种银锭有许多两重，便于人们出门时携带，在需要用钱时可到钱庄将其兑换成现款。钱庄遍及全国，银锭兑换起来也很方便。如果不想把整块银锭都换成现钱，人们也可以根据需要在银锭上切下一块，钱庄里的人会称出这块银子的重量，然后再付给相等价值的现钞。
人们平时在购买小商品的时候，是用不着以银两来作为支付手段的，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银子的模样。国家发行了铜币，这也是这个国家唯一认可的铸币。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流通货币是铜币。银两则被称为贵族货币，因为大宗买卖都是用银两来计算的，比如用于国家的税收、数额巨大的账目以及土地的买卖等等。在重大的政治交易中，涉及的金钱数额十分巨大，也只有银两才被作为双方认可的货币。”
通过以上所载部分关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对中国银锭的使用等所见所闻的记录，通过对比整理，从这些日常的生活笔记中，给我们提供了比较真实的反映银锭在清朝通行的方方面面。比如银锭的使用，在彭加德神父、耶稣会传教士在福建记载中都有提及。综合所述，使用银锭进行交易时，可以简单的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要辨认成色。其次要称重量。最后，称量结束，各取所需，完成交易。
既然银锭自古就是贵重金属，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尤其对于商人更是尤为重要，所以在外出携带时、柜台支付时等方面自然万千小心。明朝万历年间张应俞著作的《骗经》一书以单篇短小精悍的故事，描绘了明朝晚期形形色色的各类骗术，以告诫世人切勿贪小失大。其中一篇《杜骗新书·三类换银骗·成锭假银换真银》中提到了白银的计量名称“锭”，计量单位“两”，用途“买布”，成色“金花细丝”，估色“九一二成色”、“ 九四五倾”，称量“天平”，铸造工艺“风窠底”，包装“白绵纸”等，篇幅虽短，可谓五脏俱全。另外从交易的程序看，首先要确定交易价格，然后要看白银的成色，估色完成后，再用天平称量，最后将交易后的银两进行包裹，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步应该是看银锭的成色，银锭的成色不同价值也不同，成色高的银锭相应的价值就高，反之亦然。
虽然此书为一部骗术类的短篇小说集，也非正史集注，但是却从侧面反映出明代中晚期以后，记录人们在正常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基本上全部使用白银，至清朝时，白银作为货币使用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开始、兴盛、衰落、消亡的过程，银锭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战国时期的银贝、银布，到唐宋时期的银铤、再到明清时期的银锭，直至中华民国时期废除，伴随着中国历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演变，真实地反映了白银在各个时期货币结构中的职能作用，成为后人研究钱币史料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为中国钱币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变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期以来，习惯思维禁锢了人们对银锭的认知。一提起银元宝，大家立刻就会想起年画中的模样，和蔼可亲的文武财神，憨态可掬的招财童子，当然更离不开金光闪闪的大元宝。或手里拿的，或几人抬的，或聚宝盆中满满堆放的，贴于门上、堂中、店铺，表达了人们对来年美好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其实，真正的银锭造型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像大家常见年画中的样式，唐朝时常见有圆饼形、长条形；至宋元时常见有平首束腰形、弧首束腰形；明朝时常见有船型；至清朝时，各个省份各种形状更是千姿百态，除翅宝造型外，还有方形、圆形、牌坊形等各种造型。另外银锭在铸造过程中，还要经历很多道程序，形成边侧的铸纹以及底部的蜂窝，真正的银锭表面并没有年画中的半圆凸起，而是在震荡过程中表面有轻微下凹，四周还有多层波纹，与大家所见样式相差很大。另外银锭经过时光的沉淀后，表面会形成一种浅黑色的白银包浆，紧紧的附着在银锭表面，有的甚至不见银色，不再有刚铸造时的宝光夺目。所以当人们见到这样的银元宝后，要么不识，要么质疑，难以接受。
尽管银锭经过历史长时间的积累，终究作为货币畅通无阻，但是银锭作为钱币的一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中早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从清朝流传下来的各类史书及生活笔记中，极少有提及银锭交易使用的详细过程及形式，大部分都是以价值的高低和数目的多少来形容。中国经济繁荣，是一个贸易大国，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因为货币发展里程的不同，所以对于中国白银的使用，感到非常的新鲜，当作一件趣事记载在各种见闻录中，尽管是随笔，但是却从侧面真实的反映了清朝时期银锭的交易使用情况。
公元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9月1日耶稣会传教士彭加德神父在致印度和中国传教巡区使神父的信（写于南京省崇明岛）中说：“商贸中使用的货币与全帝国通用的一样，既有放在手提小秤（戥子—笔者注）上称重量的各种形状的银块，也有以百或以千为单位穿在细绳上的铜钱。银子成色是不一样的，有九成银，也有最纯的十成银。甚至还能见到成色最低的八成银，这种银子是流行的，除非（支付时）增加分量，使其达到市面流通的银子的价值。
银锭的重量有的相当于我们2个埃居，有的则相当于6个、7个甚至50个埃居，另一些银锭的价值达法国250古斤的银价。这种银锭是用以支付大笔款项的。但零星使用时就很麻烦：必须把它放在火上加热，再用锤子敲扁，这样才能将其分割成小块，支付所需的银两。为此与购买相比，支付所需的时间总要长得多，也麻烦得多。他们承认，如果像欧洲那样拥有固定币值和规定重量的货币，那就方便多了。但是他们说若真是如此，他们各省中马上会冒出大批伪造或篡改货币的人，像现在这样根据购物所需的银两切割银锭，就不会有假币之虑了。”
英国人麦高温，公元1860年来华，先后在中国的南方上海、厦门传教，公元1909年时他在上海出版了《现代中国的人及其生活方式》一书，书中记录了当时中国银两的一些情况。如金钱与放债：
“中国各地流通的标准货币是银两，它相当于一盎司白银的重量。各种商业账册的记录和一切商业交易行为的履行都是以银两为记账单位的。除了银锭之外，还没有哪种货币能取代银两的作用。这种银锭有许多两重，便于人们出门时携带，在需要用钱时可到钱庄将其兑换成现款。钱庄遍及全国，银锭兑换起来也很方便。如果不想把整块银锭都换成现钱，人们也可以根据需要在银锭上切下一块，钱庄里的人会称出这块银子的重量，然后再付给相等价值的现钞。
人们平时在购买小商品的时候，是用不着以银两来作为支付手段的，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银子的模样。国家发行了铜币，这也是这个国家唯一认可的铸币。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流通货币是铜币。银两则被称为贵族货币，因为大宗买卖都是用银两来计算的，比如用于国家的税收、数额巨大的账目以及土地的买卖等等。在重大的政治交易中，涉及的金钱数额十分巨大，也只有银两才被作为双方认可的货币。”
通过以上所载部分关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对中国银锭的使用等所见所闻的记录，通过对比整理，从这些日常的生活笔记中，给我们提供了比较真实的反映银锭在清朝通行的方方面面。比如银锭的使用，在彭加德神父、耶稣会传教士在福建记载中都有提及。综合所述，使用银锭进行交易时，可以简单的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要辨认成色。其次要称重量。最后，称量结束，各取所需，完成交易。
既然银锭自古就是贵重金属，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尤其对于商人更是尤为重要，所以在外出携带时、柜台支付时等方面自然万千小心。明朝万历年间张应俞著作的《骗经》一书以单篇短小精悍的故事，描绘了明朝晚期形形色色的各类骗术，以告诫世人切勿贪小失大。其中一篇《杜骗新书·三类换银骗·成锭假银换真银》中提到了白银的计量名称“锭”，计量单位“两”，用途“买布”，成色“金花细丝”，估色“九一二成色”、“ 九四五倾”，称量“天平”，铸造工艺“风窠底”，包装“白绵纸”等，篇幅虽短，可谓五脏俱全。另外从交易的程序看，首先要确定交易价格，然后要看白银的成色，估色完成后，再用天平称量，最后将交易后的银两进行包裹，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步应该是看银锭的成色，银锭的成色不同价值也不同，成色高的银锭相应的价值就高，反之亦然。
虽然此书为一部骗术类的短篇小说集，也非正史集注，但是却从侧面反映出明代中晚期以后，记录人们在正常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基本上全部使用白银，至清朝时，白银作为货币使用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开始、兴盛、衰落、消亡的过程，银锭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战国时期的银贝、银布，到唐宋时期的银铤、再到明清时期的银锭，直至中华民国时期废除，伴随着中国历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演变，真实地反映了白银在各个时期货币结构中的职能作用，成为后人研究钱币史料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为中国钱币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变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