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從弟弟出生后，母亲就变得格外忙碌。父亲照例只管生意上的大事，家中小事一概不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酱油瓶倒在眼前也只会动口使唤人来扶。母亲每天洗衣做饭操持家务，招呼往来客户和工人，还要照顾弟弟，忙中出乱，发生了一些事故。
　　一次，她新买了件昂贵的粉色绸缎套裙，闪耀出珍珠般的优美光泽。见到它的第一眼我就幻想出自己长大后穿着它的画面，可母亲第一次穿出去买菜，裙子就报废了，因为抱在怀里的弟弟拉大便了，黄色的婴儿粪便糊在粉色缎子上。赶回家时污渍早已干结，用尽办法也没洗掉。
　　又一次是父亲把当时正流行的高压锅买回家，街坊邻居都说这种锅炖肉好，骨头都能压烂。母亲为了试验，买了只鸡，加上配菜调好味道，放在炉子上。因为太忙的缘故，也没看说明书，等高压锅的排气孔扑扑冒气传来浓烈肉香时，母亲看了看时间，说可以起锅了，就直接打开了锅盖。高压锅带着鸡肉、鸡汤砰的一声巨响，锅盖冲向天花板。我和母亲惊呆了，直到锅盖咕噜噜滚到脚边才回过神来。高压锅炸上天的那幅画面如电影慢镜头般，至今仍清晰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任何一部大片都无法匹敌的。
　　实在忙不开的时候，母亲便委托中午放学回来的我做饭。但那会儿我也就8岁多，对于用多少调料完全没有概念，于是，炒出来的每盘菜都咸得无法下咽。
　　对家中生活水准的极速下降，父亲有了深刻体会，对于到点儿了没饭吃以及饭菜不好吃，他表示不能接受。为了缓解人力资源的匮乏，他决定请个保姆。彼时小镇上也有请保姆的人家，但比较少，那些家里不是开砖瓦厂的，就是子女在城里有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对于上学前还在秧田里捡田螺的我来说，这个决定的冲击力太大了，就像喜儿刚有了一截儿红头绳，立马又能穿上小姐的裙袄一样。我一边为自家的经济状况担忧，一边又隐隐激动。

二

　　父亲发了话，母亲就立刻请了介绍人到家里来。她请的是个我不认识的中年女人，据说交际面甚广，镇上找对象、请帮工、找保姆都是请她来穿针引线。女人先是将母亲和我家房子好一通夸赞奉承，然后问母亲有什么要求。母亲说年龄不要大，乡下很多人四五十岁就把自己当作老年人，学不进新东西，家里有液化气、高压锅和各种电器，怕闹出事故。女人说年龄大的好找，年轻人愿意做保姆的自然少。她说会留心去问，让母亲等消息。
　　过了几天，傍晚放学回家，我发现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
　　“这是杨灵，你喊姐姐就是。”母亲指着家里新来的人说道。
　　我明白这就是新来的保姆了。可是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她是个瘦小的姑娘，看上去似乎比我大不了太多，穿着一件手工做的白衬衫，已经有些发黄，下面是一条黑裤子，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底的黄泥在门口的垫子上蹭干净了，可墨绿色鞋帮上的泥渍却泄露出她是从土路跋涉而来的秘密。见我看她，她朝我局促一笑，转身钻进厨房，粗黑的大辫子在我眼前一晃而过。
　　父亲很快回家。开饭了，她虽坐在饭桌上，却不肯伸筷子夹菜。父亲也被她的瘦小模样惊了一下，却也没计较：“保姆的工作到底不需要太多体力。她只要安心在家里做就好，她离结婚还要好几年呢，那时弟弟已经长大了，也不用再请人了。”母亲见她拘束，给她夹了些菜。她第一个吃完，羞怯地躲去厨房烧水，等我们都吃完，她端着碗盘就着热水洗碗刷锅，麻利得很。母亲对她的勤快很满意，安排她住在一楼的厢房，自此她就正式在我家做工了。
　　吃过晚饭，大家在客厅看电视，杨灵收拾完厨房钻进自己的房间。她的话总是很少，幽灵般出没于家中，眼睛里看到活儿就干，没活儿干就进房间，要是来了客人更是躲得远远的。
　　她虽然不爱说话，我却总爱找她。不管在父亲这边还是母亲那边，我都是同辈中的第一个小孩，从小我只有弟弟妹妹，从来没有过哥哥姐姐。家里突然来了个姐姐，最高兴的人就是我。一进她的厢房，我就四处打量，除了大床的枕头旁边多了个小包，房间里基本没有变化。那个小包里装的应该是她的换洗衣服。
　　杨灵看到我，先是一笑，然后问我是不是要吃苹果—家里的水果都放在厢房。我愣了一下，说不吃苹果，就是来找她玩的。我们就坐在床边聊天，讲看过的电视剧，讲自己用红薯茎撕的项链、手链。她的声音细细的，灯光下抬起头来，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她有着乡下姑娘常见的黧黑的皮肤，有个尖尖的下巴，眼睛很黑，长相端庄。她长得不比我的同学阿媛差，皮肤再白点儿，换一身衣服完全可以上台表演。我喊她姐姐。她吃吃地笑，说我怎么长得这么小，明明小学四年级了，却比她弟弟高不了多少。我原本以为她是孤儿或没有家的孩子，没想到她竟然有父母、弟弟，大吃一惊。
　　我问母亲杨灵为什么来当保姆。母亲其实也不太清楚，只说是她家里条件不大好。介绍人说她家很近，就在距离小镇5公里的一个村上，家里种地，似乎还有个后母。有个后母，这就能理解了。我对杨灵很是同情。我还在为两块钱的塑料珠项链、5毛钱的辣条变着花样找父母要零花钱的时候，杨灵却要孤身到另一个家庭靠做活儿赚钱养家。这是不公平的。

三

　　我俩的关系越来越好。每天吃完晚饭，我就钻进厢房里和杨灵聊天，什么话题都能聊起来，每天都凑在一起却还是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几乎成了连体婴。没多久，我向母亲申请，晚上要和杨灵一起睡。母亲很爽快地答应了。
　　缩短物理距离是能拉近心灵距离的。有些话，非要睡在同一张床上才适合倾吐。母亲怕我们着凉，要我们一人睡一头儿，等关门熄灯，我们马上就把枕头搬到一起，头挨着头，肩挨着肩。我给她讲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男生、最臭美的女生；她给我讲前一个夏天和要好的朋友去钓鱼、钓龙虾的经历。我们都喜欢在溪边的草地上散步，都喜欢养花花草草。我问她：“不上学好玩吗？”之前我最羡慕母亲，因为她不用上学，可以在家自由地看电视。杨灵在黑暗中沉默良久，才说：“不好玩，上学比打工好，学校里什么都好。”我问她之前上到几年级了。她说刚念初二，第一学期还没上完。 　　说到初中，我来了兴趣。周末我总是去镇上的中学玩，在水泥台子上打乒乓球，玩单双杠，我和阿媛曾无数次躺在栀子树下的草坪上畅想自己的初中生活。她也来了兴趣。她给我讲初中的宿舍和食堂，讲新开的科目。“我还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呢！”她幽幽说道，“我的数学成绩很好的，期末考试，还排进班上前十名呢。”数学课代表，多么高深的词语，我的数学成绩不怎么好，立刻对她肃然起敬。她在我心里从一个可怜的小保姆形象迅速蜕变为被耽搁的才女。“你应该去继续上学！”我斩钉截铁地说。“可是我爸爸要我出来挣钱。”她喃喃道。“你成绩这么好，肯定能上大学的。上了大学，可以做更好的工作。你想当一辈子保姆吗？”我问。她犹豫了。“我要是你，肯定回去读书。”“可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你先跑回去再说，使劲磨，使劲闹，他们总会同意的。”我给她出主意。“这样行吗？”她底气不足地问。“你总要试一试吧！”

四

　　母亲对杨灵的态度是复杂的。她干活做事是没话说的，眼里有活儿，做事麻利；可是她太瘦小了，使唤起来总让人心虚，有些话就不好说出来。母亲做饭，遵循健康标准，油少，盐少，饭菜多用水煮；杨灵呢，有着做体力活儿家庭的膳食习惯，做菜油多、味道重，能干煸绝不清炒，倒是很合我的胃口，但母亲吃着就有些上火。杨灵刚来时，母亲就交代过，但杨灵说这已经是她克制后的结果。母亲再叮嘱，她眼圈就红了。“要再少放油，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她沮喪道。“你来的时间还短，慢慢就好了。”母亲说。
　　杨灵洗衣服洗得很干净，连弟弟结了油壳的牛仔裤都刷得清清爽爽，可她洗衣服不分盆，所有衣服全部泡在大红盆里一起洗。母亲不好意思，把内衣拣出来自己洗，只让她洗外衣。床单、被套这样的大件儿，她也是手洗。劝她用洗衣机，她说反正没事，一起洗了算了，省电。可是手拧的被套要几天才能干，晾在院子里活像吊腊肉，蜘蛛、苍蝇之类的小动物日日造访。显然，她不是个专业保姆，但她勤劳踏实，有很大成长空间。
　　对于她的不足，母亲有信心和她磨合好。于是，母亲手把手教她做饭，教她如何用洗衣机的甩干桶，吃饭时督促她盛饭，说她还在长个儿，一定要吃饱。可是这样的磨合很快就作罢。在我和杨灵深夜长谈后的那个月末，她向母亲提出了辞职。母亲很吃惊，问是在家里住的不满意吗，她红着脸摇头；又问，是对工资不满意吗，她满脸通红地开口，说想回去读书。“读书？那是好事。”母亲说，“行，我把工资开给你。但你得等等，等介绍人来了，说清楚后，让她送你回家。你要是从我家走了没回家，到时候你家里是要找我要人的。”
　　杨灵回去的时候和她来的时候一样，还是白衬衫黑裤子，脑后束一条大辫子，手里拎着小布包。唯一不同的是，她的头是抬起来的，脸上还有微微笑意。“我走了。等我上学了，星期五放学我来找你，我上下学都要从你家门口过的。”她对我说。初中是寄宿制，周五下午放学，周日下午上学。“好。”我小声对她说，“你一定要坚持。”“知道的。”她笑了，“你也要好好学习。”
　　她跟在介绍人后面，很快就走出门前的国道。等到人走远了，母亲问：“她是怎么想到回去读书的？”我只好承认是受自己撺掇的。“你这个人，就是嘴巴多事！”母亲说道，“好不容易找了个人，又被你搅黄了。”“她本来就该读书。”我不服气。“该不该你说了不算，她家里说的才算。”母亲转身进屋。
　　“她一定会去读书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她是数学课代表呢，又不是成绩差跟不上，说不定将来能考个好大学呢！初中学费一年也要不了几个钱，她能说服她父母的……”我这样日日想夜夜念，期盼着有天傍晚她能背着书包走进我家大门，笑着跟我聊学校的新生活。然而，她再也没出现。从秋到冬，从冬到夏，我再也没见过她的身影，再也没听过关于她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