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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美晚报》是美商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中文外报，在“孤岛”时期凭借着其外报的身份，拒绝日伪的新闻检查，并发表声明坚持新闻自由。在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新闻自由的概念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随着西学东渐之潮流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外报所坚守的新闻自由传统，也影响了中国的新闻界人士，尤其是在“孤岛”时期，面对着民国政府、日本当局、日伪分子层层的新闻检查，进行了艰辛的博弈。在这期间《大美晚报》利用其特殊的身份以及租界的特殊地位，更是坚守新闻自由的理想，即使报馆被袭，报人被暗杀，仍然坚持出版发行报纸，在铺满鲜血的道路上，谱写了一篇为新闻自由而奋斗的华章，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关键词：新闻自由；孤岛时期；《大美晚报》及其报人
中图分类号：G2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1-0033-02
一、引 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租界被日军包围成为一座“孤岛”，日军通过公共租界的工部局通知各华人报馆必须向日伪新闻检查所送检，否则不准出版。《申报》等采取严正立场而宣告停刊，《大美晚报》发行人史带则发表《责任声明启事》，拒绝接受检查。
在“孤岛”时期，《大美晚报》凭借美商报纸身份，不仅使日伪无法控制，刊载新闻，传递讯息，引导舆论，彼时颇受上海市民的欢迎，而且在中国近现代报业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孤岛”时期与日伪的新闻审查进行着锲而不舍的博弈，引领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
二、“新闻自由”概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在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新闻自由的概念不是自发产生，它跟中国近代报业一样，是随着西学东渐之潮流传入中国的舶来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的概念是从西方先后舶来的，而不是前者舶来以后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孕育成为了后者[1]，新闻自由最早是源于西方的言论、出版自由。
世界上最早提出“出版自由”口号的是英国的政论家弥尔顿，1644年在他向国会发表的演说《论出版自由》中，抨击英国对印刷业实行许可证制度的《出版管制法》。
1789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而彼时的中国，仍然处在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下，人们的脑海中也丝毫没有这种“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
直到1833年，随着《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刊登《新闻纸略论》一文，首次将近代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传入中国。1899年言论自由的概念由梁启超明确提出。而新闻自由的概念，则迟至1944年美国发起信息自由运动，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国际条约来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当时大公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并介绍了新闻自由的内涵“所谓新闻自由，不外以下三事约，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受授及发表自由”。此后，新闻自由概念和思想才真正传入中国，并且引起了广泛影响[1]。
三、新闻自由的斗士——《大美晚报》
《大美晚报》是1933年1月16日美商在上海租界所办的一份中文报纸，在创刊号上，就明确指出该报办报宗旨乃是以迅捷敏快的方法，谋中外消息之沟通，采访务求准确，记述务求公正，不作任何个人之工具，不为一党一系而宣传。新闻报道比较客观公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积极报道抗日救亡活动，不断揭露和挞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正是由于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对日本侵略战争的鞭挞，使得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对其施加压力，《大美晚报》为能够自由的出版报刊、发表言论，也与各方势力进行斡旋、博弈。
（一）与国民政府的博弈
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出版法》，企图剥夺先进文化的出版自由、扼杀进步舆论。为此国民党在各省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对报刊等进行严格审查，凡有不利于它的文字一律不准发表，使数百种报刊等遭到查处，报纸上则常常出现“开天窗”的怪现象。
《大美晚报》没有“开天窗”，相反，在《记者座谈》副刊上，不断大声疾呼，要求新闻界团结起来争取新闻自由。发刊之初专门组织座谈“怎样获得言论自由”。1935年国民政府通过新出版法，连载两期《修正出版法平议》，指出中国新闻事业所受的束缚，关键不在成文法律的紧与宽，适用和不适用, 而在法律能不能实行，是不是束缚新闻事业。
《记者座谈》编辑恽逸群以及萨空满等71位记者联名发表《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2]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表明我们是以新闻事业为职业的记者，深知我们的责任是要做民众的耳目、民众的喉舌，提出反对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呼吁要复兴民族，恢复国权，必须实行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二）与日本、租界当局的博弈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入日军之手，日军强行接收国民党中宣部设在公共租界的新闻检查机构，随后又通过工部局通知各华人报馆必须送检，否则不准出版。在日本侵略者和租界当局双重压迫下，许多中文报纸毅然宣布停刊。
日军占领上海，威胁了英美国家在华的利益，促使美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日本侵略者企图控制上海舆论界的野心，更激起了以新闻自由为办报理念的美国报人的强烈不满。1937年12月16日，史带发表责任声明，称《大美晚报》由向美国政府注册的POST MERCURY CO 公司印刷发行，该报“服鹰报纸言论自由之精义，敢作无谓及切实之评论，及登载不参成见纯重事实之新闻”,宣称“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之检查”[,3]。
“史带声明”连续两天见诸报端，而日本当局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制裁，史带平安无事，报纸销量激增。这给孤岛上各报刊以重要的启示，它们纷纷效仿，以英美商人等为掩护进行办报，于是在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出现了“洋旗报”的繁荣发展时期。最先挂“洋旗”成功办报的是《每日译报》，曾被迫停刊的《申报》请美国人阿乐满为该报负责人，重新发行。至1939年4月，上海租界内“洋旗报”达17种之多，其他还有20多种期刊[4]。
四、为“自由”而牺牲的《大美晚报》报人
但是，租界内的政治局势日趋紧张，租界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下，对中文报刊进行检查，甚至勒令停刊。更为恐怖的是日伪政府收买了一批汉奸流氓，以暴力手段袭击报馆或暗杀报人。虽然《大美晚报》立场坚定地声明本报为美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坚持新闻自由，拒不受检，经常发表激进的言论，被日本侵略者以及汪伪政府视为眼中钉。于是汪伪76号特工总部就对《大美晚报》报馆进行了袭击，排字房、编辑室被砸得一片狼藉。
经过这样的侵袭，《大美晚报》并没有屈服，而是在报纸上对汪伪份子大加挞伐。其副刊《夜光》就曾发表一首脍炙人口的“改汪精卫诗”：“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做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讽刺当年的爱国志士，现已沦落为无耻的卖国贼。诗下面还有《夜光》编辑朱惺公署名的杂文“绝妙好诗”。
于是朱惺公成为《大美晚报》编辑中因言获罪的第一人，1939年6月他接到汪伪76号的恐吓信：如若再有“反汪”文章，即派员执行“死刑”。朱惺公毫不畏惧，随即发表了《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公开答复说“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日伪对朱惺公恐吓不成，8月30日将其暗杀，年仅39岁。
朱惺公的牺牲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慨，《大美晚报》也抓住这个事件，对汪伪集团发起更猛烈的攻势。从号外、评论到遇难特辑、纪念专刊这一系列的言论讨伐，却没有制止日伪份子对《大美晚报》的迫害。汪精卫公开通缉张似旭等83名租界内爱国人士，张似旭不愿逃走，最终被暗杀。张似旭的牺牲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上海报界大篇幅的报道；香港报界一致痛悼；工部局要求截止暗杀行为；对于这些纷扰事件，美国亦开始重视起来。
此外，汪伪份子不顾舆论，将《大美晚报》程振章、李骏英暗杀，后来又将本报发行人史带、编辑高尔德等列入外国记者黑名单，驱逐出境。至此，《大美晚报》在恐怖分子的袭击下，不仅报馆多次被损坏，报人更是为自由发表言论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可谓不壮烈。
1941年12月，《大美晚报》最终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完全占领“孤岛”而陨殁，但是它的八年抗战，也向中国新闻界宣扬了美国追求新闻自由的传统，为国人树立了争取言论自由的榜样，在检查制度面前艰辛博弈，凭借着外报的特殊身份优势以及租界的特殊地域优势，为新闻理想而冒死前进，最终在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书写了最壮丽的一章。
参考文献：
[1] Pengcheng Lu.Concept of Freedom of Speech, Press,and Information In Modem China[J].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Jul,2010(6).
[2] 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副刊第71期,1935-12-26.
[3] 史带.责任声明[N].大美晚报,1937-12-16.
[4] 贾树枚等.上海新闻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关键词：新闻自由；孤岛时期；《大美晚报》及其报人
中图分类号：G2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1-0033-02
一、引 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租界被日军包围成为一座“孤岛”，日军通过公共租界的工部局通知各华人报馆必须向日伪新闻检查所送检，否则不准出版。《申报》等采取严正立场而宣告停刊，《大美晚报》发行人史带则发表《责任声明启事》，拒绝接受检查。
在“孤岛”时期，《大美晚报》凭借美商报纸身份，不仅使日伪无法控制，刊载新闻，传递讯息，引导舆论，彼时颇受上海市民的欢迎，而且在中国近现代报业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孤岛”时期与日伪的新闻审查进行着锲而不舍的博弈，引领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
二、“新闻自由”概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在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新闻自由的概念不是自发产生，它跟中国近代报业一样，是随着西学东渐之潮流传入中国的舶来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的概念是从西方先后舶来的，而不是前者舶来以后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孕育成为了后者[1]，新闻自由最早是源于西方的言论、出版自由。
世界上最早提出“出版自由”口号的是英国的政论家弥尔顿，1644年在他向国会发表的演说《论出版自由》中，抨击英国对印刷业实行许可证制度的《出版管制法》。
1789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而彼时的中国，仍然处在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下，人们的脑海中也丝毫没有这种“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
直到1833年，随着《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刊登《新闻纸略论》一文，首次将近代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传入中国。1899年言论自由的概念由梁启超明确提出。而新闻自由的概念，则迟至1944年美国发起信息自由运动，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国际条约来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当时大公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并介绍了新闻自由的内涵“所谓新闻自由，不外以下三事约，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受授及发表自由”。此后，新闻自由概念和思想才真正传入中国，并且引起了广泛影响[1]。
三、新闻自由的斗士——《大美晚报》
《大美晚报》是1933年1月16日美商在上海租界所办的一份中文报纸，在创刊号上，就明确指出该报办报宗旨乃是以迅捷敏快的方法，谋中外消息之沟通，采访务求准确，记述务求公正，不作任何个人之工具，不为一党一系而宣传。新闻报道比较客观公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积极报道抗日救亡活动，不断揭露和挞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正是由于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对日本侵略战争的鞭挞，使得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对其施加压力，《大美晚报》为能够自由的出版报刊、发表言论，也与各方势力进行斡旋、博弈。
（一）与国民政府的博弈
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出版法》，企图剥夺先进文化的出版自由、扼杀进步舆论。为此国民党在各省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对报刊等进行严格审查，凡有不利于它的文字一律不准发表，使数百种报刊等遭到查处，报纸上则常常出现“开天窗”的怪现象。
《大美晚报》没有“开天窗”，相反，在《记者座谈》副刊上，不断大声疾呼，要求新闻界团结起来争取新闻自由。发刊之初专门组织座谈“怎样获得言论自由”。1935年国民政府通过新出版法，连载两期《修正出版法平议》，指出中国新闻事业所受的束缚，关键不在成文法律的紧与宽，适用和不适用, 而在法律能不能实行，是不是束缚新闻事业。
《记者座谈》编辑恽逸群以及萨空满等71位记者联名发表《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2]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表明我们是以新闻事业为职业的记者，深知我们的责任是要做民众的耳目、民众的喉舌，提出反对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呼吁要复兴民族，恢复国权，必须实行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二）与日本、租界当局的博弈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入日军之手，日军强行接收国民党中宣部设在公共租界的新闻检查机构，随后又通过工部局通知各华人报馆必须送检，否则不准出版。在日本侵略者和租界当局双重压迫下，许多中文报纸毅然宣布停刊。
日军占领上海，威胁了英美国家在华的利益，促使美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日本侵略者企图控制上海舆论界的野心，更激起了以新闻自由为办报理念的美国报人的强烈不满。1937年12月16日，史带发表责任声明，称《大美晚报》由向美国政府注册的POST MERCURY CO 公司印刷发行，该报“服鹰报纸言论自由之精义，敢作无谓及切实之评论，及登载不参成见纯重事实之新闻”,宣称“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之检查”[,3]。
“史带声明”连续两天见诸报端，而日本当局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制裁，史带平安无事，报纸销量激增。这给孤岛上各报刊以重要的启示，它们纷纷效仿，以英美商人等为掩护进行办报，于是在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出现了“洋旗报”的繁荣发展时期。最先挂“洋旗”成功办报的是《每日译报》，曾被迫停刊的《申报》请美国人阿乐满为该报负责人，重新发行。至1939年4月，上海租界内“洋旗报”达17种之多，其他还有20多种期刊[4]。
四、为“自由”而牺牲的《大美晚报》报人
但是，租界内的政治局势日趋紧张，租界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下，对中文报刊进行检查，甚至勒令停刊。更为恐怖的是日伪政府收买了一批汉奸流氓，以暴力手段袭击报馆或暗杀报人。虽然《大美晚报》立场坚定地声明本报为美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坚持新闻自由，拒不受检，经常发表激进的言论，被日本侵略者以及汪伪政府视为眼中钉。于是汪伪76号特工总部就对《大美晚报》报馆进行了袭击，排字房、编辑室被砸得一片狼藉。
经过这样的侵袭，《大美晚报》并没有屈服，而是在报纸上对汪伪份子大加挞伐。其副刊《夜光》就曾发表一首脍炙人口的“改汪精卫诗”：“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做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讽刺当年的爱国志士，现已沦落为无耻的卖国贼。诗下面还有《夜光》编辑朱惺公署名的杂文“绝妙好诗”。
于是朱惺公成为《大美晚报》编辑中因言获罪的第一人，1939年6月他接到汪伪76号的恐吓信：如若再有“反汪”文章，即派员执行“死刑”。朱惺公毫不畏惧，随即发表了《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公开答复说“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日伪对朱惺公恐吓不成，8月30日将其暗杀，年仅39岁。
朱惺公的牺牲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慨，《大美晚报》也抓住这个事件，对汪伪集团发起更猛烈的攻势。从号外、评论到遇难特辑、纪念专刊这一系列的言论讨伐，却没有制止日伪份子对《大美晚报》的迫害。汪精卫公开通缉张似旭等83名租界内爱国人士，张似旭不愿逃走，最终被暗杀。张似旭的牺牲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上海报界大篇幅的报道；香港报界一致痛悼；工部局要求截止暗杀行为；对于这些纷扰事件，美国亦开始重视起来。
此外，汪伪份子不顾舆论，将《大美晚报》程振章、李骏英暗杀，后来又将本报发行人史带、编辑高尔德等列入外国记者黑名单，驱逐出境。至此，《大美晚报》在恐怖分子的袭击下，不仅报馆多次被损坏，报人更是为自由发表言论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可谓不壮烈。
1941年12月，《大美晚报》最终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完全占领“孤岛”而陨殁，但是它的八年抗战，也向中国新闻界宣扬了美国追求新闻自由的传统，为国人树立了争取言论自由的榜样，在检查制度面前艰辛博弈，凭借着外报的特殊身份优势以及租界的特殊地域优势，为新闻理想而冒死前进，最终在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书写了最壮丽的一章。
参考文献：
[1] Pengcheng Lu.Concept of Freedom of Speech, Press,and Information In Modem China[J].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Jul,2010(6).
[2] 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副刊第71期,1935-12-26.
[3] 史带.责任声明[N].大美晚报,1937-12-16.
[4] 贾树枚等.上海新闻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