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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跟人一样有因缘，有命运，该长成短篇或中篇或长篇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喜欢伊斯兰文化中的“前定”。
生活不是文学的土壤，生命才是土壤，一颗外来的种子落人生命。犹如精子进入子宫。
《好人难做》缘于我小时候的记忆，那时我大概十二三岁。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我们村一个残疾小伙子娶了一个疯姑娘为妻，这个疯女人常袒露身体，到处乱跑，她的瘸腿丈夫耐心地照料她。我问母亲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母亲告诉我她在娘家做下丑事，只能远嫁我们村的瘸子。我再追问母亲就不说了。好奇心让我的耳朵变得格外敏感，从村里人的议论中我还听到了如下内容：她在娘家与人相恋，有了身孕，那个男人不肯娶她，她又不忍出卖心上人，娘家人为此蒙羞不断拷问，打掉了胎儿，女子就疯掉了，就嫁到了我们村。
这就是我认识到的最初的人性之恶和生活的残酷。那时我刚刚开始大量的课外阅读，我自己掏钱买到《呼兰河传》，记得是茅盾的序以及最后几页对老祖父对故乡的痛苦而凄凉的回忆打动了我，一个乡村少年一分两分攢好久才能攒五六毛钱，记得《呼兰河传》0，59元。
我走出书店到城外黄土高原的大沟里读这本书，读到小团圆媳妇的惨死，读到冯歪嘴子，冯歪嘴子就像我们村那个瘸腿小伙子。瘸腿原来是个帅小伙子，还会电工活，一次工伤成为残废。后来我上了大学，每次回家都能看见瘸腿小伙子和他的疯妻子，生活得很艰难。
再后来我大学毕业，远走新疆，有了家，我给妻子讲了这个难以忘怀的故事，我问妻子：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不说出那个无耻的负心汉？妻子的回答再次让我吃惊：“那是女人的耻辱，女人死也不会说出自己的耻辱。”我几乎是大叫：“你们女人太蠢，这是变相保护流氓。”妻子像看小孩一样看着我，我后半句话没说出来：“怪不得流氓活得不累，频频得手。”
妻子的话还是让我琢磨了好多年。后来读库切的《耻》我一下子就读懂了库切的真实含义。那个诱骗女学生的教授，他女儿的举动近于基督也近于佛。大学时常常会碰到那些恋爱高手，他们追逐漂亮女生，每次胜利后还要在男生宿舍详细描述猎物身体上的隐秘特征。可以想象当那女生出现在众男生面前时女生诧异男生们的眼神何以如此邪恶怪诞？
我很幸运大学毕业踏入社会时来到西域大漠，这里还保持着闻一多赞美《诗经》时所说的“歌唱的年代”，即人类古老朴素的抒情传统。维吾尔人的歌舞，哈萨克人蒙古人的民歌，中心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简直就是情歌的海洋，包括悲惨的爱情，自有一股健康的青春的气息。
1995年冬天，我们全家迁回陕西，我又见到了那个瘸腿叔叔和他的疯妻子，他们的孩子都十几岁了。生活艰难但有希望，我长长松口气。
1996年春天我带学生实习，写了《奔马》，那个司机的老婆生下一个巨大的婴儿，就是我见到的瘸腿叔叔两个孩子引发的冲动。在我意识里，从来不画地为牢，分什么新疆陕西，我又不是记者写新闻报道。我以为这是故事的结束。
2004年冬天我们一家又迁居西安，回老家过春节时，母亲告诉我瘸腿叔叔的疯妻子死了，母亲的原话是：“解脱了。”我再也不惊讶了，只有一种无法排解的隐痛。
西安离我的老家180公里，2008年我在西安南郊大雁塔下开始写《好人难做》，写得很顺，但毕竟是第一次大规模写陕西写故乡。我对长篇充满敬畏，每部长篇完成后我都要切下一小块让读者品尝，如果尝试失败我就没必要让整部长篇丢人献丑，先伸一根手指或一只手，再亮出整个身子。《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生命树》都是这个过程。《好人难做》先伸出三根手指，分别是三个人物相连的小短篇《诊所》《好人难寻》《疯娃吹喇叭》，发表后被《小说月报》转载被收入各种选本，我就有勇气拿出全部的《好人难做》给《当代》，发表于2011年3期。
读者肯定会看出来《好人难寻》是美国南方女作家奥康纳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读于1982年大二，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小说100篇》收入《好人难寻》，这是我的阅读生活中一个巨大的黑暗，完全不同于中学时读《呼兰河传》《梅里美小说选》《史记选》，大学时读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略萨以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们都无法跟这个短命的女作家相比，关键在于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你无法寻其艺术踪迹，其他那些大师你都能找到其玄关所在，奥康纳让人如人深渊。早年的阅读中有三个女作家让我无限敬仰：中国的萧红、美国的奥康纳、日本的樋口一叶，也都是一篇作品《呼兰河传》《好人难寻》《青梅竹马》，让人难以记忘怀。
1986年秋天初到新疆，我买到上海译文刚出版的奥康纳小说集《公园深处》，也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完整的奥康纳小说集，后来又买到花城社的奥康纳长篇《慧血》，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相比之下还是那篇《好人难寻》最好。已经有许多中国作家向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们致敬了，我应该向奥康纳致敬，给我的新长篇取名《好人难做》，一字之差。
《父与子》应该是我小说创作的处女作，发表于1985年春天兰州的《金城》杂志，算是给屠格涅夫卡夫卡一个交代，这两个作家好把握，卡夫卡父子关系极度紧张，屠格涅夫代表作为《父与子》，用当时时髦的意识流手法写出短篇《父与子》，写陕西农村的。后来在新疆写了有关陕西的中篇《红原》《刺玫》等。另一个埋藏心底的愿望：西部文学大气厚重庄严，不苟言笑，其实西部尤其是大西北还有另一面，西北人很幽默，维吾尔人有阿凡提，汉族尤其陕西关中的农民有千千万万个阿凡提，悲壮苍凉中常常有令人捧腹大笑笑中含泪的果戈理式的民间艺术，《好人难做》有愤怒也有笑声。
生活不是文学的土壤，生命才是土壤，一颗外来的种子落人生命。犹如精子进入子宫。
《好人难做》缘于我小时候的记忆，那时我大概十二三岁。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我们村一个残疾小伙子娶了一个疯姑娘为妻，这个疯女人常袒露身体，到处乱跑，她的瘸腿丈夫耐心地照料她。我问母亲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母亲告诉我她在娘家做下丑事，只能远嫁我们村的瘸子。我再追问母亲就不说了。好奇心让我的耳朵变得格外敏感，从村里人的议论中我还听到了如下内容：她在娘家与人相恋，有了身孕，那个男人不肯娶她，她又不忍出卖心上人，娘家人为此蒙羞不断拷问，打掉了胎儿，女子就疯掉了，就嫁到了我们村。
这就是我认识到的最初的人性之恶和生活的残酷。那时我刚刚开始大量的课外阅读，我自己掏钱买到《呼兰河传》，记得是茅盾的序以及最后几页对老祖父对故乡的痛苦而凄凉的回忆打动了我，一个乡村少年一分两分攢好久才能攒五六毛钱，记得《呼兰河传》0，59元。
我走出书店到城外黄土高原的大沟里读这本书，读到小团圆媳妇的惨死，读到冯歪嘴子，冯歪嘴子就像我们村那个瘸腿小伙子。瘸腿原来是个帅小伙子，还会电工活，一次工伤成为残废。后来我上了大学，每次回家都能看见瘸腿小伙子和他的疯妻子，生活得很艰难。
再后来我大学毕业，远走新疆，有了家，我给妻子讲了这个难以忘怀的故事，我问妻子：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不说出那个无耻的负心汉？妻子的回答再次让我吃惊：“那是女人的耻辱，女人死也不会说出自己的耻辱。”我几乎是大叫：“你们女人太蠢，这是变相保护流氓。”妻子像看小孩一样看着我，我后半句话没说出来：“怪不得流氓活得不累，频频得手。”
妻子的话还是让我琢磨了好多年。后来读库切的《耻》我一下子就读懂了库切的真实含义。那个诱骗女学生的教授，他女儿的举动近于基督也近于佛。大学时常常会碰到那些恋爱高手，他们追逐漂亮女生，每次胜利后还要在男生宿舍详细描述猎物身体上的隐秘特征。可以想象当那女生出现在众男生面前时女生诧异男生们的眼神何以如此邪恶怪诞？
我很幸运大学毕业踏入社会时来到西域大漠，这里还保持着闻一多赞美《诗经》时所说的“歌唱的年代”，即人类古老朴素的抒情传统。维吾尔人的歌舞，哈萨克人蒙古人的民歌，中心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简直就是情歌的海洋，包括悲惨的爱情，自有一股健康的青春的气息。
1995年冬天，我们全家迁回陕西，我又见到了那个瘸腿叔叔和他的疯妻子，他们的孩子都十几岁了。生活艰难但有希望，我长长松口气。
1996年春天我带学生实习，写了《奔马》，那个司机的老婆生下一个巨大的婴儿，就是我见到的瘸腿叔叔两个孩子引发的冲动。在我意识里，从来不画地为牢，分什么新疆陕西，我又不是记者写新闻报道。我以为这是故事的结束。
2004年冬天我们一家又迁居西安，回老家过春节时，母亲告诉我瘸腿叔叔的疯妻子死了，母亲的原话是：“解脱了。”我再也不惊讶了，只有一种无法排解的隐痛。
西安离我的老家180公里，2008年我在西安南郊大雁塔下开始写《好人难做》，写得很顺，但毕竟是第一次大规模写陕西写故乡。我对长篇充满敬畏，每部长篇完成后我都要切下一小块让读者品尝，如果尝试失败我就没必要让整部长篇丢人献丑，先伸一根手指或一只手，再亮出整个身子。《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生命树》都是这个过程。《好人难做》先伸出三根手指，分别是三个人物相连的小短篇《诊所》《好人难寻》《疯娃吹喇叭》，发表后被《小说月报》转载被收入各种选本，我就有勇气拿出全部的《好人难做》给《当代》，发表于2011年3期。
读者肯定会看出来《好人难寻》是美国南方女作家奥康纳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读于1982年大二，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小说100篇》收入《好人难寻》，这是我的阅读生活中一个巨大的黑暗，完全不同于中学时读《呼兰河传》《梅里美小说选》《史记选》，大学时读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略萨以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们都无法跟这个短命的女作家相比，关键在于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你无法寻其艺术踪迹，其他那些大师你都能找到其玄关所在，奥康纳让人如人深渊。早年的阅读中有三个女作家让我无限敬仰：中国的萧红、美国的奥康纳、日本的樋口一叶，也都是一篇作品《呼兰河传》《好人难寻》《青梅竹马》，让人难以记忘怀。
1986年秋天初到新疆，我买到上海译文刚出版的奥康纳小说集《公园深处》，也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完整的奥康纳小说集，后来又买到花城社的奥康纳长篇《慧血》，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相比之下还是那篇《好人难寻》最好。已经有许多中国作家向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们致敬了，我应该向奥康纳致敬，给我的新长篇取名《好人难做》，一字之差。
《父与子》应该是我小说创作的处女作，发表于1985年春天兰州的《金城》杂志，算是给屠格涅夫卡夫卡一个交代，这两个作家好把握，卡夫卡父子关系极度紧张，屠格涅夫代表作为《父与子》，用当时时髦的意识流手法写出短篇《父与子》，写陕西农村的。后来在新疆写了有关陕西的中篇《红原》《刺玫》等。另一个埋藏心底的愿望：西部文学大气厚重庄严，不苟言笑，其实西部尤其是大西北还有另一面，西北人很幽默，维吾尔人有阿凡提，汉族尤其陕西关中的农民有千千万万个阿凡提，悲壮苍凉中常常有令人捧腹大笑笑中含泪的果戈理式的民间艺术，《好人难做》有愤怒也有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