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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简述了社会环境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以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期的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为例，阐述了政治经济环境、教育方针政策、政治运动事件对学校早期文化形成的影响路径和机理，为理解这一时期新建院校大学文化形成中的社会环境影响提供了参考样本。
〔关键词〕 大学文化；外部因素；社会环境；北京钢铁学院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041-11
大学发展的历程总是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研究教育思想的演进时提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
型[1]（231）。”因此，大学文化与大学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在“政治挂帅”、“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建设”的社会环境中，党和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教育、科研、生产的方针政策，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为钢院的大学文化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重点讨论社会环境对大学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社会环境与大学文化
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各国大学的历史演进、办学体制、管理与发展模式，一般是与其政治—经济体制相一致或适应的。清华大学蓝劲松教授认为，政治—经济体制采取集权制的国家，其教育体制多采取集权制，如法国、俄罗斯、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等，国立大学在大学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反之，政治—经济体制采取分权制的国家，其教育体制多采取分权制，如美国、英国等，私立大学在大学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2]（67）。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一直实行彻底的分散管理，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当局实际上都不参与管理。美国高校在20世纪初阐述了三大原则，即著名的“三A原则”：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和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根据“三A原则”，教授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人有言论自由；大学有权利从学术角度出发，决定谁教书、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等问题；大学教授们的自由以校园和学术界为界，对外严守中立，不过问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这种彻底的分散管理，从制度上保证了“三A原则”能落到实处。
相比欧美大学，中国大学受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依照刘生全的观点，中国大学向来有着异常浓厚的“官学”传统。非现代意义上的、本身即为“官学”的传统“大学”暂且不论，从北洋西学学堂、京师大学堂，到“文革”结束前的中国高校，莫不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功能，而其他职能则被摆在了次要位置。与此同时，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重整体轻个体、重思辨轻实证等特征，这一点导致了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不发达，缺少以创新为精髓的科学精神。二十世纪中国大学的文化建设有两个高峰：一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二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为国难当头民族文化的支柱[3]（80）。然而，它们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均昙花一现。在平常时期，超越的大学文化几乎难以生存。蔡元培曾尝试建立独立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大学制度，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彻底摆脱官本位对于学术超越性的扼制，以失败告终。
二、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
社会环境考察
（一）政治经济环境
1952-1966年，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政治挂帅”，强调意识形态，强调社会主义，强调党的领导。教育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具有政治性与工具性，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二）“计划经济”，强调高度集中，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行政指令对教育的影响巨大。（三）优先发展重工业，甚至强调“以钢为纲”，这一点对于钢院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1. 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是指在政治与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把政治摆在统帅地位。这个原则是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为了防止各项工作走偏方向而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这个原则，对各项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在民族积贫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唯有依靠高强度的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然而，随着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这个原则被不断歪曲成“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与各项工作对立起来，搞“空头政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恶果。这一时期，不仅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制约了知识传承的连续性，而且知识的独立性品格和政治的依附性要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政治的高度集中管理之间的矛盾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2. 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如果不实施计划经济，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迅速恢复和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是很难想象的。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这种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了，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被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也造成了大学等教育文化事业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成为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
3. 工业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根据当时的工业经济水平和国际政治形势，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国内落后的重工业发展状况有过一段精辟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米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重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冶金行业和机械行业[4]（212）。在冶金方面，早期改扩建的工程主要有鞍山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重庆、太原等钢铁企业，新建的主要有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等综合性钢铁基地。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用十五年时间工业生产赶上并超过英国的目标。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来加速经济建设的思路，并在“大跃进”中采取了群众性大炼钢铁的办法，使各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钢铁企业”，并演变成一场造成巨大损失的政治运动。1964年，为了落实中央的三线建设，筹建了攀枝花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据统计，1965年中国的钢产量为1223万吨，约占世界的第七位[5]（688）。总之，优先发展重工业是1952-1966年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战略，而钢铁工业是这一时期工业化建设的重点。机械系62届校友吴焕荣教授说：“在这一背景下，钢院教师和学生的骄子心态超过了所有的单科性学院，由此大大提高了对学校的认同度，形成了特殊的凝聚力和特殊的心理情感。” （二）教育方针政策
1952-1966年，党和国家召开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科研、生产的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中对高校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一是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和“向科学进军”；二是1958年的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教育革命”；三是1961年的贯彻《高教六十条》。
1. 知识分子会议和“向科学进军”
1956年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奋斗。于是，“向科学进军”的浪潮迅速在全国兴起。这次会议，一方面传达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使得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另一方面向知识分子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动员令，令知识分子干劲大增。
2.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党和国家确定的教育方针有三个。第一个是1949年《共同纲领》中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第二个是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三个是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6]（1-5）。”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个教育方针。这一教育方针指导下的“教劳结合，服务政治”是影响最为深入的教育理念，体现着国家政治意志、巩固党的政权、服务经济生产的统一。这一方针的核心是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动员令，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在教育界则掀起了“教育革命”的热潮。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7]（229）。”接着，高等教育改革不断呈现出以政治动员、政治批判、群众运动为特色的“革命模式”，导致了教育政治化的不断加速。
3. 贯彻《高教六十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因实行“大跃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得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1961年，中央及时提出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进行了政策调整。同年9月，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全国高校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努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进行整顿。由于曾经一度安排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过多，为了弥补学生缺课及由此对教学秩序的影响，高校普遍采取了“填平补齐”的办法对各班级缺少的课程进行补课；修订教学计划，强调以教学为主，贯彻“少而精”原则，更新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纠正以往社会运动、活动过多而忽视教学的偏差，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遗憾的是，不久又转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中。
（三）政治运动情况
1952-1966年，中国涉及科技文化教育战线的政治运动主要包括：“肃反”运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思想清理运动，共六次。其中，对学校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运动包括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和“反右倾”。
1.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钢院党委书记高芸生在谈学校“整风”与“争鸣”时指出：“尽情地‘鸣’大胆地‘放’，揭露学校内部矛盾、拆去党内外间的墙，边鸣、边整、边改造。[8]”随后，全校师生员工响应党的号召，向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批评、建议，同时，也有少数人发表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错误言论。但总的来看，党内外许多同志的发言都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学校在教学、管理、科研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改进学校工作富有建设性的意义，应该说是迈出了学校民主进程的重要一步。《北京钢院》自第57期起，陆续刊登了学校各方面人士在整风运动中的发言。遗憾的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当时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反右派”斗争引向了错误方向，导致费孝通、丁玲、潘光旦、钱伟长、艾青等一大批学术大家被打成“右派”。在钢院，以刘景芳、刘宝智、赵锡霖三位教授（简称“二刘一赵”）为代表的374名干部、教师和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其中8名党员，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2. “反右倾”斗争
1959年7-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同志的一封信，从“纠左”逆转为“反右”，并带来了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在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中，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罪名”是他们有党员称号，受到党内外信任，比那些党外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以钢院采矿系为例，在“反右倾”斗争中，李宝祥、马英芳两位党员教师被错误批判并开除党籍，系秘书高武勋因为“得不偿失论”被错误批判。据高澜庆教授回忆，所谓“得不偿失论”，讲的是这样一件事：1958年高澜庆、高武勋在密云参加“大炼钢铁”期间担任矿山技术组成员，总指挥是北京市领导刘仁，5万名学生参加热火朝天的大会战，条件非常艰苦，大家住在窝棚中，毛巾在屋里都结了冰，每天下午四点爆破结束后，他们就到农民的地里转悠，看到花生、红薯都烂在地里，因为农民都忙着“大炼钢铁”，造成庄稼也顾不上收获了，高武勋为此说过“得不偿失”，因此在“反右倾”中被批判。 三、社会环境对大学文化的影响
（一）体制与隶属
1. 隶属关系：部门办学、计划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环境下，国家建立起了高度集中、条块分割、部门办学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的价值观。钢院等一大批钢铁行业类高校因此成为冶金部管理的大学。
冶金部属于国家行政部门，行政化很强，往往采取管理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大学。因此，钢院在这一时期与冶金部的关系不太和谐，高芸生院长对冶金部的一些做法不太认同。其中原因，樊源兴等校友认为：（一）冶金部有的干部官架子大，有的干部作风生硬、主观，存在对学校“瞎指挥”的情况，甚至有的处长会来到学校“吆五喝六”；（二）高院长级别高，以前又在钢铁公司工作，对钢铁行业比较了解，因此对冶金部的一些做法不太认同，汇报得也不太够。“文革”刚开始，冶金部就派工作组到钢院对高芸生院长撤职督办，成为北京高校第一位被撤职的校领导，可能与冶金部个别同志对高芸生院长嫉恨有关。学校与冶金部的微妙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冶金部撤消。钢院认为冶金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老爷作风”，冶金部认为钢院常以“老大自居”。这种“官气”与“傲气”的冲突反映出工业管理部门与高等学校、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学校文化与官场文化、学术文化与权威文化之间的冲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钢院干部对北京市委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市委干部工作深入，作风朴实，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比较重视。因此，长期以来，学校在寻求冶金部的资源支持上受到限制，而在党建和政治工作方面经常得到北京市委的表扬，前者给学校的发展积累带来不利影响，后者则激励着钢院成为北京高校党建工作的一面旗帜。
2. 领导体制：党政合一、党委治校
“政治挂帅”使钢院建立起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这一体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领导以党政交叉任职为主；二是学校职能部门领导除一人外全部是中共党员。如表1所示，1952-1966年，任职1年以上的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共9人，全部为中共党员。其中，5人（魏景昌、杜若牧、高芸生、刘少华、李文）既担任党内职务又担任行政政务，2人（林楠、马纪民）只担任党内职务，1人（张文奇）只担任行政职务。自1956年学校党委成立至1966年，高芸生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1952-1966年担任学校党政职能部门、群团组织的科级以上干部中，只有教务长魏寿昆教授1人不是中共党员。数学教研组主任刘景芳教授曾指出[9]：钢院是个新成立的学校，是“党”政合一型的学校，党委是党和行政的真正领导者，三位院长、一位副教务长、总务长、教务处长、人事处长、以及许多科长都是党员。……党员在校决定一切一切，管理一切一切，教学听党委指示，所以是党政合一型的。北科大校史记载：从1958年开始，党委统管学校各项工作，党委、总支、支部三级都对行政实行领导，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10]（517）。
这一时期，由于错误地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学校各级领导职务尽可能由党员担任，而教授多为留学归来的学者，党员很少，因此往往没有机会参与学校事务的决策。刘景芳教授曾谈到[11]：在钢院工作，教授只有响应号召，赶任务，谁也没有参加过“讨论计划，规定方针”的大事，学校如同工厂，教师如同“教仆”。……在钢院，人人都觉得，党委行政干部高于一切，是他们在那儿发号施令，如何如何办学校，老教授并无“参加设计，决定方针”的任何权利。因此，“党委领导”在当时的钢院其实是“党委治校”、“党员治校”。炼铁教研组杨永宜在1957年6月3日的《北京钢院》撰文《我对钢院今后工作的几点意见》[12]指出：“钢院党组织过去的错误是有意无意地认为或形成了：党领导就是党包办（或干预）一切，依靠党等于一切依靠党员，实质上这是违背马列主义的。”
（二）教学与科研
1. “向科学进军”推动了科研工作的开展
为了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钢院师生喊出了“加紧学习，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在1956年推出了一系列“向科学进军”的举措，主要包括：2月5-9日召开了第一次科学研究和教学方法讨论会，53项课题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到会讲话；自2月16日起，各系、教研室根据高等教育十二年规划草案的精神，纷纷修订了本单位的发展规划，强调了科学研究和师资培养；4月3日，学生科学研究协会筹委会成立，当时有50多个学生科研小组；5月19-22日召开学生第一次科学研究报告会，43篇科研报告在会上交流讨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到会讲话；为了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科研科从教务处独立出来，并扩编为科研部。柯俊教授的“关于钢中奥氏体在中温转变的机理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这是学校第一项获得国家奖的科研成果，鼓舞了全校师生热情；《北京钢院》发表了“向科学进军”系列文章，包括章守华教授的《对于向科学进军的体会》、刘之祥教授的《学生是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等文章。这些工作，既是对前几年科学研究工作的总结，又是对今后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划；既是对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动员，又是对学生参加科研工作的发动；既成立组织教师科研的科研部，又成立组织学生科研的学生科协，对于学校科研风气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1956年是学校的“科研年”。
其中，1956年2月9日，钢院第一次科研及教学方法讨论会闭幕，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学校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思想。现将刊登在1956年2月11日出刊的《北京钢院》（第21期）上的决议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 本次科学研究及教学方法讨论会的召开是必要的。建议今后每年召开一次。但应将科学研究及教学方法讨论会分别召开，以便集中力量使讨论更加深入。 2. 每个教师有责任进行科学研究及教学法研究工作；教研组有责任积极组织和领导学生科学研究小组的工作。
3. 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充分发挥集体力量。只有教研组内与各教研组之间以及学校与厂矿及科学研究机构之间充分合作，才能进行重大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取得良好效果。
4. 全院各级领导必须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检查；教研组必须尽早定出科学研究的具体计划，必须充分发挥有经验教师的指导作用。
5. 必须加强学院与科学研究机构、兄弟学校及有关厂矿的联系与合作，交流科学研究经验及资料文献。
6. 必须从速建立院内的中心实验室，健全修理和安装机构并配备科学研究工作所需的试验员及熟练技工。
7. 必须充实图书的科学资料，改善编目分类及供应工作。
8. 请求领导机构从速组织力量，创办全国性的钢铁技术杂志和钢铁译著。
9. 大会请求高教部转有关部门，加速试制各种高温度试验设备、真空设备、测仪表及各种纯金属等研究工作所必须的设备。
10. 建议有关工业部门及厂矿企业，考虑采用或推广会议讨论的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各种研究成果。
11. 为了推广科研成果，建议将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报告印成专集。
12. 大会认为各分组会讨论会的决议是适当的，可作为大会决议的附件。
2. “教育革命”促进了科研风气的形成
1958年，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全国教育系统开展了教育革命。钢院从贯彻这一教育方针出发，对教学计划、内容、方法和学制等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了校办工厂发展，以及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校内实习基地建设。钢院的“教育革命”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教育探索，尽管现在看来不少做法值得商榷，甚至有的做法是违反教育规律的，但是总体来说，这种革命的精神值得肯定，其中的诸多探索富有创造性，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依然很有启发。
在教育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被名家权威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这一点对学校的科研工作影响很大。许协和撰写的《机械工程学院志》中曾分析了1958年机械系的科研工
作[13]（102-103）：
1958年是机械系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契机。当时，国内政治气候的主流是：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赶英超美”。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1958年总体上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造成了此后三年“困难时期”。但是，总体上的错误并不能、也不应该对某些具体事物产生的积极影响加以全盘否定，就是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机械系当时年轻教师，正是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精神鼓舞下，投身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并对以后几十年发生积极影响。
以机械系为例，徐宝升教授1958年开始研究连铸机，1960年研究和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弧形连铸机，使中国当时的连铸技术世界领先，这一成果要比国外早两年多。孙一康教授1958年组织教研室研制出能测试轧机力能参数的“电阻应变仪”，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这个新仪器为提高全国轧钢产量质量立了大功。陈先霖教授1958年开始研究模拟电子计算机，成为中国较早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的专家之一。胡正寰教授1958年开始研究斜轧钢球。当时，胡正寰毕业还不到两年，受当时形势的鼓舞，仅仅根据原苏联1957年初的一本书《机械制造中的横轧》的简单介绍，便向党委提出，要研究轧制钢球新工艺，并以此作为国庆献礼。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在国庆前轧出钢球，并向党献了礼。从此，胡正寰教授几十年如一日沿着这个科研方向深入探索，成为中国轴类零件轧制技术主要开创人，相关技术1995年被列入全国十大典型推广成果，截止2000年在全国23个省市推广80多条生产线。机械系1958年在“教育革命”中开展的这四项研究后来都取得重大成果，甚至到今天依然是机械工程学院和自动化学院最重要的科研方向。
3. “教育革命”强化了学校的实践教育
在“教育革命”过程中，学校深入学习贯彻毛泽东主席《矛盾论》和《实践论》思想，把生产劳动纳入教学计划，提出“一参三改三结合”的指导方针，探索了“现场教学”、“真刀真枪做结业”等一系列实践教育的做法，对学校注重实践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正如李静波教授所说：“经过教育革命大辩论，师生们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意识，加强了与生产实践的结合，突破了苏联教育的框架，新专业的成立、教学计划的制定反映了中国的特色。广大教师参加生产实践，理论结合实际，受到了锻炼，为建立“崇尚实践”的校风奠定了基础。”当然，在“教育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学校在具体做法上过多强调生产劳动，以经验技术的传授代替学科理论的系统学习，影响到课堂教学的合理安排和正常进行。
（三）人才与师资
1. “左”的思想限制了一批优秀教师的才能发挥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批优秀教师因“政治原因”影响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譬如，魏寿昆教授因曾是国民党党员，被“限制使用”，虽担任教务长，但北京市委一些有关教学工作的会议无法参加。陈大受、刘刚教授在冶金方面很有造诣，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钢铁界素有“南刘北陈”之称，但是由于他们之前曾在国民党的冶金系统担任过重要职务，因此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影响到才能发挥。“反右”之后，数学教研组主任刘景芳教授、力学教研组主任刘宝智教授、金相教研组主任赵锡霖教授、学校第一位获得苏联副博士学位的马如璋副教授均被迫离开讲台。
陈大受，生于1896年，浙江海盐人，1915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1918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1922年回国，曾任广西省平桂矿务局总经理，云南锡业公司总工程师，发展精锡共晶提纯法，使纯锡达到99.95%，在国际上创立了中国优等锡牌号。1946年随钱昌照来到北平，出任华北钢铁公司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解放战争期间，陈大受组织员工封炉护厂，使石景山钢铁厂完整无损地回归人民手中。陈大受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懂英、法、德、俄、日五种文字，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师生们请教他学术问题，有问必答，诲人不倦，人称“活字典”。 刘刚，生于1899年，江西吉安人，193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1935年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冶金系学习。1936年为筹办中央钢铁厂与靳树梁等人被派往德国学习。1938年2月，抗战形势急迫，刘刚与严恩械、靳树梁、王之玺4人申请提前回国抗战。当年4月，返抵武汉，这时抗日战争已至紧张阶段，湘潭中央钢铁厂被迫停建，刘刚等4人负责把汉阳钢铁厂搬到重庆大渡口，改名为大渡口钢铁厂，出任总工程师。1942年负责创办重庆资和钢铁厂和人和钢铁厂，任总经理和总工程师。抗日战争期间，刘刚为国家大后方钢铁厂的建设生产、支持抗战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是我国第一座没有外国人技术援助下20吨平炉的设计者，是医治小高炉炉缸冻结K孔的发明者。
2. “左”的思想影响到师资队伍建设
在政治运动中，逐渐形成了凌驾于学术之上的“政治标准”。虽然理论上提倡“又红又专”，但重视业务和学术水平高的人被贬为走“白专道路”。所谓“红”的政治标准，既包括本人的现实政治态度、政治运动表现，也包括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是否有“历史问题”）、亲属和社会关系（是否有“海外关系”）等。建校初期留毕业生担任教师，以教研组意见为主，因为教研组最了解哪个学生更适合当教师。经过政治运动尤其是在1959年后，学校选留毕业生担任教师强调“政治第一”而非“业务第一”，谁留校做教师由党总支决定。党总支首先强调“政治标准”，留下来的都是家庭出身好的，老老实实的学生。业务好但被认为“思想活跃”、“思想不好”的学生留不下来。高澜庆教授说：“采矿61届桂中岳业务非常突出，因为不是党员就没有留下。后来担任西安冶金建筑大学副校长、陕西省人大副主任”。“矿机64届马垣专业特别强，数学非常好，教研组希望留作教师，但被认为是‘只专不红’，因此没有能留下来，分配到了鞍山钢铁公司。”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采矿系，据陶少杰教授回忆，这种现象在各系均具有普遍性。有的老教授说，这一时期班里的党支部书记留下来的比较多，业务和组织能力比较强的班长留下来的比较少。这对学校后来的师资队伍建设、科研水平以及大师人才的涌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观念与校风
1. 政治运动破坏了学校民主和团结氛围，呈现出泛政治化的“左”倾文化
政治运动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学校民主政治进程的挫折和中断。在“反右派”斗争中，“二刘一赵”三位知名教授因仗义直言被错误打成“右派”，给学校高级知识分子带来了非常大的震动。马如璋、李敉功因为发表“内行人治校”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他们都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因此在党员中产生了很大震动。才华横溢的学生会主席林景丰被打成“右派”，在学生中产生很大震动，当时的学生会在学校很有影响。访谈中，老教授普遍认为，“反右”狠狠地打击了教师和学生说话的勇气，大家变得唯唯诺诺，不敢说话，谨小慎微，“让怎么干就怎么干”，“看领导眼色行事”，甚至“噤若寒蝉”，扼杀了学术自由的精神，“压抑”了知识分子的创新。人与人之间不愿来往，“冷若冰霜”，被迫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
另外，“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学术业务领域的“兴无灭资”斗争使业务突出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压和伤害。据高澜庆教授回忆，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矿山机电教研室和地质教研室联合批判谢树英教授，一是因为他对1958年的“大炼钢铁”和“打麻雀”运动有看法，发表过“大学是高等学府，应该安静”、“钢院虽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等言论；二是因为他上课要求学生“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这次运动就是要打掉谢教授这位老知识分子的“尊严”，从业务上挫败他，方法是让他与实验员比赛辨认矿石，让他这个教授在实验员面前丢面子。
不久，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党内，“反右倾”破坏了党内民主，使党政不分和党委过分集权的现象继续发展，甚至造成个人集权和家长制作风。在钢院，政治运动引入到业务工作中，甚至曾经一度把是否拥护高芸生院长的教育改革上升到“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造成“反右倾”斗争之后钢院党委出现的不团结，魏景昌、张文奇、傅君诏等党委常委受到错误批判，出现了被群众称之为“小常委”的现象，即学院一些重大事情先由常委中的少数几个人进行研究讨论。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进一步强化了学校“左”的风气，使得“政治统帅学术，学术服从政治”愈演愈烈，导致了泛政治化的文化。
2. 教育革命和“大炼钢铁”强化了学校 “钢铁兴国”的使命和责任感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一大批优秀学生抱着“钢铁兴国”的使命投奔钢院。徐匡迪、李依依、周国治等一大批学生的分数都超过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他们的第一志愿都是北京钢铁学院。据采矿专业57届校友樊源兴回忆，当年的班主任极力建议他报考清华大学机电专业，但考虑到当时能源对国家的重要性，他毅然选择了最艰苦的地下开采专业。压力加工专业61届校友王一德院士说：“我在高中时基本上都能考五分，所以学校当时就让我留苏。后来中苏关系出现问题，我就不能去留苏了。老师让我考清华，我父亲在浙大教书，让我考浙大。我对这两个都不感兴趣，就选择了钢院。我第一志愿北京钢院，第二志愿清华大学。大家都说我非常可笑，非常幼稚，说‘清华是中国最有名的’，但我当时可能是出于无知，但更多的我觉得是对钢铁的热爱，因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特别需要钢铁，所以我坚定不移地就把钢院选为第一志愿。我说我就是要到钢院学习，你清华别考虑我。”
正是因为钢铁工业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分别于1954年、1956年、1958年三赴钢院视察（图1），刘少奇、邓小平也曾到钢院参观指导，这极大地鼓舞了钢院师生“钢铁报国”的责任和使命感。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作出要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决定，全民炼钢的热潮迅速形成。为了实现“钢铁元帅升帐”，全校派出师生2121人奔赴全国21个省市区支援大炼钢铁，留校师生员工在学校大搞“土法炼钢”。奔赴各地的师生与当地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政治、组织能力、业务知识等方面得到提高，受到当地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当地领导的赞赏，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各地送给学校的锦旗（图2）。柯俊院士曾幽默地说：“‘大炼钢铁’使人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大家对于钢铁工业的重要性认识大大地提高。”可以说，“大炼钢铁”在全国是一大败笔，却大大提升了钢院的地位，也极大地加深了师生对钢院的感情。 此外，这一时期的学校建筑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一）1958年建设清河钢厂。在“教育革命”热潮中，钢院决定筹建年产10万吨的钢铁厂，地点在海淀清河。据参加筹建的曲英教授回忆，清河钢厂是以生产为目标兴办的，但生产一直处在不正常状态，北京市也未把该厂生产纳入计划，学校也没有安排班级到厂里开展现场教学。1962年钢厂移交冶金局，工厂1.5吨和2.5吨电炉立即被拆除，仅厂房被利用，改造成精密合金厂。可以说，作为生产性工厂，清河钢厂并不成功。当然，有一件值得铭记的事情是徐宝升教授主持的世界第一台弧形连铸机在这里试验成功。（二）采矿楼（图3）。据高澜庆教授回忆，采矿楼建设因受到“多快好省”的影响，1957年开建，1958年交付使用，建得比较草率，质量非常不好，刚建成就出现裂缝，尤其是在楼的正中间偏右一点有一条大裂缝，于是就开始加固，所以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根加固水泥柱子。（三）办公楼（图4）。办公楼的设计，思想上未做到经济与美观的统一，片面强调经济上的节约和形式上的朴素（预算52元/平方米）[14]（84-94），忽视建筑质量和艺术的处理，建成后多次维修，且它的外型与周围环境不协调。
四、小结
1. “政治挂帅”、“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治经济环境对钢院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形成了“部门办学、计划体制”的隶属关系，“党政合一、党委治校”的领导体制，影响了一批优秀人才的才能发挥，强化了“钢铁兴国”的使命和责任感。
2. 知识分子会议和“向科学进军”，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教育革命，贯彻《高教六十条》等教育科研事件对钢院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科研氛围的形成，促进了实践传统的形成，不足之处是生产劳动过多，政治运动过多，使得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破坏。
3. 政治运动尤其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和“反右倾”政治运动等，对钢院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破坏了民主和团结的氛围，强化了“左”的风气，影响到师资队伍建设，甚至为“文革”动乱中一些事件的发生埋下“伏笔”。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先后采访了北京钢铁学院原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傅君诏，冶金系原副系主任陶少杰，冶金系创建人之一曲英，采矿系原副系主任高澜庆，自动化系原主任孙一康，学校原校长王润，原党委书记、校长李静波，原党委副书记李辉东，原党委副书记、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樊源兴，统战部原部长王涌，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原所长韩汝玢等教授，以及太原钢铁公司王一德院士，得到了各位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帮助，档案馆、校史馆提供了图片，谨致以特别的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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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大学文化；外部因素；社会环境；北京钢铁学院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041-11
大学发展的历程总是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研究教育思想的演进时提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
型[1]（231）。”因此，大学文化与大学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在“政治挂帅”、“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建设”的社会环境中，党和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教育、科研、生产的方针政策，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为钢院的大学文化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重点讨论社会环境对大学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社会环境与大学文化
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各国大学的历史演进、办学体制、管理与发展模式，一般是与其政治—经济体制相一致或适应的。清华大学蓝劲松教授认为，政治—经济体制采取集权制的国家，其教育体制多采取集权制，如法国、俄罗斯、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等，国立大学在大学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反之，政治—经济体制采取分权制的国家，其教育体制多采取分权制，如美国、英国等，私立大学在大学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2]（67）。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一直实行彻底的分散管理，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当局实际上都不参与管理。美国高校在20世纪初阐述了三大原则，即著名的“三A原则”：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和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根据“三A原则”，教授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人有言论自由；大学有权利从学术角度出发，决定谁教书、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等问题；大学教授们的自由以校园和学术界为界，对外严守中立，不过问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这种彻底的分散管理，从制度上保证了“三A原则”能落到实处。
相比欧美大学，中国大学受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依照刘生全的观点，中国大学向来有着异常浓厚的“官学”传统。非现代意义上的、本身即为“官学”的传统“大学”暂且不论，从北洋西学学堂、京师大学堂，到“文革”结束前的中国高校，莫不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功能，而其他职能则被摆在了次要位置。与此同时，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重整体轻个体、重思辨轻实证等特征，这一点导致了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不发达，缺少以创新为精髓的科学精神。二十世纪中国大学的文化建设有两个高峰：一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二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为国难当头民族文化的支柱[3]（80）。然而，它们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均昙花一现。在平常时期，超越的大学文化几乎难以生存。蔡元培曾尝试建立独立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大学制度，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彻底摆脱官本位对于学术超越性的扼制，以失败告终。
二、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
社会环境考察
（一）政治经济环境
1952-1966年，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政治挂帅”，强调意识形态，强调社会主义，强调党的领导。教育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具有政治性与工具性，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二）“计划经济”，强调高度集中，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行政指令对教育的影响巨大。（三）优先发展重工业，甚至强调“以钢为纲”，这一点对于钢院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1. 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是指在政治与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把政治摆在统帅地位。这个原则是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为了防止各项工作走偏方向而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这个原则，对各项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在民族积贫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唯有依靠高强度的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然而，随着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这个原则被不断歪曲成“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与各项工作对立起来，搞“空头政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恶果。这一时期，不仅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制约了知识传承的连续性，而且知识的独立性品格和政治的依附性要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政治的高度集中管理之间的矛盾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2. 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如果不实施计划经济，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迅速恢复和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是很难想象的。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这种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了，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被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也造成了大学等教育文化事业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成为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
3. 工业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根据当时的工业经济水平和国际政治形势，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国内落后的重工业发展状况有过一段精辟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米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重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冶金行业和机械行业[4]（212）。在冶金方面，早期改扩建的工程主要有鞍山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重庆、太原等钢铁企业，新建的主要有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等综合性钢铁基地。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用十五年时间工业生产赶上并超过英国的目标。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来加速经济建设的思路，并在“大跃进”中采取了群众性大炼钢铁的办法，使各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钢铁企业”，并演变成一场造成巨大损失的政治运动。1964年，为了落实中央的三线建设，筹建了攀枝花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据统计，1965年中国的钢产量为1223万吨，约占世界的第七位[5]（688）。总之，优先发展重工业是1952-1966年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战略，而钢铁工业是这一时期工业化建设的重点。机械系62届校友吴焕荣教授说：“在这一背景下，钢院教师和学生的骄子心态超过了所有的单科性学院，由此大大提高了对学校的认同度，形成了特殊的凝聚力和特殊的心理情感。” （二）教育方针政策
1952-1966年，党和国家召开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科研、生产的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中对高校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一是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和“向科学进军”；二是1958年的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教育革命”；三是1961年的贯彻《高教六十条》。
1. 知识分子会议和“向科学进军”
1956年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奋斗。于是，“向科学进军”的浪潮迅速在全国兴起。这次会议，一方面传达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使得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另一方面向知识分子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动员令，令知识分子干劲大增。
2.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党和国家确定的教育方针有三个。第一个是1949年《共同纲领》中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第二个是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三个是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6]（1-5）。”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个教育方针。这一教育方针指导下的“教劳结合，服务政治”是影响最为深入的教育理念，体现着国家政治意志、巩固党的政权、服务经济生产的统一。这一方针的核心是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动员令，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在教育界则掀起了“教育革命”的热潮。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7]（229）。”接着，高等教育改革不断呈现出以政治动员、政治批判、群众运动为特色的“革命模式”，导致了教育政治化的不断加速。
3. 贯彻《高教六十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因实行“大跃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得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1961年，中央及时提出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进行了政策调整。同年9月，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全国高校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努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进行整顿。由于曾经一度安排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过多，为了弥补学生缺课及由此对教学秩序的影响，高校普遍采取了“填平补齐”的办法对各班级缺少的课程进行补课；修订教学计划，强调以教学为主，贯彻“少而精”原则，更新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纠正以往社会运动、活动过多而忽视教学的偏差，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遗憾的是，不久又转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中。
（三）政治运动情况
1952-1966年，中国涉及科技文化教育战线的政治运动主要包括：“肃反”运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思想清理运动，共六次。其中，对学校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运动包括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和“反右倾”。
1.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钢院党委书记高芸生在谈学校“整风”与“争鸣”时指出：“尽情地‘鸣’大胆地‘放’，揭露学校内部矛盾、拆去党内外间的墙，边鸣、边整、边改造。[8]”随后，全校师生员工响应党的号召，向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批评、建议，同时，也有少数人发表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错误言论。但总的来看，党内外许多同志的发言都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学校在教学、管理、科研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改进学校工作富有建设性的意义，应该说是迈出了学校民主进程的重要一步。《北京钢院》自第57期起，陆续刊登了学校各方面人士在整风运动中的发言。遗憾的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当时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反右派”斗争引向了错误方向，导致费孝通、丁玲、潘光旦、钱伟长、艾青等一大批学术大家被打成“右派”。在钢院，以刘景芳、刘宝智、赵锡霖三位教授（简称“二刘一赵”）为代表的374名干部、教师和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其中8名党员，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2. “反右倾”斗争
1959年7-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同志的一封信，从“纠左”逆转为“反右”，并带来了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在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中，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罪名”是他们有党员称号，受到党内外信任，比那些党外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以钢院采矿系为例，在“反右倾”斗争中，李宝祥、马英芳两位党员教师被错误批判并开除党籍，系秘书高武勋因为“得不偿失论”被错误批判。据高澜庆教授回忆，所谓“得不偿失论”，讲的是这样一件事：1958年高澜庆、高武勋在密云参加“大炼钢铁”期间担任矿山技术组成员，总指挥是北京市领导刘仁，5万名学生参加热火朝天的大会战，条件非常艰苦，大家住在窝棚中，毛巾在屋里都结了冰，每天下午四点爆破结束后，他们就到农民的地里转悠，看到花生、红薯都烂在地里，因为农民都忙着“大炼钢铁”，造成庄稼也顾不上收获了，高武勋为此说过“得不偿失”，因此在“反右倾”中被批判。 三、社会环境对大学文化的影响
（一）体制与隶属
1. 隶属关系：部门办学、计划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环境下，国家建立起了高度集中、条块分割、部门办学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的价值观。钢院等一大批钢铁行业类高校因此成为冶金部管理的大学。
冶金部属于国家行政部门，行政化很强，往往采取管理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大学。因此，钢院在这一时期与冶金部的关系不太和谐，高芸生院长对冶金部的一些做法不太认同。其中原因，樊源兴等校友认为：（一）冶金部有的干部官架子大，有的干部作风生硬、主观，存在对学校“瞎指挥”的情况，甚至有的处长会来到学校“吆五喝六”；（二）高院长级别高，以前又在钢铁公司工作，对钢铁行业比较了解，因此对冶金部的一些做法不太认同，汇报得也不太够。“文革”刚开始，冶金部就派工作组到钢院对高芸生院长撤职督办，成为北京高校第一位被撤职的校领导，可能与冶金部个别同志对高芸生院长嫉恨有关。学校与冶金部的微妙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冶金部撤消。钢院认为冶金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老爷作风”，冶金部认为钢院常以“老大自居”。这种“官气”与“傲气”的冲突反映出工业管理部门与高等学校、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学校文化与官场文化、学术文化与权威文化之间的冲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钢院干部对北京市委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市委干部工作深入，作风朴实，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比较重视。因此，长期以来，学校在寻求冶金部的资源支持上受到限制，而在党建和政治工作方面经常得到北京市委的表扬，前者给学校的发展积累带来不利影响，后者则激励着钢院成为北京高校党建工作的一面旗帜。
2. 领导体制：党政合一、党委治校
“政治挂帅”使钢院建立起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这一体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领导以党政交叉任职为主；二是学校职能部门领导除一人外全部是中共党员。如表1所示，1952-1966年，任职1年以上的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共9人，全部为中共党员。其中，5人（魏景昌、杜若牧、高芸生、刘少华、李文）既担任党内职务又担任行政政务，2人（林楠、马纪民）只担任党内职务，1人（张文奇）只担任行政职务。自1956年学校党委成立至1966年，高芸生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1952-1966年担任学校党政职能部门、群团组织的科级以上干部中，只有教务长魏寿昆教授1人不是中共党员。数学教研组主任刘景芳教授曾指出[9]：钢院是个新成立的学校，是“党”政合一型的学校，党委是党和行政的真正领导者，三位院长、一位副教务长、总务长、教务处长、人事处长、以及许多科长都是党员。……党员在校决定一切一切，管理一切一切，教学听党委指示，所以是党政合一型的。北科大校史记载：从1958年开始，党委统管学校各项工作，党委、总支、支部三级都对行政实行领导，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10]（517）。
这一时期，由于错误地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学校各级领导职务尽可能由党员担任，而教授多为留学归来的学者，党员很少，因此往往没有机会参与学校事务的决策。刘景芳教授曾谈到[11]：在钢院工作，教授只有响应号召，赶任务，谁也没有参加过“讨论计划，规定方针”的大事，学校如同工厂，教师如同“教仆”。……在钢院，人人都觉得，党委行政干部高于一切，是他们在那儿发号施令，如何如何办学校，老教授并无“参加设计，决定方针”的任何权利。因此，“党委领导”在当时的钢院其实是“党委治校”、“党员治校”。炼铁教研组杨永宜在1957年6月3日的《北京钢院》撰文《我对钢院今后工作的几点意见》[12]指出：“钢院党组织过去的错误是有意无意地认为或形成了：党领导就是党包办（或干预）一切，依靠党等于一切依靠党员，实质上这是违背马列主义的。”
（二）教学与科研
1. “向科学进军”推动了科研工作的开展
为了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钢院师生喊出了“加紧学习，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在1956年推出了一系列“向科学进军”的举措，主要包括：2月5-9日召开了第一次科学研究和教学方法讨论会，53项课题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到会讲话；自2月16日起，各系、教研室根据高等教育十二年规划草案的精神，纷纷修订了本单位的发展规划，强调了科学研究和师资培养；4月3日，学生科学研究协会筹委会成立，当时有50多个学生科研小组；5月19-22日召开学生第一次科学研究报告会，43篇科研报告在会上交流讨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到会讲话；为了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科研科从教务处独立出来，并扩编为科研部。柯俊教授的“关于钢中奥氏体在中温转变的机理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这是学校第一项获得国家奖的科研成果，鼓舞了全校师生热情；《北京钢院》发表了“向科学进军”系列文章，包括章守华教授的《对于向科学进军的体会》、刘之祥教授的《学生是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等文章。这些工作，既是对前几年科学研究工作的总结，又是对今后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划；既是对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动员，又是对学生参加科研工作的发动；既成立组织教师科研的科研部，又成立组织学生科研的学生科协，对于学校科研风气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1956年是学校的“科研年”。
其中，1956年2月9日，钢院第一次科研及教学方法讨论会闭幕，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学校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思想。现将刊登在1956年2月11日出刊的《北京钢院》（第21期）上的决议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 本次科学研究及教学方法讨论会的召开是必要的。建议今后每年召开一次。但应将科学研究及教学方法讨论会分别召开，以便集中力量使讨论更加深入。 2. 每个教师有责任进行科学研究及教学法研究工作；教研组有责任积极组织和领导学生科学研究小组的工作。
3. 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充分发挥集体力量。只有教研组内与各教研组之间以及学校与厂矿及科学研究机构之间充分合作，才能进行重大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取得良好效果。
4. 全院各级领导必须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检查；教研组必须尽早定出科学研究的具体计划，必须充分发挥有经验教师的指导作用。
5. 必须加强学院与科学研究机构、兄弟学校及有关厂矿的联系与合作，交流科学研究经验及资料文献。
6. 必须从速建立院内的中心实验室，健全修理和安装机构并配备科学研究工作所需的试验员及熟练技工。
7. 必须充实图书的科学资料，改善编目分类及供应工作。
8. 请求领导机构从速组织力量，创办全国性的钢铁技术杂志和钢铁译著。
9. 大会请求高教部转有关部门，加速试制各种高温度试验设备、真空设备、测仪表及各种纯金属等研究工作所必须的设备。
10. 建议有关工业部门及厂矿企业，考虑采用或推广会议讨论的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各种研究成果。
11. 为了推广科研成果，建议将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报告印成专集。
12. 大会认为各分组会讨论会的决议是适当的，可作为大会决议的附件。
2. “教育革命”促进了科研风气的形成
1958年，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全国教育系统开展了教育革命。钢院从贯彻这一教育方针出发，对教学计划、内容、方法和学制等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了校办工厂发展，以及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校内实习基地建设。钢院的“教育革命”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教育探索，尽管现在看来不少做法值得商榷，甚至有的做法是违反教育规律的，但是总体来说，这种革命的精神值得肯定，其中的诸多探索富有创造性，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依然很有启发。
在教育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被名家权威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这一点对学校的科研工作影响很大。许协和撰写的《机械工程学院志》中曾分析了1958年机械系的科研工
作[13]（102-103）：
1958年是机械系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契机。当时，国内政治气候的主流是：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赶英超美”。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1958年总体上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造成了此后三年“困难时期”。但是，总体上的错误并不能、也不应该对某些具体事物产生的积极影响加以全盘否定，就是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机械系当时年轻教师，正是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精神鼓舞下，投身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并对以后几十年发生积极影响。
以机械系为例，徐宝升教授1958年开始研究连铸机，1960年研究和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弧形连铸机，使中国当时的连铸技术世界领先，这一成果要比国外早两年多。孙一康教授1958年组织教研室研制出能测试轧机力能参数的“电阻应变仪”，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这个新仪器为提高全国轧钢产量质量立了大功。陈先霖教授1958年开始研究模拟电子计算机，成为中国较早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的专家之一。胡正寰教授1958年开始研究斜轧钢球。当时，胡正寰毕业还不到两年，受当时形势的鼓舞，仅仅根据原苏联1957年初的一本书《机械制造中的横轧》的简单介绍，便向党委提出，要研究轧制钢球新工艺，并以此作为国庆献礼。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在国庆前轧出钢球，并向党献了礼。从此，胡正寰教授几十年如一日沿着这个科研方向深入探索，成为中国轴类零件轧制技术主要开创人，相关技术1995年被列入全国十大典型推广成果，截止2000年在全国23个省市推广80多条生产线。机械系1958年在“教育革命”中开展的这四项研究后来都取得重大成果，甚至到今天依然是机械工程学院和自动化学院最重要的科研方向。
3. “教育革命”强化了学校的实践教育
在“教育革命”过程中，学校深入学习贯彻毛泽东主席《矛盾论》和《实践论》思想，把生产劳动纳入教学计划，提出“一参三改三结合”的指导方针，探索了“现场教学”、“真刀真枪做结业”等一系列实践教育的做法，对学校注重实践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正如李静波教授所说：“经过教育革命大辩论，师生们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意识，加强了与生产实践的结合，突破了苏联教育的框架，新专业的成立、教学计划的制定反映了中国的特色。广大教师参加生产实践，理论结合实际，受到了锻炼，为建立“崇尚实践”的校风奠定了基础。”当然，在“教育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学校在具体做法上过多强调生产劳动，以经验技术的传授代替学科理论的系统学习，影响到课堂教学的合理安排和正常进行。
（三）人才与师资
1. “左”的思想限制了一批优秀教师的才能发挥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批优秀教师因“政治原因”影响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譬如，魏寿昆教授因曾是国民党党员，被“限制使用”，虽担任教务长，但北京市委一些有关教学工作的会议无法参加。陈大受、刘刚教授在冶金方面很有造诣，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钢铁界素有“南刘北陈”之称，但是由于他们之前曾在国民党的冶金系统担任过重要职务，因此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影响到才能发挥。“反右”之后，数学教研组主任刘景芳教授、力学教研组主任刘宝智教授、金相教研组主任赵锡霖教授、学校第一位获得苏联副博士学位的马如璋副教授均被迫离开讲台。
陈大受，生于1896年，浙江海盐人，1915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1918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1922年回国，曾任广西省平桂矿务局总经理，云南锡业公司总工程师，发展精锡共晶提纯法，使纯锡达到99.95%，在国际上创立了中国优等锡牌号。1946年随钱昌照来到北平，出任华北钢铁公司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解放战争期间，陈大受组织员工封炉护厂，使石景山钢铁厂完整无损地回归人民手中。陈大受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懂英、法、德、俄、日五种文字，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师生们请教他学术问题，有问必答，诲人不倦，人称“活字典”。 刘刚，生于1899年，江西吉安人，193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1935年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冶金系学习。1936年为筹办中央钢铁厂与靳树梁等人被派往德国学习。1938年2月，抗战形势急迫，刘刚与严恩械、靳树梁、王之玺4人申请提前回国抗战。当年4月，返抵武汉，这时抗日战争已至紧张阶段，湘潭中央钢铁厂被迫停建，刘刚等4人负责把汉阳钢铁厂搬到重庆大渡口，改名为大渡口钢铁厂，出任总工程师。1942年负责创办重庆资和钢铁厂和人和钢铁厂，任总经理和总工程师。抗日战争期间，刘刚为国家大后方钢铁厂的建设生产、支持抗战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是我国第一座没有外国人技术援助下20吨平炉的设计者，是医治小高炉炉缸冻结K孔的发明者。
2. “左”的思想影响到师资队伍建设
在政治运动中，逐渐形成了凌驾于学术之上的“政治标准”。虽然理论上提倡“又红又专”，但重视业务和学术水平高的人被贬为走“白专道路”。所谓“红”的政治标准，既包括本人的现实政治态度、政治运动表现，也包括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是否有“历史问题”）、亲属和社会关系（是否有“海外关系”）等。建校初期留毕业生担任教师，以教研组意见为主，因为教研组最了解哪个学生更适合当教师。经过政治运动尤其是在1959年后，学校选留毕业生担任教师强调“政治第一”而非“业务第一”，谁留校做教师由党总支决定。党总支首先强调“政治标准”，留下来的都是家庭出身好的，老老实实的学生。业务好但被认为“思想活跃”、“思想不好”的学生留不下来。高澜庆教授说：“采矿61届桂中岳业务非常突出，因为不是党员就没有留下。后来担任西安冶金建筑大学副校长、陕西省人大副主任”。“矿机64届马垣专业特别强，数学非常好，教研组希望留作教师，但被认为是‘只专不红’，因此没有能留下来，分配到了鞍山钢铁公司。”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采矿系，据陶少杰教授回忆，这种现象在各系均具有普遍性。有的老教授说，这一时期班里的党支部书记留下来的比较多，业务和组织能力比较强的班长留下来的比较少。这对学校后来的师资队伍建设、科研水平以及大师人才的涌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观念与校风
1. 政治运动破坏了学校民主和团结氛围，呈现出泛政治化的“左”倾文化
政治运动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学校民主政治进程的挫折和中断。在“反右派”斗争中，“二刘一赵”三位知名教授因仗义直言被错误打成“右派”，给学校高级知识分子带来了非常大的震动。马如璋、李敉功因为发表“内行人治校”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他们都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因此在党员中产生了很大震动。才华横溢的学生会主席林景丰被打成“右派”，在学生中产生很大震动，当时的学生会在学校很有影响。访谈中，老教授普遍认为，“反右”狠狠地打击了教师和学生说话的勇气，大家变得唯唯诺诺，不敢说话，谨小慎微，“让怎么干就怎么干”，“看领导眼色行事”，甚至“噤若寒蝉”，扼杀了学术自由的精神，“压抑”了知识分子的创新。人与人之间不愿来往，“冷若冰霜”，被迫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
另外，“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学术业务领域的“兴无灭资”斗争使业务突出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压和伤害。据高澜庆教授回忆，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矿山机电教研室和地质教研室联合批判谢树英教授，一是因为他对1958年的“大炼钢铁”和“打麻雀”运动有看法，发表过“大学是高等学府，应该安静”、“钢院虽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等言论；二是因为他上课要求学生“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这次运动就是要打掉谢教授这位老知识分子的“尊严”，从业务上挫败他，方法是让他与实验员比赛辨认矿石，让他这个教授在实验员面前丢面子。
不久，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党内，“反右倾”破坏了党内民主，使党政不分和党委过分集权的现象继续发展，甚至造成个人集权和家长制作风。在钢院，政治运动引入到业务工作中，甚至曾经一度把是否拥护高芸生院长的教育改革上升到“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造成“反右倾”斗争之后钢院党委出现的不团结，魏景昌、张文奇、傅君诏等党委常委受到错误批判，出现了被群众称之为“小常委”的现象，即学院一些重大事情先由常委中的少数几个人进行研究讨论。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进一步强化了学校“左”的风气，使得“政治统帅学术，学术服从政治”愈演愈烈，导致了泛政治化的文化。
2. 教育革命和“大炼钢铁”强化了学校 “钢铁兴国”的使命和责任感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一大批优秀学生抱着“钢铁兴国”的使命投奔钢院。徐匡迪、李依依、周国治等一大批学生的分数都超过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他们的第一志愿都是北京钢铁学院。据采矿专业57届校友樊源兴回忆，当年的班主任极力建议他报考清华大学机电专业，但考虑到当时能源对国家的重要性，他毅然选择了最艰苦的地下开采专业。压力加工专业61届校友王一德院士说：“我在高中时基本上都能考五分，所以学校当时就让我留苏。后来中苏关系出现问题，我就不能去留苏了。老师让我考清华，我父亲在浙大教书，让我考浙大。我对这两个都不感兴趣，就选择了钢院。我第一志愿北京钢院，第二志愿清华大学。大家都说我非常可笑，非常幼稚，说‘清华是中国最有名的’，但我当时可能是出于无知，但更多的我觉得是对钢铁的热爱，因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特别需要钢铁，所以我坚定不移地就把钢院选为第一志愿。我说我就是要到钢院学习，你清华别考虑我。”
正是因为钢铁工业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分别于1954年、1956年、1958年三赴钢院视察（图1），刘少奇、邓小平也曾到钢院参观指导，这极大地鼓舞了钢院师生“钢铁报国”的责任和使命感。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作出要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决定，全民炼钢的热潮迅速形成。为了实现“钢铁元帅升帐”，全校派出师生2121人奔赴全国21个省市区支援大炼钢铁，留校师生员工在学校大搞“土法炼钢”。奔赴各地的师生与当地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政治、组织能力、业务知识等方面得到提高，受到当地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当地领导的赞赏，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各地送给学校的锦旗（图2）。柯俊院士曾幽默地说：“‘大炼钢铁’使人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大家对于钢铁工业的重要性认识大大地提高。”可以说，“大炼钢铁”在全国是一大败笔，却大大提升了钢院的地位，也极大地加深了师生对钢院的感情。 此外，这一时期的学校建筑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一）1958年建设清河钢厂。在“教育革命”热潮中，钢院决定筹建年产10万吨的钢铁厂，地点在海淀清河。据参加筹建的曲英教授回忆，清河钢厂是以生产为目标兴办的，但生产一直处在不正常状态，北京市也未把该厂生产纳入计划，学校也没有安排班级到厂里开展现场教学。1962年钢厂移交冶金局，工厂1.5吨和2.5吨电炉立即被拆除，仅厂房被利用，改造成精密合金厂。可以说，作为生产性工厂，清河钢厂并不成功。当然，有一件值得铭记的事情是徐宝升教授主持的世界第一台弧形连铸机在这里试验成功。（二）采矿楼（图3）。据高澜庆教授回忆，采矿楼建设因受到“多快好省”的影响，1957年开建，1958年交付使用，建得比较草率，质量非常不好，刚建成就出现裂缝，尤其是在楼的正中间偏右一点有一条大裂缝，于是就开始加固，所以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根加固水泥柱子。（三）办公楼（图4）。办公楼的设计，思想上未做到经济与美观的统一，片面强调经济上的节约和形式上的朴素（预算52元/平方米）[14]（84-94），忽视建筑质量和艺术的处理，建成后多次维修，且它的外型与周围环境不协调。
四、小结
1. “政治挂帅”、“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治经济环境对钢院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形成了“部门办学、计划体制”的隶属关系，“党政合一、党委治校”的领导体制，影响了一批优秀人才的才能发挥，强化了“钢铁兴国”的使命和责任感。
2. 知识分子会议和“向科学进军”，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教育革命，贯彻《高教六十条》等教育科研事件对钢院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科研氛围的形成，促进了实践传统的形成，不足之处是生产劳动过多，政治运动过多，使得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破坏。
3. 政治运动尤其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和“反右倾”政治运动等，对钢院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破坏了民主和团结的氛围，强化了“左”的风气，影响到师资队伍建设，甚至为“文革”动乱中一些事件的发生埋下“伏笔”。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先后采访了北京钢铁学院原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傅君诏，冶金系原副系主任陶少杰，冶金系创建人之一曲英，采矿系原副系主任高澜庆，自动化系原主任孙一康，学校原校长王润，原党委书记、校长李静波，原党委副书记李辉东，原党委副书记、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樊源兴，统战部原部长王涌，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原所长韩汝玢等教授，以及太原钢铁公司王一德院士，得到了各位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帮助，档案馆、校史馆提供了图片，谨致以特别的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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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