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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简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大学的外来影响，以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期的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为例，阐述了“以苏为师”对学校早期文化形成的影响路径和机理，比较了“以苏为师”对学校不同系科的影响差异，为理解这一时期新建院校大学文化形成中的外来影响提供了参考样本。
〔关键词〕大学文化；外部因素；国际影响；以苏为师；北京钢铁学院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3-0027-14
自中世纪大学创办伊始，由于教会文化的影响，国际化便是一个显著特征。一般认为，最早诞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中世纪大学主要有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萨莱诺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被欧洲称为“母大学”。据德国教育学家布坦斯基统计，在当时的巴黎大学师生中，“有英国人153名，德国人200名，荷兰人56名，意大利人109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44名，斯堪的纳维亚人41名，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41名[1](103)。”考察大学发展史，会发现各国大学间的相互影响乃至一国大学按照另一国大学的模板建立，是一个普遍现象。譬如：英国最早的大学牛津大学是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以巴黎大学为榜样建立的；美国最早的大学哈佛大学是由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仿效剑桥大学建立的；洪堡等人创立的柏林大学对德国以及世界许多大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威斯康星思想”则对美国以及世界许多大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国际影响是大学文化的题中之义。北京钢铁学院是新中国初期通过院系调整新组建的单科性学院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北京钢铁学院（以下简称“钢院”）为例，讨论大学文化形成的外部因素之一，即国际影响尤其是“以苏为师”对大学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现代大学的外来影响
中国现代大学的起源总体上属于“后发外生型”。从1895年北洋西学学堂诞生起，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只有百余年历史。回顾百余年来的外来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外来影响，包括20世纪之初日本的影响、20年代后美国的影响，以及燕京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影响；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影响；三是改革开放后的外来影响[2](67)。总体说来，20世纪前半期主要体现了美国教育的影响，后半期至20世纪90年代则主要体现了苏联教育的影响。
20世纪初日本教育对中国的影响，直接诱因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志之士认识到，明治维新时期发展近代教育是日本迅速崛起的根本。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
之[3](964)。”这样，从1896年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共计三万余人到日本留学。而且清政府移植了日本的学制，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还翻译了大量日本教育资料。当时，在中国工作的日本教习约有2000人。其中，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即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刺激中国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日本的结果，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模仿日本的帝国大学。当然，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北京大学的改造在许多方面借鉴了德国的教育思想，这与蔡先生两次留学德国有很大关系，当时的德国是世界教育和科研的中心。
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中日关系恶化以及美国设立“庚子退款留学”项目等原因，美国取代日本成为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国家。1907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对很多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和欧洲非常焦虑，他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写道：“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詹姆士校长的建议促成了美国以庚款培植中国留学生的计划。因此，以1922年的“壬戌学制”为标志，直至新中国建立，中国的教育改革一反清末民初模仿日本的倾向而转向注意模仿美国教育[4]。后来的事实证明，留美学生学成归国之后，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统计，1931年全国共有公私立大学79所，校长为留学出身者65人，其中留美34人，占校长总数的43%。1941年至1944年，全国审查合格的教授、副教授2448人，其中934人为留美学者，占总人数的38%[4](105)。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等原因，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国家。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党政领导的思想政治工作上具有自己特有的传统和逐渐适应知识分子实际情况的组织结构和指导思想。如果说学习日本、美国的教育是自下而上的，是间接的，是以引导为主而非排他的；那么学习苏联的教育则是自上而下的，是直接的，是以强制为主而排他的，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怀疑或批判。据钢院冶金系曲英教授介绍，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主张，是受全国人民拥护的，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的，特别是理工科方面的知识界无人反对。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主要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譬如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哲学家张东荪教授等。潘光旦教授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因此他在清华大学受到多次批判。
苏联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除领导体制外，几乎是全方位的。一是院系调整，其中一个重要方针就是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性大学和专门学院两种。北京钢铁学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一个典型产物。二是教学改革，主要包括：改变原来的系科，按照苏联的专业目录设置专业，实行专才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教学计划、教材和专业教科书，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安排和教学内容上实行标准化、统一化，实行学年制；大量使用苏联教材，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设立教研组作为基本的教学单位，所有教师按其所教课程组织到各教研组。三是加强人员往来。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7年，中国留苏人员共有38000人，其中科学家1300人、讲师1200人、学生7500人。与此同时，有1万名苏联专家在中国以不同身份参加工作。其中600余人在高校任教，为中国开设新的课程，参加编纂新教材的工作[5] (213)。
二、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
国际活动考察
（一）国际活动概况
（1）聘请外国专家情况
钢院（1952-1966）共聘请外国专家11人，全部来自苏联，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政府聘请9人，经教育部同意由学校聘请2人；工作时间两年或两年以上的9人（其中顾问组专家7人，表1中序号1-7），工作5个月和2个月的短期讲学专家各1人，专业分布在金属压力加工、电冶金、炼钢、采矿、金相热处理、冶金厂机械设备、铸造、高温合金共8个专业。自1953年12月起，苏联专家陆续到校工作，斯柯洛霍多夫担任专家组长、院长顾问，1956年9月后改由彼得里琴柯担任。魏景昌副院长和高芸生院长先后不定期地与专家座谈，听取他们对学校建设的各项建议，其中教学计划是主要内容之一。据曲英教授介绍，每位专家来校后都配备了专业翻译和生活翻译。专业翻译是从各专业抽调俄语较好的年青教师担任，主要是讲课翻译，一般每位1名；生活翻译主要由俄语专业的毕业生担任，主要是一般口语翻译，还有大量打印、资料整理等工作，一般2-3名。
（2）国际交流与外事活动
钢院（1952-1966）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是与国外有关院校进行资料交流，并集中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9所冶金、矿业类院校，包括莫斯科钢铁学院、莫斯科冶金夜大学、莫斯科化学机器制造学院、西伯利亚冶金学院、捷克奥斯特洛瓦矿业学院、波兰克拉科夫矿业学院、东德弗莱堡矿业学院、保加利亚高等技术学院、东德马丁路德大学。其中，苏联4所，东德2所，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各1所，并在1960年因中苏关系破裂而全部终止[6] (33)。钢院的外事活动在1960年前相对较少，重要的活动包括：1955年苏联著名冶金专家巴尔金和萨马林院士来访，1958年莫斯科钢铁学院院长奇金、里夫希茨教授等人来访，1958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等人来访，此外在钢铁研究院工作的东德专家孔歇尔曾来校指导。1960年到1963年，外宾接待情况如表2所示，其中1963年来访的代表团国别、人数情况如表3所示[6]。来访的外宾有学生、青年、工会、工业展览会、共产党代表团，以及专家、资本家、社会活动家、议员等。而在此期间，学校出国访问的人数极少，仅有1957年杨熙冲、黄乐薇去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1958年张文奇、胡颖访问南斯拉夫并在回国途中顺访苏联，1960年王祖诚参加北京文化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等。
（3）师生出国学习与接受留学生
钢院（1952-1966）教师出国学习、进修和学生出国留学主要集中在苏联和东欧，前后派出教师17人、学生33人，合计50人。其中，1952年前，唐山工学院派马如璋、王润，北洋大学派卢于逑、董一诚、唐仲合、王筱留到苏联学习；1956年到1960年，学校派方正知、高诒善、周荣章、孙一康、张鉴、韩其勇、董德元、倪学梓、马廷温、董锷、王有铭、贺毓辛共12位教师到苏联进修或学习（周荣章、孙一康因故未能成行）；1964年派教师赖和怡到瑞典进修。1953年抽调冯志诚、仲增镛、罗干、沈婉芬（女）、王飞、卢贤钧、乔墉、何芝楠、高玉璞、藤华元、管瑞华、袁定勋、毕梦熊共13名学生保送去苏联及东欧学习；1956-1960年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常永安、徐建伦、白治恩、李久、胡瑞富、陶德鑫、崔良溶（女）、范维唐、孙树兴、樊明经、吴鼎芬、许嘉龙、冯恭喜、王庆奎、连金江、邓风祥、瞿文吉（女）、贾志文、赵先存、倪瑞明、杨德钧、王湧共21人去苏联和东欧攻读学位（王湧、贾志文、樊明经因故未能成行）。此外，谢锡善被派往捷克留学。其中，罗干校友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范维唐校友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王润教授曾任北京钢铁学院院长。
在接受外国留学生方面，钢院是高等教育部选定的首批15所高校之一，自1954年开始接受来华留学生。从1954到1966年，学校共接受来自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蒙古、古巴、印尼、尼泊尔等8个国家的114名留学生，其中学完全部课程毕业回国的有4个国家的32名学生，因各种原因特别是“文革”退学回国的有6个国家的76名学生[6]。这些留学生中，来自越南的人数最多，有83人；学习钢铁冶金的学生最多，有27人。留学生工作由院长办公室牵头负责，教务处负责教学，总务处负责生活，团委负责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学校给每名留学生配备了一名思想政治素质好的中国学生担任政治辅导员，原冶金部计划司司长梁才、北科大原校长杨天钧都曾担任留学生的政治辅导员。
（二）苏联专家的主要工作
苏联专家的工作主要包括：为研究生、教师讲授专业课，编写专业教材；建立专业实验室并指导教师掌握实验内容；指导研究生、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进行习题课、实验课、生产实习、辅导答疑；指导教师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各种教学指示文件；指导教师、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给兄弟院校、研究机关、厂矿讲学作报告，帮助解决一些有关矿冶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
（1）开设课程
苏联专家来校以后，很快开设出了一系列课程。譬如，1954年开设的采矿法、凿岩爆破、物理化学、冶金热力学计算、专业电冶金学、炼钢学、金属压力加工、孔型设计、热处理车间设备、冶金厂机械设备等课程。1955年开设的压力加工工艺学、专业电冶金学第三部分、冶金原理专题报告、造型工艺（上）、采矿方法、专业炼钢学、热处理车间设备及设计、冶金厂机械设备等课程。1956年开设的铸造工艺、特种铸造、金属矿山企业技术设计、地下深眼落矿、冶金厂机械设备等课程。据曲英教授回忆，格里古良教授在承担电冶金专业课程之外，还主动提出专为教师和研究生开设了物理化学课（每周一次，一个星期），在理化楼三楼240人的大教室上课，效果非常好。专家讲课时，学校的教师大都参加了旁听，据魏寿昆院士回忆说：“苏联专家上课，老师、学生一块儿听，教这门课的老师都听，相当于拜苏联专家为师。”“格里古良的物理化学课是少而精的典型。”
图3铸造专业苏联专家彼得里琴柯指导青年教师①
（2）指导科研
苏联专家来校以后，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工作，并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展科研，斯柯洛霍多夫还为全院教师作了“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报告。可以说，建校早期许多规模较大的科学研究是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且大部分研究结果对生产有直接帮助。比如，在斯柯洛霍多夫指导下，压力加工教研组对北京公私合营的建国轧钢厂提出合理化建议，并指导轧四的学生为该厂设计新的孔型，改进工厂生产，促进了轧钢厂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在柯罗布克指导下，采矿系的于学馥等教师做了“液氧炸药”等研究。在格里古良指导下，电冶金教研室进行了“真空熔化法定氧”等研究。在索柯洛夫指导下，冶金机械设备教研组与重工业部签订了核验轧钢机械设备的合同。在萨维利耶夫指导下，炼钢专门化的研究生提出炉后脱氧的建议，为国家节约了锰矿资源。1955年4月6日，《人民日报》介绍推广了鞍钢“炉后脱氧”的生产经验。据曲英教授回忆，萨维利耶夫在唐钢直接指导厂方科技人员进行了“侧吹碱性转炉富氧炼钢”的工业试验，同时在厂里讲课。
图4钢冶专业苏联专家萨维利耶夫给青年教师答疑①
（3）建设实验室
关于钢院早期的实验室建设，据钢院时任教务长魏寿昆院士回忆说：“简单地说，我们就等于把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实验室搬过来了。他们实验室有的，我们也都有。”苏联专家来校后，钢院各专业的实验室开始安装开课。有苏联专家的教研组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没有专家的教研组，专家也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在筹建实验室的同时，苏联专家还指导实验室制定了实验项目，并指导教师开出实验课。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许多实验室具有了一定数量的挂图、图标、模型，并且拟定了实验制度、组织和安全规则。苏联专家帮助建立的实验室有轧钢实验室、电冶金实验室、造型材料实验室、合金熔化实验室、地质实验室等11个大类的实验室，如表4所示。各类实验室中又分为若干的小型实验室，如专家帮助建立的炼钢实验室实际上包括气体、夹杂、浇注、熔炼、金相、热工六个实验室。同时专家帮助建立了压力加工资料室、电冶金资料室、铸工资料室、金相及热处理资料室，以及冶金实习工厂等，极大地促进了钢院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
（4）培养研究生
为了培养师资、加强科研力量，钢院从195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当年招收70人，其中采矿专业10人，钢铁冶金专业17人，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13人，压力加工专业18人，冶金机械专业12人，这批研究生是从东北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中选拔的，指导教师是苏联专家。1954年从本校首届毕业生中免试选拔了13人，其中金相与热处理专业5人，冶金机械专业8人。1955年从本校应届毕业生中免试选拔了10人，均为铸造专业。此三届共招收研究生93人，主要由苏联专家负责指导、讲课，学制2-3年。这些早期的研究生后来大都做出了出色成绩，如雷廷权（哈尔滨工业大学）、崔昆（华中科技大学）、涂铭旌（四川大学）三人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图5 压加专业苏联专家斯柯洛霍多夫指导研究生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专家不仅为钢院的早期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忘我的工作热情深深地感动了全校师生。据曲英教授回忆，索柯洛夫出差时，坐在摇动的火车上不停地写讲义，多篇讲义稿是在火车上写成的。据1957年7月9日的《北京钢院》第5版中记载：“压力加工专家斯柯洛霍多夫为了留给中国同志更多的资料，也为了照顾翻译，曾仔细地写讲义。他的手在卫国战争中受了伤，天气不好写字时发酸、发痛，但还伏在桌子上不停地写，工作到夜里11-12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斯柯洛霍多夫患了慢性盲肠炎，痛了几天仍熬着工作，……动手术后，院长及有关系主任去探望他，他第一句话就说：‘教研组工作如何？研究生如何？落下的课我一定给补上。’”专家不仅时常鼓励学生结合中国国情开展科研工作，还在生活上给予学生指导，如要学生在假期去远足、跳舞等，并应邀和学生座谈，关心学生发展。1956年三八妇女节，苏赫多里斯卡娅受邀介绍了苏联妇女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以及自己的成长经过。
三、学习苏联对大学文化的影响
（一）建筑与学科
考察钢院（1952-1957）的校园建筑、学科设置等，基本上是以苏联高校为范本。在校园规划上以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校园规划为典型，呈现出大主楼、大广场、周边式等特点。具体到校舍规划，有色冶金设计院在设计时，即采用苏联高校校舍的规划标准进行设计。在学科建设上主要仿照莫斯科钢铁学院。
（1）校园建筑
学校早期的建筑，除东、西饭厅及学生宿舍等生活建筑外，都呈现出苏式风格（图6）。其中，以教室楼、理化楼、主楼最为典型，特点是平面规矩、中轴对称，挺拔大气、整齐庄严、方正简约，正面呈中间高、两翼低的横向三段式分布。主楼、教室楼、理化楼的外部装饰原先考虑使用中国古典形式的大屋顶面，希望从屋面形式上强调中国民族风格，后被重工业部领导及时制止。后来仿照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建筑风格，全部建筑入口都做成拱形，做简单云纹柱头装饰。据高澜庆教授回忆：“主楼和配楼是仿照苏联有关图纸建设的。一般来说，厕所应该在北边，但理化楼的厕所在南边。”此外，校内的冶金实习工厂也是在苏联专家的提议下建成的。据曲英教授回忆，厂里曾进行过150公斤电渣重熔、卡尔多转炉试运转、吹炼高磷生铁、吹炼镍锍等中间试验。同时，也为其他研究单位制造过科研急需钢件，如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用的耐热钢铸管，地质所用的钴钢等，后来因为环境和物流问题而停办。《满井村》中曾这样描述钢院主楼等建筑[7] (24)：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每次穿过厚实的拱门，看到这座内涵简约、别具风格的主配楼，老钢院人脑海深处总不禁响起苏联音乐那热烈欢快的美妙旋律，记忆深处仿佛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冥冥之中，不知道是主配楼的苏式建筑风格影响了这里的学子们，使得北科大学子更加能干实干；还是北科大学子的实干能干使得主配楼的苏式建筑风格透染着一种灵性的气息。这种苏式建筑气息与实干能干精神的融合，谱写成了学校特有的文化篇章。而这种文化已逐渐成为北科大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营养。
（2）学科建设
在院系调整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与欧美相似，只设院系，不设专业。以当时矿冶教育水平最好的北洋大学为例，工学院下设采矿工程系、冶金工程系等9个系，系下没有专业，学生大三以后划分为组。采矿工程系分为采煤组、石油组、金属组，冶金工程系分钢铁组、非铁冶金组、物理冶金组。院系调整后，我国高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上是仿照苏联的。关于钢院的学科设置，魏寿昆院士回忆说：“北京钢铁学院的专业完全是效仿莫斯科钢铁学院，我们感觉专业设置得很好，补我们不足。”“原来我们冶金系包括的面很广，包括钢铁、非铁金属。钢铁我们有一本书，有色金属有一本书。我们也有金相学，也是一本书，还有轧钢、铸造、炉子、耐火材料等等，这些都有书，但是就一本书。可这一本书在苏联都是一个专业。如钢铁原来在老北洋大学时期就一本书，以后不仅变成一个专业，还分成炼铁、炼钢、电炉炼钢三个专门化。每一个专门化都有三大本专业书，一共9本大书[8] 。”另据采矿系高澜庆教授回忆，钢院不重视采矿专业，也是受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影响，因为莫斯科钢铁学院没有采矿专业。
（二）组织与制度
考察钢院（1952-1957）的组织设置、治理结构、规章制度等，除了党政组织的领导体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外，学校的教学科研、业务组织与领导关系，基本上都是以苏联高校为范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教学的组织管理中，建立了教研室等制度；二是在人才的业务培养方案制订中，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制订了学校教学计划，并按照苏联的教学法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制度。
（1）教研室
教研室是同学科教师聚集在一起的组织结构，是从苏联学习和翻译过来的。据魏寿昆院士回忆，钢院的教研室成立是在借居清华的那一年。为了成立教研室，学校还专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行了学习考察，因为当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是学习苏联的榜样。据曲英教授介绍，苏联高校教研室主任的学术地位最高，必须由教授、博士担任，系主任可由副教授担任。而中国则把系主任规定为相当于处级干部，教研室主任相当于科级干部，至少钢院如此，这一点与苏联不同。截止1966年，学校教研室设置情况如表5所示。
（2）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
钢院（1952-1957）开展了三次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的制定与修订工作。第一次教学计划制定是在1952年，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都是以能拿到的苏联高等院校的五年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蓝本，根据学校学制四年的实际情况，采取“不打乱原有系统，适当压缩”的原则，按照培养“工程师”的目标来编制过渡性的教学计划。第二次教学计划修订是在1954年，学校组织苏联专家、部分教授、讲师分别按系或专业对教学计划进行修订，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计划（图6）。第三次修订是在1955年，为了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从59届开始将学制改为五年。这时已经有按照苏联模式教学的基本经验，学时也较充裕，修订的教学计划较适用。在教学计划中详细规定各个教学环节，如课堂讨论、习题课、辅导答疑、实验课、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这一教学计划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教学大纲以书面形式规定本课程必须讲授的内容，任课教师讲课可以在逻辑次序、讲课重点上有变化，但内容不能缺失。据曲英教授介绍，专业课的教学大纲由几个学校共同制定，如炼钢就由钢院、东工、重大共同制订；基础课的大纲则要听取专业教研组的意见。有的教学大纲直接使用苏联的教学大纲。如1954年使用的“安全技术防火教学大纲”是根据苏联高等教育部矿冶高等学校管理局1951年9月6日批准的“安全技术与防火技术”教学大纲制定的，将讲课和实验的学时缩减25%。具体来说，其情况如下：绪论部分增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介绍；将苏联教学大纲中的第一节、第二节合并，第三节、第四节合并，第七节、第八节合并；原大纲中的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取消。《X线学》的教学大纲说明书上，注明了此大纲是根据苏联高教部1949年“金属X线学及金属物理”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的X线学部分制定的[9]。关于教学方法，北京科技大学原校长李静波教授回忆说：“苏联的教学方法里面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两个环节，一个所有的课程环节都有答疑环节；第二个是所有的考试都是口试。”
（三）文化与体育
考察钢院（1952-1966）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会发现其带有明显的苏联痕迹。特别是在1952-1957年，学校里放映的电影、编排的话剧、提出的口号、传唱的歌曲等，许多都与苏联有关系，而轰轰烈烈的“劳动卫国制度”更是来自苏联。
（1）校园艺术
当时的校园，“哈拉绍（好）”成了最流行的语言，“列宁装”成为学生衣着打扮的时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校园舞会上最为熟悉的旋律，很多苏联的民歌在学生中流行。据原冶金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校友回忆：“当时每周都有电影，最初以苏联电影居多，如《静静的顿河》、《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至今我还对很多电影插曲记忆犹新，现在一听到《喀秋莎》、《伏尔加河船夫曲》这样一些老歌，就感到好像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那是一段充满梦想，令人难忘的岁月。”据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樊源兴校友回忆，这一时期，苏联的文学、诗歌、音乐、电影、舞蹈（图7）等在校园传播很广。他回忆说：“我入学后观看的第一场演出是到天桥看苏联芭蕾舞剧《和平的海岸》。同学们看的小说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铁流》、《母亲》、《我的大学》等。苏联歌曲有《妈妈再见吧》、《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等，不少师生都会用俄文演唱。许多同学们都朗读过高尔基的《海燕》，普希金的《茨岗》、《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颂》、《苏联护照》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校园艺术带有鲜明的苏联文学艺术风格，凝结了一个时代的情感与记忆。
（2）劳卫制
劳卫制即劳动卫国制度，来自于苏联。1953年冬天开始，学校掀起了贯彻劳动卫国制度的体育锻炼热潮，当年有81%的学生达到了国家颁布的标准。1955年冬天再次掀起劳卫制锻炼高潮，在“战胜严寒和懒惰”和“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口号的鼓舞下，同学们自发组织了“保尔锻炼小组”、“刘胡兰锻炼小组”，坚持早操、跑步，组织各种体育竞赛。1956年，全校有1004名学生通过劳卫制一级锻炼标准。
在中苏友好气氛浓厚的年代，学生们出于对苏联人民的友好，将体育锻炼与莫斯科情结相结合，提出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长跑计划。从北京到莫斯科大约是15000里，然后核算到班中同学的身上，便形成了每人每天要跑多少里，用多少时间完成的具体指标。锻炼之余，班与班之间还开展了竞赛，“看看哪个班能先跑到莫斯科去”。可以说，“劳卫制”是学校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重要制度保障，为学校体育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观念与校风
“以苏为师”对钢院观念和校风的影响，一方面给学校带来了“实践、实干”的风气，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刻板、保守”的文化倾向。
（1）“实践、实干”的文化因子
苏联教育非常重视实践环节，强调训练独立工作能力的实验、实习、大作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科技活动等环节。总结分析1954年各专业的教学计划（表5-6），可以看出实践教学在教学计划中的份量。其所占学时超过教学计划总学时的45%，有的接近50%。为了帮助教师掌握这些环节，苏联专家在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外，还为全院教师作了“如何组织领导生产实习”、“如何组织习题课、实验课”、“如何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如何组织和领导学生科研小组”等专题报告。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与帮助下，冶金系的13位教师试做毕业设计，并组织了国家考试委员会进行答辩，全部获得优良成绩。之后，应届毕业生都要进行毕业设计才能正式结束大学学习，这在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做法延续至今。谈起毕业设计，魏寿昆院士回忆说：“解放前大学没有毕业设计，同学都搞毕业论文，写一篇读书报告，或做个小实验，那不是设计，而是科研的形式。毕业设计是苏联增加的，很详细，也很好。毕业设计画的图，我们现场就可以用。一个厂房要设置什么东西，上边起重机多大，炉子多长多宽多高，另外需要有的一切设备，甚至一个班几个师傅，都算得很清楚。因此，一个和毕业设计中所定的产量差不多的厂子，可以直接拿我们的图纸盖厂房、施工。”
（2）“僵化、狭隘”的文化惯性
“以苏为师”带来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教学管理具有高度计划性与组织性，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统一编写，又像“法律”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学校没有主动权，从而把课堂教学模式化，不利于教师发挥创造性，使得学生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受到限制。（二）在教学方式上，尽管苏联模式也有悉明纳尔一类的课程，但整体来说苏联重灌输，造成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足。再加上课时多、负担重，学生自由时间少，也不利于发挥主动性。（三）专业设置狭窄，求专求细，学科之间没有交叉，造成教师和学生的视野受到局限，甚至导致“心胸狭隘”，不适应未来发展。此外，排除英语，只学俄语，中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也影响到后来的国际视野。（四）存在着以政治代替学术或“以红代专”的倾向。曲英教授说：“苏联把一般性学术问题提高到政治上，进行政治性的学术批判。所以，在苏联，搞具体技术的多，科学发展不太够，如批判‘热寂论’，使大家对熵的重要性认识大大下降。”陶少杰教授认为，经验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教育中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
三、学习苏联对各系科影响差异
尽管钢院（1952-1957年）在整体上仿照苏联教育模式和莫斯科钢铁学院进行办学，但不同系、专业所受影响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各专业学习苏联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聘请苏联专家亲自指导，如采矿、炼钢等8个专业；（二）选派青年教师到东北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如炼铁、矿山机械等专业；（三）参考借鉴苏联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教材，如金属物理、冶金物理化学等专业。总之，有苏联专家的比没有苏联专家的影响要大，知名教授少的比知名教授多的影响要大，苏联专家的学术水平越高、工作时间越长则影响越大。当然，还与专家的教学专长和科研方向有一定关系，如金相热处理专业的专家阿·格·索洛基辛的教学研究方向与金相热处理系里的方向不一致，只讲“热处理生产工艺及设备”课，“金属学”课则由中国教师参考俄文教材讲授，但接受了“金属学”这个学术术语。
从系的层面上来讲，影响最大的是机械系，影响最小的是理化系。钢铁机械系创建之时，打破了旧时的通用机械模式，创立了专业性较强的冶金机械专业，无论是在师资、教材，还是教学、实验诸方面，均完全照搬苏联的办学经验。时任专家翻译孙一康教授说：“当时机械系只有我和吕桂彤两个人，来了专家以后我们就按照专家的思想来办学。”“冶金机械的专家是所有专家中学术水平最高的，是正教授，后来成为院士，其他的都是副教授。来钢院前是西伯利亚大学冶金机械教研室主任，学术方向主要集中在工艺、轧制力公式、轧机复合这一方向。”苏联专家对机械系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一）科研方面，专家开辟了现场轧制复合参数测定这一学术方向，这一方向至今仍是机械系非常重要的科研方向，走出了陈先霖、孙一康等一批著名学者，并在后来开创出轧钢自动化研究这一学术方向，再后来培育出麦斯科公司等校办产业。孙一康教授回忆：“苏联专家非常重视科研工作，与系里的教师和研究生逐个谈话，确定每个人的科研方向”。专家的这一思想，使机械系在成立之初就形成了注重科研的风气。（二）教学方面，专家为机械系亲手编写了第一套炼铁、炼钢和轧钢等机械设备教材，并且传授了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教学要求和指导方法，协助筹建了冶金机械实验室，并亲自授讲，指导实习。（三）师资培养方面，专家通过研究生班为机械系培养了第一批骨干教师，如王祖成、林鹤、陈先霖、孙一康、陈克兴、郑重一、康祖立、施东成、潘毓纯、严允进、陈天才、李立、戴进渊、刘宏才、康贵信等，全面接过系里的教学和科研任务[10]。（四）思想方面，苏联专家强调个人奋斗，还结合成长经历给师生们讲述自己奋斗的故事，后来这被错误批判为“成名成家”思想。孙一康教授说：“我也受专家的影响，强调业务时就受表扬，政治运动来了就挨批判，被批为‘只专不红’、‘白专道路’。”
从专业的层面上来说，影响最大的是电冶金专业和冶金机械专业，影响最小的是金属物理专业和冶金物理化学专业。以电冶金专家的工作为例，时任电冶金教研组主任朱觉教授在《北京钢院》上发表的怀念格里古良教授的文章中写道：“我组是1953年秋成立的一个新教研组，在专家来之前，我们连专业教学大纲也没有，不仅对专业课不掌握，就连专业的详细范围与内容也不清楚。在过去的21个月中，专家分期系统地把苏联一整套的先进专业内容和教学过程都交给了我们。”格里古良的专业水平高，他来校后的主要工作内容如下：1954年开始讲授电冶专业课（为期1年半）、课程设计指导（半年）、毕业设计指导（1年）、建立资料室指导（2年）、建立实验室指导（2年）、修订教学大纲（半年）、修订实习大纲（1年）、指导教师进修计划（1年），1955年开始指导专门化实验（1年）、指导科学研究工作（1年）、指导教学法研究工作、拟定教学法指导书（半年）、制定实习规则（半年）。
此外，王丽莉在硕士论文《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建校初期学科建设研究（1952－1957）》中系统梳理格里古良教授在校期间的工作还包括：帮助修订了钢铁冶金专业的教学计划，撰写电冶金学、分析化学、认识实习大纲等9项、11种教学大纲；指导建立了感应炉熔炼室、钢中气体分析室、钢中夹杂物分析室、金相实验室、电气设备实验室、样品准备室、模型标本室等7个实验室和资料室；指导了冶金实验工厂的建立工作，帮助炼钢教研组建立炼钢专业实验室，并对物理化学、冶金原理、分析化学的实验室进行帮助。作为冶金系的顾问，他指导系里制定了每学期的工作计划，制订了学生自学知识图表，协助解决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对系及教研组的行政组织划分提出建议、指导系组织科学研究讨论会，帮助制定电冶、物化等教研组的十二年工作规划；帮助制定教师的个人工作计划；参加教研组定期会议，并指导教研组开展行政工作。另外，他作了六场报告，分别涉及教师工作量问题、生产实习、考试问题、习题课和实验问题、家庭作业等。为帮助解决问题，他亲自下基层了解情况，比如与学生一起听课，参加实验，检查学生实验报告、家庭作业等。培养了7名研究生，帮助电冶教研组两名助教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帮助教师开出研究生专业课，保证了教学计划中的教学任务。在上海、大连、抚顺等几个钢厂先后做十余次的技术报告，多次参加座谈会解决厂矿的实际问题。在科学院金属研究报告会上做了报告，帮助科学院开展相关工作。对重庆大学、昆明工学院等作了教学及教学法工作的报告，培养了进修教师4名。据冶金系傅杰教授回忆，苏联科学院巴尔金和萨马林院士率领的苏联冶金代表团1955年访华，他们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特种钢及合金在国民经济及国防建设中的作用，介绍了电冶金。正要高中毕业的他被电冶金专业深深吸引，考进了钢院钢铁冶金专业，学习电冶金专门化。后来，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傅杰教授为中国电冶金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四、小结
（一）钢院成立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结果，其外来影响主要来自苏联。在“以苏为师”的背景下，除党政领导体制和思想政治工作外，无论是教学科研、学科建设，还是师资培养、校园建设，苏联专家与学校师生相互配合，以“模式移植”的方式奠定了钢院“苏式风格”的办学基调。在这一过程中，钢院吸收了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三十余年的办学经验，适应了当时人才培养的需要，有些地方虽不免照搬照套，但极大地缩短了从头摸索的时间。
（二）苏联高校的办学思想是钢院初创时期（1952-1957）的指导思想。“以苏为师”对学院文化的影响，不仅反映在早期苏式建筑等物质载体上，体现在师生的文化体育活动中，而且体现在教学计划、教研组等制度和结构中，对学校的校风和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给学校文化注入了“实干、实践”的因子，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僵化、狭隘”的倾向，影响到学校后来的发展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三）“以苏为师”对钢院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对不同学科其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总的来说，越是从欧美归来的教授多的系科、专业，其受到苏联的影响越小。从系来说，机械系受到的影响最大，理化系受到的影响最小；从专业来讲，钢铁机械和电冶金专业受到的影响最大，金属物理和物理化学专业受到的影响最小，前者属于苏式风格，后者属于欧美风格。这一影响，在今天学校的院系文化中仍然清晰可见。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先后采访了北京钢铁学院原教务长魏寿昆院士，原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傅君诏，冶金系原副系主任陶少杰，冶金系创建人之一曲英，采矿系原副系主任高澜庆，自动化系原主任孙一康，学校原校长王润，原党委书记、校长李静波，原党委副书记李辉东，原党委副书记、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樊源兴，原纪委书记、副校长陆国市，统战部原部长王涌，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原所长韩汝玢、冶金系傅杰等教授，参考了北科大冶金史研究所王丽莉同学的硕士论文《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建校初期学科建设研究（1952－1957）》，得到了各位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帮助，档案馆、校史馆提供了图片，谨致以特别的感谢和敬意。
〔参考文献〕
［１］韩延明．大学理念论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03．
［２］谷贤林.世纪追溯：外来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G].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国际教育：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67-94.
［３］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964．
［４］[加]许美德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 许洁英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05.
［５］[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13.
［６］钟天驹.北京科技大学外事处志[G].校史志编纂研究室.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第12辑.1995:35.
［７］石新明.满井村[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24.
［８］韩晋芳，张柏春.魏寿昆院士访谈录——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工程教育改革[J].中国科学技术史杂志.2009，（2）193-202.
［９］黄乐恒等. 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志[G].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第15辑.1997:12-82.
［10］校史志编纂研究室.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第6辑[G].1993.
［11］王丽莉，潜伟.1952-1957年苏联专家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学科建设[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责任编辑：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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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文化；外部因素；国际影响；以苏为师；北京钢铁学院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3-0027-14
自中世纪大学创办伊始，由于教会文化的影响，国际化便是一个显著特征。一般认为，最早诞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中世纪大学主要有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萨莱诺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被欧洲称为“母大学”。据德国教育学家布坦斯基统计，在当时的巴黎大学师生中，“有英国人153名，德国人200名，荷兰人56名，意大利人109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44名，斯堪的纳维亚人41名，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41名[1](103)。”考察大学发展史，会发现各国大学间的相互影响乃至一国大学按照另一国大学的模板建立，是一个普遍现象。譬如：英国最早的大学牛津大学是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以巴黎大学为榜样建立的；美国最早的大学哈佛大学是由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仿效剑桥大学建立的；洪堡等人创立的柏林大学对德国以及世界许多大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威斯康星思想”则对美国以及世界许多大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国际影响是大学文化的题中之义。北京钢铁学院是新中国初期通过院系调整新组建的单科性学院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北京钢铁学院（以下简称“钢院”）为例，讨论大学文化形成的外部因素之一，即国际影响尤其是“以苏为师”对大学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现代大学的外来影响
中国现代大学的起源总体上属于“后发外生型”。从1895年北洋西学学堂诞生起，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只有百余年历史。回顾百余年来的外来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外来影响，包括20世纪之初日本的影响、20年代后美国的影响，以及燕京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影响；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影响；三是改革开放后的外来影响[2](67)。总体说来，20世纪前半期主要体现了美国教育的影响，后半期至20世纪90年代则主要体现了苏联教育的影响。
20世纪初日本教育对中国的影响，直接诱因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志之士认识到，明治维新时期发展近代教育是日本迅速崛起的根本。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
之[3](964)。”这样，从1896年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共计三万余人到日本留学。而且清政府移植了日本的学制，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还翻译了大量日本教育资料。当时，在中国工作的日本教习约有2000人。其中，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即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刺激中国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日本的结果，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模仿日本的帝国大学。当然，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北京大学的改造在许多方面借鉴了德国的教育思想，这与蔡先生两次留学德国有很大关系，当时的德国是世界教育和科研的中心。
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中日关系恶化以及美国设立“庚子退款留学”项目等原因，美国取代日本成为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国家。1907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对很多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和欧洲非常焦虑，他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写道：“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詹姆士校长的建议促成了美国以庚款培植中国留学生的计划。因此，以1922年的“壬戌学制”为标志，直至新中国建立，中国的教育改革一反清末民初模仿日本的倾向而转向注意模仿美国教育[4]。后来的事实证明，留美学生学成归国之后，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统计，1931年全国共有公私立大学79所，校长为留学出身者65人，其中留美34人，占校长总数的43%。1941年至1944年，全国审查合格的教授、副教授2448人，其中934人为留美学者，占总人数的38%[4](105)。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等原因，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国家。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党政领导的思想政治工作上具有自己特有的传统和逐渐适应知识分子实际情况的组织结构和指导思想。如果说学习日本、美国的教育是自下而上的，是间接的，是以引导为主而非排他的；那么学习苏联的教育则是自上而下的，是直接的，是以强制为主而排他的，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怀疑或批判。据钢院冶金系曲英教授介绍，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主张，是受全国人民拥护的，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的，特别是理工科方面的知识界无人反对。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主要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譬如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哲学家张东荪教授等。潘光旦教授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因此他在清华大学受到多次批判。
苏联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除领导体制外，几乎是全方位的。一是院系调整，其中一个重要方针就是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性大学和专门学院两种。北京钢铁学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一个典型产物。二是教学改革，主要包括：改变原来的系科，按照苏联的专业目录设置专业，实行专才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教学计划、教材和专业教科书，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安排和教学内容上实行标准化、统一化，实行学年制；大量使用苏联教材，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设立教研组作为基本的教学单位，所有教师按其所教课程组织到各教研组。三是加强人员往来。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7年，中国留苏人员共有38000人，其中科学家1300人、讲师1200人、学生7500人。与此同时，有1万名苏联专家在中国以不同身份参加工作。其中600余人在高校任教，为中国开设新的课程，参加编纂新教材的工作[5] (213)。
二、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
国际活动考察
（一）国际活动概况
（1）聘请外国专家情况
钢院（1952-1966）共聘请外国专家11人，全部来自苏联，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政府聘请9人，经教育部同意由学校聘请2人；工作时间两年或两年以上的9人（其中顾问组专家7人，表1中序号1-7），工作5个月和2个月的短期讲学专家各1人，专业分布在金属压力加工、电冶金、炼钢、采矿、金相热处理、冶金厂机械设备、铸造、高温合金共8个专业。自1953年12月起，苏联专家陆续到校工作，斯柯洛霍多夫担任专家组长、院长顾问，1956年9月后改由彼得里琴柯担任。魏景昌副院长和高芸生院长先后不定期地与专家座谈，听取他们对学校建设的各项建议，其中教学计划是主要内容之一。据曲英教授介绍，每位专家来校后都配备了专业翻译和生活翻译。专业翻译是从各专业抽调俄语较好的年青教师担任，主要是讲课翻译，一般每位1名；生活翻译主要由俄语专业的毕业生担任，主要是一般口语翻译，还有大量打印、资料整理等工作，一般2-3名。
（2）国际交流与外事活动
钢院（1952-1966）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是与国外有关院校进行资料交流，并集中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9所冶金、矿业类院校，包括莫斯科钢铁学院、莫斯科冶金夜大学、莫斯科化学机器制造学院、西伯利亚冶金学院、捷克奥斯特洛瓦矿业学院、波兰克拉科夫矿业学院、东德弗莱堡矿业学院、保加利亚高等技术学院、东德马丁路德大学。其中，苏联4所，东德2所，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各1所，并在1960年因中苏关系破裂而全部终止[6] (33)。钢院的外事活动在1960年前相对较少，重要的活动包括：1955年苏联著名冶金专家巴尔金和萨马林院士来访，1958年莫斯科钢铁学院院长奇金、里夫希茨教授等人来访，1958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等人来访，此外在钢铁研究院工作的东德专家孔歇尔曾来校指导。1960年到1963年，外宾接待情况如表2所示，其中1963年来访的代表团国别、人数情况如表3所示[6]。来访的外宾有学生、青年、工会、工业展览会、共产党代表团，以及专家、资本家、社会活动家、议员等。而在此期间，学校出国访问的人数极少，仅有1957年杨熙冲、黄乐薇去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1958年张文奇、胡颖访问南斯拉夫并在回国途中顺访苏联，1960年王祖诚参加北京文化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等。
（3）师生出国学习与接受留学生
钢院（1952-1966）教师出国学习、进修和学生出国留学主要集中在苏联和东欧，前后派出教师17人、学生33人，合计50人。其中，1952年前，唐山工学院派马如璋、王润，北洋大学派卢于逑、董一诚、唐仲合、王筱留到苏联学习；1956年到1960年，学校派方正知、高诒善、周荣章、孙一康、张鉴、韩其勇、董德元、倪学梓、马廷温、董锷、王有铭、贺毓辛共12位教师到苏联进修或学习（周荣章、孙一康因故未能成行）；1964年派教师赖和怡到瑞典进修。1953年抽调冯志诚、仲增镛、罗干、沈婉芬（女）、王飞、卢贤钧、乔墉、何芝楠、高玉璞、藤华元、管瑞华、袁定勋、毕梦熊共13名学生保送去苏联及东欧学习；1956-1960年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常永安、徐建伦、白治恩、李久、胡瑞富、陶德鑫、崔良溶（女）、范维唐、孙树兴、樊明经、吴鼎芬、许嘉龙、冯恭喜、王庆奎、连金江、邓风祥、瞿文吉（女）、贾志文、赵先存、倪瑞明、杨德钧、王湧共21人去苏联和东欧攻读学位（王湧、贾志文、樊明经因故未能成行）。此外，谢锡善被派往捷克留学。其中，罗干校友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范维唐校友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王润教授曾任北京钢铁学院院长。
在接受外国留学生方面，钢院是高等教育部选定的首批15所高校之一，自1954年开始接受来华留学生。从1954到1966年，学校共接受来自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蒙古、古巴、印尼、尼泊尔等8个国家的114名留学生，其中学完全部课程毕业回国的有4个国家的32名学生，因各种原因特别是“文革”退学回国的有6个国家的76名学生[6]。这些留学生中，来自越南的人数最多，有83人；学习钢铁冶金的学生最多，有27人。留学生工作由院长办公室牵头负责，教务处负责教学，总务处负责生活，团委负责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学校给每名留学生配备了一名思想政治素质好的中国学生担任政治辅导员，原冶金部计划司司长梁才、北科大原校长杨天钧都曾担任留学生的政治辅导员。
（二）苏联专家的主要工作
苏联专家的工作主要包括：为研究生、教师讲授专业课，编写专业教材；建立专业实验室并指导教师掌握实验内容；指导研究生、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进行习题课、实验课、生产实习、辅导答疑；指导教师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各种教学指示文件；指导教师、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给兄弟院校、研究机关、厂矿讲学作报告，帮助解决一些有关矿冶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
（1）开设课程
苏联专家来校以后，很快开设出了一系列课程。譬如，1954年开设的采矿法、凿岩爆破、物理化学、冶金热力学计算、专业电冶金学、炼钢学、金属压力加工、孔型设计、热处理车间设备、冶金厂机械设备等课程。1955年开设的压力加工工艺学、专业电冶金学第三部分、冶金原理专题报告、造型工艺（上）、采矿方法、专业炼钢学、热处理车间设备及设计、冶金厂机械设备等课程。1956年开设的铸造工艺、特种铸造、金属矿山企业技术设计、地下深眼落矿、冶金厂机械设备等课程。据曲英教授回忆，格里古良教授在承担电冶金专业课程之外，还主动提出专为教师和研究生开设了物理化学课（每周一次，一个星期），在理化楼三楼240人的大教室上课，效果非常好。专家讲课时，学校的教师大都参加了旁听，据魏寿昆院士回忆说：“苏联专家上课，老师、学生一块儿听，教这门课的老师都听，相当于拜苏联专家为师。”“格里古良的物理化学课是少而精的典型。”
图3铸造专业苏联专家彼得里琴柯指导青年教师①
（2）指导科研
苏联专家来校以后，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工作，并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展科研，斯柯洛霍多夫还为全院教师作了“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报告。可以说，建校早期许多规模较大的科学研究是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且大部分研究结果对生产有直接帮助。比如，在斯柯洛霍多夫指导下，压力加工教研组对北京公私合营的建国轧钢厂提出合理化建议，并指导轧四的学生为该厂设计新的孔型，改进工厂生产，促进了轧钢厂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在柯罗布克指导下，采矿系的于学馥等教师做了“液氧炸药”等研究。在格里古良指导下，电冶金教研室进行了“真空熔化法定氧”等研究。在索柯洛夫指导下，冶金机械设备教研组与重工业部签订了核验轧钢机械设备的合同。在萨维利耶夫指导下，炼钢专门化的研究生提出炉后脱氧的建议，为国家节约了锰矿资源。1955年4月6日，《人民日报》介绍推广了鞍钢“炉后脱氧”的生产经验。据曲英教授回忆，萨维利耶夫在唐钢直接指导厂方科技人员进行了“侧吹碱性转炉富氧炼钢”的工业试验，同时在厂里讲课。
图4钢冶专业苏联专家萨维利耶夫给青年教师答疑①
（3）建设实验室
关于钢院早期的实验室建设，据钢院时任教务长魏寿昆院士回忆说：“简单地说，我们就等于把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实验室搬过来了。他们实验室有的，我们也都有。”苏联专家来校后，钢院各专业的实验室开始安装开课。有苏联专家的教研组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没有专家的教研组，专家也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在筹建实验室的同时，苏联专家还指导实验室制定了实验项目，并指导教师开出实验课。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许多实验室具有了一定数量的挂图、图标、模型，并且拟定了实验制度、组织和安全规则。苏联专家帮助建立的实验室有轧钢实验室、电冶金实验室、造型材料实验室、合金熔化实验室、地质实验室等11个大类的实验室，如表4所示。各类实验室中又分为若干的小型实验室，如专家帮助建立的炼钢实验室实际上包括气体、夹杂、浇注、熔炼、金相、热工六个实验室。同时专家帮助建立了压力加工资料室、电冶金资料室、铸工资料室、金相及热处理资料室，以及冶金实习工厂等，极大地促进了钢院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
（4）培养研究生
为了培养师资、加强科研力量，钢院从195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当年招收70人，其中采矿专业10人，钢铁冶金专业17人，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13人，压力加工专业18人，冶金机械专业12人，这批研究生是从东北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中选拔的，指导教师是苏联专家。1954年从本校首届毕业生中免试选拔了13人，其中金相与热处理专业5人，冶金机械专业8人。1955年从本校应届毕业生中免试选拔了10人，均为铸造专业。此三届共招收研究生93人，主要由苏联专家负责指导、讲课，学制2-3年。这些早期的研究生后来大都做出了出色成绩，如雷廷权（哈尔滨工业大学）、崔昆（华中科技大学）、涂铭旌（四川大学）三人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图5 压加专业苏联专家斯柯洛霍多夫指导研究生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专家不仅为钢院的早期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忘我的工作热情深深地感动了全校师生。据曲英教授回忆，索柯洛夫出差时，坐在摇动的火车上不停地写讲义，多篇讲义稿是在火车上写成的。据1957年7月9日的《北京钢院》第5版中记载：“压力加工专家斯柯洛霍多夫为了留给中国同志更多的资料，也为了照顾翻译，曾仔细地写讲义。他的手在卫国战争中受了伤，天气不好写字时发酸、发痛，但还伏在桌子上不停地写，工作到夜里11-12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斯柯洛霍多夫患了慢性盲肠炎，痛了几天仍熬着工作，……动手术后，院长及有关系主任去探望他，他第一句话就说：‘教研组工作如何？研究生如何？落下的课我一定给补上。’”专家不仅时常鼓励学生结合中国国情开展科研工作，还在生活上给予学生指导，如要学生在假期去远足、跳舞等，并应邀和学生座谈，关心学生发展。1956年三八妇女节，苏赫多里斯卡娅受邀介绍了苏联妇女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以及自己的成长经过。
三、学习苏联对大学文化的影响
（一）建筑与学科
考察钢院（1952-1957）的校园建筑、学科设置等，基本上是以苏联高校为范本。在校园规划上以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校园规划为典型，呈现出大主楼、大广场、周边式等特点。具体到校舍规划，有色冶金设计院在设计时，即采用苏联高校校舍的规划标准进行设计。在学科建设上主要仿照莫斯科钢铁学院。
（1）校园建筑
学校早期的建筑，除东、西饭厅及学生宿舍等生活建筑外，都呈现出苏式风格（图6）。其中，以教室楼、理化楼、主楼最为典型，特点是平面规矩、中轴对称，挺拔大气、整齐庄严、方正简约，正面呈中间高、两翼低的横向三段式分布。主楼、教室楼、理化楼的外部装饰原先考虑使用中国古典形式的大屋顶面，希望从屋面形式上强调中国民族风格，后被重工业部领导及时制止。后来仿照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建筑风格，全部建筑入口都做成拱形，做简单云纹柱头装饰。据高澜庆教授回忆：“主楼和配楼是仿照苏联有关图纸建设的。一般来说，厕所应该在北边，但理化楼的厕所在南边。”此外，校内的冶金实习工厂也是在苏联专家的提议下建成的。据曲英教授回忆，厂里曾进行过150公斤电渣重熔、卡尔多转炉试运转、吹炼高磷生铁、吹炼镍锍等中间试验。同时，也为其他研究单位制造过科研急需钢件，如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用的耐热钢铸管，地质所用的钴钢等，后来因为环境和物流问题而停办。《满井村》中曾这样描述钢院主楼等建筑[7] (24)：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每次穿过厚实的拱门，看到这座内涵简约、别具风格的主配楼，老钢院人脑海深处总不禁响起苏联音乐那热烈欢快的美妙旋律，记忆深处仿佛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冥冥之中，不知道是主配楼的苏式建筑风格影响了这里的学子们，使得北科大学子更加能干实干；还是北科大学子的实干能干使得主配楼的苏式建筑风格透染着一种灵性的气息。这种苏式建筑气息与实干能干精神的融合，谱写成了学校特有的文化篇章。而这种文化已逐渐成为北科大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营养。
（2）学科建设
在院系调整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与欧美相似，只设院系，不设专业。以当时矿冶教育水平最好的北洋大学为例，工学院下设采矿工程系、冶金工程系等9个系，系下没有专业，学生大三以后划分为组。采矿工程系分为采煤组、石油组、金属组，冶金工程系分钢铁组、非铁冶金组、物理冶金组。院系调整后，我国高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上是仿照苏联的。关于钢院的学科设置，魏寿昆院士回忆说：“北京钢铁学院的专业完全是效仿莫斯科钢铁学院，我们感觉专业设置得很好，补我们不足。”“原来我们冶金系包括的面很广，包括钢铁、非铁金属。钢铁我们有一本书，有色金属有一本书。我们也有金相学，也是一本书，还有轧钢、铸造、炉子、耐火材料等等，这些都有书，但是就一本书。可这一本书在苏联都是一个专业。如钢铁原来在老北洋大学时期就一本书，以后不仅变成一个专业，还分成炼铁、炼钢、电炉炼钢三个专门化。每一个专门化都有三大本专业书，一共9本大书[8] 。”另据采矿系高澜庆教授回忆，钢院不重视采矿专业，也是受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影响，因为莫斯科钢铁学院没有采矿专业。
（二）组织与制度
考察钢院（1952-1957）的组织设置、治理结构、规章制度等，除了党政组织的领导体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外，学校的教学科研、业务组织与领导关系，基本上都是以苏联高校为范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教学的组织管理中，建立了教研室等制度；二是在人才的业务培养方案制订中，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制订了学校教学计划，并按照苏联的教学法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制度。
（1）教研室
教研室是同学科教师聚集在一起的组织结构，是从苏联学习和翻译过来的。据魏寿昆院士回忆，钢院的教研室成立是在借居清华的那一年。为了成立教研室，学校还专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行了学习考察，因为当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是学习苏联的榜样。据曲英教授介绍，苏联高校教研室主任的学术地位最高，必须由教授、博士担任，系主任可由副教授担任。而中国则把系主任规定为相当于处级干部，教研室主任相当于科级干部，至少钢院如此，这一点与苏联不同。截止1966年，学校教研室设置情况如表5所示。
（2）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
钢院（1952-1957）开展了三次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的制定与修订工作。第一次教学计划制定是在1952年，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都是以能拿到的苏联高等院校的五年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蓝本，根据学校学制四年的实际情况，采取“不打乱原有系统，适当压缩”的原则，按照培养“工程师”的目标来编制过渡性的教学计划。第二次教学计划修订是在1954年，学校组织苏联专家、部分教授、讲师分别按系或专业对教学计划进行修订，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计划（图6）。第三次修订是在1955年，为了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从59届开始将学制改为五年。这时已经有按照苏联模式教学的基本经验，学时也较充裕，修订的教学计划较适用。在教学计划中详细规定各个教学环节，如课堂讨论、习题课、辅导答疑、实验课、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这一教学计划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教学大纲以书面形式规定本课程必须讲授的内容，任课教师讲课可以在逻辑次序、讲课重点上有变化，但内容不能缺失。据曲英教授介绍，专业课的教学大纲由几个学校共同制定，如炼钢就由钢院、东工、重大共同制订；基础课的大纲则要听取专业教研组的意见。有的教学大纲直接使用苏联的教学大纲。如1954年使用的“安全技术防火教学大纲”是根据苏联高等教育部矿冶高等学校管理局1951年9月6日批准的“安全技术与防火技术”教学大纲制定的，将讲课和实验的学时缩减25%。具体来说，其情况如下：绪论部分增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介绍；将苏联教学大纲中的第一节、第二节合并，第三节、第四节合并，第七节、第八节合并；原大纲中的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取消。《X线学》的教学大纲说明书上，注明了此大纲是根据苏联高教部1949年“金属X线学及金属物理”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的X线学部分制定的[9]。关于教学方法，北京科技大学原校长李静波教授回忆说：“苏联的教学方法里面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两个环节，一个所有的课程环节都有答疑环节；第二个是所有的考试都是口试。”
（三）文化与体育
考察钢院（1952-1966）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会发现其带有明显的苏联痕迹。特别是在1952-1957年，学校里放映的电影、编排的话剧、提出的口号、传唱的歌曲等，许多都与苏联有关系，而轰轰烈烈的“劳动卫国制度”更是来自苏联。
（1）校园艺术
当时的校园，“哈拉绍（好）”成了最流行的语言，“列宁装”成为学生衣着打扮的时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校园舞会上最为熟悉的旋律，很多苏联的民歌在学生中流行。据原冶金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校友回忆：“当时每周都有电影，最初以苏联电影居多，如《静静的顿河》、《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至今我还对很多电影插曲记忆犹新，现在一听到《喀秋莎》、《伏尔加河船夫曲》这样一些老歌，就感到好像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那是一段充满梦想，令人难忘的岁月。”据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樊源兴校友回忆，这一时期，苏联的文学、诗歌、音乐、电影、舞蹈（图7）等在校园传播很广。他回忆说：“我入学后观看的第一场演出是到天桥看苏联芭蕾舞剧《和平的海岸》。同学们看的小说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铁流》、《母亲》、《我的大学》等。苏联歌曲有《妈妈再见吧》、《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等，不少师生都会用俄文演唱。许多同学们都朗读过高尔基的《海燕》，普希金的《茨岗》、《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颂》、《苏联护照》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校园艺术带有鲜明的苏联文学艺术风格，凝结了一个时代的情感与记忆。
（2）劳卫制
劳卫制即劳动卫国制度，来自于苏联。1953年冬天开始，学校掀起了贯彻劳动卫国制度的体育锻炼热潮，当年有81%的学生达到了国家颁布的标准。1955年冬天再次掀起劳卫制锻炼高潮，在“战胜严寒和懒惰”和“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口号的鼓舞下，同学们自发组织了“保尔锻炼小组”、“刘胡兰锻炼小组”，坚持早操、跑步，组织各种体育竞赛。1956年，全校有1004名学生通过劳卫制一级锻炼标准。
在中苏友好气氛浓厚的年代，学生们出于对苏联人民的友好，将体育锻炼与莫斯科情结相结合，提出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长跑计划。从北京到莫斯科大约是15000里，然后核算到班中同学的身上，便形成了每人每天要跑多少里，用多少时间完成的具体指标。锻炼之余，班与班之间还开展了竞赛，“看看哪个班能先跑到莫斯科去”。可以说，“劳卫制”是学校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重要制度保障，为学校体育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观念与校风
“以苏为师”对钢院观念和校风的影响，一方面给学校带来了“实践、实干”的风气，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刻板、保守”的文化倾向。
（1）“实践、实干”的文化因子
苏联教育非常重视实践环节，强调训练独立工作能力的实验、实习、大作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科技活动等环节。总结分析1954年各专业的教学计划（表5-6），可以看出实践教学在教学计划中的份量。其所占学时超过教学计划总学时的45%，有的接近50%。为了帮助教师掌握这些环节，苏联专家在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外，还为全院教师作了“如何组织领导生产实习”、“如何组织习题课、实验课”、“如何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如何组织和领导学生科研小组”等专题报告。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与帮助下，冶金系的13位教师试做毕业设计，并组织了国家考试委员会进行答辩，全部获得优良成绩。之后，应届毕业生都要进行毕业设计才能正式结束大学学习，这在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做法延续至今。谈起毕业设计，魏寿昆院士回忆说：“解放前大学没有毕业设计，同学都搞毕业论文，写一篇读书报告，或做个小实验，那不是设计，而是科研的形式。毕业设计是苏联增加的，很详细，也很好。毕业设计画的图，我们现场就可以用。一个厂房要设置什么东西，上边起重机多大，炉子多长多宽多高，另外需要有的一切设备，甚至一个班几个师傅，都算得很清楚。因此，一个和毕业设计中所定的产量差不多的厂子，可以直接拿我们的图纸盖厂房、施工。”
（2）“僵化、狭隘”的文化惯性
“以苏为师”带来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教学管理具有高度计划性与组织性，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统一编写，又像“法律”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学校没有主动权，从而把课堂教学模式化，不利于教师发挥创造性，使得学生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受到限制。（二）在教学方式上，尽管苏联模式也有悉明纳尔一类的课程，但整体来说苏联重灌输，造成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足。再加上课时多、负担重，学生自由时间少，也不利于发挥主动性。（三）专业设置狭窄，求专求细，学科之间没有交叉，造成教师和学生的视野受到局限，甚至导致“心胸狭隘”，不适应未来发展。此外，排除英语，只学俄语，中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也影响到后来的国际视野。（四）存在着以政治代替学术或“以红代专”的倾向。曲英教授说：“苏联把一般性学术问题提高到政治上，进行政治性的学术批判。所以，在苏联，搞具体技术的多，科学发展不太够，如批判‘热寂论’，使大家对熵的重要性认识大大下降。”陶少杰教授认为，经验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教育中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
三、学习苏联对各系科影响差异
尽管钢院（1952-1957年）在整体上仿照苏联教育模式和莫斯科钢铁学院进行办学，但不同系、专业所受影响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各专业学习苏联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聘请苏联专家亲自指导，如采矿、炼钢等8个专业；（二）选派青年教师到东北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如炼铁、矿山机械等专业；（三）参考借鉴苏联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教材，如金属物理、冶金物理化学等专业。总之，有苏联专家的比没有苏联专家的影响要大，知名教授少的比知名教授多的影响要大，苏联专家的学术水平越高、工作时间越长则影响越大。当然，还与专家的教学专长和科研方向有一定关系，如金相热处理专业的专家阿·格·索洛基辛的教学研究方向与金相热处理系里的方向不一致，只讲“热处理生产工艺及设备”课，“金属学”课则由中国教师参考俄文教材讲授，但接受了“金属学”这个学术术语。
从系的层面上来讲，影响最大的是机械系，影响最小的是理化系。钢铁机械系创建之时，打破了旧时的通用机械模式，创立了专业性较强的冶金机械专业，无论是在师资、教材，还是教学、实验诸方面，均完全照搬苏联的办学经验。时任专家翻译孙一康教授说：“当时机械系只有我和吕桂彤两个人，来了专家以后我们就按照专家的思想来办学。”“冶金机械的专家是所有专家中学术水平最高的，是正教授，后来成为院士，其他的都是副教授。来钢院前是西伯利亚大学冶金机械教研室主任，学术方向主要集中在工艺、轧制力公式、轧机复合这一方向。”苏联专家对机械系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一）科研方面，专家开辟了现场轧制复合参数测定这一学术方向，这一方向至今仍是机械系非常重要的科研方向，走出了陈先霖、孙一康等一批著名学者，并在后来开创出轧钢自动化研究这一学术方向，再后来培育出麦斯科公司等校办产业。孙一康教授回忆：“苏联专家非常重视科研工作，与系里的教师和研究生逐个谈话，确定每个人的科研方向”。专家的这一思想，使机械系在成立之初就形成了注重科研的风气。（二）教学方面，专家为机械系亲手编写了第一套炼铁、炼钢和轧钢等机械设备教材，并且传授了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教学要求和指导方法，协助筹建了冶金机械实验室，并亲自授讲，指导实习。（三）师资培养方面，专家通过研究生班为机械系培养了第一批骨干教师，如王祖成、林鹤、陈先霖、孙一康、陈克兴、郑重一、康祖立、施东成、潘毓纯、严允进、陈天才、李立、戴进渊、刘宏才、康贵信等，全面接过系里的教学和科研任务[10]。（四）思想方面，苏联专家强调个人奋斗，还结合成长经历给师生们讲述自己奋斗的故事，后来这被错误批判为“成名成家”思想。孙一康教授说：“我也受专家的影响，强调业务时就受表扬，政治运动来了就挨批判，被批为‘只专不红’、‘白专道路’。”
从专业的层面上来说，影响最大的是电冶金专业和冶金机械专业，影响最小的是金属物理专业和冶金物理化学专业。以电冶金专家的工作为例，时任电冶金教研组主任朱觉教授在《北京钢院》上发表的怀念格里古良教授的文章中写道：“我组是1953年秋成立的一个新教研组，在专家来之前，我们连专业教学大纲也没有，不仅对专业课不掌握，就连专业的详细范围与内容也不清楚。在过去的21个月中，专家分期系统地把苏联一整套的先进专业内容和教学过程都交给了我们。”格里古良的专业水平高，他来校后的主要工作内容如下：1954年开始讲授电冶专业课（为期1年半）、课程设计指导（半年）、毕业设计指导（1年）、建立资料室指导（2年）、建立实验室指导（2年）、修订教学大纲（半年）、修订实习大纲（1年）、指导教师进修计划（1年），1955年开始指导专门化实验（1年）、指导科学研究工作（1年）、指导教学法研究工作、拟定教学法指导书（半年）、制定实习规则（半年）。
此外，王丽莉在硕士论文《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建校初期学科建设研究（1952－1957）》中系统梳理格里古良教授在校期间的工作还包括：帮助修订了钢铁冶金专业的教学计划，撰写电冶金学、分析化学、认识实习大纲等9项、11种教学大纲；指导建立了感应炉熔炼室、钢中气体分析室、钢中夹杂物分析室、金相实验室、电气设备实验室、样品准备室、模型标本室等7个实验室和资料室；指导了冶金实验工厂的建立工作，帮助炼钢教研组建立炼钢专业实验室，并对物理化学、冶金原理、分析化学的实验室进行帮助。作为冶金系的顾问，他指导系里制定了每学期的工作计划，制订了学生自学知识图表，协助解决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对系及教研组的行政组织划分提出建议、指导系组织科学研究讨论会，帮助制定电冶、物化等教研组的十二年工作规划；帮助制定教师的个人工作计划；参加教研组定期会议，并指导教研组开展行政工作。另外，他作了六场报告，分别涉及教师工作量问题、生产实习、考试问题、习题课和实验问题、家庭作业等。为帮助解决问题，他亲自下基层了解情况，比如与学生一起听课，参加实验，检查学生实验报告、家庭作业等。培养了7名研究生，帮助电冶教研组两名助教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帮助教师开出研究生专业课，保证了教学计划中的教学任务。在上海、大连、抚顺等几个钢厂先后做十余次的技术报告，多次参加座谈会解决厂矿的实际问题。在科学院金属研究报告会上做了报告，帮助科学院开展相关工作。对重庆大学、昆明工学院等作了教学及教学法工作的报告，培养了进修教师4名。据冶金系傅杰教授回忆，苏联科学院巴尔金和萨马林院士率领的苏联冶金代表团1955年访华，他们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特种钢及合金在国民经济及国防建设中的作用，介绍了电冶金。正要高中毕业的他被电冶金专业深深吸引，考进了钢院钢铁冶金专业，学习电冶金专门化。后来，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傅杰教授为中国电冶金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四、小结
（一）钢院成立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结果，其外来影响主要来自苏联。在“以苏为师”的背景下，除党政领导体制和思想政治工作外，无论是教学科研、学科建设，还是师资培养、校园建设，苏联专家与学校师生相互配合，以“模式移植”的方式奠定了钢院“苏式风格”的办学基调。在这一过程中，钢院吸收了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三十余年的办学经验，适应了当时人才培养的需要，有些地方虽不免照搬照套，但极大地缩短了从头摸索的时间。
（二）苏联高校的办学思想是钢院初创时期（1952-1957）的指导思想。“以苏为师”对学院文化的影响，不仅反映在早期苏式建筑等物质载体上，体现在师生的文化体育活动中，而且体现在教学计划、教研组等制度和结构中，对学校的校风和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给学校文化注入了“实干、实践”的因子，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僵化、狭隘”的倾向，影响到学校后来的发展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三）“以苏为师”对钢院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对不同学科其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总的来说，越是从欧美归来的教授多的系科、专业，其受到苏联的影响越小。从系来说，机械系受到的影响最大，理化系受到的影响最小；从专业来讲，钢铁机械和电冶金专业受到的影响最大，金属物理和物理化学专业受到的影响最小，前者属于苏式风格，后者属于欧美风格。这一影响，在今天学校的院系文化中仍然清晰可见。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先后采访了北京钢铁学院原教务长魏寿昆院士，原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傅君诏，冶金系原副系主任陶少杰，冶金系创建人之一曲英，采矿系原副系主任高澜庆，自动化系原主任孙一康，学校原校长王润，原党委书记、校长李静波，原党委副书记李辉东，原党委副书记、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樊源兴，原纪委书记、副校长陆国市，统战部原部长王涌，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原所长韩汝玢、冶金系傅杰等教授，参考了北科大冶金史研究所王丽莉同学的硕士论文《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建校初期学科建设研究（1952－1957）》，得到了各位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帮助，档案馆、校史馆提供了图片，谨致以特别的感谢和敬意。
〔参考文献〕
［１］韩延明．大学理念论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03．
［２］谷贤林.世纪追溯：外来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G].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国际教育：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67-94.
［３］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964．
［４］[加]许美德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 许洁英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05.
［５］[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13.
［６］钟天驹.北京科技大学外事处志[G].校史志编纂研究室.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第12辑.1995:35.
［７］石新明.满井村[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24.
［８］韩晋芳，张柏春.魏寿昆院士访谈录——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工程教育改革[J].中国科学技术史杂志.2009，（2）193-202.
［９］黄乐恒等. 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志[G].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第15辑.1997:12-82.
［10］校史志编纂研究室.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第6辑[G].1993.
［11］王丽莉，潜伟.1952-1957年苏联专家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学科建设[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责任编辑：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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