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致海伦》中文化意象的可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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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来自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翻译家来说,要将源语作品忠实而又通顺流畅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并非易事,因为与源语语言功能相关的文化内涵在目的语文化中往往找不到对应语,甚至不存在。诗歌中蕴涵文化意象的人名和地名是可译的,但是有局限性,相关的文化信息可以通过正译、释义、加注等方式得到补偿。
  关键词:文化意象;源语信息;可译性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0)02-0088-04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语言交际活动。在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符号的这种文化信息承载——传递功能,意义的转换必须包括语言文化信息所包含的尽可能完整的内容和特色”。所谓文化意象的阐释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对于来自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人们来说,语际转换存在着局限性,要将源语作品忠实通顺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并非易事,原因在于与源语语言功能相关的文化内涵在目的语文化中往往找不到对应语,但由于各种语言都有同等的表达能力,如伦敦学派翻译家卡特福德、布拉格学派代表雅可布逊或翻译理论家奈达就很强调“语言的共性问题”,所以说翻译是可译的。
  爱伦·坡生活的时期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起步阶段。他的作品力图表现“东西方古典文化与当代人生的关系,在遥远的过去寻求美的真谛,寻求当代人的灵魂所在”。《致海伦》就是这样一首集自然美、音乐美、文字美于一体的代表短诗,整首诗通过成功嵌入带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关键人名和地名,创造了一种既遥远又具有异国情趣的唯美主义意境,抒发了美与灵统一的主题,极大地丰富了源语言的表现力。本文试图以曹明伦和张杰两位译者的《致海伦》中译本为例来分析诗歌中蕴涵文化意象的人名和地名是可译的,但是有局限性。
  
  一、人名层面文化意象的可译性
  
  一般来说,翻译中“首先传达所指意义,其次传达实用意义,至于语言内部意义则无须奢求”。但对于文艺作品,尤其是抒情诗来说“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语用意义”。所谓语用意义指的是“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即符号对符号使用者产生的影响”,体现在词语的层面上指其实际所蕴涵的意义。《致海伦》中具有文化意蕴的词汇主要体现在人名和地名两个层面。
  人名层面的文化意象包括对Helen、Psyche和The Naiad airs的翻译。两种译本对Helen的翻译均采用音译法,译为海伦,这种译法的好处是既保留了源语词汇形式,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译入语的词汇。相信深受希腊神话熏陶的源语读者在读到Helen这一带有西方特有文化色彩的名字时,面前会很快浮现出一幅美人图以及与她相关的一系列背景知识。希腊神话中海伦是宙斯与少女丽达偷情所生,是希腊古典美的化身。海伦后来成为斯巴达王后,迷倒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后者成功将她拐带出斯巴达,并煽动士兵将王城扫荡一空,从而引发长达10年之久的希腊一特洛伊之战。所以尽管“音译+注释”法会有打断读者连贯阅读之嫌,但如果如两种译本那样不加任何注解的话,就会造成原文信息功能和表情功能的损失。从语言层面上看海伦只是一个姓名符号,一个女性而已,对不熟悉希腊文化背景的中国读者就会产生一种文化隔膜感,无法感同身受海伦的绝伦美貌,也就无法从内心中引起共鸣,更谈不上对该诗的深层理解。两种译文中没有将有关Helen的背景知识以注释的形式介绍给读者,会使读者感到费解,所以两译本对Helen的翻译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意义走失。
  在Psyche的翻译上两译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曹氏译本还是采用音译法,译为普叙赫,但随之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其他补充相关文化信息的手段,使译入语读者无法从字面上看出该名字背后的内涵。实际情况是,同海伦一样,Psyche不仅代表一个个体的姓名,也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在爱伦·坡的笔下,如果说海伦是肉体美的化身的话,那么Psyche就是人类灵魂美的化身,传说她曾经与爱神Cupid相爱,但Cupid为了信守对母亲的誓言,只能和他心爱的姑娘在夜晚相会。在姐姐的劝诱下,Psyche决定揭开爱郎神秘的面纱。趁着他熟睡之际,Psyche发觉她的爱人并非如他自己所称的恶魔,而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Cupid被惊醒后拂袖而去,最后经过千辛万苦,有情人终成眷属。张氏译本采用的是“释义法+表示类属的范畴词”即“司魂+女神”。释义法是指当原文中某个词语在译入语中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词语时采用的对该词语适当阐释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常常被译者采用,特别当源语语言包含文化内核时。所谓司魂即主管之意,司魂女神即主管人类灵魂的女神。希腊神话中女神Psyche既是希腊神话中的美之神,也是灵魂之神,所以司魂女神与灵魂之神深层对应,体现了诗人寓指她是内在美的代表。如果撇开张译在该处和对Helen一词的处理方法上的前后不统一的话,这种译法应该算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原因在于这一译法既与这一名字所代表的寓意是一脉相承的,又与中国神话传奇中对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如来佛祖等道界和佛界众神仙和佛祖们的称呼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这种根据汉语文化的需要而翻译的方法很容易被汉语读者接受。但这种译法的缺点也显而易见,“抹杀了异国情调,强加上译入语汉语的文化气息,被人为地归化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原著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汉文化氛围中”。
  对于The Naiad airs的翻译,两译本都采用了释义法:曹译为“仙女般的风姿”,而张译为“水中神女的弋姿”,此处释义法不啻为一种成功的尝试:The Naiad airs的中心是airs,Naiad仅为修饰词且Naiad一词在原诗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和Helen或Psyche同日而语,例如众多评论表明在原诗中爱伦·坡用海伦来比喻他少年时的偶像斯坦纳夫人,该处释义法可能会导致源语信息的部分丧失,但至少能够帮助译入语读者建立起部分近似于源语读者所能产生的联想和思考。希腊神话中Naiad是位美丽女神,专门掌管江河湖泊里的淡水,人们常常把她和多产富饶联系起来。但汉语文化中没有Naiad这个词或与之相近的概念,所以该处适合解释性阐释该文化现象。但释义法的缺点如上文所说,既被“抹杀了异国情调”,也模糊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时张译“水中神女”会引起歧义,到底是“在水中的神女”还是“主管水族的神女”,读者不得而知,并且从其下文对Psyche的处理方法来看,倒不如译成“司水神女”或者曹译中的模糊译法“仙女”为好。两译本的另一区别在于曹译中虽然也达到了与原文内容语言表层意义上的相符,但其所蕴涵的深层文化意义和功能就比张译欠 缺了少许。
  
  二、地名层面文化意象的可译性
  
  地名蕴涵着极为丰富的自然或社会人文信息,“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某一地区以及某一历史阶段的地貌特征、物产、经济、历史史实(事件或人物)、生存范围、历史变迁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内涵”。地名层面的文化意象包括Greece、Rome、Nicean barks和Holy land的翻译。
  由于翻译活动由来已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本来具有异国风味的源语词汇已经融合在目的语文化中,并成为译入语文化的有机部分。Greece和Rome的翻译约定俗成,并且一提到这两个文明古国,相信大多数中国读者对这两个国家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深层文化历史意蕴并不陌生,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世界灿烂文化的发祥地,古希腊、罗马神话更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朵璀璨的明珠。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达到顶峰,公元前146年罗马文明取代希腊文明。所以两译本都分别译为希腊、罗马,相信不会引起汉语读者的误解。
  对于Nicean barks,两译本均采用了“增词+音译”译的方法:曹译为“昔日尼斯安”,张译为“远古尼西安”。形容词Nicean采用了音译法,并且添加了昔日(曹译)和远古(张译)。根据记载,古代尼斯城大约建造于公元前350年,曾为希腊殖民地,是利古里亚海岸最繁忙的贸易站之一。1860年后,尼斯成为法国的领地。应该说两译本在该地名的翻译上是成功的,特别是添加了“昔日/远古”,让读者不由自主会将Nicean这一文化信息与某种古老深邃的自然之美联系起来,从而引发他们对这一文化意象的思考。但不足之处在于,两译本都没有对Nicean这一名字加注,所以汉语读者很难把握该地名深层的文化意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感。
  对于Holy land,两译本分别都采用了释义法:曹译为“圣地,那天国净土”,张译为“圣主诞生之地”。Holy land原指宗教名城耶路撒冷,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将其视为自己的圣地,但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察Holy land到底是哪个教派的圣地。根据原诗上下文语境可以看出Holy land应该指的是古希腊或古罗马这一艺术和美的发祥地,原因有二:丘比特之妻Psyche是灵魂之化身,根据原诗她来自Holy land,而关于Psyche的传说来自希腊罗马神话,“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And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是源语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和点睛之句,在此Holy land与前文的希腊、罗马形成前后呼应,更深程度上强化了诗人眼中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也拓宽深化了原诗所要表达的主题,从而赋予之内涵表达的无限张力和主题挖掘的深度。因此,同样是献给女人的诗歌,《安娜贝尔·李》只能归结为一首表达个人忧郁伤感的抒情诗歌,而《致海伦》通过引领读者驰骋于古典的欧洲情趣,从而创造出一种美轮美奂的艺术效果,给读者带来感官上的冲击和震撼。“天国净土”指人后世所去之处,而“圣主诞生之地”指耶稣的诞生地,本质上都属于基督教教义的范畴。所以无论是“天国净土”还是“圣主诞生之地”都基本忠实于原文,不影响作品的核心意义。从这两个译本可以看出,同样的词汇由于译者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对文本理解程度的差异,从而导致译入语用词的迥异,很难说哪种译法与作者的本意相同。当然遇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误导读者到底是什么地方,也可采用模糊译法,即直接译为泛指词“圣地”。
  
  三、结语
  
  曹和张的译本对于含有文化意蕴的人名和地名均采用音译法,基本做到了紧贴原文,并没有出现与原文意义相抵触的情况,前面的分析也旨在表明文化意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译的。然而这种文化意象的可译性是有限度的。由于文化信息在源语和目的语中的不对等,译者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兼顾读者的反应,在转换过程中源语信息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失甚至是丧失。如曹译在翻译具有文化内涵的姓名Helen或Psyche时没有添加与之相关的背景信息,汉语读者会产生一种文化隔膜感,无法把握人名的深层寓指。退一步讲,即使加上了相关注释也会产生打断读者连贯阅读之嫌,不会产生与原诗读者阅读时一样的顺畅感。再如张译采用“释义法+表示类属的范畴词”来译Payche和Nai-ad,这种归化译法很容易被汉语读者接受,却既抹杀了异国情调又强加上了汉文化氛围。所以我们说相关的文化信息可以通过意译、释义、加注等方法得到相对补偿,当然这些方法并非万全之策,却也不啻为明智之举。
  正如众多翻译理论家所倡导的那样,诗歌翻译是可能的。所以作为合格的翻译者,应努力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并能做到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游刃有余、自由准确地转换,唯有如此才能将这种具有丰富文化蕴涵的意象走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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