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元旦，我在香港，住在浅水湾。香港诗人犁青得知，就和夫人卡桑来看我。犁青还是带着他的招牌式微笑。他的外貌很像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简直可以乱真。尤其是这微笑，就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几年不见，“西哈努克”老了，动作略感迟缓，听力越加不行，戴着助听器也只能勉强交流了。我想起学术大师钱钟书的一句话：“眼光放远，万事皆悲。”但是犁青也“悲”得早了一点，他离八十岁还有两年呢。夫人卡桑是新加坡人，但是汉语倍儿棒，卡桑就成了犁青的传译。犁青抱怨说，《香港文学史》还没有写完，就摔了跟头，这下子工作受到影响了。我说，慢慢来，“欲速则不达”嘛。
　　中国每次举行作代会，犁青总是少数几位海外的特邀代表。比之当代中国诗人，犁青的人生要丰富坎坷得多。他是福建人，年轻时候就去到赤道线上的千岛之国。作为一个异乡人，他在印度尼西亚养鱼，种瓜，慢慢地兴办实业，建起自己的一个规模不小的跨国公司，然后1947年到了香港。所以他是诗人，又是实业家。过去我在大陆或者港澳遇到他，他总是要友好地向我的裤袋里强行塞点钱。近年我告诉他，现在的中国教授也不穷了，这“友好活动”才告终止。
　　犁青写诗很早，初期的诗可以说是他少年的足迹、生命的朝露。近几十年，他活跃在世界诗坛，巡走于我们这个蓝色星球，有时候，一天要走4个国家，他是国际诗人笔会的执行主席啊。许多诗都是在飞机上写成的，美丽的多灾多难的世界，给了这位人性的诗人以灵感，诗写在飞机票上，记在旅途的餐巾纸上。犁青的诗具有国际视野，世界的许多诗事活动，犁青常常是中国的代表。所以我在香港大学举办的“犁青新书发布会”上说他“是中国诗歌的微笑大使”。在一次世界诗人大会的中途休息时间，犁青找到我，说，彼得洛夫也到会了，愿不愿意和他交谈一下。我知道彼得洛夫是塞尔维亚诗人，现在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犁青的外国研究者之一。彼得洛夫过来和我握手，互道问候后，我们就用俄语开始热情交谈起来。不懂俄语的犁青，站在旁边，高兴地微笑。
　　2004年4月，我接到澳门文化研究会（LECM）梁披云会长的邀请信，邀请我去澳门“专程考察澳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建筑项目”，“特区政府并将安排吕进先生做一个讲座”。去到澳门，遇到了澳门知名学者高戈、台湾知名诗人向明、新加坡知名学者陈剑，而犁青则是访问团的团长。特区文化局长何丽钻女士介绍情况后，我们考察了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历史街区的200多处建筑，最后提出，申遗应突出澳门旧城区中外文化交融的特色，这个主意受到采纳。次年，澳门申遗获得成功。做讲座就是我的事了，地点在高美士中葡学校，题目是《诗歌与教育》，犁青和全体专家都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