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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堡坊刻为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保存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我国印刷史和福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堡坊刻的商业性极强，主观上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但是在客观方面却无形之中推动了古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某种文本形态的出现，传播和普及了大众文化。
关键词：刻书；四堡；历史；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I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023-01
朱彝尊《经义考》云：“福建本几遍天下，有字朗质坚，莹然可宝者。”朱指的福建本自然也包括四堡的刻本。四堡坊刻为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保存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我国印刷史和福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堡坊刻的商业性极强，主观上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但是在客观方面却无形之中推动了古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某种文本形态的出现，传播和普及了大众文化。闽西四堡书坊继承了明代版画插图的艺术传统，技法更趋于成熟，从而推动了本地区版画艺术的发展。
福建书坊刻书历史悠久，自宋而元至明清，书坊所刊刻的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朱彝尊《经义考》云：“福建本几遍天下，有字朗质坚，莹然可宝者。”朱指的福建本自然也包括四堡的刻本，四堡坊刻为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保存等都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族谱、账册及现存书板中统计，四堡坊刻见到实物或有文献记载的有667种，除各种重复外，共489种，其中有《四库全书》、《四书集注》等儒家经典105种；有《千金翼方》等医药类58种；有《人家日用》、《北子规》等日常实用65种；有《文心雕龙》、《楚辞》等文学80种；有历代文人诗文、宋词、元曲、小说等51种；有地理堪测占卜星算等42种；有启蒙读物41种，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自然，其读者也极庞杂，如文人举子、收藏家、儿童及从事医学、风水等各行业的人。这使得四堡刻书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不会中断。鼎盛时期的四堡坊刻，“刷就发贩几半天下”。由此可知四堡坊刻本数量之多，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自明中叶以后，四堡的书坊主们刊刻了数以万计的书籍，满足了各阶层人们的需要，为我们研究文化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
这类刻书中，有几本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合刊本,在同一书页中以墨线分成上、下两半,上半部刊《三国演义》,下半部刊《水浒传》。该书书高17.3ｃｍ，宽11.5ｃｍ；上栏高4ｃｍ，每页13行，每行10字；下栏高9ｃｍ，每页12行，每行18字，单边。版心印有“汉宋奇书，英雄谱”字样。每卷首印有“四大奇书第一种卷××”“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等字样，书的封面有字“共十六册”，为原藏家所注。因没有卷首，无法查知刊行堂号，但与四堡民间传说的四堡版《〈三国〉、〈水浒〉》完全吻合，此版本在印刷史上较为罕见。
二是《西厢记》,采用连史纸套印,字为黑色,圈点用红色,为古籍中少有精品。
三是套印版《朱批详注管稿》。该书为黑、红两色套印，天头、行间字套印红色，是对书中内容的眉批和句批语。黑字为正文，每页9行，每行26字。扉页印有书名及“武进管世铭缄若氏著”等字样。书首有“原序”，序尾署“乾隆丙午四月同里年愚弟钱维乔书于董江官舍小林楼”，此套印版为初次发现。
四是被誉为全国名志之一的明朝李世熊著《宁化县志》。这部《宁化县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突破了以往的县志。全志共七卷，体例上采取“三宝体”，分为土地、人民、政事三部，这是一大特点。“三宝体”是明代新创的方志体例，“三宝”的名称源于《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采取这种体例，一般只分土地、人民、政事三类。最早采用这种体例的是明代唐枢的《湖州府志》和王一龙的《广平县志》。但在这三类之下如何划分小类，这些志书并没有解决。真正创造性地运用这种体例的是李世熊的《宁化县志》。全志在土地、人民、政事三部之下，分为七卷五十二目，其中不少篇目都属首创。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这部《宁化县志》刊刻后，得到了各方面的赞誉。近代著名文人、民国《福建通志》总纂陈衍和厦门大学教授黄典诚对《宁化县志》也有很高评价。
这些坊刻本不但保存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而且和文化密切相关，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文化和坊刻是相互影响的，书坊刻书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于民间，并以群众的需要为动力，所刻书籍就逐渐形成了雅俗共赏，重在实用，不断创新及品种多样，印数庞大等特点，如此更利于坊刻书籍的销售与流通。作为一种商业行为，书坊刻书受制于文化市场的取向，坊刻业的兴衰和福建文化的繁荣与否几乎是同步的。文化的繁荣，使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书籍的需求大增，如举业之书、话本、小说、戏曲等。书坊趁机抓住文化市场所创造的商机推销自己的产品。而大量各类书籍的刊印，为士子参加科举提供了便利，也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从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华夏古籍能在江南广泛传播，与四堡坊刻所立下的不朽功勋是密切不可分的。因此，它可说是中原文化从黄河跨过长江向南进军的伟大桥梁。他们经年累月，忙碌奔波，“走东粤、游武林（今杭州）”，“游吴（指今江苏）入越（指今浙江、福建）”，“西至豫章（今南昌）、匡庐（今九江）及湘、鄂、川、黔，南抵滇、桂，入安南（今越南），跨海赴加巴、六崑、大泥、三宝垅等南洋各地，形成一支庞大的儒商队伍，并在各通都大邑建立了售书网点，作为前后方联络中转与各埠货源的调节点。各地书肆除了开展零售外，亦有批发，或令子侄或雇工人肩挑书籍下乡，走村串户，深入塾学、经馆和书院销售书籍，同时了解市场行情和最新书目（间与各地作者初步洽谈出书条件），并按坊规认真做好售后回访服务，耐心倾听读者的反映与要求，借以收集有关各类信息，反馈给家乡印坊主人，提供决策参考。或进一步提高书籍装帧质量，或镂刻新书版，抢先出书上市，用以招徕主顾，拓宽销路，增加营业收入，扩大印坊规模，开拓前进。由是引发新书坊、新堂号（售书）平地崛起，壮大了家庭的儒商阵容，使四堡坊刻业经济走上繁荣鼎盛的时间达300年左右。
参考文献：
[1]朱维幹.福建史稿[M].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2]咸丰.范阳邹氏族谱[M].敦本堂刻本.
[3]（清）杨澜.临汀汇考[M].清光绪四年刻本.
关键词：刻书；四堡；历史；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I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023-01
朱彝尊《经义考》云：“福建本几遍天下，有字朗质坚，莹然可宝者。”朱指的福建本自然也包括四堡的刻本。四堡坊刻为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保存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我国印刷史和福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堡坊刻的商业性极强，主观上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但是在客观方面却无形之中推动了古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某种文本形态的出现，传播和普及了大众文化。闽西四堡书坊继承了明代版画插图的艺术传统，技法更趋于成熟，从而推动了本地区版画艺术的发展。
福建书坊刻书历史悠久，自宋而元至明清，书坊所刊刻的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朱彝尊《经义考》云：“福建本几遍天下，有字朗质坚，莹然可宝者。”朱指的福建本自然也包括四堡的刻本，四堡坊刻为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保存等都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族谱、账册及现存书板中统计，四堡坊刻见到实物或有文献记载的有667种，除各种重复外，共489种，其中有《四库全书》、《四书集注》等儒家经典105种；有《千金翼方》等医药类58种；有《人家日用》、《北子规》等日常实用65种；有《文心雕龙》、《楚辞》等文学80种；有历代文人诗文、宋词、元曲、小说等51种；有地理堪测占卜星算等42种；有启蒙读物41种，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自然，其读者也极庞杂，如文人举子、收藏家、儿童及从事医学、风水等各行业的人。这使得四堡刻书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不会中断。鼎盛时期的四堡坊刻，“刷就发贩几半天下”。由此可知四堡坊刻本数量之多，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自明中叶以后，四堡的书坊主们刊刻了数以万计的书籍，满足了各阶层人们的需要，为我们研究文化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
这类刻书中，有几本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合刊本,在同一书页中以墨线分成上、下两半,上半部刊《三国演义》,下半部刊《水浒传》。该书书高17.3ｃｍ，宽11.5ｃｍ；上栏高4ｃｍ，每页13行，每行10字；下栏高9ｃｍ，每页12行，每行18字，单边。版心印有“汉宋奇书，英雄谱”字样。每卷首印有“四大奇书第一种卷××”“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等字样，书的封面有字“共十六册”，为原藏家所注。因没有卷首，无法查知刊行堂号，但与四堡民间传说的四堡版《〈三国〉、〈水浒〉》完全吻合，此版本在印刷史上较为罕见。
二是《西厢记》,采用连史纸套印,字为黑色,圈点用红色,为古籍中少有精品。
三是套印版《朱批详注管稿》。该书为黑、红两色套印，天头、行间字套印红色，是对书中内容的眉批和句批语。黑字为正文，每页9行，每行26字。扉页印有书名及“武进管世铭缄若氏著”等字样。书首有“原序”，序尾署“乾隆丙午四月同里年愚弟钱维乔书于董江官舍小林楼”，此套印版为初次发现。
四是被誉为全国名志之一的明朝李世熊著《宁化县志》。这部《宁化县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突破了以往的县志。全志共七卷，体例上采取“三宝体”，分为土地、人民、政事三部，这是一大特点。“三宝体”是明代新创的方志体例，“三宝”的名称源于《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采取这种体例，一般只分土地、人民、政事三类。最早采用这种体例的是明代唐枢的《湖州府志》和王一龙的《广平县志》。但在这三类之下如何划分小类，这些志书并没有解决。真正创造性地运用这种体例的是李世熊的《宁化县志》。全志在土地、人民、政事三部之下，分为七卷五十二目，其中不少篇目都属首创。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这部《宁化县志》刊刻后，得到了各方面的赞誉。近代著名文人、民国《福建通志》总纂陈衍和厦门大学教授黄典诚对《宁化县志》也有很高评价。
这些坊刻本不但保存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而且和文化密切相关，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文化和坊刻是相互影响的，书坊刻书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于民间，并以群众的需要为动力，所刻书籍就逐渐形成了雅俗共赏，重在实用，不断创新及品种多样，印数庞大等特点，如此更利于坊刻书籍的销售与流通。作为一种商业行为，书坊刻书受制于文化市场的取向，坊刻业的兴衰和福建文化的繁荣与否几乎是同步的。文化的繁荣，使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书籍的需求大增，如举业之书、话本、小说、戏曲等。书坊趁机抓住文化市场所创造的商机推销自己的产品。而大量各类书籍的刊印，为士子参加科举提供了便利，也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从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华夏古籍能在江南广泛传播，与四堡坊刻所立下的不朽功勋是密切不可分的。因此，它可说是中原文化从黄河跨过长江向南进军的伟大桥梁。他们经年累月，忙碌奔波，“走东粤、游武林（今杭州）”，“游吴（指今江苏）入越（指今浙江、福建）”，“西至豫章（今南昌）、匡庐（今九江）及湘、鄂、川、黔，南抵滇、桂，入安南（今越南），跨海赴加巴、六崑、大泥、三宝垅等南洋各地，形成一支庞大的儒商队伍，并在各通都大邑建立了售书网点，作为前后方联络中转与各埠货源的调节点。各地书肆除了开展零售外，亦有批发，或令子侄或雇工人肩挑书籍下乡，走村串户，深入塾学、经馆和书院销售书籍，同时了解市场行情和最新书目（间与各地作者初步洽谈出书条件），并按坊规认真做好售后回访服务，耐心倾听读者的反映与要求，借以收集有关各类信息，反馈给家乡印坊主人，提供决策参考。或进一步提高书籍装帧质量，或镂刻新书版，抢先出书上市，用以招徕主顾，拓宽销路，增加营业收入，扩大印坊规模，开拓前进。由是引发新书坊、新堂号（售书）平地崛起，壮大了家庭的儒商阵容，使四堡坊刻业经济走上繁荣鼎盛的时间达300年左右。
参考文献：
[1]朱维幹.福建史稿[M].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2]咸丰.范阳邹氏族谱[M].敦本堂刻本.
[3]（清）杨澜.临汀汇考[M].清光绪四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