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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撰写的新著《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最近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一个新闻学教授的责任感,用纪实的方式,回顾了30年来中国民主进程中发生的重大变革、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典型的新闻事件以及媒体对此的评论。书中涉及以下话题:“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理论研究要敢于涉及政治问题”、“稳定是为了发展”、“也要重视程序的科学化”、“建立中国特色的奖励学”、“今天,我们怎样开会”、“谁来判断有否新闻”、“数字掺假是权力腐败”、“忏悔是善良者的专利”、“请为逝去的同胞下半旗”等。该书出版后众多媒体予以报道,受到社会热烈反响。本刊特发专访予以介绍。
赵振宇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高级研究员、武汉市社会学会副会长、武汉市杂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长江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文化报》总编辑、高级编辑,有多篇作品获全国和湖北省好新闻一等奖、特等奖,三次策划的报道和活动受到中宣部的表扬,主持国家和省级课题多项,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多所高校、媒体作过演讲。出版《奖励的科学与艺术》《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应用新闻论》《与灵魂对话》等多部著作,2007年出版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 《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第二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书出版不久,笔者有幸拜访了赵振宇教授,他推掉一些手中的事务,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记:赵老师,您从事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数十年,可谓著作等身。可是与以前您出版的书籍不太一样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理论方面或者专业方面的书籍,而是一本横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选题的新闻纪实书。您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赵: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全国各地也都在以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纪念它、讴歌它。作为一个在新闻业界从事新闻实践近20年、在高校从教近10年的新闻人,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将自己几十年来的所思所想做一个整理,同时给大家交待这些思想的时代背景,真实全面地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思考,所以就有了这本书的出版。
30年来,我们说了许多许多,但是,还有许多许多的话没有说。在这本书里,我认为在今后的日子里,应该和需要说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总结教训比讴歌成绩更重要。我们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成功经验,中央和地方正在总结。我们要用实践得出正确的结论,知道以后很长时间的社会发展,这是十分需要的。但是,我认为还有许多的问题或不成功或失败的教训需要认真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我们以后30年和更长时间的发展或许会有益处。第二个方面是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马克思在论述德国革命时说过一句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70多年前,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者没有船就不能过去。不解决桥或者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些导师的语录在很长时间之内被人们广泛引用,但是,在实践当中却做得不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曾经说过“摸着石头过河”和奉行“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强调领导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时代,继续宣传所谓的“猫”论,仍然这样做就是对科学的不尊重,这样的危害性已经和正在表现出来,我们需要时刻警惕和防范。
记:您的书中第一部分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这是否表明您很重视这一点呢?您在很多场合不断呼吁,要“少讲假话,讲好真话”,是否也和此相关?
赵:你提的这个问题挺好,说明你看书非常仔细,我确实是很重视这一点。其实,我上面讲的两点,总结教训比讴歌成绩更重要,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要实现这两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提供一些他们能够痛痛快快讲心里话的地方。否则,大家即使发现了问题也闭口不言,或者是想说也没有地方,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重视,“一言堂”重现,什么总结教训、理论先行都会成为泡影。
198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鼓励大家讲心里话》。文章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都要重实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看到文章我很兴奋,但又感到不足,认为文章应该还有续篇。于是我写了一篇《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寄给了《人民日报》。当时还没有用电脑,稿件都是通过邮路而行,但是《人民日报》很快在8月10日头版的每周论坛发表。该文章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反响,《光明日报》第二天便在头版全文转刊了此文。只有议论纷纷,政府才能择善而从。只有提供更多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才可能形成议论纷纷的盛况。只有当我们的民族都关心,参与国家的事情,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才会振兴。评论发表至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这个话题今天仍然需要时常提及。
当然,如果有了讲心里话的地方,我希望国人好好利用这样的机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少讲假话;在更多的时候,争取讲好真话。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走了,我当晚写了一篇评论《巴金走了,我们还寄托于谁》发表。巴金是以“说真话”的思想战士离开我们的,“巴金走了,作为一个讲真话的精神寄托,他走了。但是,作为一种讲真话人的属性应该回归”。事隔四年,在我的这本书中,提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希望建立“说了不白说”的有效机制,其实就是这一观点的表现。
今天我们该如何讲真话?首先,利用大众传媒讲真话。真话只在私下讲、日记簿里讲,只在床头讲、洗手间里讲,显然是不行的。既然是讲真话,就应该在大众场所和通过大众传媒来讲,让广大的受众都知道。其二,在岗位上讲好真话。不论做什么工作,在生产、工作一线,了解的情况多,说真话的机会多。其三,对当事人当面讲真话。只有“锣鼓对面敲”,真话讲给当事人听。其四,讲真话要合法规合情理。真话就是心里话,说了就痛快。但是,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和传播,说话者不能不考虑说话的效果。一旦到了大众场所和大众传媒,说话者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责任。
记:您在书中鲜明地提出“数字掺假是权力腐败”,谈的是国人较为关注的腐败问题,可谓一针见血。您对消除权力腐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赵: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30年,也是反腐机制逐步建立的30年。30年间,反腐倡廉问题始终是全党、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和反腐败的水平息息相关。民主政治水平高,反腐败制度体系才能发挥有效性。健全反腐机制,实行广泛的政务公开,包括提高权力运作和公共决策的透明度,确保公众有效获取信息和表达意愿,推动公民的社会参与,把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科学设置权力结构和公众以权利制约权力结合起来,减少腐败发生的概率,完全是可能的。
在我国,腐败一个常见的表现是数字掺假。如前几年在停产整顿煤矿的验收中,有个别省市验收合格率竟然高达100%。国家安监总局前局长李毅中指出,“停产整顿的煤矿大多是一些不符合安全生产的矿井,在这样的情况下,验收通过率高,甚至达到95%、100%,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这种担心很快得到了验证,河北武安市上团城乡高村煤矿2005年11月15日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24日便发生透水事故,18名矿工被困井下。有关部门在紧急调查后认为,该矿在申领证照过程中“可能存在严重的隐瞒和欺诈行为”。类似的事例层出不穷,而数字掺假的恶果就是事故频发、众多生命的消逝、国家财产的损失。
消除权力腐败的方法我在书中已经谈到了,那就是让政府相关机构公开信息,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不断进行相关的努力,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2008年6月23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等法律文件就是这一努力的具体成果。
记:您在书中提出,“为逝去的同胞下半旗”,“社会不能愧对英雄”,“人事档案应当向本人开放”,“着力培养公民意识”等,表现了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担当。您一直主张要“依法办事”、“以事促法”,这几点是否就是您主张的体现?
赵:30年来,中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但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国家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对普通公民生命的珍重,对普通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维护。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如公民的档案权、知情权、表达权、决定权等诸多权利,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尽快解决。它是我们国家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法制文明程度以及对人权的法律保障水平。
如“为逝去的同胞们下半旗”。 我国的《国旗法》于1990年10月1日颁布施行。《国旗法》中有对国旗的认识和对升旗的要求,同时也有对下半旗的规定。但是,从颁布以来,除了为汶川地震死难者,以及为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轰炸牺牲的三名同胞下半旗之外,其他的很多可以下半旗的时机如1998年洪灾、2003年“非典”、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年忌日、2008年4月28日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故以及近年来的多次空难、矿难、灾难等等,我国都没有下半旗。
为何没有下半旗?这反映出我国法律规定和人民思想观念中,还存在一些落后的,与国际惯例不接轨的东西。《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其中“可以”所指的情况一直未能实现。在“可以”下半旗的时刻选择不下半旗,虽然并不违反“可以”这一法律规定,但反映出人民思想观念上的陈旧和落后。
下半旗是以国家的名义对公民最高的敬重和缅怀,很多国家都在重大伤亡事故之后通过包括下半旗之类的方式来哀悼死者。一部法律颁布了近20年未能好好实施,这本身说明了法律文本的某些不科学和不完善。为了更好地施行,我也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组织讨论修改和完善《国旗法》。
“依法办事”和“以事促法”是事物的两个方面,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两者关系。近年来我一直在强调要加强问责制,保障《信息公开条例》的落实;修改《国旗法》,为普通公民下半旗;以及建设良好舆论环境,保证大家能够讲真话,给大家提供一个讲真话的地方,其中很多都涉及到国家的法律法规。有了法律法规,就要依法办事。
在某些方面,虽然有了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缺少可操作性,或者某些细则不适合当今时代的需要,在某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能解决问题,或者应对不周。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根据社会实际的需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调整和修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的法律法规更好地满足时代的需要,满足建设和谐民主社会的需要。如去年7月出现的河南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就是一起看起来是“依法办事”,实际上却是有悖法理的恶性事件。去年12月初,中央电视台又报道了深圳149名受粉尘侵害的农民工,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得上了职业病,却就是因为所在企业不开据证明得不到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由此而不能享受必要的医疗保障。所以,我特别强调,现在要警惕那些打着过时法律旗号却保护着旧制度的落后条文:“以事促法”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记:您的这本书出版之后,业界和学界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新华社高级编辑徐兆荣评价说:“(该书)话题所及经济、政治、心理、法律、新闻等理论与实践的多个方面,可见思考宽、涉猎广,且敢言说。这样的思考文字能够出版,表明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作者的言说则表明他一直在思想、努力、行动……并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我思,故我在。”杂文家鄢烈山认为:(本书)虽然写的不是严格的30年言论自由和社会变革编年史,由于融入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让人读来备感真切;由于梳理了同代人及社会各界的求索轨迹,并上升到理论层面,对于“我们还要说些什么”来推动中国的进步颇有启迪价值。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也对此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指出,“反省是人类的最高智慧,而这种智慧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钟瑛谈及一次学生对老师的测评说,“(学生)现在最关注的大师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一个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赵振宇教授。赵振宇教授有着难得的智慧,进入学界不到十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位新闻业界与学界都非常认可的人才。30年的改革许多人都经历过,而用心积累的有心人却很少。”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赵:非常感谢这些前辈和专家给我的厚爱,我确实受之有愧。说起来,这本书是我30年来思考的一个回眸。不是很成体系,但总的来说是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思考。我出这本书,其实是希望新闻工作者们能够积极、审慎、乐观的面对社会现实,共同来促进社会的改革和进步。
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吴廷俊教授,希望您把书分上下两册出版,加入“我们做了些什么”,把30年的评论研究讲得更深、讲得更透,并适当扩大出版规模,使更多新闻业界和学界的人受益,不知道您是否会有这个打算?
赵:(笑)非常感谢吴教授的这个建议。时代在变,我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就会不断进行下去,等有了充实的积累,这部书的下册会出版的。
记:我们期待该书早日出版的一天!好的,非常谢谢您接受采访!
赵:谢谢!
(特约记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
赵振宇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高级研究员、武汉市社会学会副会长、武汉市杂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长江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文化报》总编辑、高级编辑,有多篇作品获全国和湖北省好新闻一等奖、特等奖,三次策划的报道和活动受到中宣部的表扬,主持国家和省级课题多项,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多所高校、媒体作过演讲。出版《奖励的科学与艺术》《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应用新闻论》《与灵魂对话》等多部著作,2007年出版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 《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第二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书出版不久,笔者有幸拜访了赵振宇教授,他推掉一些手中的事务,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记:赵老师,您从事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数十年,可谓著作等身。可是与以前您出版的书籍不太一样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理论方面或者专业方面的书籍,而是一本横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选题的新闻纪实书。您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赵: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全国各地也都在以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纪念它、讴歌它。作为一个在新闻业界从事新闻实践近20年、在高校从教近10年的新闻人,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将自己几十年来的所思所想做一个整理,同时给大家交待这些思想的时代背景,真实全面地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思考,所以就有了这本书的出版。
30年来,我们说了许多许多,但是,还有许多许多的话没有说。在这本书里,我认为在今后的日子里,应该和需要说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总结教训比讴歌成绩更重要。我们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成功经验,中央和地方正在总结。我们要用实践得出正确的结论,知道以后很长时间的社会发展,这是十分需要的。但是,我认为还有许多的问题或不成功或失败的教训需要认真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我们以后30年和更长时间的发展或许会有益处。第二个方面是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马克思在论述德国革命时说过一句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70多年前,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者没有船就不能过去。不解决桥或者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些导师的语录在很长时间之内被人们广泛引用,但是,在实践当中却做得不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曾经说过“摸着石头过河”和奉行“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强调领导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时代,继续宣传所谓的“猫”论,仍然这样做就是对科学的不尊重,这样的危害性已经和正在表现出来,我们需要时刻警惕和防范。
记:您的书中第一部分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这是否表明您很重视这一点呢?您在很多场合不断呼吁,要“少讲假话,讲好真话”,是否也和此相关?
赵:你提的这个问题挺好,说明你看书非常仔细,我确实是很重视这一点。其实,我上面讲的两点,总结教训比讴歌成绩更重要,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要实现这两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提供一些他们能够痛痛快快讲心里话的地方。否则,大家即使发现了问题也闭口不言,或者是想说也没有地方,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重视,“一言堂”重现,什么总结教训、理论先行都会成为泡影。
198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鼓励大家讲心里话》。文章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都要重实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看到文章我很兴奋,但又感到不足,认为文章应该还有续篇。于是我写了一篇《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寄给了《人民日报》。当时还没有用电脑,稿件都是通过邮路而行,但是《人民日报》很快在8月10日头版的每周论坛发表。该文章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反响,《光明日报》第二天便在头版全文转刊了此文。只有议论纷纷,政府才能择善而从。只有提供更多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才可能形成议论纷纷的盛况。只有当我们的民族都关心,参与国家的事情,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才会振兴。评论发表至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这个话题今天仍然需要时常提及。
当然,如果有了讲心里话的地方,我希望国人好好利用这样的机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少讲假话;在更多的时候,争取讲好真话。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走了,我当晚写了一篇评论《巴金走了,我们还寄托于谁》发表。巴金是以“说真话”的思想战士离开我们的,“巴金走了,作为一个讲真话的精神寄托,他走了。但是,作为一种讲真话人的属性应该回归”。事隔四年,在我的这本书中,提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希望建立“说了不白说”的有效机制,其实就是这一观点的表现。
今天我们该如何讲真话?首先,利用大众传媒讲真话。真话只在私下讲、日记簿里讲,只在床头讲、洗手间里讲,显然是不行的。既然是讲真话,就应该在大众场所和通过大众传媒来讲,让广大的受众都知道。其二,在岗位上讲好真话。不论做什么工作,在生产、工作一线,了解的情况多,说真话的机会多。其三,对当事人当面讲真话。只有“锣鼓对面敲”,真话讲给当事人听。其四,讲真话要合法规合情理。真话就是心里话,说了就痛快。但是,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和传播,说话者不能不考虑说话的效果。一旦到了大众场所和大众传媒,说话者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责任。
记:您在书中鲜明地提出“数字掺假是权力腐败”,谈的是国人较为关注的腐败问题,可谓一针见血。您对消除权力腐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赵: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30年,也是反腐机制逐步建立的30年。30年间,反腐倡廉问题始终是全党、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和反腐败的水平息息相关。民主政治水平高,反腐败制度体系才能发挥有效性。健全反腐机制,实行广泛的政务公开,包括提高权力运作和公共决策的透明度,确保公众有效获取信息和表达意愿,推动公民的社会参与,把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科学设置权力结构和公众以权利制约权力结合起来,减少腐败发生的概率,完全是可能的。
在我国,腐败一个常见的表现是数字掺假。如前几年在停产整顿煤矿的验收中,有个别省市验收合格率竟然高达100%。国家安监总局前局长李毅中指出,“停产整顿的煤矿大多是一些不符合安全生产的矿井,在这样的情况下,验收通过率高,甚至达到95%、100%,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这种担心很快得到了验证,河北武安市上团城乡高村煤矿2005年11月15日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24日便发生透水事故,18名矿工被困井下。有关部门在紧急调查后认为,该矿在申领证照过程中“可能存在严重的隐瞒和欺诈行为”。类似的事例层出不穷,而数字掺假的恶果就是事故频发、众多生命的消逝、国家财产的损失。
消除权力腐败的方法我在书中已经谈到了,那就是让政府相关机构公开信息,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不断进行相关的努力,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2008年6月23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等法律文件就是这一努力的具体成果。
记:您在书中提出,“为逝去的同胞下半旗”,“社会不能愧对英雄”,“人事档案应当向本人开放”,“着力培养公民意识”等,表现了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担当。您一直主张要“依法办事”、“以事促法”,这几点是否就是您主张的体现?
赵:30年来,中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但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国家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对普通公民生命的珍重,对普通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维护。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如公民的档案权、知情权、表达权、决定权等诸多权利,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尽快解决。它是我们国家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法制文明程度以及对人权的法律保障水平。
如“为逝去的同胞们下半旗”。 我国的《国旗法》于1990年10月1日颁布施行。《国旗法》中有对国旗的认识和对升旗的要求,同时也有对下半旗的规定。但是,从颁布以来,除了为汶川地震死难者,以及为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轰炸牺牲的三名同胞下半旗之外,其他的很多可以下半旗的时机如1998年洪灾、2003年“非典”、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年忌日、2008年4月28日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故以及近年来的多次空难、矿难、灾难等等,我国都没有下半旗。
为何没有下半旗?这反映出我国法律规定和人民思想观念中,还存在一些落后的,与国际惯例不接轨的东西。《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其中“可以”所指的情况一直未能实现。在“可以”下半旗的时刻选择不下半旗,虽然并不违反“可以”这一法律规定,但反映出人民思想观念上的陈旧和落后。
下半旗是以国家的名义对公民最高的敬重和缅怀,很多国家都在重大伤亡事故之后通过包括下半旗之类的方式来哀悼死者。一部法律颁布了近20年未能好好实施,这本身说明了法律文本的某些不科学和不完善。为了更好地施行,我也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组织讨论修改和完善《国旗法》。
“依法办事”和“以事促法”是事物的两个方面,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两者关系。近年来我一直在强调要加强问责制,保障《信息公开条例》的落实;修改《国旗法》,为普通公民下半旗;以及建设良好舆论环境,保证大家能够讲真话,给大家提供一个讲真话的地方,其中很多都涉及到国家的法律法规。有了法律法规,就要依法办事。
在某些方面,虽然有了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缺少可操作性,或者某些细则不适合当今时代的需要,在某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能解决问题,或者应对不周。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根据社会实际的需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调整和修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的法律法规更好地满足时代的需要,满足建设和谐民主社会的需要。如去年7月出现的河南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就是一起看起来是“依法办事”,实际上却是有悖法理的恶性事件。去年12月初,中央电视台又报道了深圳149名受粉尘侵害的农民工,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得上了职业病,却就是因为所在企业不开据证明得不到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由此而不能享受必要的医疗保障。所以,我特别强调,现在要警惕那些打着过时法律旗号却保护着旧制度的落后条文:“以事促法”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记:您的这本书出版之后,业界和学界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新华社高级编辑徐兆荣评价说:“(该书)话题所及经济、政治、心理、法律、新闻等理论与实践的多个方面,可见思考宽、涉猎广,且敢言说。这样的思考文字能够出版,表明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作者的言说则表明他一直在思想、努力、行动……并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我思,故我在。”杂文家鄢烈山认为:(本书)虽然写的不是严格的30年言论自由和社会变革编年史,由于融入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让人读来备感真切;由于梳理了同代人及社会各界的求索轨迹,并上升到理论层面,对于“我们还要说些什么”来推动中国的进步颇有启迪价值。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也对此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指出,“反省是人类的最高智慧,而这种智慧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钟瑛谈及一次学生对老师的测评说,“(学生)现在最关注的大师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一个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赵振宇教授。赵振宇教授有着难得的智慧,进入学界不到十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位新闻业界与学界都非常认可的人才。30年的改革许多人都经历过,而用心积累的有心人却很少。”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赵:非常感谢这些前辈和专家给我的厚爱,我确实受之有愧。说起来,这本书是我30年来思考的一个回眸。不是很成体系,但总的来说是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思考。我出这本书,其实是希望新闻工作者们能够积极、审慎、乐观的面对社会现实,共同来促进社会的改革和进步。
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吴廷俊教授,希望您把书分上下两册出版,加入“我们做了些什么”,把30年的评论研究讲得更深、讲得更透,并适当扩大出版规模,使更多新闻业界和学界的人受益,不知道您是否会有这个打算?
赵:(笑)非常感谢吴教授的这个建议。时代在变,我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就会不断进行下去,等有了充实的积累,这部书的下册会出版的。
记:我们期待该书早日出版的一天!好的,非常谢谢您接受采访!
赵:谢谢!
(特约记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