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李玉的传奇《清忠谱》是我国戏曲史上独特成就与贡献的名著。作品以明熹宗天启年间，苏州民变的真实历史事件为题材，形象地展现了东林党人与新兴市民反抗阉党暴政的历史。成功地把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搬上舞台，神情逼真地塑造了周顺昌，颜佩韦等英雄形象的剧作不仅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信史”价值，它和《鸣凤记》、《桃花扇》等前后辉映，代表着我国历史剧的另一条道路。
　　事实俱实的考证
　　长期以来《清忠谱》一直被誉为最忠实于历史的著作。清顺治年间剧作付梓刊行，吴伟业为之作序指出：“该剧事俱事实，其言亦雅训，虽出填词，目之信史可也。”《典海总目提要》也一再肯定：“剧中事皆按实”，“人物故事与史传相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称：“《清忠谱》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史但按实的历史戏，”这种评价很有影响，但似失偏颇，再现历史的戏曲艺术是否做到“事俱按实”，不仅涉及一部作品的衡量标准还关系着对历史剧创作规律的认识，故有必要进行一番解析。
　　明末天启六年（1626）为抗议阉党魏忠贤矫诏逮捕清官周顺昌而爆发的苏州民变，是当时朝野为之震动的重大政治事件，在颜佩韦等五人的带领下，数以万记的市民群众“倾城而出”闹昭抗旨，打死旗尉，砸烂察院，吓得钦差官吏狼狈逃散。
　　我国古典戏曲多采用“一人一事”的结构形式，可是若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种格局就难以适应。《清忠谱》为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侧面反映出明末阉党专权，正人蒙冤和人民抗暴的复杂社会现实。故采用了一线为主多线交织的艺术手法，周顺昌是全剧的中心人物，《傲雪》、《缔姻》、《骂象》、《忠梦》、《就逮》等八折戏突出表现了他坚强不屈，忠君全节的思想品格，深刻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的矛盾，但全剧二十五折，并非只为周顺昌一人一事而设，颜佩韦等五人虽不过是市井中的小民，却“做出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剧作不仅热情地歌颂他们嫉恶如仇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安排了《书闹》、《义情》、《闹昭》、《捕义》、《戮义》、《昏遇》等六场戏，说明他们在剧中决非无足轻重的附庸。
　　《清忠谱》为了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勾画出当时的历史风貌，特别通过了《毁祠》、《吊墓》、《锄奸》三场戏，描绘广大群众如何进行破牢狱，烧生祠，打阉党的胜利斗争。
　　该剧不像《喜逢春》、《磨忠记》等时事剧一样热衷于暴露魏忠贤的隐私和丑闻，因而专写阉党的戏不多，但从《创祠》、到《报败》则生动地描绘了这伙权奸怎样从猖獗一时到难逃法网的覆灭命运。《哭追》、《泣遗》及《荫吴》等场，分别表现了周顺昌的子女和同仁与阉党斗争的事迹，正因为运用这种一线为主多线交织的群戏结构，剧作反映历史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才大大的提高。
　　普通历史剧可以按照历史的可能性大胆的虚构人物的情节，而这类剧作应当严格按照圣湖的固有面貌进行艺术的再现，虚构亦应该有充分的历史根据。
　　剧中最明显的虚构的情节，是把苏州魏忠贤生祠的修建的时间提到周顺昌生前，并精心为之设计了入祠堂骂象一场戏。由于苏州虎丘确曾为魏忠贤修建了一座“普惠”祠堂，而在“威势炎天地昏，从者孝敬儿孙”的时代，身为士大夫的周顺昌却敢做“人所不敢为”，敢说“人所不敢言”，经常对魏忠贤“指斥不讳”，“骂口不绝”。作者根据客观存在的事物和人物发展的逻辑，改动了时间，巧妙设计戏剧的场景与冲突，为形象塑造和戏剧高潮作了有力的铺垫，这一场还穿插了一段精彩的滑稽戏，塑像人头大而御赐的冠小，让匠人削头适冒，干儿义孙便抱头痛苦的滑稽场景。
　　描写五义士书场结义的《书闹》亦出虚构，但从史料中颜佩韦听《说岳传》而闹书场的“戏中戏”似以《剧说》中的周顺昌在杭州怒打扮演秦桧的优人的故事脱胎而来，《忠梦》与《魂遇》也不能以虚妄与迷信简单地加以否定，前者将梦境幻化成具体形象与外部的动作，展示了周顺昌急切除奸的心情和斗争的理想，后者通过鬼魂形象演绎当时的民间传说，表现五人表现死做厉鬼仍要“击杀阉党”的坚强斗志。
　　《义愤》和《闹昭》是具体反映苏州民变这一伟大事件的重要戏，能否处理好历史真实与戏剧排场的关系与全剧的成败关系极大，剧作不是自然主义地铺陈事件的过程，把斗争写成乌合之众的盲目行动，也没有蹈袭戏曲常用的“开打”场面把事件简单化，《义愤》不仅写出颜佩韦如何发动组织群众旗帜鲜明地投入反阉党的斗争，还写出他们与对官府抱有幻想的书生们在认识和行动上的差异，从而突出了新兴市民在苏州民变中的巨大历史作用。
　　《清忠谱》不像当时风靡剧坛的才子佳人戏那样，以胡编乱凑的奇艳情节取胜，而是以再现特定的历史真实感人，根据戏曲时空限制和表现主题的要求，删除枝蔓突出主题，提炼概括，虚实相济从而使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在剧中达到和谐的统一。
　　纵观中国戏曲史严格忠实于历史的剧作，特别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中真人真事和重大事件的剧作作家寥若晨星，究其社会原因和前此以往传奇中的平民人物还有一点显著的区别，苏州传奇中有许多平民人物是从正面人物的姿态活跃在舞台上的，虽然他们生活贫困，“一般多是受磨折”，但他们宁可“闲坐街坊吃淡茶”，甚至“肚皮尽饿瘪”，也绝不“贫图高贵”，“降志随俗”虽然他们地位低微，无势无恃，但有的是忍辱负重，坚决反抗迫害，这些平民人物往往富有道德力量，“人品高绝”，展示了高尚的道德的人格，在传奇作品中，他们最有光彩的活动不是日常的饮食起居，劳作娱乐，而是自觉的或不自觉地卷入政治游戏，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人的智慧冲天的勇气，正值的品质凛然的节操。
　　李玉的这种创作思想，是由明中期以后文化权力下移的趋势所决定的，明中期以后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牵动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的心灵，他们以自身特有的胆识和勇略，投身于挽救衰世的斗争，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旺盛的政治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