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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30年，首都基础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教育》杂志自1980年复刊以来，一直以宣传报道首都基础教育的先进思想、创新实践、名师名校和典型经验为宗旨，真实地记录了首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举国同庆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试图以本杂志曾刊录的首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重要文章为线索，再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总结发展成就和基本经验。同时，我们还就相关问题访谈了部分领导和专家，以期在全面认识首都基础教育的地位与贡献、规律与特征的基础上，对未来首都基础教育的科学发展作出战略思考。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不断开创
首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
——纪念首都基础教育改革开放30周年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首都基础教育走过了30年不平凡的改革与发展的历程。30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下，经过教育系统广大干部、教师的共同努力，首都基础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都达到了空前的发展水平。
一是在全国率先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学前三年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普及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基础教育办学条件不断改善，保障程度不断增强，师资素质不断提高；三是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四是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办学活力不断增强，学校办学特色逐渐显现；五是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活跃，基础教育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特别是2004年北京市教育大会召开之后，首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步入了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核心，以集成区域教育资源为优势，以优质、协调、开放、创新为特色的快车道。
今天，首都基础教育整体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继续位居全国前列。《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结果显示，北京市基础教育为优秀，成为此项评价指标中惟一达到优秀等级的城市。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首都基础教育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发展还不平衡，教育资源配置还不尽合理；二是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实施素质教育的需求；三是推进素质教育的相关制度建设仍不完善，一些政策措施的实施还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四是面对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还缺乏勇于创新的气魄、胆识和举措。
当前，北京正处于率先基本实现首都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后一个时期，发展首都基础教育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原则，进一步确立基础教育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
我们要牢固坚持内涵发展、人才强教、资源统筹、开放创新的方针，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要着力把握教育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使首都基础教育始终保持国内领先的地位。
近期，我们要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最终目标，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题，以保公平、抓质量、促特色为中心任务，实现首都基础教育又好又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恢复高考到实施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
追溯教育思想的转变，不得不谈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
当年，570万考生争取27万个录取名额，录取比例29：1，其竞争之烈，拉开了“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的高考序幕。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提高升学率，各中小学校，无论是重点校，还是普通校，都集中力量增加课时，加大补课辅导力度，加大作业量，强化模拟考试力度，迫使学生以时间加汗水，多学多练，赢得考试竞争。“应试教育”应运而生
在如此情况下，学生忙于死记硬背，教师忙于课业辅导、批改作业和各种模拟试卷。其结果是：教师的教学负担过重；学生的素质得不到全面提高，包括学生道德水平低下，学生体质较弱，学生“高分低能”现象普遍，尤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面对这种教育现实，教育改革的呼声日涨，而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教育思想的改革，概括来说，教育思想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教育思想大讨论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市基础教育领域出现了相关“教育思想”问题的大讨论。其中，时任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的张觉民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恰当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而形成这种条件的关键在于端正教育思想。”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刘梦华也明确指出：“传统教育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要扭转这种局面，根本问题是转变教育思想。”
第二，素质教育初期探索阶段。当时，素质教育是一个相对于“应试教育”的新教育范畴，它的提出与确立对教育改革来说，意义深远。而说到素质教育的产生，有一个人不能不被提到，那就是北京市第八中学原校长陶祖伟。陶祖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探究，他说：“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人的素质应是深层的智能。知识与能力是素质的外在表现，而素质又代表着知识的深层性、长远性。”在此思想指导下，陶祖伟领导北京八中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实践探索：第一，建立起五育并重（在实施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增加了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的课时）、内外结合（以课内为基础，实行课内课外结合）、三课型同步（以必修课为主体，增设选修课和劳动技术课）的立体化教育教学体系；第二，因材施教，加强特殊教育，发挥学生特长；第三，确定好课的评价标准，高水平的课应是有利于开发学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课；第四，改革好学生评估标准，确定面向未来的好学生的新模式，明确“特优生”的评选条件。
第三，素质教育深化延伸阶段。20世纪90年代，素质教育已成为教育领域的主旋律，在此大背景下，各个学校为了进一步克服“应试教育”的各种弊端，都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
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学校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素质教育实践探索模式，教改实验异彩纷呈。像北京景山学校在邓小平“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指引下，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和试验；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进行的“快乐教育”；光明小学进行的“我能行”教育；史家胡同小学进行的“和谐教育”；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进行的“双主体育人”教育；北京市第二中学的“全面育人，发展特长”教育等。
这些教改实验，各具特色，既在不同侧面、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深化延伸了素质教育，又创建了自己学校的文化特色，对学校教育的内涵发展、特色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北京景山学校：“三个面向”引领下的教育改革实践
2008年4月23日，全国百校校长走进北京景山学校，共同纪念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三个面向”题词25周年。
1982年，北京景山学校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学制改革试验，将小学、初中学制由“六·三”制改为“五·四”制。
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界最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一件大事。自“三个面向”提出以后，我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改革全面启动。教育思想大讨论全面展开，教育体制改革政策相继出台，教育实践改革探索开始。
北京景山学校把“三个面向”当作教育改革的旗帜和灵魂，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办学理念、发展目标、办学特色、学校定位，决心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融古今中外百家之长，走继承、借鉴、融合、创新之路，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与试验。20多年来，北京景山学校不仅是北京基础教育对国内传播教改经验的试点，也是我国基础教育对外宣传“教育要三个面向”的窗口。
1984年，北京景山学校在全国中小学校中第一个提出并且实行“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的学制改革试验，实现了小学升初中的无淘汰制度。2000年，景山学校实现了小学、初中九年和高中三年的部分贯通的12年教育。配合学制改革，景山学校进行了管理体制的调整改革，把原小学办公室、初中办公室调整为“九年一贯办公室”，统筹安排九年一贯的课程、教材、教育教学和活动，由一名副校长负责，实现了管理体制上的一以贯之。
北京景山学校从1960年创建以来，一直坚持进行结构性的综合整体改革试验。他们的教材采取边编写、边试验、边听课、边总结、边修改的方式，将教材编写、教学试验和教师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了教材的实践性、针对性和适应性。他们还根据学生共性与个性的特点和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传统和优势，开发一些适合学生发展需要的精品课程，形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
北京景山学校把德育寓于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生活之中，寓于各学科的课堂教学之中，开展了社会实践活动、法制教育活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环保系列活动等，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快乐中成长，切实提高了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连续10多年无违法犯罪学生。
北京景山学校把“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确立为自己的立校之源，把“培养全面发展、学有所长、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努力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使有特长的学生能得到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不仅张扬了学生个性，发展了学生特长，充分显示了北京景山学校学生能力强、知识面宽、学有特长的优势，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学校学科竞赛成绩喜人、科技教育成果丰硕、体育工作硕果累累、艺术教育丰富多彩。
北京一师附小：“快乐教育”——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第一朵浪花
1985年，党中央做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的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这为教育的改革指出了明确的育人标准。但是，根深蒂固的旧的教育思想并没有随党中央的决定而改变，由于教师和家长都过于片面强调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小学生从入学那天起，就开始在“三苦”中挣扎——课业负担过重、校园生活单调、师生关系不和谐，这样的生活让学生苦不堪言。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北京一师附小率先实施“快乐教育”，改革小学教育，探索新的育人途径。
“快乐教育”是“以儿童愉快发展为本”的教育。它强调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儿童愉快发展，而这里的“儿童”指的是全体儿童，“愉快”指的是多种类、多层次、积极的情绪体验，是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的外在特征，也是学生发展追求的目标。在“快乐教育”的理念中，“愉快”和“发展”互为动力和目标，即“在愉快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愉快”。
北京一师附小的“快乐教育”是从“愉快教学”做起的，后来才逐步扩展到全校的整体改革。但是，“快乐教育”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教学的改革，而是观念的改革。
“快乐教育”认为，一个人能够勤奋学习和工作，对社会有高度的责任感，并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就是有用的人才。学生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个性差异的人、有巨大潜能的人，也是成长中的人，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差异，开发他们的潜能，塑造他们的心灵。教学过程是师生双边活动的过程，教师要乐教善教，学生要乐学会学，教师的“乐教善教”要体现在引导学生乐学、会学、主动学、创造性地学上，体现在促进学生的发展上。学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创设和谐氛围，激发情感动力，在建构知识的同时提高能力，在发展智力因素的同时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促进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在这样的人才观、学生观、教学观、质量观的引领下，北京一师附小一直坚定不移地实施“快乐教育”。“七五”期间，针对“三苦”现象，他们围绕“使学校成为孩子们健康成长的乐园”这一宗旨，构建了实验的整体方案，初步形成了反映“快乐教育”的学校教育体系；“八五”期间，他们从转变教育观念入手，重点围绕课堂教学进行探索，形成了“快乐教育的课堂教学特色”，制定了“快乐教育课堂教学评价标准”，总结了“快乐教育课堂教学方法”；“九五”期间，他们初步建构了小学“快乐教育”的教学体系；“十五”期间，他们探索出了一条既具有“快乐教育”特色，又具有自主、合作、探究特征的学习方式；进入“十一五”以后，他们又成功申报了全国教育规划课题“基于儿童心理需求，促进快乐有效学习策略的研究”，以促进学生有效学习，愉快发展。
如今，北京一师附小的“快乐教育”已经走过22年了，当年把师生们引领到“快乐教育”航线上的刘修业校长已于1999年退休，接任他的张忠萍校长说，我们的“快乐教育”没有因为老校长退休而终止，而是不断地完善“快乐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注重其内涵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我们将继承“快乐教育”的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
北京市崇文区光明小学：迎接挑战，开展“我能行”教育
一份“检测报告”的启示
1996年初，光明小学对4~6年级3个抽样班学生的心理状况做了一次调查。“测查报告”显示，其中23.53%的学生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心理”，并缺乏自信。
而这样的一代人面对的是新时代择业的挑战、生存的挑战，甚至国际竞争的挑战，缺乏自信，怎么能迎接如此众多的挑战呢？
刘永胜校长在1996年上半年的一次校会上，向学生们讲述了《文摘报》上刊登的一个少年残疾人“战胜困难，成为强者”的感人故事。文章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行——我能行，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校会结束后，刘永胜要求各班教师将这句话写在黑板上，请学生们背下来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并将它简化为“行——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以此作为学校培养学生优良心理品质的行动口号。
之后，刘永胜校长经查阅资料得知，1995年末，胡锦涛同志对全国青年的讲话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面向新世纪，我能行。”鉴于此，学校把前一句话改成了“我能行”。
之后，学校又先后补充了“别人说我行，努力才能行”、“不但自己行，还要帮助别人行”、“你行，我更行”等几层含义，形成了完整的“我能行”教育四部曲。
“八句话”的诞生
1998年，北京市召开推进素质教育的经验交流会，当时会议指定介绍两个经验：一是宣武区区域性推进素质教育经验，另一个就是光明小学的改革经验。
光明小学行政会研究决定，按“我能行”教育的思路来总结经验。因此，学校特别邀请了北师大董奇教授等专家来校座谈，通过教师、专家的共同研讨，最后将原来的四句校园口号总结为对学生进行自信教育的“八句话”——相信自己行，才会我能行；别人说你行，努力才能行；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今天若不行，争取明天行；能正视不行，也是我能行；不但自己行，帮助别人行；相互支持行，合作大家行；争取全面行，创造才最行。
这八句话蕴含了现代教育理念的许多重要观点，较全面地概括了“我能行”的内涵，并指出了做到“我能行”的途径，成为“我能行”教育的标志性语言。
“我能行”教育不只是口号
“我能行”教育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也不仅仅只是针对学生的教育活动，它涉及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是对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探索，其内容可从三方面理解。
第一，从参与对象来说，“我能行”教育不只是探索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同时也探索教师和家长如何为学生创设宽松的成长环境。它涉及教师与家长如何提升自身素质，转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学生的发展，从而和学生共同发展。
第二，从学校工作来说，“我能行”教育从管理的角度探索如何善待教师、善待学生、善待家长，使学生和教师共同成长；从教育的角度探索如何为学生展示自信、体验自信，搭设平等参与的舞台，使每个孩子都抬起头来走路；从教学的角度探索如何使课堂教学活起来，使每一节课真正成为师生共度的生命历程；从家校协同的角度探索如何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同步，共同为孩子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三，从教育改革来说，“我能行”教育涉及课堂教学改革、考试改革、师生评价改革等学校管理的多方面改革。
其总体目标可概括为：让每一个孩子在成长中实践我能行；让每一位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体验我能行；让每一位家长在教育孩子中相信我能行。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课堂教学是教书育人的主渠道，因此，课堂教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中心。
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的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其理论基础是教育思想的变革成果，其改革的主题是向素质教育转变。
北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方法的变革重点在课堂，即根据素质教育要求使课堂教学转向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概括来说，其改革的脉络大致如下。
第一，在教学内容方面，由于“应试教育”对能力培养的忽视，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改革重点强调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这体现在教学实践中，即教师们普遍重视对学生学习技能的培养，如学生的读写能力、运算能力、实验能力等。
但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大家逐渐对这种技能培养产生了质疑：技能培养就是改革所需要培养的那种能力吗？由此，人们开始关注到底什么是教学要努力培养的“能力”，“能力”的内涵与外延也在这种思考与探讨中越来越趋向明晰，教学开始关注学生的注意力、观察力、想像力、思维力、实践力等“一般能力”的培养。
不过，相对来说，当时的课堂教学还仅局限于教室之内，局限于教材的范围之内，因此，这种“一般能力”的培养也大都局限于学习这一领域。比如，创新只是算法的创新，运用也只是公式的计算运用，其能力培养的重心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课业学习。
20世纪90年代，随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中小学应“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基”的教育功能逐渐被强化，同时由于多元智能理论逐渐为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认识并接受，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学校的教学内容进一步扩大化、个性化。“扩大化”，即课堂教学开始关注课堂外的教学内容，开始关注教材外的教学内容，开始突破原来的课堂、教材的樊篱；“个性化”，即教学内容开始考虑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开始注重因材施教，以便使每个学生都能在保证基础的情况下学有所长，避免课堂教学的“一刀切”。这些都构成了新世纪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二，在教学方法方面，教学方法的变革是与教学内容的变革相一致的，教什么样的内容就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式。
20世纪80年代教学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教学负担重和学生“高分低能”的问题，这时，教学推崇“精讲多练”。“精讲”，即教师的讲要能抓住知识核心，要能给学生揭示知识的完整体系；“多练”，即学生要加强练习，通过练来提高自己的学习技能。像孙维刚的“结构教学法”和马芯兰的“马芯兰教学法”，都强调要通过调整教材结构，抓住核心知识点，给学生揭示知识体系，进而减少教学内容的重复，强化学生对知识体系的把握，并使学生通过严格的技能训练，提高学习技能，发展智力。
之后，随着教育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的进一步变革，教学方式也发生了进一步变革：一是学生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凸现，教学过程从原来的教师教、学生学的单向模式变为师生互动的交流模式；二是学生的练习由原来的“多练”变为现在的“精练”，学生通过科学化的练习，提高创造力、想像力、实践力等“一般能力”；三是教学的手段更灵活、更多样，像创设教学情境，采用多媒体手段，实施合作小组学习模式等各种新教学方式纷纷走进课堂。
逐渐出现的专题教学模式可以说是新教学方法的集中体现，像张思明的数学建模学习以及数学课题学习等。这种教学方法融合了新教学改革所倡导的研究性教学的多种要素，它以课题为载体，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思路，强调学生的个人潜能与兴趣，强调学生的自主探究，强调学生的实践体验，强调学生的合作互助。
综上可见，从本质上说，教学改革的过程就是教学中学生主体地位逐渐被确立的过程，是学生个体差异性逐渐被确立的过程，也是教学“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基”的教学功能逐渐确立的过程。
马芯兰：北京市小学教改“第一人”
简介：马芯兰，女，1966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师范学校，历任北京幸福村小学教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著有《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尝试》、《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能力的培养》和《改进知识结构，加强能力培养》等论著。
说马芯兰是北京市小学教改“第一人”，实在是因为其影响之大，在北京市小学教改中难以找出第二人。马芯兰的教改试验可以说是北京市小学系统内进行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效果最为显著的一项试验。
开始于1975年
马芯兰搞数学教学改革，可追溯到1975年。她当时进行改革主要出于三个原因：第一，减轻学生负担；第二，提高教学质量；第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经过一段试验后，马芯兰的数学教学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给了她很大信心。
1977年秋，经朝阳区教育局批准，马芯兰从新接的一年级开始了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数学教学改革试验。这一轮试验下来，马芯兰用3年时间使学生的数学成绩达到了相当于五年制小学毕业生的水平。接着，从1980年秋季起，她又开始第二轮试验。1984年夏季，这届四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达到了相当于六年制毕业生的水平。
据此，1984年，北京市开始大力推广马芯兰的教改试验，并于1995年进一步扩大推广马芯兰的教改试验。
教材改革试验
马芯兰觉得要进行教学改革，关键的问题是要搞好教材的改革和编写工作。
她认为，当时的教材虽然基本上是根据儿童的认识规律与数学知识的内在联系来编排的，但循环重复的内容较多，所以如果原封不动地按照现成教材来安排教学，势必会加大学生负担，因此，马芯兰对当时的小学数学教材作了适当调整、补充和重新组合，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根据知识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以及《小学数学教学大纲》的规定和要求，将当时小学的全部数学教材，从结构到具体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该合并的合并，该简化的简化，该增补的增补；第二步，自编一部分教材。因为在每学期教完《小学数学教学大纲》要求的内容之后，还能余下一部分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就用自编教材，除适当加快学习进度外，着重开发学生的智力，丰富和发展学生的知识，使他们所学的知识向纵深发展。
从数学建模到课题学习
1993年，张思明开始跟着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很多教师，参加了大、中学数学建模的讨论班，从那之后，他开始逐渐把数学建模问题引入到自己的教学中。
做好数学建模，关键在于能够把身边的实际问题数学化。但要找到合适的建模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为此，他经常一个人去观察、去发现，并努力培养一种对数学问题的敏感性。后来，在别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中，他总能抽象出深层的数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到，教师只有用心去观察生活，才能找到服务教学的有趣的问题，也因此，他形成了教师一定要“用心做教育”的教育观念。
随着数学建模活动的逐步推进，学生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发现数学问题以及如何把问题“数学化”，学会了如何学“活的数学”，而不仅仅是死记抽象的定理、公式。
从1999年起，在前期数学建模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张思明发现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继续探索。例如，如何让数学建模的内容和形式与学生的课堂学习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让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能够参与具有一定难度的数学建模学习，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预示着课题学习研究的诞生。
当时，适逢研究性学习进入新课程，这进一步强化了张思明对课题学习的研究决心。但当时，广大教师对数学课题学习的内容、教学模式和呈现方式，仍然感到困惑，可参考的资料又很少，实际操作困难重重。因此，他和其他5位教师组成了课题组，开始了历经4年的“中学数学课题学习”项目研究。
他们先通过文献检索和学习，了解国内外数学课题研究方面的理论和研究现状；然后，进行课题学习的教学实践；之后，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课题学习实验的实施效果；再之后，组织学生进行自主的数学课题学习实践活动；最后，整理实践成果，完成了专著《中学数学课题学习的实践与探索》及《中学数学创新实践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课题的结题报告。由此，数学课题教学模式逐渐被确立起来，并成为中学数学教学中的一种崭新模式。
学校德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德育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中小学德育大纲》、《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小学家庭教育大纲》的先后颁布，我国第一次有了全国性的德育规章。随后，各地家长学校、家长协会相继出现，逐步建立起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立体德育网络。
进入21世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受到了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实施意见》，对全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年4月，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教育大会，特别强调要把德育摆在学校教育工作的首位。10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召开了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十大举措。
从此，首都德育又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以校长德育论坛为载体，调动起全市中小学校长思考德育改革的积极性；每三年一次的德育工作大会，每年一次的德育工作观摩交流周、校园礼仪开放日，评选首都中小学德育成果奖等一系列制度性举措搭起了区县、学校、教师展示交流的平台；用两年多时间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各学科德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小学27个学科《德育指导纲要》以及《北京市中小学可持续发展教育指导纲要》，对每一个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应体现的德育内容及怎样潜移默化地进行德育都给予了操作性的指导，并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实际进一步创新留有空间；2004年启动建设并已形成市、区县、学校三级系统的“北京市中小学数字德育网”，是深受学生欢迎、家校互动的网络德育课堂……同时，北京市还以开放的工作理念推动德育，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校园共议学校德育；举办北京青少年学生公民教育国际论坛，与境外专家共同交流青少年教育；联合高等院校建设了德育专家资源库、学生发展状况数据库；依靠社会力量设置了“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奖励基金；凝聚系统内外力量形成了德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德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成了上有指导专家、下有实践团队，管理、研究、信息、监控、培训、媒体七大方面通力协作的首都中小学大德育工作团队。
2008年，北京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设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整合利用北京市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益性文化设施、工厂、农村、社区等为依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主要内容，通过为学生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场所条件、安全的活动环境、相适应的教育教学内容，为学生集体或个人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校外活动，开展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社会实践以及组织学科教学活动等创造条件。
在具体的做法上，改革开放后的首都德育主要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德育研究走向专业化。1983年，北京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德育研究室——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教研科研中心德育研究室；之后，北京市教研部成立了市级德育科研单位——德育研究室；1994年，北京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机构——北京市西城区“心育中心”，即后来的北京市西城区心理研究室。经过近30年的发展，北京市已经拥有一大批专业的德育工作者，研究机构已经发展到市级有教科院德育中心，区县级有德育教研室，学校有德育处，德育研究形成立体化网络。有些区县的德育研究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走出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大的反响。如北京市的青春期教育，北京市东城区的尊重教育，北京市西城区的心理教育等等。尊重教育由“尊重·基础教育”课题研究起步，历经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者在交流中碰撞、反思、提高，缔造了一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习型组织；北京市的心理教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目前，北京市中小学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有了自己的心理教师，也有了专门的心理咨询室。
德育工作者走向专业化。1988年，北京市开始评选“紫禁杯”优秀班主任；1992年北京市开始评选特级教师，专门设立了德育特级教师。此外，北京市还开展了北京市师德标兵、北京市模范班主任、北京市“十佳”班主任评选等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引导更多优秀的教师投身于班主任工作，投身到德育研究中来。
德育活动走向专题化。以往我们习惯把德育目标定得很高很大。近些年来，北京市的德育工作力图做到“小、近、实”，贴近青少年实际，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全市范围的活动有开展和加强法制教育，建立中小学德育基地，大力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文明礼仪伴我行”、唱响新童谣、奥林匹克教育、学生社会实践等活动，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各个区县也根据区域情况，确立了自己的德育活动主题，如东城区的“尊重·基础道德教育”、西城区的心理健康教育，怀柔区、密云县的环境保护教育，朝阳区、通州区、平谷区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即使同一主题的教育活动，各区县也因地制宜，选取了不同的切入点。如同是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朝阳区以“三礼”教育为切入点，通州区以“孝道”为切入点，平谷区以诵读古诗词为切入点。
在30年的德育改革与发展历程中，北京市涌现出以丁榕为代表的一批德育名师，以“尊重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为代表的一些德育探索，以及以文明礼仪伴我行、奥林匹克教育为代表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活动。
丁榕：用“心”育人的德育工作者
“教育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人”
1963年，丁榕还是北京艺术学院附中(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美术专业的学生。那年周总理到学校去，说现在中小学特别需要音乐、美术教师。于是，丁榕放下画笔，走进学校。这一走，就使未来的北京多了一位特级教师，未来的中国多了一位全国优秀班主任，多了一位虔诚做教育、用“心”研究学生需求、用“心”培育学生的教育家。
回顾自己的教育经历，丁榕自豪地说：“我一直是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的。”
丁榕在20世纪60年代参加工作，刚参加工作时，她带着学生学雷锋；70年代，她带着学生学习白求恩学习老愚公，学习张思德；80年代，她强调集体主义，从情感、科学、艺术三个方面教育学生，组织过上百个主题活动，每个活动都是新的，但是所有活动的主题都紧紧围绕着集体主义教育；90年代，她意识到学生个性发展不够，开始在集体主义教育基础上，开发每个学生潜能，完善学生的人格；到21世纪，她把心理教育引入德育，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快乐幸福，有成就。”2007年8月，丁榕带的第一个毕业班举行阔别34年后第一次聚会，有个学生说：“丁老师用特有的方式挖掘了我的潜能，调动了我的兴趣，她让我去悟、去品，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学。”
“把学生培养成人”的教育理念，让丁榕的学生几十年后仍然享受着教育带给他的幸福，这样的幸福将伴随他终身。
“教育是一项探索学生心灵的事业”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学生犯了错误，老师们都认为学生思想道德有问题，医生诊断却说这个学生有“心理疾病”。医生说：“现在很多心理问题被学校当作思想问题来解决，使问题扩大，使一般的心理问题发展成心理疾病，延误了治疗。”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带着这些问题，丁榕开始学习心理学知识，并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思考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为了探索学生的心灵，丁榕设置了倾听学生心声的“恳谈室”，又在校园里挂起了“心灵之友”信箱。1992年，西城区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学校心理教育研究机构——心理教育研究室，当时叫心理咨询中心，丁榕担任主任，也是这个中心唯一的专职工作人员。面对众多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丁榕采取的是“人民战争”的方式。她首先带动3所学校的优秀教师和她一起边学习边实践，1993年，又开始了全区范围的系统培训。到丁榕退休之前，西城区建立起了5支心理教师队伍：专家队伍、专业队伍、专职队伍、兼职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同时，西城区的每所学校都实现了6个“有”：有心理教师，有心理咨询室，有信箱、网络、热线电话，有良好的育人环境，有学生心理档案，有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或心理课。
年过花甲的丁榕并没有心安理得地休息，她退而不休，辗转于全国各地，做讲座，搞培训，忙得不亦乐乎。最近，西城区接收了一批来自汶川地震灾区的孤儿，丁榕得到消息，匆忙中断了对山西省山区学校的考察与指导，连续乘车7个多小时赶到机场，飞回北京。她要马上组织教师对这些儿童进行心理辅导。“心理教育是德育工作的延伸。教育，是一项探索学生心灵的事业。”这是丁榕从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得到的切身体会。
“班主任最重要的工作是了解学生的需求”
丁榕认为，只有了解学生的需要，才能尊重学生的需要，才能从人性的角度了解人，从人本的角度完善人，从人格的角度开发人，从人才的角度教育人。
为了使教育与学生的需要一致，丁榕总是先了解学生的需要，再对这些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在工作中结合学生的需要，把以往要求学生做的事，转化为学生愿意做的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丁榕，以她的真诚投入，以她的无私奉献，以她的不倦求索，把一届又一届学生培养成人，也促进了几代教师的成长。
尊重教育：基础道德教育的切入点
“尊重教育”的内涵
“尊重教育”所说的“尊重”，指的是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责任，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在自己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尊重教育”，就是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相互促进的适宜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培养学会尊重的意识和能力。
尊重教育有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侧重。“尊重自己”强调“自立”；“尊重他人”强调“平等”；“尊重社会”强调“规则”；“尊重自然”强调“和谐”；“尊重知识”强调“探索”。
“尊重教育”的产生
德育的本质是什么？带着和众多德育工作者一样的困惑，1994年，刚刚调到北京市东城区教科所的闫玉双老师考察了10所学校，依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于是，她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学习中，她开始从人的本真的意义上来思考教育，一条线索逐渐明朗：德育——道德——基础性——延续古今、联系中外的结合点。于是，她在一次座谈会上做了一个发言，提出：当代道德的核心，道德的基本点是什么？
时任东城区教育局局长的侯守峰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后不久，他随北京市教育代表团出访瑞典。在欢迎仪式上，他感受到瑞典的高级官员对普通中国教师的尊重；在外出考察的路上，他感受到司机和行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在智障学校，他感受到老师和健康的学生对智障儿童的尊重……归国前的那个夜晚，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一幕一幕的震撼和感动在眼前掠过，最终化作两个字：尊重。
回国后再次参加教科所的座谈，谈到自己瑞典之行的感受，提出对“尊重”的理解。闫玉双听后豁然开朗：尊重，不正是道德的基础吗？
“尊重教育”课题由此产生。
“尊重教育”的发展历程
“尊重教育”最早作为课题被提出来是在1995年，题目是“尊重——基础道德的研究与实践”。当时的想法是，要出实效，首先要抓基础。从那时到现在，14年坎坎坷坷，研究却不断深入，不断发展，到“十一五”课题立项，题目已经成为“以尊重为价值导向，探讨中小学生行为表现的研究与实践”。参与课题的单位，也由最初的中学，发展到中学、小学、幼儿园。从“基础道德”到“价值导向”，“尊重教育”让人们看到了自身的价值。
奥林匹克教育：奥运让校园如此美丽
奥林匹克教育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容
从营造校园奥运文化氛围开始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是很多学校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第一步。北京的很多学校将奥林匹克文化与学校教育活动进行深层次结合，开发了奥运教育系列活动，奥林匹克文化成为京城各学校校园文化的一大特色。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近百米的“奥林匹克文化浮雕墙”；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中心小学在校园绿草如茵的小广场，建设了独具特色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廊”；北京市顺义区马坡中心小学将学校甬道命名为“奥运礼仪大道”，将学校操场命名为“奥林匹克文化广场”；作为私立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的代表———北京精诚文化学校则是将整个校园作为“奥林匹克教育博物馆”进行了系统设计；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和宣武区康乐里小学也在校园里建设了类似的“奥林匹克教育博物馆”。
阳光体育丰富了校园活动
在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过程中，很多学校创造性地开展了校园阳光体育活动，让学校体育真正成为学生喜欢的育人体育。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小学，利用90%以上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来京务工人员家庭这一特点，将学生家乡的民族体育和艺术形式引进学校体育和艺术教育，成立了“校园民族体育艺术团”；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改革体育课程，开设了“自助餐式”体育选修课；北京市崇文区光明小学、崇文小学等学校召开“校园亲子奥运会”；北京市东城区每年召开“小壮壮运动会”，为那些身体较胖、运动较少的同学提供了参与竞技的机会；北京市朝阳区还举办了“小小残奥会和特奥会”。
国家教委特发“红头文件”
1992年，学校接到杭州海外旅游总公司的一个电话，说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旅店餐饮协会代表团想参观一下学校，感受一下中国的餐饮文化。5月6日，代表团20多人来校参观，他们听了课之后，觉得很好，主动提出让学生赴德培训，并且完全免费。
郝校长一听，这是好事！
但当时根据国家的政策规定，不满18岁的人员不能出国。为此，原国家教委专门为学校发了一个“红头文件”。有了这个“红头文件”，学生办手续一路绿灯，政审、使馆签证等都非常顺利。
1993年8月31日，劲松职高学生一行30人，奔赴德国参加双元制培训（学校、企业共同培养学生）。学生培训期2年，其中1/3的时间在学校学习，2/3的时间在企业实习，并能拿到每月1000马克的实习补贴。另外，由于德国政府的管理机制很到位，他们的企业都非常负责，学生得到了很大锻炼。
“一定要比别人早一步”
1997年，郝守本心脏病突发病逝；29岁就任劲松职高副书记的贺士榕继任校长。
贺校长说：“劲松职高能一路走来，并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就在于学校领导凡事都比别人早一步。当别人还不知道职业教育怎么办时，劲松职高就起步了；当别人还都没敢想出国时，他就一批批派学生出去了；而今天，当大家争相把学生往国外送时，劲松职高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往国外送学生,而是将重点放在引进课程上了。”
2000年，劲松职高与英国伯恩茅斯学院正式签订了课程引进的办学合作协议，开始融合国外课程，构建本土化课程，重点增加培养学生能力的内容。
在引进课程的时候，学校打乱整个课程体系，按照不同阶段的学生能力，重新组织教学内容。比如，以前教西餐，今天学沙拉，教师就教各种各样的沙拉做法；明天学汤，就教各种各样的汤做法，不是一个整体。而今天，教师则采用“菜单式”教学模式，像一年级，今天就可能只教你一个汤、一个冷菜、一个热菜，做出来，就是一套菜，其中，营养搭配、口味调配、技术操作等，有很多知识在里面。另外，教师也实行“岗位分工式”教学，把学生分成冷菜组、热菜组等，模拟厨房的真实情景，学生分工合作。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西餐各岗位的认识了解，还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
也正是由于这种凡事都比别人早一步的精神，劲松职高一直走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职业教育的前列。
昌平职业学校：创新办学成果斐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恢复被“四人帮”破坏而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培养“四有人才”的教育事业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恢复我国经济建设，保障人民生活，在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错误教育路线的同时，我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应运而生。
1978年前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示下，普教系统恢复高考，发展重点中学，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加强农村教育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
1980年，北京市城区依据第三产业的迫切需求，开始创办以服务业为主的职业高中；1983年，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的农村教育整体改革中，依据职业教育、成人（农民）教育、普通教育“三教统筹”原则，北京市郊区县开始创办农村职业高中，旨在培养为农村建设服务的中、初级人才。北京市昌平农村职业学校（现为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就是在原松兰堡中学农学、畜牧、农机、红医班的基础上，经北京市政府批准，转制而成的第一所农村职业高中。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近30年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北京市乃至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与时俱进的步伐；同时，也以它坚持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的办学道路，成为北京乃至全国职业学校发展的一面旗帜。它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从理论和实践上引领着改革的潮流，为职业教育的与时俱进做出了贡献。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3年至1986年的初创过渡阶段。这个时期，由普通农村中学过渡到昌平职业学校时，仅有10亩地，9间平房，在校生仅仅百十人。第二阶段为1986年至2000年，为迅猛发展阶段。期间于1996年，达到占地180亩，建筑面积3万平米，9个专业，在校生约1000多人的规模；与此同时，学校努力为当地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创造了“东沙治鸭”、“兴寿治梨”、“景文屯科教兴村”、“黑山寨开拓经济沟”等先进经验，并在全国推广，一批批优秀毕业生走上了当地农业生产岗位，“学农、爱农、务农”成为这个时期培育人才的主旋律。
2000年开始，高校扩招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职业学校招生出现困境；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职业学校面临新的挑战。此时，昌平职业学校新一届的领导集体鲜明地提出：“困难是动力，挑战是机遇”，以一个全新的办学理念——“变管理学校为经营学校”，开创了昌平职业学校飞跃发展的新阶段。
在“变管理学校为经营学校”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学校不断整合校内外“软资源”，形成办学“硬实力”，紧密结合农村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的变革，创办适宜区域经济建设发展的新专业；继续旗帜鲜明地坚持培养中、初级人才的办学方针，使学校不仅没有受到高校扩招带来的生源减少的负面影响，反而年年突破招生计划。
目前，学校在校生总人数达5000多人，毕业生供不应求。良好的办学效益，使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仅仅2006年，国家年投入学校的硬、软件设施就是2000年前投入总和的20多倍。学校总体占地面积扩大到450多亩，建筑面积达8万多平米。王牌专业航空服务系的波音737、空中客车模拟客仓、救援救生实训教室，在全国同类院校堪称第一；汽车运用与维修的实训车间在北京市同类学校中也属一流；园林艺术系300多亩实训基地，居全市同类学校的首位；计算机应用系700多台先进计算机。另外，烹饪系实习车间、体育休闲管理系的康乐实训基地，都是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的一流设备。7个系、13个专业、40多个专门化方向，为昌平职业学校打造了一个全方位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的人才基地。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学校的1700多名学生有幸成为主会场“鸟巢”的服务人员，300多名学生作为形象大使参与自行车、铁人三项等赛场的颁奖典礼，更多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盛会。学校成为全国直接参与奥运会人数最多的志愿者团队。
为中国争光、为北京争光、为中等职业学校争光，展现首都中等职业教育风采，成为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全体师生的骄傲！□
办学体制改革
——访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耿申研究员
改革开放30年来，首都基础教育一直没有间断过对办学体制的改革探索。办学体制改革到底走过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进程，其中又能给予我们哪些有价值的启示呢？本刊采访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耿申研究员。
问：耿老师，请您谈一谈改革开放30年北京的基础教育在办学体制改革方面经过了哪些重要的发展阶段？
答：30年来，北京基础教育始终未间断过对办学体制改革的探索，大致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迅速恢复，80年代初期的中等教育结构调整，80年代中后期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探索，90年代初期民办学校的兴起，90年代中期公办学校“改制”和办学主体多样化的探索，2000年的义务教育管理权限由乡镇转移至区县，以及近3年来政府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的发展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问：请您具体谈一谈这几个阶段改革当时的背景以及改革的具体举措？
霍懋征：“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简介：霍懋征，女，194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任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工作，历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师、副校长，全国教育学会、全国小学语文研究会常务理事，1956年被评为全国首届特级教师，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
霍懋征是“爱的教育”的早期倡导者和实践者。她说：“我们一代一代的教师所面对的是一代一代的孩子。教师必须把真诚的爱施与每个孩子。教师的爱是真爱。这种爱的程度和效果，不仅直接影响着眼前的教育教学质量，而且必然会从多方面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死心塌地教小学
1943年，霍懋征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作为一名优秀的毕业生，她面临众多的选择，但最终却选择了去小学。她说，她要当一名像妈妈一样优秀的教师。她妈妈是山东济南一所中学的音乐教师，那份美好的师生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作期间，教育部曾要调她去工作，人教社也要请她当编辑，全国妇联、北京妇联也都邀请她过去，但她都谢绝了。她说：“她离不开孩子，离不开她的小学课堂。”
就这样，她在小学一干就是60年。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一所高干子女和普通市民孩子兼收的学校。在霍老师的班上，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有朱德委员长的孙子，有普通市民的孩子，还有资本家、“右派分子”的子女。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霍懋征却能一视同仁。在她的眼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有个男孩叫何永山，是全校出名的“淘气鬼”，连续留了两次级，屡教无效。学校决定送他到工读学校。霍懋征听说后，主动找到校长，要来这个孩子。
何永山进班后，霍懋征仔细观察这个孩子有什么优点，后来发现这孩子劲儿大，就让他当组长，负责班里责任地段的清洁卫生工作。何永山乐得直跳，每天早早地和同学一起扫地，扫得很认真。渐渐地，何永山逐渐融入了班集体，还加入了少先队。
霍懋征常说：“我们的教育不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成为专家学者、部长司长，可我们应该把学生都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好公民。”春华秋实60载，令霍懋征最自豪的是：她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掉队，他们都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一节失败的公开课
霍懋征是一位自觉而勇敢的教改实验者。早在50年代，霍懋征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讲读”教学法。1978年，56岁的霍懋征，在副校长岗位上，仍然坚持改革实验。她在认真总结自己“讲读法”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数量要多，质量要高，速度要快，负担要轻”的16字教改方针。
一次，霍懋征刚接一班，天津市几十位教师慕名来听课，校长说：“老霍，这些学生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顺畅，怎能上公开课呢？给你换个班吧！”霍懋征说：“没关系，让人家听一节失败的课也好，我又不是‘常胜将军’。”最后，她上了一节不成功的课。第二学期开学后，天津的这几十位老师又来听课。还是在这个班，听课的老师却找不到一点儿过去的影子。课堂自然流畅，学生回答问题的能力与半年前判若两人。霍懋征的16字教改方针也传到了天津。
1981年，这届学生参加全市毕业升学会考，全班46份作文试卷，竟出现了44篇一类文和2篇二类文。这组“303号”试卷放了一颗卫星，让全国都知道了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和霍懋征。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超期执教20年后，霍懋征退休了，但她仍关注着全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关注着西部的教育事业。
在党中央发出支援西部教育的号召后，霍懋征先后到新疆、甘肃、贵州、广西、内蒙古等地进行教育考察，介绍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进入耄耋之年以后，霍懋征还亲自组团赴甘肃、青海讲学送书，支教扶贫。
霍懋征说：“今后，我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毕竟不长了，我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加倍努力，为支援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再做贡献。用我的一生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终生无悔。”
孙维刚：身已远神犹在
简介：孙维刚，男，北京市第22中学教师，1986年被评为特级教师。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师德标兵、“人民教师”、北京市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荣誉称号，获全国“苏步青数学教育”一等奖。
2002年1月20日上午，孙维刚因病去世。但熟悉孙维刚一生教育教学经历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那才是真正的名师。
传奇的教育实验
提到孙维刚，就不得不提到他的教育实验。
孙维刚所在的22中，只是一所普通校，生源较差。基于此，孙维刚下决心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搞数学结构教学的“大循环”实验。
1980年，孙维刚开始了他的第一轮实验，这班学生中考时，数学平均分94.47分，完全可以和重点校媲美，高考时，数学平均分90分，超过多数重点校的校平均分。
1986年，孙维刚得到了区、校的支持，由22中出面组织了“新星杯”数学竞赛，成绩优秀者特许进入孙维刚的数学实验班。尽管竞赛热热闹闹，但在世俗偏见下，成绩优秀者仍然都选择了市重点、区重点校（只有两名学生虽然被保送到了重点校，但都主动放弃，来到了孙维刚的实验班），因此，这个班的生源仍然不理想。但孙维刚还是开始了他的第二轮实验。学期末，这个班参加北京市的“迎春杯”赛，有5人获奖，仅次于人大附中、师大二附中，名列第三；一年后，参加区里的“四杯”赛，一、二等奖共9人，其中8人来自这个班。
1991年~1997年的第三轮实验班中，全班40人全部考入大学，38人上了重点大学，22人进入北大、清华，阎君同学获第3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发展学生的智力素质
当谈到“为了减负、实施素质教育，学校在教学中引入大量活动”这一做法时，孙维刚说：“开展活动是对的，但是，一要注意比重，二要明确目的。开展活动不是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达到唱歌跳舞的多高水平，也不是为了调剂学生的过重负担而放松放松。从1987年起，10多年来，我基本上没给学生留过硬性的家庭作业，学生没交过作业，我也没判过作业。我是这样来进行教改实验的：从接初一年级一个班开始，担任数学教师兼班主任，直到这个班高三毕业，6年一循环。我们班的各位科任老师也不多留作业，从而使学生在6年中，一直都能做到每天睡眠8.5小时，部分优秀学生做到每天睡眠9小时。”
学习质量下降了吗？没有！因为孙维刚致力于发展和完善学生的智力素质。他主要通过以下几点来提高学生的智力素质。
第一，站在系统的高度教学知识；第二，既着眼于知识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更着重于观点的升华；第三，促使学生超前思维，形成向教师（包括课本）“挑战”的态势，使学生在思维运动中训练思维，真正做学习的主人；第四，学生精练题目题不在多而在精，训练学生一题多解，多解归一，多题归一；第五，从初一年级开始指导学生进行研究，写数学小论文；第六，保证学生有充足的睡眠和体育锻炼时间。
做学生心中的楷模
1989年，东城区召开了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开主题班会，在座的有200多位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很多学生在会上倾吐了这样的肺腑之言：“做人就做像孙老师那样的人，做一个像孙老师那样诚实、正直的人。”
孙维刚要求学生热爱劳动、吃苦耐劳，他自己就曾蹲在地上用双手一捧一捧地将教室的脏土捧到簸箕里，感动得学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孙维刚要求学生鄙薄物质享受，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他自己就最无视钱财，从不为名利所动。他的“结构教学法”所获得的成绩引起了同行的关注，有两三所大学想聘他去任教，都被他谢绝了。1989年冬，他到平谷三中给数学教师讲课，回京时，校长强塞给他50元讲课费，第二天，他又把钱寄了回去，在附言中，他说：“钱我不能收，对平谷教育做点儿事，应该的。”
学生陈硕的父亲下岗了，家里生活很困难。孙维刚在班里说，陈硕的费用全由学校报销。后来学生们才知道，他是“骗人”的，这些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
12年病魔痛苦中的坚守
1990年，孙维刚被查出患了“膀胱癌”，但直至2002年的12年间，他从未因自己的病痛，影响学生的学习。
第七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时，孙维刚带着实验班的4名学生代表北京市参赛。因刚手术后不久，比赛的第一天早晨，孙维刚突然大量尿血。为了不让人看到，更为了不让自己的学生担心，他每次都在无人的时候上厕所，并且关上灯。他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也不看。有一次，忍不住看了一眼，便池里全是红的。他什么也没说，冲干净后，自己走下楼，乘车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来到了参赛同学中间。
1998年4月27日，孙维刚因癌细胞转移恶化，又一次住院，准备接受第8次手术。“五一”节那天，刚带过的高三班全体学生排成整齐的队伍来看孙维刚，大家都哭了。自从知道癌症恶化消息后，一直未掉泪的孙维刚，也止不住泪流满面。
直至最后一次课，孙维刚还是讲了一下午，近4个小时。下课后，孙维刚腿疼得已经走不了了。
就是这样一位教师，学生的家长在孙老师生病的日子里主动排班到医院里护理他，并在最后，齐聚孙维刚家，流着泪与他做了最后的惜别。
刘彭芝：“人生为一大事来”
简介：刘彭芝，女，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数学特级教师，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青少年劳技教育发明创造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十年，成就一所“世界一流”中学
1997年，刘彭芝接任人大附中第九任校长，上任的第五天就提出了创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世界名校”的学校发展目标。
1998年3月，人大附中第一次成功地与加拿大渥太华里德高中进行了现场交互式教学实验。
1999年2月，人大附中首次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约堪顿中学开通远程多媒体交互式教学。同年底，12名学生参加了人类基因组测序工程，国际尖端科研中第一次出现中国中学生的名字。
2000年4月，人大附中首次启用国内中学最大的可供200人同时使用的大型网络阅览室。
2001年秋，人大附中首次陆续引进16名专职外籍教师，在8门语言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数学、物理、地理等近10门学科英语选修课。
2002年4月，人大附中首次成立国际部，开始招收各国留学生。
2003年9月，人大附中首次投入使用研究性学习网络平台，首次突破了研究性学习工作量巨大的管理困境。
2004年，人大附中首次引进和培养了数学、物理等12个专业的博士16人，使一所中学出现了博士教师群体。
2005年，人大附中首次与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举行“中英名校论坛”。
2006年，学校金帆交响乐团在第三十五届维也纳国际青年音乐节，获得交响乐组的金奖第一名，并多次赴欧美多个国家进行交流演出活动，得到高度评价。
人大附中在向世人展现自我风采的同时，也获得了诸多世界一流名校的赞誉。
2004年，培养了老布什和小布什两位总统的美国名校菲利普斯安多福学校，组织80多人的访问团来校访问交流。
2005年，伊顿公学两位主任来校交流访问。伊顿公学的校长托尼·里特说，人大附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超过了他们的学生。
2006年，美国麻省州立大学校长一行到校参观访问，他由衷地赞叹：人大附中是他见过的中学中最好的学校。
她要的不仅仅只是一所名校
刘彭芝用10年，成就了一所世界一流中学，但她心里装的却不仅仅只是一所学校的教育，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的教育。
初任校长时，刘彭芝提出了“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的办学思想，而今天，刘彭芝在办学思想之后又加了一句，即“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一切为了人类的进步”。在刘彭芝眼里，真正的教育，不应是只属于某人、某时、某地的教育，而应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教育。
因此，刘彭芝关心的不只是人大附中的发展，而是整个社会教育的发展，在她看来，教育必须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要培养品德高尚、富于责任感的学生；第二，要发挥优质校的辐射作用，变“独善其身”为“兼济天下”。
在第一方面，关键要做好学校的德育工作。对此，刘彭芝提出在学校加强珍爱生命的生命教育、文化引领的道德教育和融入社会的综合实践活动。
在第二方面，人大附中竭尽所能帮扶基础薄弱校发展。2003年，人大附中与河南新密市政府合作创办“人大附中郑州分校”；2005年，刘彭芝发起成立“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联盟”，并担任联盟主席，联合全国一百所优质中学，通过网上远程教学，支援西部地区中学的发展。2007年，与宁夏六盘山高中合作建立“人大附中宁夏试验学校”，还与北京延庆县永宁中学合作，正式建立了“人大附中延庆分校”，还承办了海淀区的薄弱学校——西颐中学，并帮助北航附中发展优质教育。
人大附中是辉煌的，刘彭芝的职业生涯也是辉煌的，但了解刘彭芝的人都会说：“刘彭芝，不容易！”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其实，不尽然，除超世之才与坚韧不拔之志外，还必有至真至纯之情。对于刘彭芝来说，不惟有办教育之大智、创教育之大勇，还有爱教育之大情。
作为一名在教育路上不懈探寻的追求者来说，其内心承受的压力，或许只有她自己清楚。
于此，我们或可了解舒乙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刘彭芝了：“这样的校长是不应该退休的，也不应让她当官，要让她终生当校长，要珍惜她，成全她。这样的教育家多难得啊！”
教育均衡与公平
2004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市教育大会，它是北京教育全面迈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为适应首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北京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首都现代化和“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中的先导作用，大会响亮地提出了“实施首都教育发展战略，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号召。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在最近的几年中，北京市针对存在的基础教育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着力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和公平，推进基础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从2004年~2008年，本刊在每年的第一期的《本刊关注》版块中，以“特稿”的形式，持续关注并报道了北京市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进程。
2004年
加快布局调整。按照北京市政府《关于调整中小学机构布局的意见》，2006年前，北京市中小学基本完成布局调整工作，实现学校布局相对合理、适度规模办学、城乡学校条件相对均衡、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多样、办学水平稳步提高。
扎实推进示范高中建设。北京市在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规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规模、结构、效益、质量”内在统一的全面发展观，走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不断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普通高中建设，特别是加强优质高中建设，从而使普通高中规模不断扩大。
关注弱势群体子女教育。2002年4月，《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正式出台，这一办法为解决北京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提供了政策依据。从2003年春季开始，北京市对具有本市户口，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农村贫困家庭、城市低保家庭及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3.6万名学生免收教科书费，免收特教学校住宿生的住宿费，并提高伙食补助标准。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不断开创
首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
——纪念首都基础教育改革开放30周年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首都基础教育走过了30年不平凡的改革与发展的历程。30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下，经过教育系统广大干部、教师的共同努力，首都基础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都达到了空前的发展水平。
一是在全国率先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学前三年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普及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基础教育办学条件不断改善，保障程度不断增强，师资素质不断提高；三是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四是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办学活力不断增强，学校办学特色逐渐显现；五是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活跃，基础教育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特别是2004年北京市教育大会召开之后，首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步入了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核心，以集成区域教育资源为优势，以优质、协调、开放、创新为特色的快车道。
今天，首都基础教育整体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继续位居全国前列。《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结果显示，北京市基础教育为优秀，成为此项评价指标中惟一达到优秀等级的城市。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首都基础教育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发展还不平衡，教育资源配置还不尽合理；二是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实施素质教育的需求；三是推进素质教育的相关制度建设仍不完善，一些政策措施的实施还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四是面对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还缺乏勇于创新的气魄、胆识和举措。
当前，北京正处于率先基本实现首都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后一个时期，发展首都基础教育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原则，进一步确立基础教育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
我们要牢固坚持内涵发展、人才强教、资源统筹、开放创新的方针，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要着力把握教育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使首都基础教育始终保持国内领先的地位。
近期，我们要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最终目标，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题，以保公平、抓质量、促特色为中心任务，实现首都基础教育又好又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恢复高考到实施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
追溯教育思想的转变，不得不谈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
当年，570万考生争取27万个录取名额，录取比例29：1，其竞争之烈，拉开了“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的高考序幕。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提高升学率，各中小学校，无论是重点校，还是普通校，都集中力量增加课时，加大补课辅导力度，加大作业量，强化模拟考试力度，迫使学生以时间加汗水，多学多练，赢得考试竞争。“应试教育”应运而生
在如此情况下，学生忙于死记硬背，教师忙于课业辅导、批改作业和各种模拟试卷。其结果是：教师的教学负担过重；学生的素质得不到全面提高，包括学生道德水平低下，学生体质较弱，学生“高分低能”现象普遍，尤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面对这种教育现实，教育改革的呼声日涨，而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教育思想的改革，概括来说，教育思想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教育思想大讨论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市基础教育领域出现了相关“教育思想”问题的大讨论。其中，时任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的张觉民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恰当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而形成这种条件的关键在于端正教育思想。”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刘梦华也明确指出：“传统教育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要扭转这种局面，根本问题是转变教育思想。”
第二，素质教育初期探索阶段。当时，素质教育是一个相对于“应试教育”的新教育范畴，它的提出与确立对教育改革来说，意义深远。而说到素质教育的产生，有一个人不能不被提到，那就是北京市第八中学原校长陶祖伟。陶祖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探究，他说：“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人的素质应是深层的智能。知识与能力是素质的外在表现，而素质又代表着知识的深层性、长远性。”在此思想指导下，陶祖伟领导北京八中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实践探索：第一，建立起五育并重（在实施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增加了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的课时）、内外结合（以课内为基础，实行课内课外结合）、三课型同步（以必修课为主体，增设选修课和劳动技术课）的立体化教育教学体系；第二，因材施教，加强特殊教育，发挥学生特长；第三，确定好课的评价标准，高水平的课应是有利于开发学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课；第四，改革好学生评估标准，确定面向未来的好学生的新模式，明确“特优生”的评选条件。
第三，素质教育深化延伸阶段。20世纪90年代，素质教育已成为教育领域的主旋律，在此大背景下，各个学校为了进一步克服“应试教育”的各种弊端，都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
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学校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素质教育实践探索模式，教改实验异彩纷呈。像北京景山学校在邓小平“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指引下，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和试验；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进行的“快乐教育”；光明小学进行的“我能行”教育；史家胡同小学进行的“和谐教育”；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进行的“双主体育人”教育；北京市第二中学的“全面育人，发展特长”教育等。
这些教改实验，各具特色，既在不同侧面、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深化延伸了素质教育，又创建了自己学校的文化特色，对学校教育的内涵发展、特色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北京景山学校：“三个面向”引领下的教育改革实践
2008年4月23日，全国百校校长走进北京景山学校，共同纪念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三个面向”题词25周年。
1982年，北京景山学校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学制改革试验，将小学、初中学制由“六·三”制改为“五·四”制。
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界最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一件大事。自“三个面向”提出以后，我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改革全面启动。教育思想大讨论全面展开，教育体制改革政策相继出台，教育实践改革探索开始。
北京景山学校把“三个面向”当作教育改革的旗帜和灵魂，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办学理念、发展目标、办学特色、学校定位，决心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融古今中外百家之长，走继承、借鉴、融合、创新之路，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与试验。20多年来，北京景山学校不仅是北京基础教育对国内传播教改经验的试点，也是我国基础教育对外宣传“教育要三个面向”的窗口。
1984年，北京景山学校在全国中小学校中第一个提出并且实行“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的学制改革试验，实现了小学升初中的无淘汰制度。2000年，景山学校实现了小学、初中九年和高中三年的部分贯通的12年教育。配合学制改革，景山学校进行了管理体制的调整改革，把原小学办公室、初中办公室调整为“九年一贯办公室”，统筹安排九年一贯的课程、教材、教育教学和活动，由一名副校长负责，实现了管理体制上的一以贯之。
北京景山学校从1960年创建以来，一直坚持进行结构性的综合整体改革试验。他们的教材采取边编写、边试验、边听课、边总结、边修改的方式，将教材编写、教学试验和教师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了教材的实践性、针对性和适应性。他们还根据学生共性与个性的特点和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传统和优势，开发一些适合学生发展需要的精品课程，形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
北京景山学校把德育寓于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生活之中，寓于各学科的课堂教学之中，开展了社会实践活动、法制教育活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环保系列活动等，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快乐中成长，切实提高了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连续10多年无违法犯罪学生。
北京景山学校把“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确立为自己的立校之源，把“培养全面发展、学有所长、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努力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使有特长的学生能得到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不仅张扬了学生个性，发展了学生特长，充分显示了北京景山学校学生能力强、知识面宽、学有特长的优势，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学校学科竞赛成绩喜人、科技教育成果丰硕、体育工作硕果累累、艺术教育丰富多彩。
北京一师附小：“快乐教育”——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第一朵浪花
1985年，党中央做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的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这为教育的改革指出了明确的育人标准。但是，根深蒂固的旧的教育思想并没有随党中央的决定而改变，由于教师和家长都过于片面强调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小学生从入学那天起，就开始在“三苦”中挣扎——课业负担过重、校园生活单调、师生关系不和谐，这样的生活让学生苦不堪言。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北京一师附小率先实施“快乐教育”，改革小学教育，探索新的育人途径。
“快乐教育”是“以儿童愉快发展为本”的教育。它强调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儿童愉快发展，而这里的“儿童”指的是全体儿童，“愉快”指的是多种类、多层次、积极的情绪体验，是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的外在特征，也是学生发展追求的目标。在“快乐教育”的理念中，“愉快”和“发展”互为动力和目标，即“在愉快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愉快”。
北京一师附小的“快乐教育”是从“愉快教学”做起的，后来才逐步扩展到全校的整体改革。但是，“快乐教育”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教学的改革，而是观念的改革。
“快乐教育”认为，一个人能够勤奋学习和工作，对社会有高度的责任感，并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就是有用的人才。学生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个性差异的人、有巨大潜能的人，也是成长中的人，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差异，开发他们的潜能，塑造他们的心灵。教学过程是师生双边活动的过程，教师要乐教善教，学生要乐学会学，教师的“乐教善教”要体现在引导学生乐学、会学、主动学、创造性地学上，体现在促进学生的发展上。学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创设和谐氛围，激发情感动力，在建构知识的同时提高能力，在发展智力因素的同时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促进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在这样的人才观、学生观、教学观、质量观的引领下，北京一师附小一直坚定不移地实施“快乐教育”。“七五”期间，针对“三苦”现象，他们围绕“使学校成为孩子们健康成长的乐园”这一宗旨，构建了实验的整体方案，初步形成了反映“快乐教育”的学校教育体系；“八五”期间，他们从转变教育观念入手，重点围绕课堂教学进行探索，形成了“快乐教育的课堂教学特色”，制定了“快乐教育课堂教学评价标准”，总结了“快乐教育课堂教学方法”；“九五”期间，他们初步建构了小学“快乐教育”的教学体系；“十五”期间，他们探索出了一条既具有“快乐教育”特色，又具有自主、合作、探究特征的学习方式；进入“十一五”以后，他们又成功申报了全国教育规划课题“基于儿童心理需求，促进快乐有效学习策略的研究”，以促进学生有效学习，愉快发展。
如今，北京一师附小的“快乐教育”已经走过22年了，当年把师生们引领到“快乐教育”航线上的刘修业校长已于1999年退休，接任他的张忠萍校长说，我们的“快乐教育”没有因为老校长退休而终止，而是不断地完善“快乐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注重其内涵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我们将继承“快乐教育”的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
北京市崇文区光明小学：迎接挑战，开展“我能行”教育
一份“检测报告”的启示
1996年初，光明小学对4~6年级3个抽样班学生的心理状况做了一次调查。“测查报告”显示，其中23.53%的学生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心理”，并缺乏自信。
而这样的一代人面对的是新时代择业的挑战、生存的挑战，甚至国际竞争的挑战，缺乏自信，怎么能迎接如此众多的挑战呢？
刘永胜校长在1996年上半年的一次校会上，向学生们讲述了《文摘报》上刊登的一个少年残疾人“战胜困难，成为强者”的感人故事。文章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行——我能行，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校会结束后，刘永胜要求各班教师将这句话写在黑板上，请学生们背下来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并将它简化为“行——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以此作为学校培养学生优良心理品质的行动口号。
之后，刘永胜校长经查阅资料得知，1995年末，胡锦涛同志对全国青年的讲话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面向新世纪，我能行。”鉴于此，学校把前一句话改成了“我能行”。
之后，学校又先后补充了“别人说我行，努力才能行”、“不但自己行，还要帮助别人行”、“你行，我更行”等几层含义，形成了完整的“我能行”教育四部曲。
“八句话”的诞生
1998年，北京市召开推进素质教育的经验交流会，当时会议指定介绍两个经验：一是宣武区区域性推进素质教育经验，另一个就是光明小学的改革经验。
光明小学行政会研究决定，按“我能行”教育的思路来总结经验。因此，学校特别邀请了北师大董奇教授等专家来校座谈，通过教师、专家的共同研讨，最后将原来的四句校园口号总结为对学生进行自信教育的“八句话”——相信自己行，才会我能行；别人说你行，努力才能行；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今天若不行，争取明天行；能正视不行，也是我能行；不但自己行，帮助别人行；相互支持行，合作大家行；争取全面行，创造才最行。
这八句话蕴含了现代教育理念的许多重要观点，较全面地概括了“我能行”的内涵，并指出了做到“我能行”的途径，成为“我能行”教育的标志性语言。
“我能行”教育不只是口号
“我能行”教育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也不仅仅只是针对学生的教育活动，它涉及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是对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探索，其内容可从三方面理解。
第一，从参与对象来说，“我能行”教育不只是探索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同时也探索教师和家长如何为学生创设宽松的成长环境。它涉及教师与家长如何提升自身素质，转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学生的发展，从而和学生共同发展。
第二，从学校工作来说，“我能行”教育从管理的角度探索如何善待教师、善待学生、善待家长，使学生和教师共同成长；从教育的角度探索如何为学生展示自信、体验自信，搭设平等参与的舞台，使每个孩子都抬起头来走路；从教学的角度探索如何使课堂教学活起来，使每一节课真正成为师生共度的生命历程；从家校协同的角度探索如何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同步，共同为孩子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三，从教育改革来说，“我能行”教育涉及课堂教学改革、考试改革、师生评价改革等学校管理的多方面改革。
其总体目标可概括为：让每一个孩子在成长中实践我能行；让每一位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体验我能行；让每一位家长在教育孩子中相信我能行。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课堂教学是教书育人的主渠道，因此，课堂教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中心。
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的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其理论基础是教育思想的变革成果，其改革的主题是向素质教育转变。
北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方法的变革重点在课堂，即根据素质教育要求使课堂教学转向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概括来说，其改革的脉络大致如下。
第一，在教学内容方面，由于“应试教育”对能力培养的忽视，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改革重点强调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这体现在教学实践中，即教师们普遍重视对学生学习技能的培养，如学生的读写能力、运算能力、实验能力等。
但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大家逐渐对这种技能培养产生了质疑：技能培养就是改革所需要培养的那种能力吗？由此，人们开始关注到底什么是教学要努力培养的“能力”，“能力”的内涵与外延也在这种思考与探讨中越来越趋向明晰，教学开始关注学生的注意力、观察力、想像力、思维力、实践力等“一般能力”的培养。
不过，相对来说，当时的课堂教学还仅局限于教室之内，局限于教材的范围之内，因此，这种“一般能力”的培养也大都局限于学习这一领域。比如，创新只是算法的创新，运用也只是公式的计算运用，其能力培养的重心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课业学习。
20世纪90年代，随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中小学应“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基”的教育功能逐渐被强化，同时由于多元智能理论逐渐为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认识并接受，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学校的教学内容进一步扩大化、个性化。“扩大化”，即课堂教学开始关注课堂外的教学内容，开始关注教材外的教学内容，开始突破原来的课堂、教材的樊篱；“个性化”，即教学内容开始考虑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开始注重因材施教，以便使每个学生都能在保证基础的情况下学有所长，避免课堂教学的“一刀切”。这些都构成了新世纪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二，在教学方法方面，教学方法的变革是与教学内容的变革相一致的，教什么样的内容就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式。
20世纪80年代教学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教学负担重和学生“高分低能”的问题，这时，教学推崇“精讲多练”。“精讲”，即教师的讲要能抓住知识核心，要能给学生揭示知识的完整体系；“多练”，即学生要加强练习，通过练来提高自己的学习技能。像孙维刚的“结构教学法”和马芯兰的“马芯兰教学法”，都强调要通过调整教材结构，抓住核心知识点，给学生揭示知识体系，进而减少教学内容的重复，强化学生对知识体系的把握，并使学生通过严格的技能训练，提高学习技能，发展智力。
之后，随着教育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的进一步变革，教学方式也发生了进一步变革：一是学生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凸现，教学过程从原来的教师教、学生学的单向模式变为师生互动的交流模式；二是学生的练习由原来的“多练”变为现在的“精练”，学生通过科学化的练习，提高创造力、想像力、实践力等“一般能力”；三是教学的手段更灵活、更多样，像创设教学情境，采用多媒体手段，实施合作小组学习模式等各种新教学方式纷纷走进课堂。
逐渐出现的专题教学模式可以说是新教学方法的集中体现，像张思明的数学建模学习以及数学课题学习等。这种教学方法融合了新教学改革所倡导的研究性教学的多种要素，它以课题为载体，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思路，强调学生的个人潜能与兴趣，强调学生的自主探究，强调学生的实践体验，强调学生的合作互助。
综上可见，从本质上说，教学改革的过程就是教学中学生主体地位逐渐被确立的过程，是学生个体差异性逐渐被确立的过程，也是教学“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基”的教学功能逐渐确立的过程。
马芯兰：北京市小学教改“第一人”
简介：马芯兰，女，1966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师范学校，历任北京幸福村小学教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著有《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尝试》、《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能力的培养》和《改进知识结构，加强能力培养》等论著。
说马芯兰是北京市小学教改“第一人”，实在是因为其影响之大，在北京市小学教改中难以找出第二人。马芯兰的教改试验可以说是北京市小学系统内进行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效果最为显著的一项试验。
开始于1975年
马芯兰搞数学教学改革，可追溯到1975年。她当时进行改革主要出于三个原因：第一，减轻学生负担；第二，提高教学质量；第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经过一段试验后，马芯兰的数学教学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给了她很大信心。
1977年秋，经朝阳区教育局批准，马芯兰从新接的一年级开始了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数学教学改革试验。这一轮试验下来，马芯兰用3年时间使学生的数学成绩达到了相当于五年制小学毕业生的水平。接着，从1980年秋季起，她又开始第二轮试验。1984年夏季，这届四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达到了相当于六年制毕业生的水平。
据此，1984年，北京市开始大力推广马芯兰的教改试验，并于1995年进一步扩大推广马芯兰的教改试验。
教材改革试验
马芯兰觉得要进行教学改革，关键的问题是要搞好教材的改革和编写工作。
她认为，当时的教材虽然基本上是根据儿童的认识规律与数学知识的内在联系来编排的，但循环重复的内容较多，所以如果原封不动地按照现成教材来安排教学，势必会加大学生负担，因此，马芯兰对当时的小学数学教材作了适当调整、补充和重新组合，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根据知识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以及《小学数学教学大纲》的规定和要求，将当时小学的全部数学教材，从结构到具体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该合并的合并，该简化的简化，该增补的增补；第二步，自编一部分教材。因为在每学期教完《小学数学教学大纲》要求的内容之后，还能余下一部分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就用自编教材，除适当加快学习进度外，着重开发学生的智力，丰富和发展学生的知识，使他们所学的知识向纵深发展。
从数学建模到课题学习
1993年，张思明开始跟着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很多教师，参加了大、中学数学建模的讨论班，从那之后，他开始逐渐把数学建模问题引入到自己的教学中。
做好数学建模，关键在于能够把身边的实际问题数学化。但要找到合适的建模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为此，他经常一个人去观察、去发现，并努力培养一种对数学问题的敏感性。后来，在别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中，他总能抽象出深层的数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到，教师只有用心去观察生活，才能找到服务教学的有趣的问题，也因此，他形成了教师一定要“用心做教育”的教育观念。
随着数学建模活动的逐步推进，学生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发现数学问题以及如何把问题“数学化”，学会了如何学“活的数学”，而不仅仅是死记抽象的定理、公式。
从1999年起，在前期数学建模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张思明发现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继续探索。例如，如何让数学建模的内容和形式与学生的课堂学习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让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能够参与具有一定难度的数学建模学习，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预示着课题学习研究的诞生。
当时，适逢研究性学习进入新课程，这进一步强化了张思明对课题学习的研究决心。但当时，广大教师对数学课题学习的内容、教学模式和呈现方式，仍然感到困惑，可参考的资料又很少，实际操作困难重重。因此，他和其他5位教师组成了课题组，开始了历经4年的“中学数学课题学习”项目研究。
他们先通过文献检索和学习，了解国内外数学课题研究方面的理论和研究现状；然后，进行课题学习的教学实践；之后，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课题学习实验的实施效果；再之后，组织学生进行自主的数学课题学习实践活动；最后，整理实践成果，完成了专著《中学数学课题学习的实践与探索》及《中学数学创新实践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课题的结题报告。由此，数学课题教学模式逐渐被确立起来，并成为中学数学教学中的一种崭新模式。
学校德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德育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中小学德育大纲》、《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小学家庭教育大纲》的先后颁布，我国第一次有了全国性的德育规章。随后，各地家长学校、家长协会相继出现，逐步建立起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立体德育网络。
进入21世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受到了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实施意见》，对全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年4月，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教育大会，特别强调要把德育摆在学校教育工作的首位。10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召开了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十大举措。
从此，首都德育又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以校长德育论坛为载体，调动起全市中小学校长思考德育改革的积极性；每三年一次的德育工作大会，每年一次的德育工作观摩交流周、校园礼仪开放日，评选首都中小学德育成果奖等一系列制度性举措搭起了区县、学校、教师展示交流的平台；用两年多时间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各学科德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小学27个学科《德育指导纲要》以及《北京市中小学可持续发展教育指导纲要》，对每一个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应体现的德育内容及怎样潜移默化地进行德育都给予了操作性的指导，并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实际进一步创新留有空间；2004年启动建设并已形成市、区县、学校三级系统的“北京市中小学数字德育网”，是深受学生欢迎、家校互动的网络德育课堂……同时，北京市还以开放的工作理念推动德育，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校园共议学校德育；举办北京青少年学生公民教育国际论坛，与境外专家共同交流青少年教育；联合高等院校建设了德育专家资源库、学生发展状况数据库；依靠社会力量设置了“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奖励基金；凝聚系统内外力量形成了德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德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成了上有指导专家、下有实践团队，管理、研究、信息、监控、培训、媒体七大方面通力协作的首都中小学大德育工作团队。
2008年，北京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设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整合利用北京市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益性文化设施、工厂、农村、社区等为依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主要内容，通过为学生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场所条件、安全的活动环境、相适应的教育教学内容，为学生集体或个人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校外活动，开展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社会实践以及组织学科教学活动等创造条件。
在具体的做法上，改革开放后的首都德育主要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德育研究走向专业化。1983年，北京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德育研究室——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教研科研中心德育研究室；之后，北京市教研部成立了市级德育科研单位——德育研究室；1994年，北京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机构——北京市西城区“心育中心”，即后来的北京市西城区心理研究室。经过近30年的发展，北京市已经拥有一大批专业的德育工作者，研究机构已经发展到市级有教科院德育中心，区县级有德育教研室，学校有德育处，德育研究形成立体化网络。有些区县的德育研究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走出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大的反响。如北京市的青春期教育，北京市东城区的尊重教育，北京市西城区的心理教育等等。尊重教育由“尊重·基础教育”课题研究起步，历经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者在交流中碰撞、反思、提高，缔造了一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习型组织；北京市的心理教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目前，北京市中小学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有了自己的心理教师，也有了专门的心理咨询室。
德育工作者走向专业化。1988年，北京市开始评选“紫禁杯”优秀班主任；1992年北京市开始评选特级教师，专门设立了德育特级教师。此外，北京市还开展了北京市师德标兵、北京市模范班主任、北京市“十佳”班主任评选等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引导更多优秀的教师投身于班主任工作，投身到德育研究中来。
德育活动走向专题化。以往我们习惯把德育目标定得很高很大。近些年来，北京市的德育工作力图做到“小、近、实”，贴近青少年实际，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全市范围的活动有开展和加强法制教育，建立中小学德育基地，大力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文明礼仪伴我行”、唱响新童谣、奥林匹克教育、学生社会实践等活动，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各个区县也根据区域情况，确立了自己的德育活动主题，如东城区的“尊重·基础道德教育”、西城区的心理健康教育，怀柔区、密云县的环境保护教育，朝阳区、通州区、平谷区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即使同一主题的教育活动，各区县也因地制宜，选取了不同的切入点。如同是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朝阳区以“三礼”教育为切入点，通州区以“孝道”为切入点，平谷区以诵读古诗词为切入点。
在30年的德育改革与发展历程中，北京市涌现出以丁榕为代表的一批德育名师，以“尊重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为代表的一些德育探索，以及以文明礼仪伴我行、奥林匹克教育为代表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活动。
丁榕：用“心”育人的德育工作者
“教育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人”
1963年，丁榕还是北京艺术学院附中(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美术专业的学生。那年周总理到学校去，说现在中小学特别需要音乐、美术教师。于是，丁榕放下画笔，走进学校。这一走，就使未来的北京多了一位特级教师，未来的中国多了一位全国优秀班主任，多了一位虔诚做教育、用“心”研究学生需求、用“心”培育学生的教育家。
回顾自己的教育经历，丁榕自豪地说：“我一直是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的。”
丁榕在20世纪60年代参加工作，刚参加工作时，她带着学生学雷锋；70年代，她带着学生学习白求恩学习老愚公，学习张思德；80年代，她强调集体主义，从情感、科学、艺术三个方面教育学生，组织过上百个主题活动，每个活动都是新的，但是所有活动的主题都紧紧围绕着集体主义教育；90年代，她意识到学生个性发展不够，开始在集体主义教育基础上，开发每个学生潜能，完善学生的人格；到21世纪，她把心理教育引入德育，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快乐幸福，有成就。”2007年8月，丁榕带的第一个毕业班举行阔别34年后第一次聚会，有个学生说：“丁老师用特有的方式挖掘了我的潜能，调动了我的兴趣，她让我去悟、去品，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学。”
“把学生培养成人”的教育理念，让丁榕的学生几十年后仍然享受着教育带给他的幸福，这样的幸福将伴随他终身。
“教育是一项探索学生心灵的事业”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学生犯了错误，老师们都认为学生思想道德有问题，医生诊断却说这个学生有“心理疾病”。医生说：“现在很多心理问题被学校当作思想问题来解决，使问题扩大，使一般的心理问题发展成心理疾病，延误了治疗。”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带着这些问题，丁榕开始学习心理学知识，并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思考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为了探索学生的心灵，丁榕设置了倾听学生心声的“恳谈室”，又在校园里挂起了“心灵之友”信箱。1992年，西城区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学校心理教育研究机构——心理教育研究室，当时叫心理咨询中心，丁榕担任主任，也是这个中心唯一的专职工作人员。面对众多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丁榕采取的是“人民战争”的方式。她首先带动3所学校的优秀教师和她一起边学习边实践，1993年，又开始了全区范围的系统培训。到丁榕退休之前，西城区建立起了5支心理教师队伍：专家队伍、专业队伍、专职队伍、兼职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同时，西城区的每所学校都实现了6个“有”：有心理教师，有心理咨询室，有信箱、网络、热线电话，有良好的育人环境，有学生心理档案，有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或心理课。
年过花甲的丁榕并没有心安理得地休息，她退而不休，辗转于全国各地，做讲座，搞培训，忙得不亦乐乎。最近，西城区接收了一批来自汶川地震灾区的孤儿，丁榕得到消息，匆忙中断了对山西省山区学校的考察与指导，连续乘车7个多小时赶到机场，飞回北京。她要马上组织教师对这些儿童进行心理辅导。“心理教育是德育工作的延伸。教育，是一项探索学生心灵的事业。”这是丁榕从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得到的切身体会。
“班主任最重要的工作是了解学生的需求”
丁榕认为，只有了解学生的需要，才能尊重学生的需要，才能从人性的角度了解人，从人本的角度完善人，从人格的角度开发人，从人才的角度教育人。
为了使教育与学生的需要一致，丁榕总是先了解学生的需要，再对这些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在工作中结合学生的需要，把以往要求学生做的事，转化为学生愿意做的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丁榕，以她的真诚投入，以她的无私奉献，以她的不倦求索，把一届又一届学生培养成人，也促进了几代教师的成长。
尊重教育：基础道德教育的切入点
“尊重教育”的内涵
“尊重教育”所说的“尊重”，指的是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责任，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在自己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尊重教育”，就是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相互促进的适宜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培养学会尊重的意识和能力。
尊重教育有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侧重。“尊重自己”强调“自立”；“尊重他人”强调“平等”；“尊重社会”强调“规则”；“尊重自然”强调“和谐”；“尊重知识”强调“探索”。
“尊重教育”的产生
德育的本质是什么？带着和众多德育工作者一样的困惑，1994年，刚刚调到北京市东城区教科所的闫玉双老师考察了10所学校，依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于是，她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学习中，她开始从人的本真的意义上来思考教育，一条线索逐渐明朗：德育——道德——基础性——延续古今、联系中外的结合点。于是，她在一次座谈会上做了一个发言，提出：当代道德的核心，道德的基本点是什么？
时任东城区教育局局长的侯守峰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后不久，他随北京市教育代表团出访瑞典。在欢迎仪式上，他感受到瑞典的高级官员对普通中国教师的尊重；在外出考察的路上，他感受到司机和行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在智障学校，他感受到老师和健康的学生对智障儿童的尊重……归国前的那个夜晚，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一幕一幕的震撼和感动在眼前掠过，最终化作两个字：尊重。
回国后再次参加教科所的座谈，谈到自己瑞典之行的感受，提出对“尊重”的理解。闫玉双听后豁然开朗：尊重，不正是道德的基础吗？
“尊重教育”课题由此产生。
“尊重教育”的发展历程
“尊重教育”最早作为课题被提出来是在1995年，题目是“尊重——基础道德的研究与实践”。当时的想法是，要出实效，首先要抓基础。从那时到现在，14年坎坎坷坷，研究却不断深入，不断发展，到“十一五”课题立项，题目已经成为“以尊重为价值导向，探讨中小学生行为表现的研究与实践”。参与课题的单位，也由最初的中学，发展到中学、小学、幼儿园。从“基础道德”到“价值导向”，“尊重教育”让人们看到了自身的价值。
奥林匹克教育：奥运让校园如此美丽
奥林匹克教育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容
从营造校园奥运文化氛围开始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是很多学校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第一步。北京的很多学校将奥林匹克文化与学校教育活动进行深层次结合，开发了奥运教育系列活动，奥林匹克文化成为京城各学校校园文化的一大特色。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近百米的“奥林匹克文化浮雕墙”；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中心小学在校园绿草如茵的小广场，建设了独具特色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廊”；北京市顺义区马坡中心小学将学校甬道命名为“奥运礼仪大道”，将学校操场命名为“奥林匹克文化广场”；作为私立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的代表———北京精诚文化学校则是将整个校园作为“奥林匹克教育博物馆”进行了系统设计；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和宣武区康乐里小学也在校园里建设了类似的“奥林匹克教育博物馆”。
阳光体育丰富了校园活动
在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过程中，很多学校创造性地开展了校园阳光体育活动，让学校体育真正成为学生喜欢的育人体育。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小学，利用90%以上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来京务工人员家庭这一特点，将学生家乡的民族体育和艺术形式引进学校体育和艺术教育，成立了“校园民族体育艺术团”；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改革体育课程，开设了“自助餐式”体育选修课；北京市崇文区光明小学、崇文小学等学校召开“校园亲子奥运会”；北京市东城区每年召开“小壮壮运动会”，为那些身体较胖、运动较少的同学提供了参与竞技的机会；北京市朝阳区还举办了“小小残奥会和特奥会”。
国家教委特发“红头文件”
1992年，学校接到杭州海外旅游总公司的一个电话，说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旅店餐饮协会代表团想参观一下学校，感受一下中国的餐饮文化。5月6日，代表团20多人来校参观，他们听了课之后，觉得很好，主动提出让学生赴德培训，并且完全免费。
郝校长一听，这是好事！
但当时根据国家的政策规定，不满18岁的人员不能出国。为此，原国家教委专门为学校发了一个“红头文件”。有了这个“红头文件”，学生办手续一路绿灯，政审、使馆签证等都非常顺利。
1993年8月31日，劲松职高学生一行30人，奔赴德国参加双元制培训（学校、企业共同培养学生）。学生培训期2年，其中1/3的时间在学校学习，2/3的时间在企业实习，并能拿到每月1000马克的实习补贴。另外，由于德国政府的管理机制很到位，他们的企业都非常负责，学生得到了很大锻炼。
“一定要比别人早一步”
1997年，郝守本心脏病突发病逝；29岁就任劲松职高副书记的贺士榕继任校长。
贺校长说：“劲松职高能一路走来，并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就在于学校领导凡事都比别人早一步。当别人还不知道职业教育怎么办时，劲松职高就起步了；当别人还都没敢想出国时，他就一批批派学生出去了；而今天，当大家争相把学生往国外送时，劲松职高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往国外送学生,而是将重点放在引进课程上了。”
2000年，劲松职高与英国伯恩茅斯学院正式签订了课程引进的办学合作协议，开始融合国外课程，构建本土化课程，重点增加培养学生能力的内容。
在引进课程的时候，学校打乱整个课程体系，按照不同阶段的学生能力，重新组织教学内容。比如，以前教西餐，今天学沙拉，教师就教各种各样的沙拉做法；明天学汤，就教各种各样的汤做法，不是一个整体。而今天，教师则采用“菜单式”教学模式，像一年级，今天就可能只教你一个汤、一个冷菜、一个热菜，做出来，就是一套菜，其中，营养搭配、口味调配、技术操作等，有很多知识在里面。另外，教师也实行“岗位分工式”教学，把学生分成冷菜组、热菜组等，模拟厨房的真实情景，学生分工合作。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西餐各岗位的认识了解，还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
也正是由于这种凡事都比别人早一步的精神，劲松职高一直走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职业教育的前列。
昌平职业学校：创新办学成果斐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恢复被“四人帮”破坏而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培养“四有人才”的教育事业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恢复我国经济建设，保障人民生活，在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错误教育路线的同时，我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应运而生。
1978年前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示下，普教系统恢复高考，发展重点中学，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加强农村教育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
1980年，北京市城区依据第三产业的迫切需求，开始创办以服务业为主的职业高中；1983年，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的农村教育整体改革中，依据职业教育、成人（农民）教育、普通教育“三教统筹”原则，北京市郊区县开始创办农村职业高中，旨在培养为农村建设服务的中、初级人才。北京市昌平农村职业学校（现为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就是在原松兰堡中学农学、畜牧、农机、红医班的基础上，经北京市政府批准，转制而成的第一所农村职业高中。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近30年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北京市乃至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与时俱进的步伐；同时，也以它坚持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的办学道路，成为北京乃至全国职业学校发展的一面旗帜。它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从理论和实践上引领着改革的潮流，为职业教育的与时俱进做出了贡献。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3年至1986年的初创过渡阶段。这个时期，由普通农村中学过渡到昌平职业学校时，仅有10亩地，9间平房，在校生仅仅百十人。第二阶段为1986年至2000年，为迅猛发展阶段。期间于1996年，达到占地180亩，建筑面积3万平米，9个专业，在校生约1000多人的规模；与此同时，学校努力为当地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创造了“东沙治鸭”、“兴寿治梨”、“景文屯科教兴村”、“黑山寨开拓经济沟”等先进经验，并在全国推广，一批批优秀毕业生走上了当地农业生产岗位，“学农、爱农、务农”成为这个时期培育人才的主旋律。
2000年开始，高校扩招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职业学校招生出现困境；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职业学校面临新的挑战。此时，昌平职业学校新一届的领导集体鲜明地提出：“困难是动力，挑战是机遇”，以一个全新的办学理念——“变管理学校为经营学校”，开创了昌平职业学校飞跃发展的新阶段。
在“变管理学校为经营学校”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学校不断整合校内外“软资源”，形成办学“硬实力”，紧密结合农村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的变革，创办适宜区域经济建设发展的新专业；继续旗帜鲜明地坚持培养中、初级人才的办学方针，使学校不仅没有受到高校扩招带来的生源减少的负面影响，反而年年突破招生计划。
目前，学校在校生总人数达5000多人，毕业生供不应求。良好的办学效益，使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仅仅2006年，国家年投入学校的硬、软件设施就是2000年前投入总和的20多倍。学校总体占地面积扩大到450多亩，建筑面积达8万多平米。王牌专业航空服务系的波音737、空中客车模拟客仓、救援救生实训教室，在全国同类院校堪称第一；汽车运用与维修的实训车间在北京市同类学校中也属一流；园林艺术系300多亩实训基地，居全市同类学校的首位；计算机应用系700多台先进计算机。另外，烹饪系实习车间、体育休闲管理系的康乐实训基地，都是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的一流设备。7个系、13个专业、40多个专门化方向，为昌平职业学校打造了一个全方位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的人才基地。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学校的1700多名学生有幸成为主会场“鸟巢”的服务人员，300多名学生作为形象大使参与自行车、铁人三项等赛场的颁奖典礼，更多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盛会。学校成为全国直接参与奥运会人数最多的志愿者团队。
为中国争光、为北京争光、为中等职业学校争光，展现首都中等职业教育风采，成为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全体师生的骄傲！□
办学体制改革
——访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耿申研究员
改革开放30年来，首都基础教育一直没有间断过对办学体制的改革探索。办学体制改革到底走过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进程，其中又能给予我们哪些有价值的启示呢？本刊采访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耿申研究员。
问：耿老师，请您谈一谈改革开放30年北京的基础教育在办学体制改革方面经过了哪些重要的发展阶段？
答：30年来，北京基础教育始终未间断过对办学体制改革的探索，大致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迅速恢复，80年代初期的中等教育结构调整，80年代中后期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探索，90年代初期民办学校的兴起，90年代中期公办学校“改制”和办学主体多样化的探索，2000年的义务教育管理权限由乡镇转移至区县，以及近3年来政府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的发展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问：请您具体谈一谈这几个阶段改革当时的背景以及改革的具体举措？
霍懋征：“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简介：霍懋征，女，194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任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工作，历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师、副校长，全国教育学会、全国小学语文研究会常务理事，1956年被评为全国首届特级教师，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
霍懋征是“爱的教育”的早期倡导者和实践者。她说：“我们一代一代的教师所面对的是一代一代的孩子。教师必须把真诚的爱施与每个孩子。教师的爱是真爱。这种爱的程度和效果，不仅直接影响着眼前的教育教学质量，而且必然会从多方面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死心塌地教小学
1943年，霍懋征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作为一名优秀的毕业生，她面临众多的选择，但最终却选择了去小学。她说，她要当一名像妈妈一样优秀的教师。她妈妈是山东济南一所中学的音乐教师，那份美好的师生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作期间，教育部曾要调她去工作，人教社也要请她当编辑，全国妇联、北京妇联也都邀请她过去，但她都谢绝了。她说：“她离不开孩子，离不开她的小学课堂。”
就这样，她在小学一干就是60年。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一所高干子女和普通市民孩子兼收的学校。在霍老师的班上，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有朱德委员长的孙子，有普通市民的孩子，还有资本家、“右派分子”的子女。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霍懋征却能一视同仁。在她的眼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有个男孩叫何永山，是全校出名的“淘气鬼”，连续留了两次级，屡教无效。学校决定送他到工读学校。霍懋征听说后，主动找到校长，要来这个孩子。
何永山进班后，霍懋征仔细观察这个孩子有什么优点，后来发现这孩子劲儿大，就让他当组长，负责班里责任地段的清洁卫生工作。何永山乐得直跳，每天早早地和同学一起扫地，扫得很认真。渐渐地，何永山逐渐融入了班集体，还加入了少先队。
霍懋征常说：“我们的教育不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成为专家学者、部长司长，可我们应该把学生都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好公民。”春华秋实60载，令霍懋征最自豪的是：她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掉队，他们都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一节失败的公开课
霍懋征是一位自觉而勇敢的教改实验者。早在50年代，霍懋征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讲读”教学法。1978年，56岁的霍懋征，在副校长岗位上，仍然坚持改革实验。她在认真总结自己“讲读法”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数量要多，质量要高，速度要快，负担要轻”的16字教改方针。
一次，霍懋征刚接一班，天津市几十位教师慕名来听课，校长说：“老霍，这些学生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顺畅，怎能上公开课呢？给你换个班吧！”霍懋征说：“没关系，让人家听一节失败的课也好，我又不是‘常胜将军’。”最后，她上了一节不成功的课。第二学期开学后，天津的这几十位老师又来听课。还是在这个班，听课的老师却找不到一点儿过去的影子。课堂自然流畅，学生回答问题的能力与半年前判若两人。霍懋征的16字教改方针也传到了天津。
1981年，这届学生参加全市毕业升学会考，全班46份作文试卷，竟出现了44篇一类文和2篇二类文。这组“303号”试卷放了一颗卫星，让全国都知道了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和霍懋征。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超期执教20年后，霍懋征退休了，但她仍关注着全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关注着西部的教育事业。
在党中央发出支援西部教育的号召后，霍懋征先后到新疆、甘肃、贵州、广西、内蒙古等地进行教育考察，介绍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进入耄耋之年以后，霍懋征还亲自组团赴甘肃、青海讲学送书，支教扶贫。
霍懋征说：“今后，我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毕竟不长了，我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加倍努力，为支援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再做贡献。用我的一生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终生无悔。”
孙维刚：身已远神犹在
简介：孙维刚，男，北京市第22中学教师，1986年被评为特级教师。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师德标兵、“人民教师”、北京市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荣誉称号，获全国“苏步青数学教育”一等奖。
2002年1月20日上午，孙维刚因病去世。但熟悉孙维刚一生教育教学经历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那才是真正的名师。
传奇的教育实验
提到孙维刚，就不得不提到他的教育实验。
孙维刚所在的22中，只是一所普通校，生源较差。基于此，孙维刚下决心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搞数学结构教学的“大循环”实验。
1980年，孙维刚开始了他的第一轮实验，这班学生中考时，数学平均分94.47分，完全可以和重点校媲美，高考时，数学平均分90分，超过多数重点校的校平均分。
1986年，孙维刚得到了区、校的支持，由22中出面组织了“新星杯”数学竞赛，成绩优秀者特许进入孙维刚的数学实验班。尽管竞赛热热闹闹，但在世俗偏见下，成绩优秀者仍然都选择了市重点、区重点校（只有两名学生虽然被保送到了重点校，但都主动放弃，来到了孙维刚的实验班），因此，这个班的生源仍然不理想。但孙维刚还是开始了他的第二轮实验。学期末，这个班参加北京市的“迎春杯”赛，有5人获奖，仅次于人大附中、师大二附中，名列第三；一年后，参加区里的“四杯”赛，一、二等奖共9人，其中8人来自这个班。
1991年~1997年的第三轮实验班中，全班40人全部考入大学，38人上了重点大学，22人进入北大、清华，阎君同学获第3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发展学生的智力素质
当谈到“为了减负、实施素质教育，学校在教学中引入大量活动”这一做法时，孙维刚说：“开展活动是对的，但是，一要注意比重，二要明确目的。开展活动不是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达到唱歌跳舞的多高水平，也不是为了调剂学生的过重负担而放松放松。从1987年起，10多年来，我基本上没给学生留过硬性的家庭作业，学生没交过作业，我也没判过作业。我是这样来进行教改实验的：从接初一年级一个班开始，担任数学教师兼班主任，直到这个班高三毕业，6年一循环。我们班的各位科任老师也不多留作业，从而使学生在6年中，一直都能做到每天睡眠8.5小时，部分优秀学生做到每天睡眠9小时。”
学习质量下降了吗？没有！因为孙维刚致力于发展和完善学生的智力素质。他主要通过以下几点来提高学生的智力素质。
第一，站在系统的高度教学知识；第二，既着眼于知识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更着重于观点的升华；第三，促使学生超前思维，形成向教师（包括课本）“挑战”的态势，使学生在思维运动中训练思维，真正做学习的主人；第四，学生精练题目题不在多而在精，训练学生一题多解，多解归一，多题归一；第五，从初一年级开始指导学生进行研究，写数学小论文；第六，保证学生有充足的睡眠和体育锻炼时间。
做学生心中的楷模
1989年，东城区召开了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开主题班会，在座的有200多位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很多学生在会上倾吐了这样的肺腑之言：“做人就做像孙老师那样的人，做一个像孙老师那样诚实、正直的人。”
孙维刚要求学生热爱劳动、吃苦耐劳，他自己就曾蹲在地上用双手一捧一捧地将教室的脏土捧到簸箕里，感动得学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孙维刚要求学生鄙薄物质享受，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他自己就最无视钱财，从不为名利所动。他的“结构教学法”所获得的成绩引起了同行的关注，有两三所大学想聘他去任教，都被他谢绝了。1989年冬，他到平谷三中给数学教师讲课，回京时，校长强塞给他50元讲课费，第二天，他又把钱寄了回去，在附言中，他说：“钱我不能收，对平谷教育做点儿事，应该的。”
学生陈硕的父亲下岗了，家里生活很困难。孙维刚在班里说，陈硕的费用全由学校报销。后来学生们才知道，他是“骗人”的，这些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
12年病魔痛苦中的坚守
1990年，孙维刚被查出患了“膀胱癌”，但直至2002年的12年间，他从未因自己的病痛，影响学生的学习。
第七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时，孙维刚带着实验班的4名学生代表北京市参赛。因刚手术后不久，比赛的第一天早晨，孙维刚突然大量尿血。为了不让人看到，更为了不让自己的学生担心，他每次都在无人的时候上厕所，并且关上灯。他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也不看。有一次，忍不住看了一眼，便池里全是红的。他什么也没说，冲干净后，自己走下楼，乘车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来到了参赛同学中间。
1998年4月27日，孙维刚因癌细胞转移恶化，又一次住院，准备接受第8次手术。“五一”节那天，刚带过的高三班全体学生排成整齐的队伍来看孙维刚，大家都哭了。自从知道癌症恶化消息后，一直未掉泪的孙维刚，也止不住泪流满面。
直至最后一次课，孙维刚还是讲了一下午，近4个小时。下课后，孙维刚腿疼得已经走不了了。
就是这样一位教师，学生的家长在孙老师生病的日子里主动排班到医院里护理他，并在最后，齐聚孙维刚家，流着泪与他做了最后的惜别。
刘彭芝：“人生为一大事来”
简介：刘彭芝，女，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数学特级教师，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青少年劳技教育发明创造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十年，成就一所“世界一流”中学
1997年，刘彭芝接任人大附中第九任校长，上任的第五天就提出了创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世界名校”的学校发展目标。
1998年3月，人大附中第一次成功地与加拿大渥太华里德高中进行了现场交互式教学实验。
1999年2月，人大附中首次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约堪顿中学开通远程多媒体交互式教学。同年底，12名学生参加了人类基因组测序工程，国际尖端科研中第一次出现中国中学生的名字。
2000年4月，人大附中首次启用国内中学最大的可供200人同时使用的大型网络阅览室。
2001年秋，人大附中首次陆续引进16名专职外籍教师，在8门语言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数学、物理、地理等近10门学科英语选修课。
2002年4月，人大附中首次成立国际部，开始招收各国留学生。
2003年9月，人大附中首次投入使用研究性学习网络平台，首次突破了研究性学习工作量巨大的管理困境。
2004年，人大附中首次引进和培养了数学、物理等12个专业的博士16人，使一所中学出现了博士教师群体。
2005年，人大附中首次与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举行“中英名校论坛”。
2006年，学校金帆交响乐团在第三十五届维也纳国际青年音乐节，获得交响乐组的金奖第一名，并多次赴欧美多个国家进行交流演出活动，得到高度评价。
人大附中在向世人展现自我风采的同时，也获得了诸多世界一流名校的赞誉。
2004年，培养了老布什和小布什两位总统的美国名校菲利普斯安多福学校，组织80多人的访问团来校访问交流。
2005年，伊顿公学两位主任来校交流访问。伊顿公学的校长托尼·里特说，人大附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超过了他们的学生。
2006年，美国麻省州立大学校长一行到校参观访问，他由衷地赞叹：人大附中是他见过的中学中最好的学校。
她要的不仅仅只是一所名校
刘彭芝用10年，成就了一所世界一流中学，但她心里装的却不仅仅只是一所学校的教育，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的教育。
初任校长时，刘彭芝提出了“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的办学思想，而今天，刘彭芝在办学思想之后又加了一句，即“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一切为了人类的进步”。在刘彭芝眼里，真正的教育，不应是只属于某人、某时、某地的教育，而应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教育。
因此，刘彭芝关心的不只是人大附中的发展，而是整个社会教育的发展，在她看来，教育必须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要培养品德高尚、富于责任感的学生；第二，要发挥优质校的辐射作用，变“独善其身”为“兼济天下”。
在第一方面，关键要做好学校的德育工作。对此，刘彭芝提出在学校加强珍爱生命的生命教育、文化引领的道德教育和融入社会的综合实践活动。
在第二方面，人大附中竭尽所能帮扶基础薄弱校发展。2003年，人大附中与河南新密市政府合作创办“人大附中郑州分校”；2005年，刘彭芝发起成立“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联盟”，并担任联盟主席，联合全国一百所优质中学，通过网上远程教学，支援西部地区中学的发展。2007年，与宁夏六盘山高中合作建立“人大附中宁夏试验学校”，还与北京延庆县永宁中学合作，正式建立了“人大附中延庆分校”，还承办了海淀区的薄弱学校——西颐中学，并帮助北航附中发展优质教育。
人大附中是辉煌的，刘彭芝的职业生涯也是辉煌的，但了解刘彭芝的人都会说：“刘彭芝，不容易！”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其实，不尽然，除超世之才与坚韧不拔之志外，还必有至真至纯之情。对于刘彭芝来说，不惟有办教育之大智、创教育之大勇，还有爱教育之大情。
作为一名在教育路上不懈探寻的追求者来说，其内心承受的压力，或许只有她自己清楚。
于此，我们或可了解舒乙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刘彭芝了：“这样的校长是不应该退休的，也不应让她当官，要让她终生当校长，要珍惜她，成全她。这样的教育家多难得啊！”
教育均衡与公平
2004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市教育大会，它是北京教育全面迈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为适应首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北京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首都现代化和“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中的先导作用，大会响亮地提出了“实施首都教育发展战略，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号召。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在最近的几年中，北京市针对存在的基础教育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着力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和公平，推进基础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从2004年~2008年，本刊在每年的第一期的《本刊关注》版块中，以“特稿”的形式，持续关注并报道了北京市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进程。
2004年
加快布局调整。按照北京市政府《关于调整中小学机构布局的意见》，2006年前，北京市中小学基本完成布局调整工作，实现学校布局相对合理、适度规模办学、城乡学校条件相对均衡、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多样、办学水平稳步提高。
扎实推进示范高中建设。北京市在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规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规模、结构、效益、质量”内在统一的全面发展观，走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不断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普通高中建设，特别是加强优质高中建设，从而使普通高中规模不断扩大。
关注弱势群体子女教育。2002年4月，《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正式出台，这一办法为解决北京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提供了政策依据。从2003年春季开始，北京市对具有本市户口，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农村贫困家庭、城市低保家庭及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3.6万名学生免收教科书费，免收特教学校住宿生的住宿费，并提高伙食补助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