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承接与拓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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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国画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绘画创造源出于“意象”。意象,即主观意念想象。意象造型,就是不拘泥于形似,不模拟自然,而是把自然物象作为传情达意的中介,强调对自然物象内在神韵上的把握。它不需要真实的视点、科学的透视、比例和客观色彩理论,而是根据主观意愿、理想及对物象大悲大彻“顺天应人”的理解和关注,跨越表象、跨越时空、默契着客观法则的自由表象和任意组合,并与“天人和一”的传统哲学观念一脉相承。儒、道、释三家的“入世”、“出世”、“忘世”以及庄禅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众生平等”的写意观,构成中国画的“物我交融”、“主客合一”的,既观物又观我的宏观思维方式。“入世”就是积极投身参与现实生活,在负起责任、担起义务中求得自由。“出世”超逸了现实“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对“入世”,欲念情感的超脱,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只有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才能到达“忘世”——“忘怀现实”的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境界。儒、道、释三家都是“天性自然主义”,三者会通,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超越的精神。精神的无限性,才能达到艺术的无限性。中国画传统就是在这种精神完全自由下,对时代及人与自然的所感所悟,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表达和表现。正是这种超越精神的自由,使中国画家在认识大千世界时,一开始就排除了时空序列性的制约。这种精神的超越需要历史的展现,更需要跟随时代的脉动、与时俱进。
  众所周知,中国画传统博大而精深,源远流长,它与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哲学观念等息息相关。它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生成”之中。学习中国传统不是简单的从前人那里继承和积累美术技能知识、制作方法及审美意识,不是简单的继承、模仿、再现、复制;而是应该学习传统的精神——“创新”即扬弃。
  “创新”就是打破旧的秩序,建立新的和谐;突破旧的思维框架、审美定势而努力创造出新的形式。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一些艺术家因一两幅画得名,找到了所谓自己的风格、样式就不再敢求新求变,而是画地为牢。就好像一束枝繁叶茂、花苞累累的鲜花,当第一朵鲜花绽放时,就应顺其自然,任它开花结果,自生自灭。然后再孕育新的力量绽放另外一朵,使之更加绚丽多彩,只有这样它才会生生不息、硕果累累。而不要仅停留在第一朵鲜花面前大做文章,对其千般呵护、万般保鲜,即便是喷“定型液”、涂鲜亮颜色,它也终将枯萎、失去原有的生命意义。“任何艺术形式或手法,都不可能红颜永驻、长生不老,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对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并日趋衰败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人为的耗时耗力给予抢救是不明智的。”传统就好比鲜花,只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亮点、一粒果实,传统的精神就好比它的“根”、它的全部的生命动力。鲜花否定枝干,果实否定鲜花,留下的是生命。我们应该继承传统的创新精神,否定或超越传统的样式。传统的精神是一个活生生,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生命本原,而不是一种法则或一套审美样式。正如人们意识到的,当我们把一种技艺变成一套程序固定化、教条化的时候,其实正是背离了传统的精神。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没有永恒的真理,没有清晰、精确的概念和标准,没有完美完备的结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一切都是处于永恒的流变之中,无论是创作的理念,还是创作的技法,抑或创造者自身的艺术感悟都会因人因地因时而变。艺术创作中没有创新,就好像失去了生命本原的花朵。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任何时期、任何时代,艺术品的创新都是在表现自我对客观事物独特感受和认识的情况下,依据两个条件得以完成:一是与创新所伴随的时代的脉动。二是与艺术品的创新相关联的材料和技法的革命。
  
  一、创新必须跟随时代的脉动
  
  任何艺术作品的创造都是根据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哲学思想等情况,进行有的放矢的创新求变。艺术是时代的灵魂,是时代精神的折射镜。“创新并非指表现现代题材,也并非指全新的绘画手段;而是指从作品深层到表层渗透着的与以往不同的时代气息,和时代观念”。艺术作品应当符合时代的审美取向。一切手段都可以是旧的,关键在于对时代新观念、新理念、新认识的重新选择和重新组合。中外艺术大师的创作历程无一不是游走在承接与拓创之间,无一不是紧紧跟随时代的脉动,例如:德国柯勒惠支的《织工暴动》《母与子》《牺牲》《死神与小孩》;西班牙戈雅的《1808年5月3日的枪杀》;法国达维特的《劫夺萨宾妇女》、德拉克罗瓦的《阿希岛的屠杀》;俄国列宾的《意外归来》,苏里科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美国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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