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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1980年代中国大学生诗歌，恐怕是个太大、太模糊的概念。它指的就是在校大学生写的诗吗？那之前和之后的又该怎么算呢？据我所知，民国时代，冯至、卞之琳、戴望舒，还有以后的“七月派”、“九叶派”里的不少诗人在大学时代也都曾写出过出色的作品。而很多1980年代的大学生诗人，似乎多是在毕业以后才写出了比较成熟的、杰出的作品。所以这样划分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吧。如果要说整体的氛围，那我同意，1980年代确实是一个比较浪漫的时代，大学生写诗的人数之多、热情之高，大概是空前的，真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必须说明，即便这样，也还只是有极少的人卷入，我从不认同有些人刻意制造的“传奇”，写诗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全民运动”，多半人还是该干嘛干嘛），当然，现在回顾起来，我们不能说它的水平有多高。那多半还只是一种积蓄和准备吧。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我是1984年秋天进入西北师范大学的，当时还叫作西北师范学院，好像是我们三年级的时候才改名的吧。我们是中文系，很快班上爱好文学的几个同学就联系起来，张罗自印刊物什么的。但是马上又发现学校还有一个更大的诗社，就又投奔到那儿去了。当时诗社是由几个中文系四年级的学兄在负责，尚可新和漆进茂，还有王世勇和张胜利等，他们看我人还老练（我跟他们差不多大，上学前在石油企业工作过几年），作品也不错，后来在毕业时，就把诗社交班给了我和我同级的朋友叶舟和马丁，所以我们在大二时就开始经营诗社了，这就有一点职业诗人或者职业革命家的感觉了。我在大学四年里大概写了几百首诗，跟我马虎粗疏的性格有关，我连一个正式的诗本子也没有，随便写在各种本子里，甚至纸片上，自己好像一直感觉是个学徒，作品也都是习作，自己也不太当回事儿，后来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但是，重要的诗基本上还是留下来了，值得保存的可能也就一百首左右吧，后来都收进我的第一本诗集《在雨中奔跑》里面了。处女作发表是在一年级春季学期，经我们的诗友白帆介绍，发表在诗人阳飏主办的《飞天青年诗报》上面，是一组爱情诗，头条，接下来又在《飞天》大学生诗苑、《星星》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有几首还引起过一些注意。获奖倒是没有。当时为什么要投稿呢，一方面当然是想出名，另一方面你也得取得一个“认证资格”，证明我写的那是诗，而且是不错的诗才行。我的运气还算可以，1986年在《中国》上发了诗，好像全国就有点名气了；《作家》上又有“诗人自选诗”，那一般是给成名诗人的，那儿我也发了一组；北京有个《开拓文学》，现在已经停掉了，北师大有个哥们儿，马朝阳，他喜欢我的诗，拿到那儿，也是一发一大组，像后来比较有名的《我在兰州三年》，最早就發在那里；后来北大的《二十世纪末文学作品选》也选了这首诗……发了这几次以后就觉得这资格已经有了。但是紧接着写了诗再投就很难发，因为马上89风波以后，风向变了。工农兵就起来了，汪国真就起来了，我发现我那样的诗可能发不了了，于是也就再不投，大概整个1990年代以后都没怎么投过稿。
问：当年您的那首《中国最高爱情方式》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我的诗里面，《中国最高爱情方式》可能是被转载最多的，还被收进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等书里。那是在大二时，好像是1986年春天写的吧，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那天下午写了好几首，这是其中之一，一气呵成，受到当时“文化热”的影响，其实还有一点批判传统的意思，但后来人们多从正向解读，也不错的，诗的结尾（我是后来意识到的）还受到乔伊斯短篇《死者》的影响。写完自己觉得还行，正好牛汉、丁玲办的《中国》杂志，当时也发年轻人的诗，有鼓励探索和提携新人的声誉，我就投稿过去。编辑是邹进先生，也是一位诗人，是徐敬亚、王小妮的同学，他马上给我复信，说你的诗我很喜欢，要用。当时《中国》大家也是抢着看，我看到在一期《中国》封面的要目里面就有《中国最高爱情方式》，还想这是不是我的，在里面一翻并没有。结果很快又给我来信说本来已经排上了，又出了变故，你不要着急，我一定促使尽快发出。结果是在11期上发的，12期一办完，这个《中国》杂志就停了……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
答：刚才说了，创办是77、78级学长的事儿，第一任老社长彭金山后来还当过我们师大的文学院院长，早期师兄里也出了不少当官儿的。我们只是继承和守成，这伙人也更单纯和专注吧，总之再没有出一个官僚或商人。我们的诗社大名是诗歌学会，至少好像章子上是这么刻的。我担任会长或者社长，从二年级到四年级吧。当时的活动也无非是编印诗刊、举办讲座、朗诵会之类的。我大概不是个称职的组织者，不是太热心和太兴奋，像个小地主似的，主要兴趣还是在自己的田里面耕作。诗社是个名义上的组织，人会挺严格，门槛也不低，像个荣誉席位。但进来以后各写各的，互相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关键还得靠自己。反正我们做的事不算多，但也不算少。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我们的诗刊就叫《我们》，传到我们手上已经是11期了吧。我们又编过两期，应该说编得不错。照我理解，这才是个正业吧。约稿的人多，外地的、外校的、毕业的都有，聚集了很多杰出的诗人和作品，相当开放，也有影响。我感觉以后这本刊物再也没有达到过这种水平。那会儿的条件也还不足以编印诗集。倒是想弄张诗歌报纸的，但障碍很多，终于未果。最后有一年学校在校庆时编的大规模的校友诗集里面有我们几个人，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我自己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出版都是1999年的事了。噢，个人的油印诗集也弄过，也就是玩玩，图个保存方便，但其实早丢光了也忘光了。
问：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答：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1986年五四青年节刚过我们诗社主办的，有甘肃广播电台和兰州各个高校参加的一场大型诗歌朗诵会。很多人是坐着大轿车来的，在学校大礼堂，我作为舞台监督，就站在大幕旁边。就在那次朗诵会上我遇到了低我一届的经济系的一位校友，一个朗诵诗歌的女孩，从此开始了我自己的爱情旅程，她就是我后来的妻子。还有一次，是在兰大还是兰州医学院，九叶派的老诗人唐祈先生朗诵里尔克的诗，戴着鸭舌帽，穿着呢大衣，语调低沉缓慢，深情优雅，我也记忆犹新。对了，1986年重庆大学毕业的尚仲敏（他倒是办过《大学生诗报》）来兰州开会（就在这次会上策划了后来影响巨大的“两报诗歌大展”），到我们学校来玩，在晚上的欢迎会上，他背诵自己的《上海滩》，声音强大，真让人不敢相信，他那瘦小的身体里居然能进发出那么大的能量。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非常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
答：要说起来，兰州高校里，我去过兰大、兰州医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等，也就是找诗友聊聊，在校园里玩玩，到食堂吃吃饭。关系都不错，但也没到好兄弟的份上，毕竟还不是特别熟嘛。也接待过一些诗歌流浪汉，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是写诗的，就是自己人，中间也不乏骗子。这都够不上串联的档次吧，因为都无目的，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倒也真有野心勃勃的活动家，总想起事儿，但我们不是。1988年毕业前到北京玩，找过北师大的马朝阳，我们已经通过不少信，他编的书、写的评论对我也都很看重。但他后来进了学校出版社，好像不太写了。1989年他写信介绍我跟刚分回西安的诗人伊沙认识，这对我是个重大事件，从此我受到伊沙很多和很大的启发。通过伊沙，以后我又陆续认识了中岛、徐江、侯马、秦巴子、马非等诗人，我们后来倒往来密切并成为好兄弟了。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确实写过不少信。青年时代友谊几乎和爱情同样重要。我曾经跟我们的老社长，已经去了甘肃新疆交界的阿克塞的诗人张子选通信频繁，有时一礼拜就能有两封，交换作品也交流想法。他的工作以后带有个人体验和忧伤感的“西部诗”当时对我颇有触动，现在我也觉得还是西部诗里最有价值的。也跟云南大学已毕业的、分配到文联理论研究室的于坚通过信，虽然不算多但影响挺大，他对我的鼓励增加了我不少信心，他的很多作品和观念则打开了新的天地。也是他介绍我到韩东主持的《他们》杂志去的。而等到我们第一次见面已是2002年了。还有不少外校诗人，因为很多来信都是看到大学生诗苑上的作品嘛，那上面有学校和院系嘛，就像是一个大学校出来的，大家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切感。多半也就是交流交流作品，很纯粹的很简单的。有没有情书我忘了，但肯定没发生过浪漫故事。我倒是見到过别人的，但在这儿就不说了吧。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应该说，阅读的印象和评价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朦胧诗几员大将像是大师，距离太远，还是像同学一样的大学生诗人来得亲近。比方说，当年河南大学的程光炜，写得优美，宽阔，我有印象，谁知道以后他竟成了写诗歌史的教授呢？吉林大学徐敬亚的长诗《长征，长征》、武汉大学王家新的《秋叶红了》都写得大气，到底是老知青，有情结也有情怀。兰州大学菲可写的《亚热带雨季》朦朦胧胧，我也喜欢。复旦大学孙晓刚的诗开始我也惊艳，觉得洋气，后来才意识到只是词句上玩点小花样，其实挺空洞的。我们的学长张子选写得很清新，什么“风朗诵着我的头发”之类，也挺好。华东师大张小波的《多梦时节》等作品也挺感人的。有的人节奏好，有的人句子棒，有的人角度奇特，有的人用词刁钻，但大多学生到底幼稚嘛，缺少经验，也就写写感觉、情绪什么的，还是纤巧，格局不大。像浙江的柯平、伊甸，年纪大一点嘛，写的就有“生活”了，也还幽默好玩，风靡一时（今年春天我在江南碰见伊甸，他都退休了）。但等我看到于坚和韩东等人的诗以后（他们已经毕业，是在著名的民刊《他们》上），前面说的这些人都变得黯淡了，甚至消隐了。《他们》的诗，不光写出了新的生活，也带来新的看法和说法，他们唤醒了我生命中的某种感觉，我几乎是无条件地喜欢上了这样的诗歌，自己从此也开始这么写作了。多年以后，我的博士论文《说话的诗歌》就以此为题向他们致敬（此书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有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可能会强调他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出于自恋还是自怜，但我不会。毕竟我一直没有太脱离这个现场，作为近几十年中国诗歌的见证人和研究者，我想还是要尽量诚实一点和客观一些吧。我们可以说，在1980年代大学生诗人里面，后来确实涌现出了一些真正出色的诗人，但也有不少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昙花一现，最后没了踪影。也还有当年并不怎么写的人冒了出来，反正当时的道路，当时的氛围，当时的积累还是给了大家营养和启示吧。但热闹总会停止，喧嚣也要结束，泡沫终会破灭。人生很长，艺术的历程也是同样，能沉淀下来的，保存下来和持续下去的总是少数。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诗歌和诗人，至于运动嘛，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又不是搞政治的，也不必为了怀旧，为了纪念，就拔高和神话她吧。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答：这个问题倒没想过，这也不是算账的事儿，算也算不清楚的。1991年秋天我从西安回到兰州，在省党校，有一天早晨正在单身楼的水房洗脸，突然看到编辑大学生诗苑的张书绅老师（要说有个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话，他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导师和功臣），他正巧也在这里培训。我非常惊喜也非常激动，但张老师却显得很客气也很平静。我马上明白尽管我视张老师为伯乐和恩人，但对他而言，我只是他关心和帮助过的无数学生之一，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心存感恩之情，但另一方面，也别太放大个人的感觉，否则就太夸张和可笑了。
答：1980年代中国大学生诗歌，恐怕是个太大、太模糊的概念。它指的就是在校大学生写的诗吗？那之前和之后的又该怎么算呢？据我所知，民国时代，冯至、卞之琳、戴望舒，还有以后的“七月派”、“九叶派”里的不少诗人在大学时代也都曾写出过出色的作品。而很多1980年代的大学生诗人，似乎多是在毕业以后才写出了比较成熟的、杰出的作品。所以这样划分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吧。如果要说整体的氛围，那我同意，1980年代确实是一个比较浪漫的时代，大学生写诗的人数之多、热情之高，大概是空前的，真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必须说明，即便这样，也还只是有极少的人卷入，我从不认同有些人刻意制造的“传奇”，写诗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全民运动”，多半人还是该干嘛干嘛），当然，现在回顾起来，我们不能说它的水平有多高。那多半还只是一种积蓄和准备吧。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我是1984年秋天进入西北师范大学的，当时还叫作西北师范学院，好像是我们三年级的时候才改名的吧。我们是中文系，很快班上爱好文学的几个同学就联系起来，张罗自印刊物什么的。但是马上又发现学校还有一个更大的诗社，就又投奔到那儿去了。当时诗社是由几个中文系四年级的学兄在负责，尚可新和漆进茂，还有王世勇和张胜利等，他们看我人还老练（我跟他们差不多大，上学前在石油企业工作过几年），作品也不错，后来在毕业时，就把诗社交班给了我和我同级的朋友叶舟和马丁，所以我们在大二时就开始经营诗社了，这就有一点职业诗人或者职业革命家的感觉了。我在大学四年里大概写了几百首诗，跟我马虎粗疏的性格有关，我连一个正式的诗本子也没有，随便写在各种本子里，甚至纸片上，自己好像一直感觉是个学徒，作品也都是习作，自己也不太当回事儿，后来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但是，重要的诗基本上还是留下来了，值得保存的可能也就一百首左右吧，后来都收进我的第一本诗集《在雨中奔跑》里面了。处女作发表是在一年级春季学期，经我们的诗友白帆介绍，发表在诗人阳飏主办的《飞天青年诗报》上面，是一组爱情诗，头条，接下来又在《飞天》大学生诗苑、《星星》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有几首还引起过一些注意。获奖倒是没有。当时为什么要投稿呢，一方面当然是想出名，另一方面你也得取得一个“认证资格”，证明我写的那是诗，而且是不错的诗才行。我的运气还算可以，1986年在《中国》上发了诗，好像全国就有点名气了；《作家》上又有“诗人自选诗”，那一般是给成名诗人的，那儿我也发了一组；北京有个《开拓文学》，现在已经停掉了，北师大有个哥们儿，马朝阳，他喜欢我的诗，拿到那儿，也是一发一大组，像后来比较有名的《我在兰州三年》，最早就發在那里；后来北大的《二十世纪末文学作品选》也选了这首诗……发了这几次以后就觉得这资格已经有了。但是紧接着写了诗再投就很难发，因为马上89风波以后，风向变了。工农兵就起来了，汪国真就起来了，我发现我那样的诗可能发不了了，于是也就再不投，大概整个1990年代以后都没怎么投过稿。
问：当年您的那首《中国最高爱情方式》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我的诗里面，《中国最高爱情方式》可能是被转载最多的，还被收进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等书里。那是在大二时，好像是1986年春天写的吧，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那天下午写了好几首，这是其中之一，一气呵成，受到当时“文化热”的影响，其实还有一点批判传统的意思，但后来人们多从正向解读，也不错的，诗的结尾（我是后来意识到的）还受到乔伊斯短篇《死者》的影响。写完自己觉得还行，正好牛汉、丁玲办的《中国》杂志，当时也发年轻人的诗，有鼓励探索和提携新人的声誉，我就投稿过去。编辑是邹进先生，也是一位诗人，是徐敬亚、王小妮的同学，他马上给我复信，说你的诗我很喜欢，要用。当时《中国》大家也是抢着看，我看到在一期《中国》封面的要目里面就有《中国最高爱情方式》，还想这是不是我的，在里面一翻并没有。结果很快又给我来信说本来已经排上了，又出了变故，你不要着急，我一定促使尽快发出。结果是在11期上发的，12期一办完，这个《中国》杂志就停了……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
答：刚才说了，创办是77、78级学长的事儿，第一任老社长彭金山后来还当过我们师大的文学院院长，早期师兄里也出了不少当官儿的。我们只是继承和守成，这伙人也更单纯和专注吧，总之再没有出一个官僚或商人。我们的诗社大名是诗歌学会，至少好像章子上是这么刻的。我担任会长或者社长，从二年级到四年级吧。当时的活动也无非是编印诗刊、举办讲座、朗诵会之类的。我大概不是个称职的组织者，不是太热心和太兴奋，像个小地主似的，主要兴趣还是在自己的田里面耕作。诗社是个名义上的组织，人会挺严格，门槛也不低，像个荣誉席位。但进来以后各写各的，互相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关键还得靠自己。反正我们做的事不算多，但也不算少。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我们的诗刊就叫《我们》，传到我们手上已经是11期了吧。我们又编过两期，应该说编得不错。照我理解，这才是个正业吧。约稿的人多，外地的、外校的、毕业的都有，聚集了很多杰出的诗人和作品，相当开放，也有影响。我感觉以后这本刊物再也没有达到过这种水平。那会儿的条件也还不足以编印诗集。倒是想弄张诗歌报纸的，但障碍很多，终于未果。最后有一年学校在校庆时编的大规模的校友诗集里面有我们几个人，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我自己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出版都是1999年的事了。噢，个人的油印诗集也弄过，也就是玩玩，图个保存方便，但其实早丢光了也忘光了。
问：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答：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1986年五四青年节刚过我们诗社主办的，有甘肃广播电台和兰州各个高校参加的一场大型诗歌朗诵会。很多人是坐着大轿车来的，在学校大礼堂，我作为舞台监督，就站在大幕旁边。就在那次朗诵会上我遇到了低我一届的经济系的一位校友，一个朗诵诗歌的女孩，从此开始了我自己的爱情旅程，她就是我后来的妻子。还有一次，是在兰大还是兰州医学院，九叶派的老诗人唐祈先生朗诵里尔克的诗，戴着鸭舌帽，穿着呢大衣，语调低沉缓慢，深情优雅，我也记忆犹新。对了，1986年重庆大学毕业的尚仲敏（他倒是办过《大学生诗报》）来兰州开会（就在这次会上策划了后来影响巨大的“两报诗歌大展”），到我们学校来玩，在晚上的欢迎会上，他背诵自己的《上海滩》，声音强大，真让人不敢相信，他那瘦小的身体里居然能进发出那么大的能量。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非常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
答：要说起来，兰州高校里，我去过兰大、兰州医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等，也就是找诗友聊聊，在校园里玩玩，到食堂吃吃饭。关系都不错，但也没到好兄弟的份上，毕竟还不是特别熟嘛。也接待过一些诗歌流浪汉，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是写诗的，就是自己人，中间也不乏骗子。这都够不上串联的档次吧，因为都无目的，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倒也真有野心勃勃的活动家，总想起事儿，但我们不是。1988年毕业前到北京玩，找过北师大的马朝阳，我们已经通过不少信，他编的书、写的评论对我也都很看重。但他后来进了学校出版社，好像不太写了。1989年他写信介绍我跟刚分回西安的诗人伊沙认识，这对我是个重大事件，从此我受到伊沙很多和很大的启发。通过伊沙，以后我又陆续认识了中岛、徐江、侯马、秦巴子、马非等诗人，我们后来倒往来密切并成为好兄弟了。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确实写过不少信。青年时代友谊几乎和爱情同样重要。我曾经跟我们的老社长，已经去了甘肃新疆交界的阿克塞的诗人张子选通信频繁，有时一礼拜就能有两封，交换作品也交流想法。他的工作以后带有个人体验和忧伤感的“西部诗”当时对我颇有触动，现在我也觉得还是西部诗里最有价值的。也跟云南大学已毕业的、分配到文联理论研究室的于坚通过信，虽然不算多但影响挺大，他对我的鼓励增加了我不少信心，他的很多作品和观念则打开了新的天地。也是他介绍我到韩东主持的《他们》杂志去的。而等到我们第一次见面已是2002年了。还有不少外校诗人，因为很多来信都是看到大学生诗苑上的作品嘛，那上面有学校和院系嘛，就像是一个大学校出来的，大家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切感。多半也就是交流交流作品，很纯粹的很简单的。有没有情书我忘了，但肯定没发生过浪漫故事。我倒是見到过别人的，但在这儿就不说了吧。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应该说，阅读的印象和评价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朦胧诗几员大将像是大师，距离太远，还是像同学一样的大学生诗人来得亲近。比方说，当年河南大学的程光炜，写得优美，宽阔，我有印象，谁知道以后他竟成了写诗歌史的教授呢？吉林大学徐敬亚的长诗《长征，长征》、武汉大学王家新的《秋叶红了》都写得大气，到底是老知青，有情结也有情怀。兰州大学菲可写的《亚热带雨季》朦朦胧胧，我也喜欢。复旦大学孙晓刚的诗开始我也惊艳，觉得洋气，后来才意识到只是词句上玩点小花样，其实挺空洞的。我们的学长张子选写得很清新，什么“风朗诵着我的头发”之类，也挺好。华东师大张小波的《多梦时节》等作品也挺感人的。有的人节奏好，有的人句子棒，有的人角度奇特，有的人用词刁钻，但大多学生到底幼稚嘛，缺少经验，也就写写感觉、情绪什么的，还是纤巧，格局不大。像浙江的柯平、伊甸，年纪大一点嘛，写的就有“生活”了，也还幽默好玩，风靡一时（今年春天我在江南碰见伊甸，他都退休了）。但等我看到于坚和韩东等人的诗以后（他们已经毕业，是在著名的民刊《他们》上），前面说的这些人都变得黯淡了，甚至消隐了。《他们》的诗，不光写出了新的生活，也带来新的看法和说法，他们唤醒了我生命中的某种感觉，我几乎是无条件地喜欢上了这样的诗歌，自己从此也开始这么写作了。多年以后，我的博士论文《说话的诗歌》就以此为题向他们致敬（此书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有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可能会强调他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出于自恋还是自怜，但我不会。毕竟我一直没有太脱离这个现场，作为近几十年中国诗歌的见证人和研究者，我想还是要尽量诚实一点和客观一些吧。我们可以说，在1980年代大学生诗人里面，后来确实涌现出了一些真正出色的诗人，但也有不少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昙花一现，最后没了踪影。也还有当年并不怎么写的人冒了出来，反正当时的道路，当时的氛围，当时的积累还是给了大家营养和启示吧。但热闹总会停止，喧嚣也要结束，泡沫终会破灭。人生很长，艺术的历程也是同样，能沉淀下来的，保存下来和持续下去的总是少数。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诗歌和诗人，至于运动嘛，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又不是搞政治的，也不必为了怀旧，为了纪念，就拔高和神话她吧。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答：这个问题倒没想过，这也不是算账的事儿，算也算不清楚的。1991年秋天我从西安回到兰州，在省党校，有一天早晨正在单身楼的水房洗脸，突然看到编辑大学生诗苑的张书绅老师（要说有个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话，他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导师和功臣），他正巧也在这里培训。我非常惊喜也非常激动，但张老师却显得很客气也很平静。我马上明白尽管我视张老师为伯乐和恩人，但对他而言，我只是他关心和帮助过的无数学生之一，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心存感恩之情，但另一方面，也别太放大个人的感觉，否则就太夸张和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