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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在1922年到1935年里创作的小说八篇（不含序言），分别是《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在这本小说集里，鲁迅对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进行了大胆的改编，并在大体与原故事情节走向保持一致的基础上，重塑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如女娲、后羿等神话英雄，以及老庄、墨子等文化名人。强烈的荒诞感和对现实的大量映射是它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本文就将围绕着这两点，展开简单的评析。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荒诞艺术；现实映射
一、序言
《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1]”，有着超前的写作意识，在许多地方甚至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这些特点从环境描写的瑰丽奇谲、语言的新奇难解都可见一斑，但更多地则体现在情节安排的非逻辑性、人物形象和人物间关系的反常规，以及不断扭曲交叉的时空感上，这些又造就了整本书独特而杰出的荒诞艺术。此外，因写作时正处于新旧社会交替、动荡不安的特殊历史时期，鲁迅本人又是处于旋涡中心的“文坛斗士”，书中的八篇故事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或直接影射作者的亲身经历，或仅表达对某类人和社会现象的批判或褒奖倾向；或用笔辛辣，讽刺一目了然，或相对隐晦含。总体而言，各有千秋，并无太多优劣之分。
二、无处不在的“荒诞”
文学上的荒诞，指在情节与人物行为上违反常理与理性的情况[2]。虽然在每篇故事中的表现方式和程度深浅有所不同，但这种荒诞的色彩确实贯穿了《故事新编》的头尾，可说是无处不在。首先，情节因人而起，鲁迅对其中的每个人物都进行了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创新，刻画突破了数千年流传的固有形象。以《奔月》为例，传说中后羿一直以“射日英雄”的姿态出现，嫦娥则是典型的仙女形象；嫦娥因小人奸计而误食灵药，飞入月宫，两人从此分别。但在本篇中，两人的形象却都有了颠覆性的改变。后羿被描写为了一个每日为生计发愁的普通中年男子，甚至被自己过于精湛的箭术拖累，困窘到了难以糊口的地步。不但过去的功勋没有被世人铭记，甚至连他自己都不再引以为豪，回想起当年伟业，更多的竟是“如果那时不去射杀它，留到现在，足可以吃半年……[3]”的懊悔。即使是面对嫦娥的离去，后羿愤怒之下仿照当年射日而“射月”，这份豪情也转瞬即逝，最终以失败告终，从他的身上，似乎已很难看到所谓的英雄气概。而嫦娥也一反传统，对丈夫百般冷落指责，听到后羿提及过去时，并不为他感到荣耀，而是毫不留情地出言讥讽，最后更是因无法忍受这种天天吃“乌鸦的炸酱面”的生活而毅然盗取仙药奔往月宫，抛弃了后羿，不论从行为、对话还是细节上，都让人油然而生一种“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观感。很显然，这对夫妇不再是神话中虚无缥缈的恩爱典范，而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变得平淡而现实。书中这种将神灵和圣贤人性化、平凡乃至平庸化的手法比比皆是，《补天》中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理由不再崇高，难以理解人类的呼救和跪拜；《采薇》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变成了两个故步自封却又无法完全言行一致的垂垂老叟；《出关》里老子“形势比人强”，在关令尹喜的逼迫下不得不写出道德经，超然旷达之态荡然无存……正是这种另辟蹊径的写法，在读者的事先想象和实际文本间构筑了巨大的反差，从而天然形成了“人物不合常理”的荒诞效果。
除此以外，八篇小说中几乎都能找到以打乱时间轴方式来表现荒诞感的描写，即将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物品、特有名词、文化现象等糅杂在一起，放到一个环境中，从而产生强烈的矛盾感，变得不合逻辑。比较明显的是使现代的词语和事物出现在神话和历史传说中，如《采薇》中出现的“养老堂”[4]，《起死》的“警笛”、“警棒”[5]，《出关》的“图书馆”[6]，以及行文间白话、文言、英语、方言的夹杂；另一类不太明显的则是将中古时期事物移接到上古时期，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从饮食、衣着、住宅到车马、官制，几乎都可以见到，在文章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不如前者显著，但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细节处的改动和完善，这些故事才能在整体上得以自洽，最典型的是《理水》。它改编自大禹治水的传说，但重点其实并没有放在“治水”的过程上，反而大量着墨于洪水中被困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们之间的讨论，山下百姓的言行，以及大臣们的考察和水利局的宴会。从开篇一直到结尾都有着强烈的现代既视感，很多地方宛如社會大事件的再现，但又会每每在读者的思维已经几乎脱出原本的背景时，用诸如“贝钱”“伏羲八卦体”[7]等细节作出提醒，反复多次，突出时间和空间的混乱感。
三、核心：现实映射
粗读《故事新编》，会认为它介于黑色幽默和滑稽剧之间，但若结合当时的社会事件、以及作者鲁迅本人的际遇来看，便会轻易发觉隐藏在其中强烈的讽刺意味。映射现实才是全书的核心所在，也是作者希望它发挥的功能。它绝不仅仅是鲁迅先生在文学上做的一次突破创新，更是他以另一种形式直击外部社会的尝试之作。
如前文所说，八篇小说的情感色彩不尽相同。除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外，作者并没有对人物多加点评，但在作品里自然呈现了丰富的层次。书中既有圆形人物也有扁平人物，有的褒大于贬，有的以贬为主，也有的身上的褒贬标签相对不明显，留下更多的挖掘空间。《故事新编》的荒诞感和讽喻感基本成正比，而这两点越突出的作品，往往也就越注重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底层民众的愚昧以及所谓上流人士的虚伪。此外，总体上鲁迅仍偏向于赞扬具有抗争、奉献、牺牲精神的角色，并对秉持消极避世态度的人物加以无情地辛辣嘲讽。
依旧以《理水》为例，该篇分为四节，一共进行了四种讽刺（烘托）。首先，它写于1935年，正值抗日战争前夕，开篇耸立在洪水中“文化山”上的活动直接影射了1932年文教界建议国民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的卖国行径[8 ]，众学者基本能找到原型，而来自车肱国的食物投运似乎对应了战时的物资空投。有足够食水的众学者对周围的洪水视若无睹，不关心百姓也不在意灾难何时停止，只是在细枝末节的文化问题上一味纠缠，充满迂腐陈旧的学究气，种种丑态，穷形尽相。第二是“水利局”[9]前来巡查大臣典型的官僚做派，他们蔑视所谓的“愚民”，不但忽视民生疾苦，还故意歪曲和美化情况，办起了互相吹擂的筵席，像极了现实中尸位素餐，只知一味粉饰太平的“官老爷”们。第三层便是底层的百姓们，在文中，他们逆来顺受地承受洪水之苦，不但没有想过反抗和改变，甚至连对自己身处境地的糟糕程度都缺乏认识，在面对官员的询问时，也只会用“敷敷衍衍……混混……”[10]之类的话含糊。很显然，这类人对应的正是当时社会中的底层民众，他们辛勤却麻木，在黑暗的环境里浑浑噩噩地承受压迫，既可悲又愚昧。最后一种则是前面三种共同形成的对大禹形象的烘托，《理水》中的大禹，没有气派的装束和排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乞丐似的瘦长莽汉”[11]，但却是一个真正深入民间考察，找到了治水正确方法的人。
四、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从荒诞艺术和现实映射两个方面对《故事新编》进行了粗浅的探讨，也阐明了对某些具体故事情节的理解。虽然大体上围绕着文本展开，但分析和解释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作者本人的生平际遇和他的文学观念。作为鲁迅先生的创新之作，同时也是大众比较有距离感的作品，《故事新编》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而他那特有的幽默、辛辣，以及强烈的抗争性，在这本书中，亦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参考文献：
[1][3][4][5][6][7][9][10][11]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杜成君：《由<野草>看鲁迅的现代主义文学阐释》[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2）
[3][12]鲁迅：《鲁迅作品集·故事新编》[M]注释
[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荒诞艺术；现实映射
一、序言
《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1]”，有着超前的写作意识，在许多地方甚至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这些特点从环境描写的瑰丽奇谲、语言的新奇难解都可见一斑，但更多地则体现在情节安排的非逻辑性、人物形象和人物间关系的反常规，以及不断扭曲交叉的时空感上，这些又造就了整本书独特而杰出的荒诞艺术。此外，因写作时正处于新旧社会交替、动荡不安的特殊历史时期，鲁迅本人又是处于旋涡中心的“文坛斗士”，书中的八篇故事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或直接影射作者的亲身经历，或仅表达对某类人和社会现象的批判或褒奖倾向；或用笔辛辣，讽刺一目了然，或相对隐晦含。总体而言，各有千秋，并无太多优劣之分。
二、无处不在的“荒诞”
文学上的荒诞，指在情节与人物行为上违反常理与理性的情况[2]。虽然在每篇故事中的表现方式和程度深浅有所不同，但这种荒诞的色彩确实贯穿了《故事新编》的头尾，可说是无处不在。首先，情节因人而起，鲁迅对其中的每个人物都进行了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创新，刻画突破了数千年流传的固有形象。以《奔月》为例，传说中后羿一直以“射日英雄”的姿态出现，嫦娥则是典型的仙女形象；嫦娥因小人奸计而误食灵药，飞入月宫，两人从此分别。但在本篇中，两人的形象却都有了颠覆性的改变。后羿被描写为了一个每日为生计发愁的普通中年男子，甚至被自己过于精湛的箭术拖累，困窘到了难以糊口的地步。不但过去的功勋没有被世人铭记，甚至连他自己都不再引以为豪，回想起当年伟业，更多的竟是“如果那时不去射杀它，留到现在，足可以吃半年……[3]”的懊悔。即使是面对嫦娥的离去，后羿愤怒之下仿照当年射日而“射月”，这份豪情也转瞬即逝，最终以失败告终，从他的身上，似乎已很难看到所谓的英雄气概。而嫦娥也一反传统，对丈夫百般冷落指责，听到后羿提及过去时，并不为他感到荣耀，而是毫不留情地出言讥讽，最后更是因无法忍受这种天天吃“乌鸦的炸酱面”的生活而毅然盗取仙药奔往月宫，抛弃了后羿，不论从行为、对话还是细节上，都让人油然而生一种“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观感。很显然，这对夫妇不再是神话中虚无缥缈的恩爱典范，而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变得平淡而现实。书中这种将神灵和圣贤人性化、平凡乃至平庸化的手法比比皆是，《补天》中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理由不再崇高，难以理解人类的呼救和跪拜；《采薇》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变成了两个故步自封却又无法完全言行一致的垂垂老叟；《出关》里老子“形势比人强”，在关令尹喜的逼迫下不得不写出道德经，超然旷达之态荡然无存……正是这种另辟蹊径的写法，在读者的事先想象和实际文本间构筑了巨大的反差，从而天然形成了“人物不合常理”的荒诞效果。
除此以外，八篇小说中几乎都能找到以打乱时间轴方式来表现荒诞感的描写，即将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物品、特有名词、文化现象等糅杂在一起，放到一个环境中，从而产生强烈的矛盾感，变得不合逻辑。比较明显的是使现代的词语和事物出现在神话和历史传说中，如《采薇》中出现的“养老堂”[4]，《起死》的“警笛”、“警棒”[5]，《出关》的“图书馆”[6]，以及行文间白话、文言、英语、方言的夹杂；另一类不太明显的则是将中古时期事物移接到上古时期，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从饮食、衣着、住宅到车马、官制，几乎都可以见到，在文章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不如前者显著，但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细节处的改动和完善，这些故事才能在整体上得以自洽，最典型的是《理水》。它改编自大禹治水的传说，但重点其实并没有放在“治水”的过程上，反而大量着墨于洪水中被困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们之间的讨论，山下百姓的言行，以及大臣们的考察和水利局的宴会。从开篇一直到结尾都有着强烈的现代既视感，很多地方宛如社會大事件的再现，但又会每每在读者的思维已经几乎脱出原本的背景时，用诸如“贝钱”“伏羲八卦体”[7]等细节作出提醒，反复多次，突出时间和空间的混乱感。
三、核心：现实映射
粗读《故事新编》，会认为它介于黑色幽默和滑稽剧之间，但若结合当时的社会事件、以及作者鲁迅本人的际遇来看，便会轻易发觉隐藏在其中强烈的讽刺意味。映射现实才是全书的核心所在，也是作者希望它发挥的功能。它绝不仅仅是鲁迅先生在文学上做的一次突破创新，更是他以另一种形式直击外部社会的尝试之作。
如前文所说，八篇小说的情感色彩不尽相同。除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外，作者并没有对人物多加点评，但在作品里自然呈现了丰富的层次。书中既有圆形人物也有扁平人物，有的褒大于贬，有的以贬为主，也有的身上的褒贬标签相对不明显，留下更多的挖掘空间。《故事新编》的荒诞感和讽喻感基本成正比，而这两点越突出的作品，往往也就越注重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底层民众的愚昧以及所谓上流人士的虚伪。此外，总体上鲁迅仍偏向于赞扬具有抗争、奉献、牺牲精神的角色，并对秉持消极避世态度的人物加以无情地辛辣嘲讽。
依旧以《理水》为例，该篇分为四节，一共进行了四种讽刺（烘托）。首先，它写于1935年，正值抗日战争前夕，开篇耸立在洪水中“文化山”上的活动直接影射了1932年文教界建议国民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的卖国行径[8 ]，众学者基本能找到原型，而来自车肱国的食物投运似乎对应了战时的物资空投。有足够食水的众学者对周围的洪水视若无睹，不关心百姓也不在意灾难何时停止，只是在细枝末节的文化问题上一味纠缠，充满迂腐陈旧的学究气，种种丑态，穷形尽相。第二是“水利局”[9]前来巡查大臣典型的官僚做派，他们蔑视所谓的“愚民”，不但忽视民生疾苦，还故意歪曲和美化情况，办起了互相吹擂的筵席，像极了现实中尸位素餐，只知一味粉饰太平的“官老爷”们。第三层便是底层的百姓们，在文中，他们逆来顺受地承受洪水之苦，不但没有想过反抗和改变，甚至连对自己身处境地的糟糕程度都缺乏认识，在面对官员的询问时，也只会用“敷敷衍衍……混混……”[10]之类的话含糊。很显然，这类人对应的正是当时社会中的底层民众，他们辛勤却麻木，在黑暗的环境里浑浑噩噩地承受压迫，既可悲又愚昧。最后一种则是前面三种共同形成的对大禹形象的烘托，《理水》中的大禹，没有气派的装束和排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乞丐似的瘦长莽汉”[11]，但却是一个真正深入民间考察，找到了治水正确方法的人。
四、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从荒诞艺术和现实映射两个方面对《故事新编》进行了粗浅的探讨，也阐明了对某些具体故事情节的理解。虽然大体上围绕着文本展开，但分析和解释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作者本人的生平际遇和他的文学观念。作为鲁迅先生的创新之作，同时也是大众比较有距离感的作品，《故事新编》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而他那特有的幽默、辛辣，以及强烈的抗争性，在这本书中，亦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参考文献：
[1][3][4][5][6][7][9][10][11]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杜成君：《由<野草>看鲁迅的现代主义文学阐释》[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2）
[3][12]鲁迅：《鲁迅作品集·故事新编》[M]注释
[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