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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在一种崭新的政治思想规范制约下运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全国性胜利后，出于对光辉历史的珍惜和教育下一代的需要，赋予革命历史题材“战歌”主流话语权力；而彻底推翻私有制的阶级斗争和“一化三改造”的新型经济结构的建立，亦需要文学去宣传、阐释和表现，这就使文学呈现出“颂歌”特征。
一、战歌和颂歌
共和国颂歌的第一个高音，是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的《新华颂》。诗人欢呼“光芒万丈，辐射环宇”的共和国崛起在亚洲的东方，颂赞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领袖的业绩，歌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成就。大气磅礴的宏大气势与众多革命词汇交织，使他的诗呈现出典型的颂歌体特征，如《东风集》、《百花齐放》等诗文集。何其芳也用《盛大的节日》诵唱“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的新政权，展望新中国“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用这管写惯苦难的笔来写人们的欢乐”是巴金新的追求。两次赴朝的生活感受，在巴金笔下化作一曲曲志愿军英雄的颂歌，如《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保卫和平的人们》等十余本小说散文集。其中短篇小说《团圆》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影响极广。刘沧浪的话剧《红旗歌》、邵子南的小说集《地雷阵》等，都是主流文学的成就体现。
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开始戏剧活动的蜀籍女作家李伯钊，以剧作《长征》表现出对光辉革命历程的缅怀和热情颂扬。它与川陕苏区崛起的陈其通推出的剧作《万水千山》相得益彰。陈其通的《万水千山》以长征中红军第二次攻打娄山关为情节开端，通过“过彝区”、“走毛儿盖草地”、“强渡大渡河”等事件的安排，尖锐的矛盾冲突与战斗场面的渲染，曲折波澜的情节线索的贯穿，使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荡气回肠，成为后来革命大型史诗《东方红》的基本元素。蜀籍革命家朱德、陈毅、魏传统、张爱萍、吴玉章等，都以亲历者独特人生体验，以诗歌、散文、回忆录的形式，谱写出一曲曲革命历史的英雄颂歌。
根据自己一段革命经历并以寻找烈士遗孤为导人点，马识途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他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塑造了柳一清、贺国威、任远等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大智大勇的革命者形象，描写了他们在革命与家庭、爱情与友情的矛盾冲突中的崇高人格精神。其中叛徒陈醒民形象，被赋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警示理念。《老三姐》、《找红军》等短篇小说，是马识途根据川陕苏区红军事迹谱写的革命历史颂歌。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识途相继推出《夜谭十记》、《雷神传奇》等长篇，注意从巴蜀民俗“摆龙门阵”的叙事方法中汲取艺术技巧，自觉地营造出一种巴蜀风味。由写诗开始创作历程的高缨，以《达吉和她的父亲》而被人熟知。小说批判国民党残酷统治和奴隶制的黑暗，歌颂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改革的伟大。大凉山彝族生活题材的新颖，一女两父的传奇情节，父女之情与阶级之情的交相辉映，都是小说获得成功的原因。80年代后，高缨又以长篇《云崖初暖》，表现红军长征过大凉山的革命历史，体现出四川文学对本区域多民族共存现实的创作关注。
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红色战歌和颂歌最杰出的代表。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根据自己40年代末在国民党监狱白公馆、渣滓洞中的战斗经历，怀着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曾以回忆录《烈火中的永生》进行着广泛的革命传统教育；旋后以之为基础创作出《红岩》。小说以共产党地下刊物《挺进报》为焦点，安排三条线索(狱中战斗、重庆地下党工作和学生运动、农村革命武装斗争)并以狱中斗争为主线，表现了国民党统治崩溃前夕的垂死挣扎和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崇高精神。重庆多雾的阴冷、川东农村的秀丽山水等自然风物的描写，都与人物的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活动及性格表现融会一体。而狱中与狱外斗争的呼应，地下斗争与武装斗争的配合，重庆地区革命形势与中国革命步伐的联结，都使小说呈现出恢宏的历史画卷特征。小说通过塑造许云峰、江姐、陈岗、刘思扬、齐晓轩、龙光华、双枪老太婆等众多英雄形像，成功地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壮美颂歌，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它重版二十余次，发行千万册，被译成日、德、英、法、越、朝、蒙等十种以上文字；还被改编为电影、话剧、歌剧、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
二、个性化的思考
毛泽东在建国初发动的对川籍电影艺术家孙瑜的《武训传》的批判，是政治权力规范文艺创作的第一个信号。全国范围的对蜀中作家刘盛亚小说《再生记》的讨伐，使人们将真实细腻描写“个人思想改造”的现实题材视为畏途。“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更是将蜀中的“蚂蚁”、“泥土”涛群打入地狱。在“反右”浪潮中，流沙河诗作《草木篇》、川籍影评家钟惦斐的文章《电影界的锣鼓》，都是全国性批判的重点。巴金更是被作为“拔白旗”的典型备受攻讦。巴蜀当代文学的运行轨迹，正是整个中国文学的缩影。
沙汀以短篇《归来》、《卢家秀》等是塑造巴蜀式“社会主义新人”进行的“过渡”，终因生活体验的隔膜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局同未能成功。“文革”后，沙汀从《青坡》、《木鱼山记》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回归到《红石滩》对巴蜀乡镇人生状态绘写。从而再次焕发艺术光彩。郭沫若曾以《骆驼》等少量诗作表现对诗美艺术的注重。何其芳的《回答》等诗流露出对自我艺术个性迷失的忧虑，体现了中国文学转型期的探索和迷惘。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则因融贯着生活的亲身感受和注重结构，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陈翔鹤发表短篇《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题材小说的代表。李劫人在50年代初有短篇《天快要亮了》。他于60年代修改再版的“辛亥革命三部曲”，以成都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及历史巨变，在长篇小说形制和地域情调表现等方面，呈献出一种艺术新风貌。
“文革”时期，无论是兵团战歌、红卫兵战歌，还是知青悲歌，都是中国文坛的共通现象；但是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的流传，则是四川文学的独特展现。克非长篇小说《春潮急》(1972年)的出版，“就其丰富性和真实性来说，是同类作品中少见的”。艾芜短篇《高高的山上》的发表，也殊为难得。张永枚的长篇报告诗《西沙之战》(1974年)也影响极大。
1947年去台湾的覃子豪，以“蓝星诗社”社长主编《蓝星诗周刊》、《蓝星诗季刊》，成为台湾诗坛领军者。作为一个来自内陆型农耕文化圈的巴蜀之子，面对海洋产生着“蜀犬吠日”般的审美震惊。大海、海岛、港湾、雾灯、桅杆等，成为覃子豪诗歌的主要艺术意象。因此他被誉为20世纪东南亚最著名的“海洋诗人”。他先后出版有诗集《生命的弦》、《永安劫后》、《海洋诗抄》、《向日葵》、《画廊》等，以及《诗 创作论》、《诗的解剖》、《论现代诗》和《覃子豪全集》等。被誉为海外华人文坛“鬼才”的商禽，有诗作被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出版。其《籍贯》呈现浓郁的巴蜀情结，还出版有《梦成黎明》(1969年)、《用脚思想：诗及素描》、《商禽·世纪诗选》等。黄辉除长篇小说《追》外，又有《女教师》、《雾里情》、《春风悠悠》等三十六部长篇和一部中篇。寓台四川作家的创作，体现了台湾文学在国家认同、民族文学认同上的重要使命。
在海外，旅英作家韩素音有自传体长篇《瑰宝》在英同出版，被译为多种文字；好莱坞将之拍成电影《生死恋》(1955年)。其于1964年开始出版的传记《伤残的树》等五部，以及《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893～1953》、《风满楼：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949～1975》和《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等，表现了海外华人的归属感和乡土情结。旅英作家虹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富于争议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之一，代表作《饥饿的女儿》(1997年)故事跨度从1949年到大跃进、中经“文革”直至80年代解冻时期，展现了“既是食物的饥饿，也是灵魂上的饥饿，当然也是性上的饥饿”等人生思考。张戎出生于宜宾一个高干家庭，当过红卫兵、农民、钢厂工人、赤脚医生等，是中国首批公派留英者。其自传性著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1991年)，以祖孙三代女人的家庭故事，“写出了一个女人的顽强和坚韧”，反映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另有《孙逸仙夫人宋庆龄传》等。
三、新风格与新人
当代巴蜀文学的运行，是以“五四”以来蜀中作家巨大成就的丰厚积淀为艺术前提的。
艾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短篇集《夜归》，主要以鞍钢工人生活为题，“想把新的一代中国人写出来”。他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通过阶级敌人破坏、青年工人间爱情冲突、领导干部思想和工作方式差异的矛盾，表现社会主义生产“既炼钢又炼人”的时代主题。《南行记续编》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表现西南边疆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历经“文革”磨难后的艾芜再以《南行记新篇》来表现边疆人民所受极左政治的伤痕；长篇小说《春天的雾》和中篇《风波》，则分别从“四清运动”对农村经济的破坏、新时期农村青年的奋起的角度，展开思考。
梁上泉、张永枚、陆綮、雁翼、胡笳、戈壁舟、周刚等“西南边疆诗人群”崛起于诗坛，成为“一个省区的引人注目”现象。他们的诗歌创作大多取材于两南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其中特别是通过反映“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与川康、川滇边界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以对大西南美丽自然风物和多民族共存杂居社会状貌的描绘，对少数民族新型人生的歌颂，给沉溺于红旗、阳光、东风、战鼓等意象的诗坛，带来一种惊喜。“森林诗人”傅仇则以祖国大好河山尤其是“伐木者的真实生活”颂歌而呈现出抒情个性，如《森林之歌》和《伐木者》。此外，白航、石天河、白峡、戴安常、沈重、王尔碑、陈犀、胡笳等，亦在共和国的旗帜下驰骋于诗坛。
鲜明的时潮印记和浓郁地域色彩，成为克非创作的两大主要特征。长篇小说《春潮急》以川两北农村梨花乡的农业合作运动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农村因为天灾、人祸、生产落后等形成再度两极分化，表现了广大农民向往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他在“文革”后的中篇《头儿》，开始真实地表现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人在奈何天”系列短篇，则呈现浓郁的四川风情。他的《鸦片王国浮沉记》、《牛魔王的后代》、《无言的圣莽山》等长篇亦属此列。同时崛起的履冰有短篇小说《夫妻之间》、《春夜》。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揭祥麟有小说集《吃大户》、《抗丁记》、《小歌女》、《雷雨前后》、《羊村理发店》、《小保管员》、《向日葵日记》，科幻童话《银河铁道999》等，被翻译为俄文与朝鲜文出版；其短篇代表作是《牛年少年》。榴红在1952年于《人民文学》上首次发表小说，80年代出版有《川西平原风情画——榴红中短篇小说集》。火笛在工业题材创作领域，丰富着四川文学。在由延安入川的作家中，柯岗有战争题材的长篇《逐鹿中原》(1962年)以及短篇小说《柳雪岚》(1957年)、《他们还没死》(1961年)问世；曾克有短篇小说《信》(1954年)、《接班人》(1961年)等发表。
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挖掘整理，藏族民间故事《青蛙骑手》、彝族长诗《妈妈的女儿》的整理出版等，为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的兴盛准备了条件。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解放后党所培养的第一个彝族诗人”吴琪拉达，于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其《风雪凉山》、《写给翻身奴隶的后代》、《菩萨面前》等诗作曾荣获全国、省、州文学奖。回族诗人木斧在“文革”后出版了《木斧诗选》。他将前往西北寻访穆斯林文化之根的感悟，呈现于诗集《乡思乡情乡恋》(1990年)中。其被人称道的代表诗作有《春蛾》、《爆着火花的诗》。
藏族作家意西泽仁小说《依姆琼琼》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成为藏族第一位出版小说集的作家。他的长篇《珠玛》，中篇集《大雁落脚的地方》、《松耳石项链》、《极地》、短篇集《意西泽仁小说精选》等的问世，表达了作者那“草原深处的记忆”。现任青海省副省长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初恋的歌》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诗歌奖最高奖；另有《罗马的太阳》、《吉狄马加诗选》、《遗忘的词》等诗集问世。彝族作家倮伍拉且1983年发表处女作《轻轻的风》。其深厚而飘逸的唱给大山的初恋的歌，呈现在《饶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诗歌图腾》等诗集中，并因此获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人奖、优秀奖和骏马奖。土家族冉云飞的诗文、苗族何小竹的诗歌、彝族文学的首部长篇《厚墙裂痕》(马德清)等，都是四川文学的重要收获。
四、众声喧哗的文学
“文革”结束，川籍作家刘心武《班主任》(1980年)拉开了“伤痕”序幕。“反思”文学盛行，以巴金《随想录》出版为标志，以“讲真话”体现“全民族共忏悔”以及“高老太爷还在马路上散步”的警示，具有“世纪末中国思想界大清扫”价值。曾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短篇《古峡迷雾》的童恩正，以短篇《珊瑚岛上的死光》掀起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浪潮。80年代文坛上，大巴山的谭力和雁宁、内江的黄济人和傅恒、重庆的莫怀戚、南充的魏继新、绵阳的吴因易，以及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大国之魂》、《流浪金三角》和乔瑜的《孽障们的歌》，在中国文坛有着巨大影响。裘山山1984年发表处女作《绿色的山洼》，其长篇《我在天堂等你》具有较大影响。何大草以第一篇小说《衣冠似雪》(1995年)开始引起人们注意，《午门的暧昧》则是其文学才华的初露。他的《刀子与刀子》被看成是中国最具震撼力的青春小 说，编织出一个个“残酷”而温暖的“疼痛”青春故事。
1997年再次当选为省作协主席的马识途曾自豪地宣称：四川诗歌创作在“全国都算强项”。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的流沙河，因1957年发表散文诗《草木篇》而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推出的《流沙河诗选》(1982年)，获“1979-1982年全国优秀新诗(集)一等奖”；其《故同六咏》获“1979-1980全国优秀诗歌奖”。《流沙河诗集》、《游踪》、《锯齿啮痕录》、《独唱》、《流沙河诗话》等作品奠定了诗人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1955年到四川省文联的孙静轩，出版诗集《唱给浑河》、《沿着海岸、沿着峡谷》；而《海洋抒情诗》则为他赢得“海洋抒情诗人”的美誉。杨牧亦以《我是青年》获得社会巨大赞誉。其诗集有《绿色的星》、《复活的海》、《野玫瑰》、《夕阳和我》、《雄风》等，为“新边塞诗”的代表。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在孩子和世界之间》等诗集，用明净和童稚式的情感和想象，歌唱花朵、蓝天、母爱、果园，为诗坛吹来一股清新的田园气息；扬炼诗集《荒魂》、江河诗集《从这里开始》、廖亦武的《大盆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张新泉诗集《鸟落民间》等，都在中国诗坛产生过巨大影响。1983年，以《第三代诗会-题记》为标志，以周伦佑、李亚伟、杨黎、石光华、尚仲敏、翟永明等为代表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等“巴蜀新生代诗”集群，同样受到中国诗坛注目。
在畅销读物领域，“青春写手”的代表郭敬明和“文字女巫”饶雪漫、“川派武侠”的代表步非烟和风歌，其作品都获得许多资深作家难以企及的市场发行量。新媒介造就了《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成都粉子》、《成都，爱情只有八个月》三部网络小说，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成都纪元”，虽褒贬不一但反响极大，引来许多“后成都”纷纷登台，如《今夜，让我们一起制造快感》、烂尾楼《成都往事》、《成都洞洞舞厅》等。
四川特有的“乡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继续着。李一清的小说《山杠爷》碰触了中国乡村社会变革及农民的精神浮动，被改编为电影、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继后的《父老乡亲》(1996年)反映了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困境，曾引起极大的反响；《农民》(2004年)的独到之处在于它通过描绘农民在解放后几十年间经历的数次土地的得与失，探寻了造成农民贫困落后的诸多原因，并展示了广大农民的最终命运走向。贺享雍的长篇《苍凉后土》(1997年)受到文坛关注。他还有中篇小说《末等官》、中短篇小说集《投影》以及都市题材长篇《狼相报告》、《官雎关雎》等出版。罗伟章以《我们的成长》、《故乡在远方》、《大嫂谣》等6部作品，关注本地底层人生状态，思考和表现打工者的生存状况，成为农民工进城的惨痛经历的陈述者。其作品萦绕着一种苍凉的悲悯和感伤。
在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茅盾文学奖家族”中，周克芹从短篇集《石家兄妹》(1977年)开始起步，以《山月不知心里事》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1979年冬天四川一个偏僻农村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老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生活故事，真实地揭露了‘文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性破坏和在农民精神上造成的严重创伤，深刻地反映了70年代风云变幻的社会面貌”，名列首届“茅盾文学奖”榜首。寓蜀作家王火《战争与人》三部曲，以全面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恢宏画面，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曾出版《旧年的血痕》等短篇集的藏族作家阿来，因长篇《尘埃落定》“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和“充满灵动的诗意”、“轻巧而富有魅力”的语言等艺术性，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寓蜀军旅作家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写的是成都，也是在成都写的”，在国企改革问题思考中“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和忧患意识”，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寓蜀军旅作家麦家的《暗算》，“将间谍战、密码战、无线电侦听熔一炉，穿插亲情、爱情、数学天才、革命志士轮番登场，绝地厮杀”，成为“新智力小说”的开创者，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在中国文学“最高锋线”上，四川文学获奖数量位居各省市自治区前茅。这都为四川文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战歌和颂歌
共和国颂歌的第一个高音，是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的《新华颂》。诗人欢呼“光芒万丈，辐射环宇”的共和国崛起在亚洲的东方，颂赞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领袖的业绩，歌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成就。大气磅礴的宏大气势与众多革命词汇交织，使他的诗呈现出典型的颂歌体特征，如《东风集》、《百花齐放》等诗文集。何其芳也用《盛大的节日》诵唱“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的新政权，展望新中国“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用这管写惯苦难的笔来写人们的欢乐”是巴金新的追求。两次赴朝的生活感受，在巴金笔下化作一曲曲志愿军英雄的颂歌，如《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保卫和平的人们》等十余本小说散文集。其中短篇小说《团圆》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影响极广。刘沧浪的话剧《红旗歌》、邵子南的小说集《地雷阵》等，都是主流文学的成就体现。
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开始戏剧活动的蜀籍女作家李伯钊，以剧作《长征》表现出对光辉革命历程的缅怀和热情颂扬。它与川陕苏区崛起的陈其通推出的剧作《万水千山》相得益彰。陈其通的《万水千山》以长征中红军第二次攻打娄山关为情节开端，通过“过彝区”、“走毛儿盖草地”、“强渡大渡河”等事件的安排，尖锐的矛盾冲突与战斗场面的渲染，曲折波澜的情节线索的贯穿，使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荡气回肠，成为后来革命大型史诗《东方红》的基本元素。蜀籍革命家朱德、陈毅、魏传统、张爱萍、吴玉章等，都以亲历者独特人生体验，以诗歌、散文、回忆录的形式，谱写出一曲曲革命历史的英雄颂歌。
根据自己一段革命经历并以寻找烈士遗孤为导人点，马识途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他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塑造了柳一清、贺国威、任远等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大智大勇的革命者形象，描写了他们在革命与家庭、爱情与友情的矛盾冲突中的崇高人格精神。其中叛徒陈醒民形象，被赋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警示理念。《老三姐》、《找红军》等短篇小说，是马识途根据川陕苏区红军事迹谱写的革命历史颂歌。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识途相继推出《夜谭十记》、《雷神传奇》等长篇，注意从巴蜀民俗“摆龙门阵”的叙事方法中汲取艺术技巧，自觉地营造出一种巴蜀风味。由写诗开始创作历程的高缨，以《达吉和她的父亲》而被人熟知。小说批判国民党残酷统治和奴隶制的黑暗，歌颂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改革的伟大。大凉山彝族生活题材的新颖，一女两父的传奇情节，父女之情与阶级之情的交相辉映，都是小说获得成功的原因。80年代后，高缨又以长篇《云崖初暖》，表现红军长征过大凉山的革命历史，体现出四川文学对本区域多民族共存现实的创作关注。
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红色战歌和颂歌最杰出的代表。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根据自己40年代末在国民党监狱白公馆、渣滓洞中的战斗经历，怀着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曾以回忆录《烈火中的永生》进行着广泛的革命传统教育；旋后以之为基础创作出《红岩》。小说以共产党地下刊物《挺进报》为焦点，安排三条线索(狱中战斗、重庆地下党工作和学生运动、农村革命武装斗争)并以狱中斗争为主线，表现了国民党统治崩溃前夕的垂死挣扎和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崇高精神。重庆多雾的阴冷、川东农村的秀丽山水等自然风物的描写，都与人物的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活动及性格表现融会一体。而狱中与狱外斗争的呼应，地下斗争与武装斗争的配合，重庆地区革命形势与中国革命步伐的联结，都使小说呈现出恢宏的历史画卷特征。小说通过塑造许云峰、江姐、陈岗、刘思扬、齐晓轩、龙光华、双枪老太婆等众多英雄形像，成功地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壮美颂歌，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它重版二十余次，发行千万册，被译成日、德、英、法、越、朝、蒙等十种以上文字；还被改编为电影、话剧、歌剧、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
二、个性化的思考
毛泽东在建国初发动的对川籍电影艺术家孙瑜的《武训传》的批判，是政治权力规范文艺创作的第一个信号。全国范围的对蜀中作家刘盛亚小说《再生记》的讨伐，使人们将真实细腻描写“个人思想改造”的现实题材视为畏途。“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更是将蜀中的“蚂蚁”、“泥土”涛群打入地狱。在“反右”浪潮中，流沙河诗作《草木篇》、川籍影评家钟惦斐的文章《电影界的锣鼓》，都是全国性批判的重点。巴金更是被作为“拔白旗”的典型备受攻讦。巴蜀当代文学的运行轨迹，正是整个中国文学的缩影。
沙汀以短篇《归来》、《卢家秀》等是塑造巴蜀式“社会主义新人”进行的“过渡”，终因生活体验的隔膜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局同未能成功。“文革”后，沙汀从《青坡》、《木鱼山记》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回归到《红石滩》对巴蜀乡镇人生状态绘写。从而再次焕发艺术光彩。郭沫若曾以《骆驼》等少量诗作表现对诗美艺术的注重。何其芳的《回答》等诗流露出对自我艺术个性迷失的忧虑，体现了中国文学转型期的探索和迷惘。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则因融贯着生活的亲身感受和注重结构，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陈翔鹤发表短篇《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题材小说的代表。李劫人在50年代初有短篇《天快要亮了》。他于60年代修改再版的“辛亥革命三部曲”，以成都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及历史巨变，在长篇小说形制和地域情调表现等方面，呈献出一种艺术新风貌。
“文革”时期，无论是兵团战歌、红卫兵战歌，还是知青悲歌，都是中国文坛的共通现象；但是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的流传，则是四川文学的独特展现。克非长篇小说《春潮急》(1972年)的出版，“就其丰富性和真实性来说，是同类作品中少见的”。艾芜短篇《高高的山上》的发表，也殊为难得。张永枚的长篇报告诗《西沙之战》(1974年)也影响极大。
1947年去台湾的覃子豪，以“蓝星诗社”社长主编《蓝星诗周刊》、《蓝星诗季刊》，成为台湾诗坛领军者。作为一个来自内陆型农耕文化圈的巴蜀之子，面对海洋产生着“蜀犬吠日”般的审美震惊。大海、海岛、港湾、雾灯、桅杆等，成为覃子豪诗歌的主要艺术意象。因此他被誉为20世纪东南亚最著名的“海洋诗人”。他先后出版有诗集《生命的弦》、《永安劫后》、《海洋诗抄》、《向日葵》、《画廊》等，以及《诗 创作论》、《诗的解剖》、《论现代诗》和《覃子豪全集》等。被誉为海外华人文坛“鬼才”的商禽，有诗作被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出版。其《籍贯》呈现浓郁的巴蜀情结，还出版有《梦成黎明》(1969年)、《用脚思想：诗及素描》、《商禽·世纪诗选》等。黄辉除长篇小说《追》外，又有《女教师》、《雾里情》、《春风悠悠》等三十六部长篇和一部中篇。寓台四川作家的创作，体现了台湾文学在国家认同、民族文学认同上的重要使命。
在海外，旅英作家韩素音有自传体长篇《瑰宝》在英同出版，被译为多种文字；好莱坞将之拍成电影《生死恋》(1955年)。其于1964年开始出版的传记《伤残的树》等五部，以及《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893～1953》、《风满楼：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949～1975》和《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等，表现了海外华人的归属感和乡土情结。旅英作家虹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富于争议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之一，代表作《饥饿的女儿》(1997年)故事跨度从1949年到大跃进、中经“文革”直至80年代解冻时期，展现了“既是食物的饥饿，也是灵魂上的饥饿，当然也是性上的饥饿”等人生思考。张戎出生于宜宾一个高干家庭，当过红卫兵、农民、钢厂工人、赤脚医生等，是中国首批公派留英者。其自传性著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1991年)，以祖孙三代女人的家庭故事，“写出了一个女人的顽强和坚韧”，反映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另有《孙逸仙夫人宋庆龄传》等。
三、新风格与新人
当代巴蜀文学的运行，是以“五四”以来蜀中作家巨大成就的丰厚积淀为艺术前提的。
艾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短篇集《夜归》，主要以鞍钢工人生活为题，“想把新的一代中国人写出来”。他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通过阶级敌人破坏、青年工人间爱情冲突、领导干部思想和工作方式差异的矛盾，表现社会主义生产“既炼钢又炼人”的时代主题。《南行记续编》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表现西南边疆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历经“文革”磨难后的艾芜再以《南行记新篇》来表现边疆人民所受极左政治的伤痕；长篇小说《春天的雾》和中篇《风波》，则分别从“四清运动”对农村经济的破坏、新时期农村青年的奋起的角度，展开思考。
梁上泉、张永枚、陆綮、雁翼、胡笳、戈壁舟、周刚等“西南边疆诗人群”崛起于诗坛，成为“一个省区的引人注目”现象。他们的诗歌创作大多取材于两南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其中特别是通过反映“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与川康、川滇边界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以对大西南美丽自然风物和多民族共存杂居社会状貌的描绘，对少数民族新型人生的歌颂，给沉溺于红旗、阳光、东风、战鼓等意象的诗坛，带来一种惊喜。“森林诗人”傅仇则以祖国大好河山尤其是“伐木者的真实生活”颂歌而呈现出抒情个性，如《森林之歌》和《伐木者》。此外，白航、石天河、白峡、戴安常、沈重、王尔碑、陈犀、胡笳等，亦在共和国的旗帜下驰骋于诗坛。
鲜明的时潮印记和浓郁地域色彩，成为克非创作的两大主要特征。长篇小说《春潮急》以川两北农村梨花乡的农业合作运动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农村因为天灾、人祸、生产落后等形成再度两极分化，表现了广大农民向往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他在“文革”后的中篇《头儿》，开始真实地表现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人在奈何天”系列短篇，则呈现浓郁的四川风情。他的《鸦片王国浮沉记》、《牛魔王的后代》、《无言的圣莽山》等长篇亦属此列。同时崛起的履冰有短篇小说《夫妻之间》、《春夜》。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揭祥麟有小说集《吃大户》、《抗丁记》、《小歌女》、《雷雨前后》、《羊村理发店》、《小保管员》、《向日葵日记》，科幻童话《银河铁道999》等，被翻译为俄文与朝鲜文出版；其短篇代表作是《牛年少年》。榴红在1952年于《人民文学》上首次发表小说，80年代出版有《川西平原风情画——榴红中短篇小说集》。火笛在工业题材创作领域，丰富着四川文学。在由延安入川的作家中，柯岗有战争题材的长篇《逐鹿中原》(1962年)以及短篇小说《柳雪岚》(1957年)、《他们还没死》(1961年)问世；曾克有短篇小说《信》(1954年)、《接班人》(1961年)等发表。
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挖掘整理，藏族民间故事《青蛙骑手》、彝族长诗《妈妈的女儿》的整理出版等，为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的兴盛准备了条件。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解放后党所培养的第一个彝族诗人”吴琪拉达，于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其《风雪凉山》、《写给翻身奴隶的后代》、《菩萨面前》等诗作曾荣获全国、省、州文学奖。回族诗人木斧在“文革”后出版了《木斧诗选》。他将前往西北寻访穆斯林文化之根的感悟，呈现于诗集《乡思乡情乡恋》(1990年)中。其被人称道的代表诗作有《春蛾》、《爆着火花的诗》。
藏族作家意西泽仁小说《依姆琼琼》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成为藏族第一位出版小说集的作家。他的长篇《珠玛》，中篇集《大雁落脚的地方》、《松耳石项链》、《极地》、短篇集《意西泽仁小说精选》等的问世，表达了作者那“草原深处的记忆”。现任青海省副省长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初恋的歌》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诗歌奖最高奖；另有《罗马的太阳》、《吉狄马加诗选》、《遗忘的词》等诗集问世。彝族作家倮伍拉且1983年发表处女作《轻轻的风》。其深厚而飘逸的唱给大山的初恋的歌，呈现在《饶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诗歌图腾》等诗集中，并因此获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人奖、优秀奖和骏马奖。土家族冉云飞的诗文、苗族何小竹的诗歌、彝族文学的首部长篇《厚墙裂痕》(马德清)等，都是四川文学的重要收获。
四、众声喧哗的文学
“文革”结束，川籍作家刘心武《班主任》(1980年)拉开了“伤痕”序幕。“反思”文学盛行，以巴金《随想录》出版为标志，以“讲真话”体现“全民族共忏悔”以及“高老太爷还在马路上散步”的警示，具有“世纪末中国思想界大清扫”价值。曾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短篇《古峡迷雾》的童恩正，以短篇《珊瑚岛上的死光》掀起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浪潮。80年代文坛上，大巴山的谭力和雁宁、内江的黄济人和傅恒、重庆的莫怀戚、南充的魏继新、绵阳的吴因易，以及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大国之魂》、《流浪金三角》和乔瑜的《孽障们的歌》，在中国文坛有着巨大影响。裘山山1984年发表处女作《绿色的山洼》，其长篇《我在天堂等你》具有较大影响。何大草以第一篇小说《衣冠似雪》(1995年)开始引起人们注意，《午门的暧昧》则是其文学才华的初露。他的《刀子与刀子》被看成是中国最具震撼力的青春小 说，编织出一个个“残酷”而温暖的“疼痛”青春故事。
1997年再次当选为省作协主席的马识途曾自豪地宣称：四川诗歌创作在“全国都算强项”。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的流沙河，因1957年发表散文诗《草木篇》而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推出的《流沙河诗选》(1982年)，获“1979-1982年全国优秀新诗(集)一等奖”；其《故同六咏》获“1979-1980全国优秀诗歌奖”。《流沙河诗集》、《游踪》、《锯齿啮痕录》、《独唱》、《流沙河诗话》等作品奠定了诗人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1955年到四川省文联的孙静轩，出版诗集《唱给浑河》、《沿着海岸、沿着峡谷》；而《海洋抒情诗》则为他赢得“海洋抒情诗人”的美誉。杨牧亦以《我是青年》获得社会巨大赞誉。其诗集有《绿色的星》、《复活的海》、《野玫瑰》、《夕阳和我》、《雄风》等，为“新边塞诗”的代表。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在孩子和世界之间》等诗集，用明净和童稚式的情感和想象，歌唱花朵、蓝天、母爱、果园，为诗坛吹来一股清新的田园气息；扬炼诗集《荒魂》、江河诗集《从这里开始》、廖亦武的《大盆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张新泉诗集《鸟落民间》等，都在中国诗坛产生过巨大影响。1983年，以《第三代诗会-题记》为标志，以周伦佑、李亚伟、杨黎、石光华、尚仲敏、翟永明等为代表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等“巴蜀新生代诗”集群，同样受到中国诗坛注目。
在畅销读物领域，“青春写手”的代表郭敬明和“文字女巫”饶雪漫、“川派武侠”的代表步非烟和风歌，其作品都获得许多资深作家难以企及的市场发行量。新媒介造就了《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成都粉子》、《成都，爱情只有八个月》三部网络小说，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成都纪元”，虽褒贬不一但反响极大，引来许多“后成都”纷纷登台，如《今夜，让我们一起制造快感》、烂尾楼《成都往事》、《成都洞洞舞厅》等。
四川特有的“乡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继续着。李一清的小说《山杠爷》碰触了中国乡村社会变革及农民的精神浮动，被改编为电影、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继后的《父老乡亲》(1996年)反映了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困境，曾引起极大的反响；《农民》(2004年)的独到之处在于它通过描绘农民在解放后几十年间经历的数次土地的得与失，探寻了造成农民贫困落后的诸多原因，并展示了广大农民的最终命运走向。贺享雍的长篇《苍凉后土》(1997年)受到文坛关注。他还有中篇小说《末等官》、中短篇小说集《投影》以及都市题材长篇《狼相报告》、《官雎关雎》等出版。罗伟章以《我们的成长》、《故乡在远方》、《大嫂谣》等6部作品，关注本地底层人生状态，思考和表现打工者的生存状况，成为农民工进城的惨痛经历的陈述者。其作品萦绕着一种苍凉的悲悯和感伤。
在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茅盾文学奖家族”中，周克芹从短篇集《石家兄妹》(1977年)开始起步，以《山月不知心里事》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1979年冬天四川一个偏僻农村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老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生活故事，真实地揭露了‘文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性破坏和在农民精神上造成的严重创伤，深刻地反映了70年代风云变幻的社会面貌”，名列首届“茅盾文学奖”榜首。寓蜀作家王火《战争与人》三部曲，以全面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恢宏画面，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曾出版《旧年的血痕》等短篇集的藏族作家阿来，因长篇《尘埃落定》“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和“充满灵动的诗意”、“轻巧而富有魅力”的语言等艺术性，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寓蜀军旅作家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写的是成都，也是在成都写的”，在国企改革问题思考中“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和忧患意识”，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寓蜀军旅作家麦家的《暗算》，“将间谍战、密码战、无线电侦听熔一炉，穿插亲情、爱情、数学天才、革命志士轮番登场，绝地厮杀”，成为“新智力小说”的开创者，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在中国文学“最高锋线”上，四川文学获奖数量位居各省市自治区前茅。这都为四川文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