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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从先秦诸子一支,后壮大成民族文化之基底、主干,凝结为华夏文明之深厚元气,鼓荡成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如今,孔孟儒学更逐渐为西方世界所瞩目,可以想见未来之社会,儒学必然以其崇高而丰富的道德资源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一、儒家思想塑造的道德型文化
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季,希望重整天下秩序以归于大同。他从社会的最小单元——社会个体开始,重建道德规范、彰显道德价值,然后以己推人来实现社会道德大厦的建构。于是从“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到“博施于民而济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以“仁”为圆点,以“修己”为起点,以“治人”为终点开始铺设“内圣外王”的成“仁”之路。而孟子的“性善说”不仅在逻辑上完善了孔子的“内圣”,进一步深化了孔子的思想起点,而且降低了孔子“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的严苛,增强了对“仁”追求的信心和可行性。
诚如杜维明所言:“儒家传统”是一个体现‘终极关切’的精神文明:在最坏的客观条件下表现出最好的人性光辉……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内圣与外王是古代知识分子两个最重要的人生境界。外在功业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内圣这一先决条件,同是还有很多不可控的外在因素,而“内圣”则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和自律来达到。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非常重视人格塑造和自我约束。大多数儒家学者即便身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恶劣条件,也能“乐亦在其中”,在“天下无道”之时,不随波逐流,不随人俯仰,不趋炎附势,凛然于天地间。可以说义利之辨,穷达之理遍布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借由在朝官员、在野乡绅以及众多读书人的表率,成为古代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核的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自律性和道德感,形成了与西方文化类型迥异的道德型文化。
儒家思想造就的道德型文化,除了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还表现在“和”的宽大。“和”既有对他人的宽容——“和而不同”,也有对自然的敬重——“天人合一”。这是儒学成为世界性人文资源的重要法宝。“和”的实质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林语堂所说的最为“成熟”的文化。
儒家思想在秩序层面体现为礼。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小家到家族,由家族到整个村落,这样一级级形成的紧密的血亲网络。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皆从家庭开始,一家之中的内外有别、上下有序,即礼,就成了构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
二、道德型文化的当代困境
在当下中国,世人愈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化不挺、道德滑坡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以德立身、以礼治世的儒家思想、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在今天已经大大萎缩。
原因其一是“五·四”和“文革”两次社会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创,致使儒家思想出现严重断层。原因其二则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伴随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聚族而居、以礼维系的血亲网络解体,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 其道德随之急剧萎缩,儒家思想已经从日用人伦的肌理逐渐剥离。所以,余英时学者不无哀情地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原因其三在于中国儒家思想的特质。即便不考虑文化迫害和社会土壤变化,在现代社会面前,儒家思想“重德”的特质也会表现为与生俱来的缺陷,虽然这也许只是暂时的水土不服。正如上文所言,孟子之后,中国传统道德则以性善说为逻辑起点,依靠坚定的信念、严格的自律和不懈努力最终成就君子人格、实现天下大治。因此中国传统社会重德而轻法,中国甚至有这样的古话:“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认为告状会让人“好讼而无耻”——当人们开始依赖法律,就不再愿意进行道德的自我约束了。古代中国人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靠礼,也就是家法族规来处理。在整个封建社会,礼,就一直扮演着比法律还重要的角色。而在西方的文化里,人具有不可摆脱之“原罪”,如亚当夏娃一样不会听从安排、无法自我约束,所以必须依靠“他律”进行强制管理,这就是西方悠久的法理传统的文化根基。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仍然在艰难待续,但是其法制传统薄弱的特点,仍然让这种文化类型在现代社会中捉襟见肘。
三、儒家思想、道德型文化的发展前景
儒家思想歷经两千余年发展,深陷数次困境而大难不死,根本原因即在于其蕴藏的高远智慧和永恒的道德价值。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原来门第飘零的儒学开始呈现复兴之势,并逐渐进入世界视野。因为在今天,全球出现生态危机、和平危机,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局部冲突不断等等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问题,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为现代化进程、为各种族文化的对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进而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西方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他们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对自然对立的态度才是孕育这些社会危机的温床。而他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看到了“崇尚道德、道德自律”,道德型文化相较于“法制”文化而言更体现出人性的自觉与高贵;而儒家思想的“和谐”理念,承认多元,倡导包容,肯定合作,更是充满了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公理和智慧。
除此自信展望,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完成对传统的认祖归宗,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高度重视教育主阵地的设计;另一方面亟需对儒家思想进行实质性的重建,摈弃旧式伦理道德,对其价值观体系作出新的简择、诠释与重塑,着重阐扬“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并创造性地吸收其他学术传统中宝贵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这样内外共建,形成文化建设的聚合力,才能担当起世界大国主流文化的重任,成为照亮并引领中华民族实现梦想的精神火炬和食粮。
一、儒家思想塑造的道德型文化
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季,希望重整天下秩序以归于大同。他从社会的最小单元——社会个体开始,重建道德规范、彰显道德价值,然后以己推人来实现社会道德大厦的建构。于是从“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到“博施于民而济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以“仁”为圆点,以“修己”为起点,以“治人”为终点开始铺设“内圣外王”的成“仁”之路。而孟子的“性善说”不仅在逻辑上完善了孔子的“内圣”,进一步深化了孔子的思想起点,而且降低了孔子“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的严苛,增强了对“仁”追求的信心和可行性。
诚如杜维明所言:“儒家传统”是一个体现‘终极关切’的精神文明:在最坏的客观条件下表现出最好的人性光辉……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内圣与外王是古代知识分子两个最重要的人生境界。外在功业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内圣这一先决条件,同是还有很多不可控的外在因素,而“内圣”则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和自律来达到。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非常重视人格塑造和自我约束。大多数儒家学者即便身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恶劣条件,也能“乐亦在其中”,在“天下无道”之时,不随波逐流,不随人俯仰,不趋炎附势,凛然于天地间。可以说义利之辨,穷达之理遍布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借由在朝官员、在野乡绅以及众多读书人的表率,成为古代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核的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自律性和道德感,形成了与西方文化类型迥异的道德型文化。
儒家思想造就的道德型文化,除了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还表现在“和”的宽大。“和”既有对他人的宽容——“和而不同”,也有对自然的敬重——“天人合一”。这是儒学成为世界性人文资源的重要法宝。“和”的实质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林语堂所说的最为“成熟”的文化。
儒家思想在秩序层面体现为礼。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小家到家族,由家族到整个村落,这样一级级形成的紧密的血亲网络。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皆从家庭开始,一家之中的内外有别、上下有序,即礼,就成了构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
二、道德型文化的当代困境
在当下中国,世人愈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化不挺、道德滑坡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以德立身、以礼治世的儒家思想、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在今天已经大大萎缩。
原因其一是“五·四”和“文革”两次社会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创,致使儒家思想出现严重断层。原因其二则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伴随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聚族而居、以礼维系的血亲网络解体,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 其道德随之急剧萎缩,儒家思想已经从日用人伦的肌理逐渐剥离。所以,余英时学者不无哀情地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原因其三在于中国儒家思想的特质。即便不考虑文化迫害和社会土壤变化,在现代社会面前,儒家思想“重德”的特质也会表现为与生俱来的缺陷,虽然这也许只是暂时的水土不服。正如上文所言,孟子之后,中国传统道德则以性善说为逻辑起点,依靠坚定的信念、严格的自律和不懈努力最终成就君子人格、实现天下大治。因此中国传统社会重德而轻法,中国甚至有这样的古话:“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认为告状会让人“好讼而无耻”——当人们开始依赖法律,就不再愿意进行道德的自我约束了。古代中国人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靠礼,也就是家法族规来处理。在整个封建社会,礼,就一直扮演着比法律还重要的角色。而在西方的文化里,人具有不可摆脱之“原罪”,如亚当夏娃一样不会听从安排、无法自我约束,所以必须依靠“他律”进行强制管理,这就是西方悠久的法理传统的文化根基。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仍然在艰难待续,但是其法制传统薄弱的特点,仍然让这种文化类型在现代社会中捉襟见肘。
三、儒家思想、道德型文化的发展前景
儒家思想歷经两千余年发展,深陷数次困境而大难不死,根本原因即在于其蕴藏的高远智慧和永恒的道德价值。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原来门第飘零的儒学开始呈现复兴之势,并逐渐进入世界视野。因为在今天,全球出现生态危机、和平危机,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局部冲突不断等等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问题,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为现代化进程、为各种族文化的对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进而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西方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他们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对自然对立的态度才是孕育这些社会危机的温床。而他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看到了“崇尚道德、道德自律”,道德型文化相较于“法制”文化而言更体现出人性的自觉与高贵;而儒家思想的“和谐”理念,承认多元,倡导包容,肯定合作,更是充满了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公理和智慧。
除此自信展望,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完成对传统的认祖归宗,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高度重视教育主阵地的设计;另一方面亟需对儒家思想进行实质性的重建,摈弃旧式伦理道德,对其价值观体系作出新的简择、诠释与重塑,着重阐扬“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并创造性地吸收其他学术传统中宝贵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这样内外共建,形成文化建设的聚合力,才能担当起世界大国主流文化的重任,成为照亮并引领中华民族实现梦想的精神火炬和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