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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狐作为我国民间的传统信仰对象，狐仙信仰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在历史时期内，人们对狐的情感态度是极为复杂而又充满变化的。大体上，在先秦时期狐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完美的，以至于成为“祥瑞”的象征。而在先秦以后，特别是两汉以后狐逐步地被妖魅化，成了作祟于人间的媚人妖物，它的出现更成了“凶兆”。但令人称奇的是，伴随着狐的妖化，出现的并不是人们对狐的排斥，而恰恰相反，人们对狐的信仰却愈演愈烈，至清代最终发展成为遍及中国北方的狐仙信仰。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信仰与情感的“错位”，形成了奉所厌所鄙之物为神的奇特现象。
关键词： 狐 妖化 狐仙信仰 错位
引言
曾经兴盛于北方地区的狐仙信仰是中国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其本身承载巨大的民俗和文化意义。而在狐仙信仰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狐的情感态度经历了由喜至厌的重大转变，形成了信仰与情感的“错位”，这种“错位”为狐仙信仰增添了一层复杂而奇异的色彩。探析狐仙信仰与人们情感态度的错位关系，理清狐仙信仰的兴起发展过程，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狐仙信仰，解析其所蕴含的民俗文化意义。
一、狐的妖化
（一）“祥瑞”之狐
在我国的先秦时代，狐更多地以灵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对狐充满了崇敬和喜爱。先秦时期敬狐、爱狐情感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可归结于狐本身习性中所显现出的“灵性”，正如《现代汉语词典》对“狐”的解释：“性狡猾多疑，昼伏夜出”[1]，狐狸生性多疑、狡猾谨慎，因此才有了“狐疑”、“狐听”、“狐埋狐搰”等词语的产生。此外狐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也为其增添了一份神秘之感，再加之狐长尾、长脸、三角耳的形体特征和灵敏矫捷的行动特点，使之在先秦时期的人们心中形成了灵异而不可捉摸的形象。另一方面原始图腾崇拜的影响不可忽视，狐作为承载了诸多文化含义的灵兽，其地位在原始社会就已确立，狐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早期即作为部落图腾而被先民所崇拜。对此，先秦重要历史地理学文献《山海经》有载：“青丘国在其北，有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2]对于文献中的九尾之狐的真实含义，学术界早已形成了一致的解释，即其为九个狐图腾氏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另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皇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皇帝战于阪泉之野。”[3]文中所指的六种动物也同样为六个以该动物为图腾的部落，而又根据《尔雅》的记载：“貔，白狐”[4]，狐在此也同样作为部落图腾崇拜对象而存在。由上可见，在原始社会狐曾作为重要的部落图腾而被广泛信仰，是备受我国先民崇拜何信仰的灵瑞之物。
正由于狐本身的特殊习性及其部落图腾的崇高身份，使得其在我国先民的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牢牢树立起一个神圣灵异的形象，以至于狐还一度在人们心中成为一种“祥瑞”的象征。对此《周易》“九二田”条中有：“三狐得黄矢，贞吉。”[5]《穆天子传》中有：“甲辰，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狢焉，以祭于河宗。”[6]《尔雅翼》也有：“六月而壹，见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7]出现时代较晚的《白虎通》中亦记有：“德至鸟兽，则凤凰翔……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鸟下。”[8]在上述文献记载中，狐无一例外地都作为一种“吉兆”而现身，“九尾之狐”、“白狐”的出现成为天降祥瑞的象征，祥瑞之狐形象深入人心，狐的灵性被无限放大。因此，秦汉之前狐在人们的情感认知中是以积极正面为主的，人们对狐的情感满怀崇敬与喜爱，这样的感情态度也构成了我国古人对狐最初的情感基调。
（二）“妖化”之狐
在秦汉之后，人们对狐的情感态度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狐开始被逐步的妖化，变为妖魅之物。对狐妖化得最早记载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说文解字》的犬部中有“狐，妖兽也，鬼所乘之”[9]。与其时代相当的《易林》中亦有记载：“老狐屈尾，东西为鬼，病我长女，坐涕诎指，或东或西，大华易诱。”[10]上述记载中的狐已不再是传统的祥瑞形象，而是为妖为鬼，兴妖作祟，妖化之趋势已显。
至魏晋时期狐的妖化进程急剧加快，在魏晋的志怪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中，狐魅形象大量出现，妖狐魅人作祟的故事比比皆是。现举几例，其中《西京杂记》记有“栾书冡棺柩明器朽烂无余，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击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11]陶潜的《搜神后记》记载：“吴郡顾旃猎至一岗，忽闻人语声云：咄咄今年衰。乃与众寻觅岗顶，有一穽是古时冢，见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书，老狐对书屈指有所计校。乃放犬咋杀之，取视簿书，悉是奸人女名，已经奸者乃以朱钩头，所疏名有百数，旃女正在簿次。”[12]北魏人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妇人衣服靓妆，行路之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13]
在上述的记载中狐的形象变为“奸人子女”、“截发作祟”的妖魅之物，人们对其的态度由喜而厌，狐再也不是“祥瑞”的象征，相反它的出现开始被人们视为“凶兆”。《归潜志》载：“又吏部中有狐跃出宫中，亦有狐及狼又夜闻哭辇路。每日暮，乌鹊蔽天，皆亡国之兆也。”[14]《宣室志》记载：“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至于堂之前轩，见一狐其质甚大，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狐出焉。其嵗，林甫籍没被诛。”[15]《太平广记》记载“天宝末，有骑将李钦瑶者，弓矢绝伦以劳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临淮与史思明相持于陕西。晨朝合战，临淮布阵徐进，去敌尚十许里。忽有一狐起于军前，踉跄而趋若导引者。临淮不怿，曰：‘越王轼怒蛙葢激励官军士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岂有前阵哉！’”[16]在上述文献记载和文学描述中，人们对狐的态度已是厌恶至极，躲之而不及，在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下狐的妖化已深入人心。至唐宋时期，狐的妖魅形象基本确立，狐在人们心中已被定位为妖魅惑人之物，人们对狐的这一情感认同在后世基本保持稳定。 二、狐神信仰的蓬勃发展
与人们对狐情感态度的转变恰恰相反，在人们对狐的态度由美化向妖化转变的过程中，其对狐的崇拜愈演愈烈，民间乃至官方的狐信仰悄然兴起，至唐宋时期已成兴盛之势，作祟人间的狐神开始堂而皇之地坐享祭奉。如《太平广记》记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着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17]从“无狐魅，不成村”一句可见唐代狐的信仰已遍及各地，足见当时民间狐神信仰之兴盛。至宋代狐神崇拜继续发展，势力日盛。如《吕氏杂记》记载：“王嗣宗真宗朝守邠土。旧有狐王庙，相传能与人为祸福。州人畏事之，嵗时祭祀祈祷，不敢少怠。”[18]《汴京遗迹志》载：“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据御榻而坐，诏毁狐王庙。”[19]可见在宋代狐神信仰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狐神庙大量出现，官方对其也不得不另眼相看，以至于黄帝都要亲自下诏命来毁掉狐王庙。
继唐宋之后，终元明清三代狐崇拜持续发展，至清，最终形成了完备的狐仙信仰。无论官民贵贱奉狐都极为虔诚，《山西通志》记载：“五月，交城驻防兵集东关曹店将谋不轨。夜忽有火従东北突入店中，与谋者皆死，店屋无恙。乡民謡狐庙放太平火，有司具牲醴以谢。”[20]狐神庙广泛分布于北方各地，《山西通志》记有“狐神庙在石东都”[11]。而民间的家祭则更为兴盛，北方几乎家家都供有狐仙牌位，逢年过节都要祀以酒肉香烛，每遇灾病祸难也必虔诚向狐仙供祀以求庇佑，狐仙成为北方各阶层民众的“保家仙”。并且在狐仙信仰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个以狐的“代言人”自居的狐巫群体，她们以“狐仙上身”的形式卜算过往未来，狐仙信仰全面地渗透进北方人民的生活之中，成了北方最主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其影响至今仍存。
三、狐仙信仰兴起的原因分析
建立在情感与信仰错位基础上的狐仙信仰，其“错位”式的兴起和发展原因是复杂的，既是情感态度与信仰的背离，同时又是内在信仰记忆与外部现实需求的暗合。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梳理、分析，初步认为这种“错位式”的狐仙信仰兴起的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远古狐图腾崇拜的唤醒。
在远古时代狐曾作为部落的图腾神而被广泛崇拜信仰，先秦时期人们之所以把狐作为“祥瑞”的象征正是这种图腾崇拜的某种延续。虽然先秦之后狐逐步被妖化，但狐图腾崇拜的记忆并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彻底消失，到唐宋时代，它又以新的形式被唤醒，并迅速兴起。
2.狐自身习性中所特有的“灵性”。
狐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它感觉灵敏，机智灵动，“狐假虎威”就是对这一特征的完美诠释；它生性多疑，《水经注》载：“至三月，桃花水至，则河决，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复引河。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述征记》曰：盟津、河津恒浊，方江为狭，比淮、济为阔。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22]这种多疑其实就是机警的表现。此外还有“狐死首丘”之说，班固的《白虎通义》载：“狐死首丘不忘本也。”[23]狐的这些颇具灵性的生活习性使人们对它始终都怀有一种神秘感，而这种神秘感只要被稍加附会和放大，便可轻易勾起人们内心中的崇拜和敬畏之情，促使信仰的生成和发展。
3.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心理。
两千多年来，儒家中庸之道熏教下的中国人坚信“执其两端用其中”[24]的处世哲学，不走极端，一切以实用为标准，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并不例外。中国人之所以信仰、崇拜某种宗教或神仙，往往并非源于内心真正的皈依，而都是因为“有所求”，或求祛病，或求送子、或求仕禄、或求钱财等不一而足，“临时抱佛脚”一词就是中国人这种信仰心理的真实体现。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狐神崇拜兴起原因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以国人的实用主义心理为出发点，人们在情感中对狐的恶感与现实中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狐仙信仰是全然不相冲突的。狐仙、狐神的某种“灵验”足以让人们压抑内心的厌恶情感而去虔诚供祀，情感的好恶在实用主义的理性下是全然无力的。
结语
狐仙信仰的兴起和发展轨迹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相较于其他民间信仰，狐仙信仰的发展过程是一波三折的，期间还伴随着民众内心情感态度与现实信仰需求的尖锐冲突，即情感与信仰的“错位”。这种“错位式”狐仙信仰的出现，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的交织，是原始图腾记忆与现实信仰需求交互影响的产物，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特有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深层的原因和文化内涵仍有待于做进一步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1983；474.
[2][晋]郭璞.山海经[M].中华书局，2009；200.
[3][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记，1982；4.
[4][晋]郭璞.尔雅[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21.
[5][唐]孔颖达.周易注疏[M].中华书局，1988；254.
[6][晋]郭璞.穆天子传[M].岳麓书社，1992；9.
[7][宋]罗顾撰.而雅翼[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8][汉]班固.白虎通[M].中华书局，1985；127.
[9][汉]许慎.说文解字[M].凤凰出版社，2004；284.
[10][唐]马总.易林[M].中华书局，1984；175.
[11][汉]刘歆.西京杂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2][晋]陶潜.搜神后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3][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M].中华书局，2006；198.
[14][元]刘祁.归潜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5][唐]张读.宣室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6][宋]李昉.太平广记选[M].齐鲁书社，1987.448.
[17][宋]李昉.太平广记选[M].齐鲁书社，1987.3656.
[18][宋]呂希哲.呂氏杂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9][明]李濂.汴京遗迹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20][明]李维桢.山西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21]同[20].
[22][北魏]郦道.水经注[M].华夏出版社，2006.4.
[23][汉]班固.白虎通[M].中华书局，1985；432.
[24][宋]朱熹.朱子章句·中庸[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关键词： 狐 妖化 狐仙信仰 错位
引言
曾经兴盛于北方地区的狐仙信仰是中国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其本身承载巨大的民俗和文化意义。而在狐仙信仰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狐的情感态度经历了由喜至厌的重大转变，形成了信仰与情感的“错位”，这种“错位”为狐仙信仰增添了一层复杂而奇异的色彩。探析狐仙信仰与人们情感态度的错位关系，理清狐仙信仰的兴起发展过程，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狐仙信仰，解析其所蕴含的民俗文化意义。
一、狐的妖化
（一）“祥瑞”之狐
在我国的先秦时代，狐更多地以灵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对狐充满了崇敬和喜爱。先秦时期敬狐、爱狐情感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可归结于狐本身习性中所显现出的“灵性”，正如《现代汉语词典》对“狐”的解释：“性狡猾多疑，昼伏夜出”[1]，狐狸生性多疑、狡猾谨慎，因此才有了“狐疑”、“狐听”、“狐埋狐搰”等词语的产生。此外狐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也为其增添了一份神秘之感，再加之狐长尾、长脸、三角耳的形体特征和灵敏矫捷的行动特点，使之在先秦时期的人们心中形成了灵异而不可捉摸的形象。另一方面原始图腾崇拜的影响不可忽视，狐作为承载了诸多文化含义的灵兽，其地位在原始社会就已确立，狐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早期即作为部落图腾而被先民所崇拜。对此，先秦重要历史地理学文献《山海经》有载：“青丘国在其北，有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2]对于文献中的九尾之狐的真实含义，学术界早已形成了一致的解释，即其为九个狐图腾氏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另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皇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皇帝战于阪泉之野。”[3]文中所指的六种动物也同样为六个以该动物为图腾的部落，而又根据《尔雅》的记载：“貔，白狐”[4]，狐在此也同样作为部落图腾崇拜对象而存在。由上可见，在原始社会狐曾作为重要的部落图腾而被广泛信仰，是备受我国先民崇拜何信仰的灵瑞之物。
正由于狐本身的特殊习性及其部落图腾的崇高身份，使得其在我国先民的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牢牢树立起一个神圣灵异的形象，以至于狐还一度在人们心中成为一种“祥瑞”的象征。对此《周易》“九二田”条中有：“三狐得黄矢，贞吉。”[5]《穆天子传》中有：“甲辰，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狢焉，以祭于河宗。”[6]《尔雅翼》也有：“六月而壹，见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7]出现时代较晚的《白虎通》中亦记有：“德至鸟兽，则凤凰翔……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鸟下。”[8]在上述文献记载中，狐无一例外地都作为一种“吉兆”而现身，“九尾之狐”、“白狐”的出现成为天降祥瑞的象征，祥瑞之狐形象深入人心，狐的灵性被无限放大。因此，秦汉之前狐在人们的情感认知中是以积极正面为主的，人们对狐的情感满怀崇敬与喜爱，这样的感情态度也构成了我国古人对狐最初的情感基调。
（二）“妖化”之狐
在秦汉之后，人们对狐的情感态度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狐开始被逐步的妖化，变为妖魅之物。对狐妖化得最早记载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说文解字》的犬部中有“狐，妖兽也，鬼所乘之”[9]。与其时代相当的《易林》中亦有记载：“老狐屈尾，东西为鬼，病我长女，坐涕诎指，或东或西，大华易诱。”[10]上述记载中的狐已不再是传统的祥瑞形象，而是为妖为鬼，兴妖作祟，妖化之趋势已显。
至魏晋时期狐的妖化进程急剧加快，在魏晋的志怪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中，狐魅形象大量出现，妖狐魅人作祟的故事比比皆是。现举几例，其中《西京杂记》记有“栾书冡棺柩明器朽烂无余，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击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11]陶潜的《搜神后记》记载：“吴郡顾旃猎至一岗，忽闻人语声云：咄咄今年衰。乃与众寻觅岗顶，有一穽是古时冢，见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书，老狐对书屈指有所计校。乃放犬咋杀之，取视簿书，悉是奸人女名，已经奸者乃以朱钩头，所疏名有百数，旃女正在簿次。”[12]北魏人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妇人衣服靓妆，行路之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13]
在上述的记载中狐的形象变为“奸人子女”、“截发作祟”的妖魅之物，人们对其的态度由喜而厌，狐再也不是“祥瑞”的象征，相反它的出现开始被人们视为“凶兆”。《归潜志》载：“又吏部中有狐跃出宫中，亦有狐及狼又夜闻哭辇路。每日暮，乌鹊蔽天，皆亡国之兆也。”[14]《宣室志》记载：“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至于堂之前轩，见一狐其质甚大，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狐出焉。其嵗，林甫籍没被诛。”[15]《太平广记》记载“天宝末，有骑将李钦瑶者，弓矢绝伦以劳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临淮与史思明相持于陕西。晨朝合战，临淮布阵徐进，去敌尚十许里。忽有一狐起于军前，踉跄而趋若导引者。临淮不怿，曰：‘越王轼怒蛙葢激励官军士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岂有前阵哉！’”[16]在上述文献记载和文学描述中，人们对狐的态度已是厌恶至极，躲之而不及，在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下狐的妖化已深入人心。至唐宋时期，狐的妖魅形象基本确立，狐在人们心中已被定位为妖魅惑人之物，人们对狐的这一情感认同在后世基本保持稳定。 二、狐神信仰的蓬勃发展
与人们对狐情感态度的转变恰恰相反，在人们对狐的态度由美化向妖化转变的过程中，其对狐的崇拜愈演愈烈，民间乃至官方的狐信仰悄然兴起，至唐宋时期已成兴盛之势，作祟人间的狐神开始堂而皇之地坐享祭奉。如《太平广记》记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着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17]从“无狐魅，不成村”一句可见唐代狐的信仰已遍及各地，足见当时民间狐神信仰之兴盛。至宋代狐神崇拜继续发展，势力日盛。如《吕氏杂记》记载：“王嗣宗真宗朝守邠土。旧有狐王庙，相传能与人为祸福。州人畏事之，嵗时祭祀祈祷，不敢少怠。”[18]《汴京遗迹志》载：“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据御榻而坐，诏毁狐王庙。”[19]可见在宋代狐神信仰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狐神庙大量出现，官方对其也不得不另眼相看，以至于黄帝都要亲自下诏命来毁掉狐王庙。
继唐宋之后，终元明清三代狐崇拜持续发展，至清，最终形成了完备的狐仙信仰。无论官民贵贱奉狐都极为虔诚，《山西通志》记载：“五月，交城驻防兵集东关曹店将谋不轨。夜忽有火従东北突入店中，与谋者皆死，店屋无恙。乡民謡狐庙放太平火，有司具牲醴以谢。”[20]狐神庙广泛分布于北方各地，《山西通志》记有“狐神庙在石东都”[11]。而民间的家祭则更为兴盛，北方几乎家家都供有狐仙牌位，逢年过节都要祀以酒肉香烛，每遇灾病祸难也必虔诚向狐仙供祀以求庇佑，狐仙成为北方各阶层民众的“保家仙”。并且在狐仙信仰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个以狐的“代言人”自居的狐巫群体，她们以“狐仙上身”的形式卜算过往未来，狐仙信仰全面地渗透进北方人民的生活之中，成了北方最主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其影响至今仍存。
三、狐仙信仰兴起的原因分析
建立在情感与信仰错位基础上的狐仙信仰，其“错位”式的兴起和发展原因是复杂的，既是情感态度与信仰的背离，同时又是内在信仰记忆与外部现实需求的暗合。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梳理、分析，初步认为这种“错位式”的狐仙信仰兴起的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远古狐图腾崇拜的唤醒。
在远古时代狐曾作为部落的图腾神而被广泛崇拜信仰，先秦时期人们之所以把狐作为“祥瑞”的象征正是这种图腾崇拜的某种延续。虽然先秦之后狐逐步被妖化，但狐图腾崇拜的记忆并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彻底消失，到唐宋时代，它又以新的形式被唤醒，并迅速兴起。
2.狐自身习性中所特有的“灵性”。
狐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它感觉灵敏，机智灵动，“狐假虎威”就是对这一特征的完美诠释；它生性多疑，《水经注》载：“至三月，桃花水至，则河决，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复引河。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述征记》曰：盟津、河津恒浊，方江为狭，比淮、济为阔。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22]这种多疑其实就是机警的表现。此外还有“狐死首丘”之说，班固的《白虎通义》载：“狐死首丘不忘本也。”[23]狐的这些颇具灵性的生活习性使人们对它始终都怀有一种神秘感，而这种神秘感只要被稍加附会和放大，便可轻易勾起人们内心中的崇拜和敬畏之情，促使信仰的生成和发展。
3.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心理。
两千多年来，儒家中庸之道熏教下的中国人坚信“执其两端用其中”[24]的处世哲学，不走极端，一切以实用为标准，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并不例外。中国人之所以信仰、崇拜某种宗教或神仙，往往并非源于内心真正的皈依，而都是因为“有所求”，或求祛病，或求送子、或求仕禄、或求钱财等不一而足，“临时抱佛脚”一词就是中国人这种信仰心理的真实体现。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狐神崇拜兴起原因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以国人的实用主义心理为出发点，人们在情感中对狐的恶感与现实中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狐仙信仰是全然不相冲突的。狐仙、狐神的某种“灵验”足以让人们压抑内心的厌恶情感而去虔诚供祀，情感的好恶在实用主义的理性下是全然无力的。
结语
狐仙信仰的兴起和发展轨迹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相较于其他民间信仰，狐仙信仰的发展过程是一波三折的，期间还伴随着民众内心情感态度与现实信仰需求的尖锐冲突，即情感与信仰的“错位”。这种“错位式”狐仙信仰的出现，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的交织，是原始图腾记忆与现实信仰需求交互影响的产物，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特有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深层的原因和文化内涵仍有待于做进一步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198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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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孔颖达.周易注疏[M].中华书局，1988；254.
[6][晋]郭璞.穆天子传[M].岳麓书社，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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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许慎.说文解字[M].凤凰出版社，2004；284.
[10][唐]马总.易林[M].中华书局，1984；175.
[11][汉]刘歆.西京杂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2][晋]陶潜.搜神后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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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元]刘祁.归潜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5][唐]张读.宣室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6][宋]李昉.太平广记选[M].齐鲁书社，1987.448.
[17][宋]李昉.太平广记选[M].齐鲁书社，1987.3656.
[18][宋]呂希哲.呂氏杂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9][明]李濂.汴京遗迹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20][明]李维桢.山西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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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北魏]郦道.水经注[M].华夏出版社，2006.4.
[23][汉]班固.白虎通[M].中华书局，1985；432.
[24][宋]朱熹.朱子章句·中庸[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