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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测试，想必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
通过回答测试题中有关语言表达、理解能力、逻辑和记忆等方面的问题，受试者可以得到一个表征自己智力水平的分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智商”。
尽管人们对人的智商分数津津乐道，但像人们常说“考试分数不能代表一切”，光靠回答一些测试题，真的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吗？
智力测试这玩意，到底是怎么来的？
什么是智力
人类对智力的深入探索始于一个多世纪以前。
英国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是第一个尝试以量化方式来分析人类智力水平的科学家。但在收集和分析了各种数据之后，他没有得到任何智力水平与生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最终，高尔顿放弃了这项研究。
现代智力测试的诞生应归功于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宾尼特（Alfred Binet）。宾尼特分别测试了儿童与成年人在速度和反应、视觉识别等多个方面的能力，发现儿童的表现并不弱于成年人，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集中精力的能力。
宾尼特意识到，智力发育的关键，可能是注意力是否能集中。因此，對躯体的观察是徒劳的，研究应集中于人的大脑。在有关智力研究的历史上，这可称得上是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受法国政府的任命，宾尼特与同事西奥多·西蒙（Theodore Simon）一同设计了一套测试题，以从所有适龄入学儿童中检测出哪些孩子需要额外照顾。这套被称为“现代第一套智力测试”的题目发表于1905年，由30道难度逐渐增加的试题组成。
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是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他发现，人在许多方面的感知能力都应该和智力有关，因为人们在文学和语言上的表现，与在音乐上或数学上的表现之间，存在着统计意义上的关联。
据此，斯皮尔曼提出，人类存在一种“常规智力”，它可以指示人在一切需要动脑的领域中的正常表现。而表征这一智力水平的，就是“常规智力指数”（general factor，简称g系数）。那些并不需要动太多脑的活动，例如更强调身体反应的体育运动，则是另一种“特殊智力”的范畴，用“特殊智力指数”（special factor，简称s系数）来体现。
斯皮尔曼的智力双要素理论——常规智力和特殊智力，为后来的智力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心理学家们相信，他们孜孜不倦想要测量的智力，是真实存在，并且内在于人类大脑当中的。
尽管此时科学家们对智力的理解，已经从生理层面转向了心理层面，并且认为智力是人们之间最为重要的差异之一，但对“智力是什么”，他们尚未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只要与“思维能力”有关的，似乎都可以算作“智力”。
这不禁令我们要问，智力测试究竟在测什么？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都热衷于使用智力测试？
风靡的真相
1916年，美国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发布了宾尼特-西蒙测验的修订版，并命名为斯坦福-宾尼特智力测验（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s）。
特曼将被测者的心智年龄和实际年龄分开，并在计算中引入商数。他的计算方法是，把测试思维能力（即心智年龄）的分数除以受试者的实际年龄，再乘以倍数100，最终得到的这个数即称为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IQ）。
没错，我们一直讲的“智商”这个说法，这时才诞生。
特曼的试题中包含了不少习得性知识的成分。比如“水的沸点是多少度”这个问题，高年级学生的正确率显然比低年级学生的要高。但特曼对此的解释，竟是儿童时期，人的智力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发育。
他坚信，自己的测验不受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影响，并且结果足够显示人的内在智慧。在一篇文章中，特曼写到，研究中受试的两名低分西班牙裔男孩代表了所有美国西班牙裔家庭。特曼的盲目自信使他没有意识到，西班牙裔移民对美国的文化、教育甚至语言是如此的陌生。他犯的错误，就像我们用“你认识成吉思汗吗”来检验一个外国人是否聪明一样，荒谬而可笑。
但不幸的是，美国军方接受并采纳了特曼的斯坦福-宾尼特智商测验，而这正是智商测试在全美普及和流行的开端。最初，军方对“智力”这一套说辞并不十分感兴趣，毕竟打仗作战不是一项脑力活动。但当心理学家们拿出与阶级偏见和种族偏见相一致的测试结果时，军方肯定了这套测试的有效性，并将其用于入伍筛选和军官评选。
紧随军队之后，学校间掀起对智力测试的狂热追捧。20世纪2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为学校编撰的各类智力测试题超过75套，每年参加测试的学生达到了400万人次。
一方面，心理学的声誉在智力测试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学校对智力测试趋之若鹜，催生了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一个专门研发和出售智力测试题的产业。
韦氏成人智力测评（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简称WAIS）是美国如今通用的标准成人智商测试方法，哈考特心理测评公司（Harcout Assessment）是这套测试题的出版商。曾有人估算，仅凭出售试卷，该公司即可年入百万美元。
除了成人智力测试，还有儿童智力测试。除了入学考试，犯罪调查、法院判决甚至精神健康状况评估，智力测试都有应用的空间。科学的外衣，规模化的生产和营销，以及工业化所要求的标准化，共同助力了智力测试的风潮兴起。
变味的智力测试
智力测试的历史不仅仅是荒诞的，还充满了罪恶。
往轻了说，既然它无法测定智力，也就做不到预测学生之后的发展和成就。入学选拔中如此大规模地应用智力测试，必然会将许多有潜力的人阻挡在学校的大门外。 智力测试最骇人听闻的应用，莫过于同优生学相结合的那些事迹。
优生学认为，通过对父母进行篩选，可以有目的地改善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使新一代的人更聪明、更健壮，最终，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不完美的“劣等人”。
而智力测试与优生学的渊源，从人类对智力进行深入探索时就开始了。高尔顿痴迷于研究智力的生理性表征，正是因为相信智力和其他生物性状一样，是可遗传、可演化的。
将宾尼特的研究结果从欧洲带到美国的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生学主义者。戈达德是第一个根据智力测试的结果，给予不同分数段的人相应称呼和描述的。
例如，“白痴”是比2岁孩子的平均智力水平还低的人，“傻子”是智力分数在3岁到7岁之间的人，而智力缺陷最小的，则称为“低能”。
戈达德发明的这些称谓，将对智力问题的关注带入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低能”的人是如此难以与正常人区分开来，以至于这些人可能被当成了正常人，生活在每一个社区中。
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世纪初的美国，贫困、卖淫以及各种犯罪层出不穷，社会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智力概念的普及让人们开始将智力与道德联系起来，认为愚笨的人更倾向于犯罪。
这种担忧的结果，就是为智力低下的人群所设立的“福利机构”，作为预防社会危机的手段，在全美遍地开花。
当各地能够收容低能人群的场所趋近于饱和，戈达德有了新的提议。他通过追溯一个有低能后代的家族的历史，指出智力低下是可遗传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只要将所有智力低下的人都找出来，确保他们不再繁育后代，问题就解决了。
随着对低能人群的担忧和恐慌不断发酵，许多低能人群收容所都在秘密进行着对女性的绝育手术。披着科学外衣的智力测试与优生学相结合，美国境内有超过6万人因“智力低下”被施以强制绝育手术。
“低能”引发的结语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用智力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已经荒谬至极。但仔细想想，这与用肤色、族群、性别等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去区隔人群，就本质上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用最直观可见的属性来划分人群，将一个人天生异于他人的特点，当成导致他经济社会地位，甚至是道德上差异的原因，这种思维的怠惰已在历史上结出无数的恶果。
早期使用智力测试来辅助教育的人们，也许从来不曾想到，这份测试题日后会沾满了鲜血与罪恶。
随着科学研究的越发深入，人们对智力测试的迷信也逐渐退潮。但“人有与生俱来的智力”这一观点，已经为许多人所相信和接受。
这场对智力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钻研，如今看来更多只是一场对虚构对象的不断建构。
阶级或种族偏见使研究者们将后天形成的特征，诸如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视作天生的自然属性。恰恰表明我们对“自然属性”的许多认知，其实是受我们身处社会中的文化所影响的。
siri摘自微信公众号“明白知识”
通过回答测试题中有关语言表达、理解能力、逻辑和记忆等方面的问题，受试者可以得到一个表征自己智力水平的分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智商”。
尽管人们对人的智商分数津津乐道，但像人们常说“考试分数不能代表一切”，光靠回答一些测试题，真的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吗？
智力测试这玩意，到底是怎么来的？
什么是智力
人类对智力的深入探索始于一个多世纪以前。
英国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是第一个尝试以量化方式来分析人类智力水平的科学家。但在收集和分析了各种数据之后，他没有得到任何智力水平与生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最终，高尔顿放弃了这项研究。
现代智力测试的诞生应归功于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宾尼特（Alfred Binet）。宾尼特分别测试了儿童与成年人在速度和反应、视觉识别等多个方面的能力，发现儿童的表现并不弱于成年人，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集中精力的能力。
宾尼特意识到，智力发育的关键，可能是注意力是否能集中。因此，對躯体的观察是徒劳的，研究应集中于人的大脑。在有关智力研究的历史上，这可称得上是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受法国政府的任命，宾尼特与同事西奥多·西蒙（Theodore Simon）一同设计了一套测试题，以从所有适龄入学儿童中检测出哪些孩子需要额外照顾。这套被称为“现代第一套智力测试”的题目发表于1905年，由30道难度逐渐增加的试题组成。
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是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他发现，人在许多方面的感知能力都应该和智力有关，因为人们在文学和语言上的表现，与在音乐上或数学上的表现之间，存在着统计意义上的关联。
据此，斯皮尔曼提出，人类存在一种“常规智力”，它可以指示人在一切需要动脑的领域中的正常表现。而表征这一智力水平的，就是“常规智力指数”（general factor，简称g系数）。那些并不需要动太多脑的活动，例如更强调身体反应的体育运动，则是另一种“特殊智力”的范畴，用“特殊智力指数”（special factor，简称s系数）来体现。
斯皮尔曼的智力双要素理论——常规智力和特殊智力，为后来的智力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心理学家们相信，他们孜孜不倦想要测量的智力，是真实存在，并且内在于人类大脑当中的。
尽管此时科学家们对智力的理解，已经从生理层面转向了心理层面，并且认为智力是人们之间最为重要的差异之一，但对“智力是什么”，他们尚未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只要与“思维能力”有关的，似乎都可以算作“智力”。
这不禁令我们要问，智力测试究竟在测什么？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都热衷于使用智力测试？
风靡的真相
1916年，美国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发布了宾尼特-西蒙测验的修订版，并命名为斯坦福-宾尼特智力测验（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s）。
特曼将被测者的心智年龄和实际年龄分开，并在计算中引入商数。他的计算方法是，把测试思维能力（即心智年龄）的分数除以受试者的实际年龄，再乘以倍数100，最终得到的这个数即称为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IQ）。
没错，我们一直讲的“智商”这个说法，这时才诞生。
特曼的试题中包含了不少习得性知识的成分。比如“水的沸点是多少度”这个问题，高年级学生的正确率显然比低年级学生的要高。但特曼对此的解释，竟是儿童时期，人的智力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发育。
他坚信，自己的测验不受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影响，并且结果足够显示人的内在智慧。在一篇文章中，特曼写到，研究中受试的两名低分西班牙裔男孩代表了所有美国西班牙裔家庭。特曼的盲目自信使他没有意识到，西班牙裔移民对美国的文化、教育甚至语言是如此的陌生。他犯的错误，就像我们用“你认识成吉思汗吗”来检验一个外国人是否聪明一样，荒谬而可笑。
但不幸的是，美国军方接受并采纳了特曼的斯坦福-宾尼特智商测验，而这正是智商测试在全美普及和流行的开端。最初，军方对“智力”这一套说辞并不十分感兴趣，毕竟打仗作战不是一项脑力活动。但当心理学家们拿出与阶级偏见和种族偏见相一致的测试结果时，军方肯定了这套测试的有效性，并将其用于入伍筛选和军官评选。
紧随军队之后，学校间掀起对智力测试的狂热追捧。20世纪2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为学校编撰的各类智力测试题超过75套，每年参加测试的学生达到了400万人次。
一方面，心理学的声誉在智力测试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学校对智力测试趋之若鹜，催生了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一个专门研发和出售智力测试题的产业。
韦氏成人智力测评（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简称WAIS）是美国如今通用的标准成人智商测试方法，哈考特心理测评公司（Harcout Assessment）是这套测试题的出版商。曾有人估算，仅凭出售试卷，该公司即可年入百万美元。
除了成人智力测试，还有儿童智力测试。除了入学考试，犯罪调查、法院判决甚至精神健康状况评估，智力测试都有应用的空间。科学的外衣，规模化的生产和营销，以及工业化所要求的标准化，共同助力了智力测试的风潮兴起。
变味的智力测试
智力测试的历史不仅仅是荒诞的，还充满了罪恶。
往轻了说，既然它无法测定智力，也就做不到预测学生之后的发展和成就。入学选拔中如此大规模地应用智力测试，必然会将许多有潜力的人阻挡在学校的大门外。 智力测试最骇人听闻的应用，莫过于同优生学相结合的那些事迹。
优生学认为，通过对父母进行篩选，可以有目的地改善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使新一代的人更聪明、更健壮，最终，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不完美的“劣等人”。
而智力测试与优生学的渊源，从人类对智力进行深入探索时就开始了。高尔顿痴迷于研究智力的生理性表征，正是因为相信智力和其他生物性状一样，是可遗传、可演化的。
将宾尼特的研究结果从欧洲带到美国的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生学主义者。戈达德是第一个根据智力测试的结果，给予不同分数段的人相应称呼和描述的。
例如，“白痴”是比2岁孩子的平均智力水平还低的人，“傻子”是智力分数在3岁到7岁之间的人，而智力缺陷最小的，则称为“低能”。
戈达德发明的这些称谓，将对智力问题的关注带入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低能”的人是如此难以与正常人区分开来，以至于这些人可能被当成了正常人，生活在每一个社区中。
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世纪初的美国，贫困、卖淫以及各种犯罪层出不穷，社会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智力概念的普及让人们开始将智力与道德联系起来，认为愚笨的人更倾向于犯罪。
这种担忧的结果，就是为智力低下的人群所设立的“福利机构”，作为预防社会危机的手段，在全美遍地开花。
当各地能够收容低能人群的场所趋近于饱和，戈达德有了新的提议。他通过追溯一个有低能后代的家族的历史，指出智力低下是可遗传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只要将所有智力低下的人都找出来，确保他们不再繁育后代，问题就解决了。
随着对低能人群的担忧和恐慌不断发酵，许多低能人群收容所都在秘密进行着对女性的绝育手术。披着科学外衣的智力测试与优生学相结合，美国境内有超过6万人因“智力低下”被施以强制绝育手术。
“低能”引发的结语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用智力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已经荒谬至极。但仔细想想，这与用肤色、族群、性别等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去区隔人群，就本质上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用最直观可见的属性来划分人群，将一个人天生异于他人的特点，当成导致他经济社会地位，甚至是道德上差异的原因，这种思维的怠惰已在历史上结出无数的恶果。
早期使用智力测试来辅助教育的人们，也许从来不曾想到，这份测试题日后会沾满了鲜血与罪恶。
随着科学研究的越发深入，人们对智力测试的迷信也逐渐退潮。但“人有与生俱来的智力”这一观点，已经为许多人所相信和接受。
这场对智力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钻研，如今看来更多只是一场对虚构对象的不断建构。
阶级或种族偏见使研究者们将后天形成的特征，诸如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视作天生的自然属性。恰恰表明我们对“自然属性”的许多认知，其实是受我们身处社会中的文化所影响的。
siri摘自微信公众号“明白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