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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十二五”为青少年发展“规划”出更美好生活
4月10日正式发布的《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二五”规划》，围绕“让青少年生活有更好憧憬”，将促进青少年在公民素养、身心健康、教育学习、就业创业、参与融合、维权及犯罪预防6个领域优先发展。其中，如何保障来沪青少年利益，推动沪籍青少年和来沪青少年的积极互动，使来沪青少年尽早融入社会？如何根据上述青少年人口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社会资源的合理布局和有效分配？这成为《规划》的重要议题。
《规划》在“教育学习”“就业创业”“参与融合”等优先领域中都有相关内容，如继续提高来沪从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质量，扩大来沪从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依托各区县建立的公益性农民工就业服务机构以及街镇、社区农民工就业服务站或服务窗口，使各类青年享有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增进来沪青少年等不同青少年群体的社会融合，促进青少年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团上海市委下一步行动是实施好《规划》，完善来沪青少年信息调查监测制度和工作信息网络建设，把服务来沪青少年身心健康、家庭教育、预防犯罪等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2日）
温州：“幸福日”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温州市在各中小学设立“幸福日”，开展一年一度心理健康节，让每位同学都能用心去发现身边的幸福，去感受幸福，并把幸福传递给他人。设立“幸福日”活动是温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创新性内容，通过积极倡导让学生追求学习幸福感的理念，引导孩子们发掘社会的美。其中，温州市实验小学举行以“灿烂笑脸，幸福传递”为主题的“幸福日”活动，尤为典型。在活动期间，校园展架上，贴满一张张由学生自由创作代表着幸福的“灿烂笑脸”，形成了一堵堵独特的“笑脸墙”，引来全校师生们驻足围观。同时，学校设立校园“幸福广播台”，在课间不间断播放由学校小记者参与构思制作的《幸福是什么？》专题片，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带领家长和学生一起感受幸福的魅力。
（来源：温州市文明办2012年5月7日）
杨东平：家庭教育被应试绑架成帮凶
杨东平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次教育沙龙中，批评了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现象，认为整个家庭教育被应试教育绑架，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中国的无数家长正以爱孩子的名义破坏子女的健康成长，而他们对此却浑然不觉或无能为力。实际上，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暂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家长们依然有选择的余地。杨东平认为，中国孩子在受教育过程中逐渐被学校和家庭毁掉，主要原因是家长操之过急、过于恐慌、拔苗助长。很多儿童没有输在起跑线上，而是累死在起跑线上。杨东平说，“家长所要改变的主要就是一些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他希望家长淡化分数竞争，破除名校崇拜，不要被“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奇谈怪论所迷惑。教育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价值，是帮助一个人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评价家庭教育是否成功，杨东平提供了两个标准：一是孩子在小学时能与书为友，即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教育就完成了一半，“喜欢读书的孩子不会学坏”。二是在高中阶段形成了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如果实现了这一点，教育的另一半也成功了，他就会主动学习”。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2年5月1日）
八成高中生：若国家危难愿做任何事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4月11日公布的《中日韩美高中生比较研究报告》显示，比起美国、日本、韩国的高中生，中国高中生有着最强的国家意识和最为务实的人生观。中国高中生看重“家庭美满”和“收入高”，同时， 80.7%的中国高中生表示“若国家遇到危机，愿为国家做任何事”，79.4%认为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88.9%认为国家经济会持续发展，90.2%对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数据显示，中国高中生有强烈的国际交往需求和出国留学意愿，88.2%的中国高中生表示对外国文化生活感兴趣，是四国中最高的。
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指出，中国高中生的心态总体上是积极向上、充满自信、顽强进取的，同时也有很多困扰和矛盾。青少年是在体验中长大的，需要这种“看世界”的体验和视野的扩展，中国高中阶段的教育特别需要组织学生去旅行和体验。国家要采取措施，对高中生社会实践给予更多支持和保障，特别是志愿服务。没有志愿服务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孩子，将来很难和世界沟通，更难以担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9日）
超七成青少年：获取资讯的来源是网络
“五四”前夕，江苏团省委联合省社科院开展了青少年文化产品的满意度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中小学生、大学生社区青年等。调查中，当被问到“获取信息和资讯的主要途径”时，有74.9%的青少年选择了“网络”，47.8%的青少年选择了“手机”，46.8%的青少年选择了“报纸”。“平时接触最多的媒体”中，89%的学子选择了网络，6.2%的人选择了电视。在10类文化产品中，“最受欢迎”前三甲是图书、杂志、报纸，满意度分别为67.9%、64.5%、61.9%。在阅读图书类型中，教辅资料占53.5%，报纸杂志类型中，“综艺娱乐”高居首位，占52.8%，娱乐呈现明显的“低龄化”倾向。
江苏团省委宣传部部长周永忠表示，文化产品要吸引青年人，必须融入、符合青年人的核心价值观。目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产品还不多，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和产品结构还远远不能满足青少年的需求。鼓励文化企业创作、生产、推广出更多的深受青少年欢迎的文化精品，已是当务之急。
（来源：《新华日报》2012年5月4日）
英国：鼓励少年儿童“重归自然”
春天是户外活动的好时节，英国一家民间组织“国民信托”发起一项“12岁前要做的50件事”的活动，列举了50件少儿户外活动项目，包括：捉迷藏、逮虫子、扑蝴蝶、捞蝌蚪、打水漂、放风筝、做泥饼、搓柳笛、上树摘果、早起看日出、晚睡观星空等等“野玩”项目，鼓励那些放学回家后就上网、看电视的中小学生走出户外去玩耍，接触自然，对孩子们的成长发育和身心健康大有裨益。这些所谓“户外项目”，对于40多岁的人来说，都是童年时代的日常游戏。“国民信托”组织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如今，12岁以下的英国孩子有三分之一从来没有上过墙、爬过树，10个人里有一个甚至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为了能帮助孩子们“重归自然”，该组织推出了上述活动，还特意制作了一本包含详细技术指导的“行动手册”，通过邮政系统投递到每家每户。
（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5月2日）
周杰：唤醒并提升教师的“他者”意识
周杰在《全球教育展望》2012年第3期撰文指出，教师的“他者”意识，主要表现为作为教学实践主体的教师对学生的相异性、外在性的尊重和理解，并以此促进学生自由个性化的发展。唤醒并提升教师的“他者”意识将有助于教师重新反思和审视自己对学生的意识、态度及行为的合理性和适切性并据此作出改变，从而使教师走向道德主体、使学生走向自由个性化发展，使得师生关系由控制型走向关切型。
教师“他者”意识的生成和提升路径有：第一，省思自我强权意识的危机，在认识强权意识危机的基础上从“唯我论”的窠臼中走出来。第二，审视学生“他者”性的价值。教学实践中，教师“他者”意识的集中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相异性和外在性的尊重和体认。第三，体认“相遇”伦理学的意蕴。不断成长的学生需要教师提供适切的保护和帮助，但学生对教师的压抑及控制的倾向往往采取抗拒的态度及行为，教师必须改变相对暴力的手段而代之以伦理的方式。第四，强调与“他者”交往的实践。教学实践中，教师的“他者”意识在与作为“他者”学生的交往中生成，并在交往中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杨日飞：不要误用“儿童本位”
杨日飞在《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撰文指出，目前，在教育实践中甚至在一些理论研究中都错误理解了儿童本位。很多人往往把它作为一个在“知识本位”的教育体系中如何发挥儿童主体性的策略性的“调和”用语，而忽视了它作为一种立场所蕴含的基本价值取向；往往坚持儿童本位就要打倒成人权威，把儿童和成人对立起来看待，而忽视了二者作为独特存在的意义和地位。
儿童需要成人的帮助，成人要帮助儿童独立。但儿童期对儿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成人生活对于成人来说就是自己的事，当儿童期的生活追求不是立足于这个时期自身特有的价值而好高骛远指向遥远的成人生活时，当成人不能安心于应该属于自己的生活，却要主导孩子未来的美好生活，并为孩子选择未来的美好生活时，尤其是当多数父母为了孩子能够挤入所谓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而远离自己的社会职责时，他们都不是在属于自己的年龄段生活，使一切都失去了秩序。因此，确立儿童本位的教育，主要目的是让教育回到自身应有的秩序，使社会生活回到应有的秩序上来。
张文娟，邹泓等：父母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他人
张文娟，邹泓等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年第2期撰文指出，来自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中学生社会支持系统与同伴接纳水平关系的研究发现，给予中学生社会支持最多的依次为母亲、父亲、同性朋友和教师。对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与青少年心理和学业适应的纵向研究发现，父母支持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和自尊水平，且是唯一能够预测高水平学业成就的支持源。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尽管青少年开始试图以各种方式挣脱父母的保护，更多地向同伴寻求支持，但许多研究仍表明，父母依然在青少年的积极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水平的父母关爱能够促进青少年情绪智力的发展，从而影响他们的社会适应结果。父母在与子女互动过程中表现出的支持性行为会引导青少年学会如何倾听他人、理解他人，采用建设性行动而不是回避或愤怒的方式应对问题。父母支持通过影响青少年的情绪智力发展，对其社会适应起保护性作用。
4月10日正式发布的《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二五”规划》，围绕“让青少年生活有更好憧憬”，将促进青少年在公民素养、身心健康、教育学习、就业创业、参与融合、维权及犯罪预防6个领域优先发展。其中，如何保障来沪青少年利益，推动沪籍青少年和来沪青少年的积极互动，使来沪青少年尽早融入社会？如何根据上述青少年人口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社会资源的合理布局和有效分配？这成为《规划》的重要议题。
《规划》在“教育学习”“就业创业”“参与融合”等优先领域中都有相关内容，如继续提高来沪从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质量，扩大来沪从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依托各区县建立的公益性农民工就业服务机构以及街镇、社区农民工就业服务站或服务窗口，使各类青年享有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增进来沪青少年等不同青少年群体的社会融合，促进青少年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团上海市委下一步行动是实施好《规划》，完善来沪青少年信息调查监测制度和工作信息网络建设，把服务来沪青少年身心健康、家庭教育、预防犯罪等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2日）
温州：“幸福日”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温州市在各中小学设立“幸福日”，开展一年一度心理健康节，让每位同学都能用心去发现身边的幸福，去感受幸福，并把幸福传递给他人。设立“幸福日”活动是温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创新性内容，通过积极倡导让学生追求学习幸福感的理念，引导孩子们发掘社会的美。其中，温州市实验小学举行以“灿烂笑脸，幸福传递”为主题的“幸福日”活动，尤为典型。在活动期间，校园展架上，贴满一张张由学生自由创作代表着幸福的“灿烂笑脸”，形成了一堵堵独特的“笑脸墙”，引来全校师生们驻足围观。同时，学校设立校园“幸福广播台”，在课间不间断播放由学校小记者参与构思制作的《幸福是什么？》专题片，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带领家长和学生一起感受幸福的魅力。
（来源：温州市文明办2012年5月7日）
杨东平：家庭教育被应试绑架成帮凶
杨东平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次教育沙龙中，批评了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现象，认为整个家庭教育被应试教育绑架，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中国的无数家长正以爱孩子的名义破坏子女的健康成长，而他们对此却浑然不觉或无能为力。实际上，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暂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家长们依然有选择的余地。杨东平认为，中国孩子在受教育过程中逐渐被学校和家庭毁掉，主要原因是家长操之过急、过于恐慌、拔苗助长。很多儿童没有输在起跑线上，而是累死在起跑线上。杨东平说，“家长所要改变的主要就是一些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他希望家长淡化分数竞争，破除名校崇拜，不要被“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奇谈怪论所迷惑。教育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价值，是帮助一个人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评价家庭教育是否成功，杨东平提供了两个标准：一是孩子在小学时能与书为友，即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教育就完成了一半，“喜欢读书的孩子不会学坏”。二是在高中阶段形成了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如果实现了这一点，教育的另一半也成功了，他就会主动学习”。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2年5月1日）
八成高中生：若国家危难愿做任何事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4月11日公布的《中日韩美高中生比较研究报告》显示，比起美国、日本、韩国的高中生，中国高中生有着最强的国家意识和最为务实的人生观。中国高中生看重“家庭美满”和“收入高”，同时， 80.7%的中国高中生表示“若国家遇到危机，愿为国家做任何事”，79.4%认为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88.9%认为国家经济会持续发展，90.2%对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数据显示，中国高中生有强烈的国际交往需求和出国留学意愿，88.2%的中国高中生表示对外国文化生活感兴趣，是四国中最高的。
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指出，中国高中生的心态总体上是积极向上、充满自信、顽强进取的，同时也有很多困扰和矛盾。青少年是在体验中长大的，需要这种“看世界”的体验和视野的扩展，中国高中阶段的教育特别需要组织学生去旅行和体验。国家要采取措施，对高中生社会实践给予更多支持和保障，特别是志愿服务。没有志愿服务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孩子，将来很难和世界沟通，更难以担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9日）
超七成青少年：获取资讯的来源是网络
“五四”前夕，江苏团省委联合省社科院开展了青少年文化产品的满意度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中小学生、大学生社区青年等。调查中，当被问到“获取信息和资讯的主要途径”时，有74.9%的青少年选择了“网络”，47.8%的青少年选择了“手机”，46.8%的青少年选择了“报纸”。“平时接触最多的媒体”中，89%的学子选择了网络，6.2%的人选择了电视。在10类文化产品中，“最受欢迎”前三甲是图书、杂志、报纸，满意度分别为67.9%、64.5%、61.9%。在阅读图书类型中，教辅资料占53.5%，报纸杂志类型中，“综艺娱乐”高居首位，占52.8%，娱乐呈现明显的“低龄化”倾向。
江苏团省委宣传部部长周永忠表示，文化产品要吸引青年人，必须融入、符合青年人的核心价值观。目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产品还不多，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和产品结构还远远不能满足青少年的需求。鼓励文化企业创作、生产、推广出更多的深受青少年欢迎的文化精品，已是当务之急。
（来源：《新华日报》2012年5月4日）
英国：鼓励少年儿童“重归自然”
春天是户外活动的好时节，英国一家民间组织“国民信托”发起一项“12岁前要做的50件事”的活动，列举了50件少儿户外活动项目，包括：捉迷藏、逮虫子、扑蝴蝶、捞蝌蚪、打水漂、放风筝、做泥饼、搓柳笛、上树摘果、早起看日出、晚睡观星空等等“野玩”项目，鼓励那些放学回家后就上网、看电视的中小学生走出户外去玩耍，接触自然，对孩子们的成长发育和身心健康大有裨益。这些所谓“户外项目”，对于40多岁的人来说，都是童年时代的日常游戏。“国民信托”组织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如今，12岁以下的英国孩子有三分之一从来没有上过墙、爬过树，10个人里有一个甚至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为了能帮助孩子们“重归自然”，该组织推出了上述活动，还特意制作了一本包含详细技术指导的“行动手册”，通过邮政系统投递到每家每户。
（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5月2日）
周杰：唤醒并提升教师的“他者”意识
周杰在《全球教育展望》2012年第3期撰文指出，教师的“他者”意识，主要表现为作为教学实践主体的教师对学生的相异性、外在性的尊重和理解，并以此促进学生自由个性化的发展。唤醒并提升教师的“他者”意识将有助于教师重新反思和审视自己对学生的意识、态度及行为的合理性和适切性并据此作出改变，从而使教师走向道德主体、使学生走向自由个性化发展，使得师生关系由控制型走向关切型。
教师“他者”意识的生成和提升路径有：第一，省思自我强权意识的危机，在认识强权意识危机的基础上从“唯我论”的窠臼中走出来。第二，审视学生“他者”性的价值。教学实践中，教师“他者”意识的集中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相异性和外在性的尊重和体认。第三，体认“相遇”伦理学的意蕴。不断成长的学生需要教师提供适切的保护和帮助，但学生对教师的压抑及控制的倾向往往采取抗拒的态度及行为，教师必须改变相对暴力的手段而代之以伦理的方式。第四，强调与“他者”交往的实践。教学实践中，教师的“他者”意识在与作为“他者”学生的交往中生成，并在交往中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杨日飞：不要误用“儿童本位”
杨日飞在《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撰文指出，目前，在教育实践中甚至在一些理论研究中都错误理解了儿童本位。很多人往往把它作为一个在“知识本位”的教育体系中如何发挥儿童主体性的策略性的“调和”用语，而忽视了它作为一种立场所蕴含的基本价值取向；往往坚持儿童本位就要打倒成人权威，把儿童和成人对立起来看待，而忽视了二者作为独特存在的意义和地位。
儿童需要成人的帮助，成人要帮助儿童独立。但儿童期对儿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成人生活对于成人来说就是自己的事，当儿童期的生活追求不是立足于这个时期自身特有的价值而好高骛远指向遥远的成人生活时，当成人不能安心于应该属于自己的生活，却要主导孩子未来的美好生活，并为孩子选择未来的美好生活时，尤其是当多数父母为了孩子能够挤入所谓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而远离自己的社会职责时，他们都不是在属于自己的年龄段生活，使一切都失去了秩序。因此，确立儿童本位的教育，主要目的是让教育回到自身应有的秩序，使社会生活回到应有的秩序上来。
张文娟，邹泓等：父母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他人
张文娟，邹泓等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年第2期撰文指出，来自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中学生社会支持系统与同伴接纳水平关系的研究发现，给予中学生社会支持最多的依次为母亲、父亲、同性朋友和教师。对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与青少年心理和学业适应的纵向研究发现，父母支持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和自尊水平，且是唯一能够预测高水平学业成就的支持源。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尽管青少年开始试图以各种方式挣脱父母的保护，更多地向同伴寻求支持，但许多研究仍表明，父母依然在青少年的积极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水平的父母关爱能够促进青少年情绪智力的发展，从而影响他们的社会适应结果。父母在与子女互动过程中表现出的支持性行为会引导青少年学会如何倾听他人、理解他人，采用建设性行动而不是回避或愤怒的方式应对问题。父母支持通过影响青少年的情绪智力发展，对其社会适应起保护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