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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它是现实生活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因而文学作品往往带有很明显的时代印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风俗甚至科技等都会影响文学艺术的创作。一卷《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对北宋汴京的繁盛有了确切直观的认识,进而了解北宋时期的风貌。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文学作品的创作来了解某一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人物的悲欢离合。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唐宋时期,我们从唐宋诗文中又能看出什么呢?从《小石潭记》和《赤壁赋》的对比中,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唐宋两代文人的不同命运。《小石潭记》的作者柳宗元和《赤壁赋》的作者苏轼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彪炳千秋的文学家,都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两人都写过不少山水游记;两人都一再遭贬,辗转各地……可以说,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的相似,但当我们细细品味他们的作品时,却发现他们的命运迥然不同。
柳宗元生活在唐朝,确切地说是中唐时期。此时的国势远不及贞观、开元时期:国势衰微,藩镇割据,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唐王朝定都长安后,周边的吐蕃、高丽、匈奴、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就经常与唐王朝有摩擦冲突,有时甚至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而为了消除边境隐患,唐王朝也一直没有停止开疆拓土的步伐,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边境战事不断,尚武自然也就成为一种风尚。文人要想建功立业,跻身仕途,除了参加科举考试(隋大业开创的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初年还不够完善,录取的人数也有限)外,还有一条重要途径,那就是投身边塞,在边境的对敌斗争中赢取功名。于是也就有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昌龄,有了“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李颀,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王翰,有了“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李白,有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卢纶,有了“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李贺……于是有了盛唐轰轰烈烈的边塞诗派。文人都如此热衷于边塞斗争生活,除了要名垂青史外,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武将受重用。那些能征善战之将的地位、待遇自然不是一般文人能比的,而经过安史之乱的洗劫,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就更有发言权。
柳宗元就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而他又因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受到牵连,先是被贬到永州,做了一个闲职——永州司马,后被调任柳州刺史,实际上是贬到更远的地方。这对抱负雄伟的柳宗元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时,心情非常郁闷、痛苦,境遇很是凄凉,心中郁积了太多的不平之气却又无法排遣,于是乎,他只能寄情于山水,试图通过游山玩水来忘却心中的烦恼和愁苦。因而他在永州做司马时,带着童仆和少数下人游遍永州城的山山水水,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柳宗元抑郁愁苦的心境在一组山水游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始得西山宴游记》)
“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钴鉧潭记》)
“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
从这些生动的描写中,不难感受到柳宗元凄凉的心境和孤苦无依的处境,以致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怀着悲愤愁苦的心情客死他乡。
而同样是被贬,甚至比柳宗元被贬得更多、贬得更远的苏轼,他在被贬之后的处境又怎样呢?不妨也从苏轼的诗文中来寻找端倪。苏轼因政见与执政者不合,不管是王安石执政还是司马光执政,他都得不到重用,反而多次被贬,先后被贬到杭州、密州、黄州、惠州等地,最远的地方被贬到了今天的海南岛(今天三亚的“天涯海角”就是他题写的)。按理说,苏轼在诗文中应该表现出他内心的不满和抱怨,但当我们翻看他被贬后的诗文,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文章,相反,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美隽永的诗文: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念奴娇?水调歌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赤壁赋》)
从这些诗文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柳宗元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凄苦、孤独,而是经历挫折、磨难、打击后的一种从容淡定,那是一种豁达的胸襟,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
为什么同样是被贬,两人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情感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呢?一个人身处逆境是否消沉、悲观、愁苦,固然与一个人的性格、经历、家庭背景有关,但与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也不无关系。当整个社会都崇尚某种风气时,自然就会影响到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柳宗元生活在唐朝,唐朝尚武之风盛行,当他被贬后,他自己都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被起用,那他还有什么理由乐观起来?特别是对于一个想施展自己抱负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宣判了他政治生涯的死刑,我们就不难理解柳宗元作品中的那一声声消沉、伤颓、无奈的叹息了。
反观苏轼,他生活在宋朝,宋朝是怎么起家的呢?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政权,平定天下后,赵匡胤害怕手下大将效仿他,于是通过“杯酒释兵权”,铲除了心头大患。之后,宋朝统治者大量重用文人,所以在对辽、西夏的斗争中,宋朝经常打败仗,只好通过纳绢、进贡、称臣来求得暂时的安定。但文人的地位却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些人虽被贬,但往往很快又被重新起用,即使暂时不能被起用,在地方上也能拥有实权,发号施令,生活同样过得有滋有味。所以欧阳修被贬后还能写出《醉翁亭记》,苏轼被贬后还能写出《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念奴娇?水调歌头》。
苏轼的仕途是非常不顺的。王安石执政时,他因反对变法而请求外调地方官,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他又反对司马光全部废除变法而被贬,甚至因“乌台诗案”差点丢掉性命。心中的不满在作品中也有一些反映,但他很快就能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乐观地面对各种挫折和失意,因而我们读苏轼的作品时总能感受到他跳动的脉搏、豪迈的心胸、豁达的心态,这和一个社会的大环境显然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把柳宗元和苏轼调换一下位置,我想,能坦然面对挫折、失意的人可能就是柳宗元而不是苏轼了。我们再看看宋朝那些力主抗战的人,陆游、辛弃疾、岳飞或被弃用,或被陷害,就不难知道北宋的文人生活是多么的惬意。
文学作品是生活的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往往会带上鲜明的时代色彩。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的作品中了解某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风土人物、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人物的不同命运。
(责任编辑 陈剑平)
柳宗元生活在唐朝,确切地说是中唐时期。此时的国势远不及贞观、开元时期:国势衰微,藩镇割据,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唐王朝定都长安后,周边的吐蕃、高丽、匈奴、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就经常与唐王朝有摩擦冲突,有时甚至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而为了消除边境隐患,唐王朝也一直没有停止开疆拓土的步伐,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边境战事不断,尚武自然也就成为一种风尚。文人要想建功立业,跻身仕途,除了参加科举考试(隋大业开创的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初年还不够完善,录取的人数也有限)外,还有一条重要途径,那就是投身边塞,在边境的对敌斗争中赢取功名。于是也就有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昌龄,有了“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李颀,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王翰,有了“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李白,有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卢纶,有了“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李贺……于是有了盛唐轰轰烈烈的边塞诗派。文人都如此热衷于边塞斗争生活,除了要名垂青史外,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武将受重用。那些能征善战之将的地位、待遇自然不是一般文人能比的,而经过安史之乱的洗劫,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就更有发言权。
柳宗元就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而他又因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受到牵连,先是被贬到永州,做了一个闲职——永州司马,后被调任柳州刺史,实际上是贬到更远的地方。这对抱负雄伟的柳宗元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时,心情非常郁闷、痛苦,境遇很是凄凉,心中郁积了太多的不平之气却又无法排遣,于是乎,他只能寄情于山水,试图通过游山玩水来忘却心中的烦恼和愁苦。因而他在永州做司马时,带着童仆和少数下人游遍永州城的山山水水,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柳宗元抑郁愁苦的心境在一组山水游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始得西山宴游记》)
“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钴鉧潭记》)
“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
从这些生动的描写中,不难感受到柳宗元凄凉的心境和孤苦无依的处境,以致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怀着悲愤愁苦的心情客死他乡。
而同样是被贬,甚至比柳宗元被贬得更多、贬得更远的苏轼,他在被贬之后的处境又怎样呢?不妨也从苏轼的诗文中来寻找端倪。苏轼因政见与执政者不合,不管是王安石执政还是司马光执政,他都得不到重用,反而多次被贬,先后被贬到杭州、密州、黄州、惠州等地,最远的地方被贬到了今天的海南岛(今天三亚的“天涯海角”就是他题写的)。按理说,苏轼在诗文中应该表现出他内心的不满和抱怨,但当我们翻看他被贬后的诗文,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文章,相反,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美隽永的诗文: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念奴娇?水调歌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赤壁赋》)
从这些诗文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柳宗元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凄苦、孤独,而是经历挫折、磨难、打击后的一种从容淡定,那是一种豁达的胸襟,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
为什么同样是被贬,两人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情感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呢?一个人身处逆境是否消沉、悲观、愁苦,固然与一个人的性格、经历、家庭背景有关,但与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也不无关系。当整个社会都崇尚某种风气时,自然就会影响到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柳宗元生活在唐朝,唐朝尚武之风盛行,当他被贬后,他自己都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被起用,那他还有什么理由乐观起来?特别是对于一个想施展自己抱负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宣判了他政治生涯的死刑,我们就不难理解柳宗元作品中的那一声声消沉、伤颓、无奈的叹息了。
反观苏轼,他生活在宋朝,宋朝是怎么起家的呢?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政权,平定天下后,赵匡胤害怕手下大将效仿他,于是通过“杯酒释兵权”,铲除了心头大患。之后,宋朝统治者大量重用文人,所以在对辽、西夏的斗争中,宋朝经常打败仗,只好通过纳绢、进贡、称臣来求得暂时的安定。但文人的地位却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些人虽被贬,但往往很快又被重新起用,即使暂时不能被起用,在地方上也能拥有实权,发号施令,生活同样过得有滋有味。所以欧阳修被贬后还能写出《醉翁亭记》,苏轼被贬后还能写出《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念奴娇?水调歌头》。
苏轼的仕途是非常不顺的。王安石执政时,他因反对变法而请求外调地方官,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他又反对司马光全部废除变法而被贬,甚至因“乌台诗案”差点丢掉性命。心中的不满在作品中也有一些反映,但他很快就能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乐观地面对各种挫折和失意,因而我们读苏轼的作品时总能感受到他跳动的脉搏、豪迈的心胸、豁达的心态,这和一个社会的大环境显然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把柳宗元和苏轼调换一下位置,我想,能坦然面对挫折、失意的人可能就是柳宗元而不是苏轼了。我们再看看宋朝那些力主抗战的人,陆游、辛弃疾、岳飞或被弃用,或被陷害,就不难知道北宋的文人生活是多么的惬意。
文学作品是生活的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往往会带上鲜明的时代色彩。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的作品中了解某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风土人物、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人物的不同命运。
(责任编辑 陈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