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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记忆的源检测研究已逐渐成为记忆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本文围绕源检测框架理论、影响源检测准确性的因素以及源检测在“目击者证词”和“无意识抄袭”研究中的应用等几方面对记忆源检测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与总结。
关键词：来源记忆；源检测框架理论；目击者证词；无意识抄袭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0）-12-0171-02
记忆源检测（即来源记忆）指通过对记忆信息的评估和决策，来判断记忆、知识或信念来源的过程[1]。来源记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源记忆障碍，例如：下周好像考试,却想不起是听谁说的；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却想不起他是谁……近三十年来,来源记忆的研究逐渐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成为记忆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本文将围绕记忆源检测的理论、影响因素和实际应用研究等内容作一概要介绍。
一、源检测框架理论
Johnson等通过对记忆源判断进行的大量研究，发展并形成了源检测框架理论(source monitoring framework，简称SMF)[1][2]。根据SMF理论，记忆信息来源有内、外源之分：内源指记忆事件产生于个体内部，并未真实发生，例如通过想象、思考或推理等体验的事件；外源指记忆内容来源于外部世界，包括记忆内容获得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根据记忆源的不同，又可把记忆源检测分为三类：外源检测，内源检测和内-外源检测。外源检测指对外源信息的区别；内源检测是指对内源信息的辨别；内-外源检测又称真实性检测(reality monitoring)，指的是对外部真实发生的事件和个体内部心理体验的区分。
SMF理论认为，记忆来源并没有特定标签，源检测判断依赖的是一些与判断过程相联系的记忆特征，这些记忆特征包括知觉信息(如声音、颜色)、背景信息(如空间、时间)、语义细节、情感信息(如情绪唤起)和认知操作(如组织编码、描述、提取和辨别)。Johnson和Raye认为外源事物的编码表征具有特别丰富的知觉信息和背景信息，内源事件的编码则包含许多有关用于编码此事件的认知操作的信息[2]。因此，个体倾向于将包含较多知觉背景信息和较少认知操作的记忆判断为从外部获取的，反之则认为是来自内部。
Johnson等在考虑源检测的内在加工机制时，认为源检测可能基于两种不同的加工，即启发式加工(heuristic process)和系统式加工(systematic process)[1]。日常生活中，人们在确定某记忆来源时，往往没有经过任何有意识的思考就快速地作出了判断，这种源检测加工方式被称为启发式加工,是源检测的典型加工方式。启发式加工的特点是迅速而无目的性，依赖于所激活的记忆信息中的未区分特征，如新近性、熟悉性。另一种源检测加工被称为系统式加工，这种加工方式较缓慢且目的性强，需要使用精细的策略加工，例如支持记忆线索的搜索、有用信息的提取、标准的设置等。任务的性质决定了源检测依赖哪种加工，很多时候两种加工会相互补充、调节共同完成源检测任务。
二、影响源检测准确性的因素
（一）源信息间的相似性
前文已提到，记忆来源需要通过一些与判断过程相联系的记忆特征来进行推测，所以如果某一记忆的两个可能来源的特征有较高的相似性，该记忆的来源判断就很可能发生错误[3][4]。例如，要判断某句话是甲还是乙说的，如果甲乙是异性会比甲乙是同性更容易判断，这是由于甲乙两人声音具有不同的知觉信息。同样的，如果甲乙两人说话有时间间隔会比他们同时说话更容易判断，这是由于他们说话时的背景信息很容易被区分开。
（二）个体的情绪唤起水平
Mather等研究发现个体情绪唤起水平对源检测的准确性也有较大的影响，唤起被试较高情绪反应的任务的来源判断准确性较差[5]。这就可能导致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况，在要求较高源监控准确性的情境(如法庭见证)，由于承受着较大压力，人们的信息源判断常会失误。
（三）源信息特征编码的加工方式
Johnson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要求被试判断某项目（如“火鸡”）是通过图片还是文字呈现的，结果发现不善于想象的被试在该实验中表现更好。这可能是因为，通过文字呈现“火鸡”一词时，善于想象的被试会在脑海中形成栩栩如生的火鸡形象，因此在之后的来源判断时，他们易于把那些项目判断成通过图片呈现。由此可推断，在日常生活中，有丰富想象力的个体很可能会将自己想象的事物与真实存在的事物相混淆。
（四）启发式加工过程中熟悉性指标的过度依赖
研究发现，个体在启发式加工过程中通常会建立一个判断标准，如果对某事件的熟悉性水平超过该标准,则认为该事件发生过，这一判断过程是自动化的，没有经过意识努力[6]。然而，个体在进行源检测时往往过度依赖熟悉性这一指标。例如，人们常把耳熟的人名和名人的名字相混淆，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经过有意识的仔细思考，而只使用了熟悉性这一指标来作为唯一判断标准。
事实上，即便经过系统式加工，源检测仍可能出现错误。源检测依赖于有用的记忆编码信息的激活，记忆的来源必须通过所存储的想法、图像、知觉、语义和情感等信息来进行推测。信息获取过程中,任何有碍于知觉过程的因素都将影响相关源信息的编码，例如时间压力、紧张、分心任务、饮酒等都会降低人的源检测能力。另外，个体的物理特征如年龄、性别等也对其源检测能力有一定影响。
三、源检测的应用研究
（一）目击者证词
在法庭见证时，目击者证词(Witness’s testimony)通常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对目击者记忆源检测准确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然而目击者在源检测过程中常会受到外界因素干扰，把事后他人的暗示与自己的亲眼所见相混淆。研究者假设，目击者在提供证词的同时需要回忆目击内容，这时可能会加入对暗示情境的想象，这就使暗示内容获得目击事件的一些特征，从而增加了两个事件的相似性。该假设已经被Zaragoza和Lane的研究[7]所证实。另一假设认为，目击者在事后询问中可能形成一个混合了目击事件和暗示情节两者元素的新表征。这个新表征被对目击事件元素的回忆所激活，导致目击者认为这个表征中混杂的错误信息也真实发生过。另外有研究者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在包含暗示信息的会话中，被试能分清哪些信息是编造的，但在之后的测试中，他们却又认为这些暗示信息是目击事件的一部分。这很可能是由于认知操作的特征信息随时间衰退，使被试把内源性事件同外源性事件相混淆了。这又一次印证了SWF理论的假设：记忆是由语义信息、知觉信息和认知操作等特征组成的，这些特征的可获得性与有效性会随时间而改变[8]。另外，针对不同年龄组被试的研究发现，儿童在目击情况下的源检测能力存在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老年人在目击情况下的源检测能力显著低于青年人，即使是年轻被试也不能完全排除源检测错误。
（二）无意识抄袭
世界闻名乐队Beatles的成员George Harrison曾卷入一宗涉及“无意识抄袭（Unconscious Plagiarism）”的著名案件：出版商Chiffons控告Harrison，认为他的单曲“My Sweet Lord”偷窃了他们1964年的精选专辑里“She’s So Fine”的曲调，并且获得胜诉，但Harrison一再申明他自己并未“剽窃”这首歌曲。无意识抄袭也是在源检测的基础上提出的。1989年，Brown和Murphy在他们的研究中将无意识抄袭现象与源检测进行了大量的类比,并证实源检测的难度直接影响抄袭量。其后,进一步研究显示无意识抄袭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个体未自发地对自己的灵感进行源检测，他们并非有意剽窃他人创作，而是把自己的记忆错当成新的灵感。现实生活常常要求人们能自发地对源信息进行编码和提取,以避免错误。但研究发现，在许多情况下,源信息的编码和提取过程却很难自发产生,它必须在外部提示和意识监控下进行。
我国学者朱磊把源检测的这种特征称作为源检测的提取监控性，他认为无意识抄袭现象的发生和源检测的监控性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源检测的监控性决定了人们有时会在获悉观点理念时,或是在创造词汇、理念、歌曲时,忽略对其灵感来源的检测,而将其直接作为自己的原创。朱磊通过实验发现，源检测的监控性随源信息本身编码强度的提高而降低，他认为源检测的监控性随源信息本身编码强度变化的规律可以为减少无意识抄袭率提供借鉴。
四、小结
记忆源检测研究在记忆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领域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它不仅扩展了记忆研究的理论范畴和研究范围，还在教育、司法以及临床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实际价值。然而,目前源检测理论还不完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仍有很多问题需要通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深入的研究来解决。
参考文献：
[1]Johnson M K,Hashtmuca S,Lindsay D S.Source monitoring[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3,114,(1):3-28.
[2]Johnson M K,Raye C L.Reality Monitoring[J].Psychological Review,1981,88,(1):67-85.
[3]Ferguson S A,Hashtroudi S&Johnson M K.Age differences in source-relevantcues[J].Psychology and Aging,1992,(7):443-452.
[4]Lindsay S,&Johnson M K.Recognition memory and source monitoring[J].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1991,(29):203-205.
[5]Mather M,Mitchell K J,Raye C L,Novak,D L,Greene E J&Johnson M K.Emotional arousal can impair feature binding in working memory[J].Journal of CognitiveNeuroscience,2006,(18):614-625.
[6]杨志新.关于源检测研究的综述[J].心理学报,1997,5(2):1-5.
[7]Zaragoza M S,Lane S M.Source misattributions and the suggestibility of eyewitness memory[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1994,20:934-945.
[8]Mitchell K J,Johnson M K.Source monitoring:Attributing mental experiences[C].Tulving E,Craik F I M(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m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00:179-195.
关键词：来源记忆；源检测框架理论；目击者证词；无意识抄袭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0）-12-0171-02
记忆源检测（即来源记忆）指通过对记忆信息的评估和决策，来判断记忆、知识或信念来源的过程[1]。来源记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源记忆障碍，例如：下周好像考试,却想不起是听谁说的；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却想不起他是谁……近三十年来,来源记忆的研究逐渐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成为记忆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本文将围绕记忆源检测的理论、影响因素和实际应用研究等内容作一概要介绍。
一、源检测框架理论
Johnson等通过对记忆源判断进行的大量研究，发展并形成了源检测框架理论(source monitoring framework，简称SMF)[1][2]。根据SMF理论，记忆信息来源有内、外源之分：内源指记忆事件产生于个体内部，并未真实发生，例如通过想象、思考或推理等体验的事件；外源指记忆内容来源于外部世界，包括记忆内容获得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根据记忆源的不同，又可把记忆源检测分为三类：外源检测，内源检测和内-外源检测。外源检测指对外源信息的区别；内源检测是指对内源信息的辨别；内-外源检测又称真实性检测(reality monitoring)，指的是对外部真实发生的事件和个体内部心理体验的区分。
SMF理论认为，记忆来源并没有特定标签，源检测判断依赖的是一些与判断过程相联系的记忆特征，这些记忆特征包括知觉信息(如声音、颜色)、背景信息(如空间、时间)、语义细节、情感信息(如情绪唤起)和认知操作(如组织编码、描述、提取和辨别)。Johnson和Raye认为外源事物的编码表征具有特别丰富的知觉信息和背景信息，内源事件的编码则包含许多有关用于编码此事件的认知操作的信息[2]。因此，个体倾向于将包含较多知觉背景信息和较少认知操作的记忆判断为从外部获取的，反之则认为是来自内部。
Johnson等在考虑源检测的内在加工机制时，认为源检测可能基于两种不同的加工，即启发式加工(heuristic process)和系统式加工(systematic process)[1]。日常生活中，人们在确定某记忆来源时，往往没有经过任何有意识的思考就快速地作出了判断，这种源检测加工方式被称为启发式加工,是源检测的典型加工方式。启发式加工的特点是迅速而无目的性，依赖于所激活的记忆信息中的未区分特征，如新近性、熟悉性。另一种源检测加工被称为系统式加工，这种加工方式较缓慢且目的性强，需要使用精细的策略加工，例如支持记忆线索的搜索、有用信息的提取、标准的设置等。任务的性质决定了源检测依赖哪种加工，很多时候两种加工会相互补充、调节共同完成源检测任务。
二、影响源检测准确性的因素
（一）源信息间的相似性
前文已提到，记忆来源需要通过一些与判断过程相联系的记忆特征来进行推测，所以如果某一记忆的两个可能来源的特征有较高的相似性，该记忆的来源判断就很可能发生错误[3][4]。例如，要判断某句话是甲还是乙说的，如果甲乙是异性会比甲乙是同性更容易判断，这是由于甲乙两人声音具有不同的知觉信息。同样的，如果甲乙两人说话有时间间隔会比他们同时说话更容易判断，这是由于他们说话时的背景信息很容易被区分开。
（二）个体的情绪唤起水平
Mather等研究发现个体情绪唤起水平对源检测的准确性也有较大的影响，唤起被试较高情绪反应的任务的来源判断准确性较差[5]。这就可能导致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况，在要求较高源监控准确性的情境(如法庭见证)，由于承受着较大压力，人们的信息源判断常会失误。
（三）源信息特征编码的加工方式
Johnson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要求被试判断某项目（如“火鸡”）是通过图片还是文字呈现的，结果发现不善于想象的被试在该实验中表现更好。这可能是因为，通过文字呈现“火鸡”一词时，善于想象的被试会在脑海中形成栩栩如生的火鸡形象，因此在之后的来源判断时，他们易于把那些项目判断成通过图片呈现。由此可推断，在日常生活中，有丰富想象力的个体很可能会将自己想象的事物与真实存在的事物相混淆。
（四）启发式加工过程中熟悉性指标的过度依赖
研究发现，个体在启发式加工过程中通常会建立一个判断标准，如果对某事件的熟悉性水平超过该标准,则认为该事件发生过，这一判断过程是自动化的，没有经过意识努力[6]。然而，个体在进行源检测时往往过度依赖熟悉性这一指标。例如，人们常把耳熟的人名和名人的名字相混淆，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经过有意识的仔细思考，而只使用了熟悉性这一指标来作为唯一判断标准。
事实上，即便经过系统式加工，源检测仍可能出现错误。源检测依赖于有用的记忆编码信息的激活，记忆的来源必须通过所存储的想法、图像、知觉、语义和情感等信息来进行推测。信息获取过程中,任何有碍于知觉过程的因素都将影响相关源信息的编码，例如时间压力、紧张、分心任务、饮酒等都会降低人的源检测能力。另外，个体的物理特征如年龄、性别等也对其源检测能力有一定影响。
三、源检测的应用研究
（一）目击者证词
在法庭见证时，目击者证词(Witness’s testimony)通常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对目击者记忆源检测准确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然而目击者在源检测过程中常会受到外界因素干扰，把事后他人的暗示与自己的亲眼所见相混淆。研究者假设，目击者在提供证词的同时需要回忆目击内容，这时可能会加入对暗示情境的想象，这就使暗示内容获得目击事件的一些特征，从而增加了两个事件的相似性。该假设已经被Zaragoza和Lane的研究[7]所证实。另一假设认为，目击者在事后询问中可能形成一个混合了目击事件和暗示情节两者元素的新表征。这个新表征被对目击事件元素的回忆所激活，导致目击者认为这个表征中混杂的错误信息也真实发生过。另外有研究者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在包含暗示信息的会话中，被试能分清哪些信息是编造的，但在之后的测试中，他们却又认为这些暗示信息是目击事件的一部分。这很可能是由于认知操作的特征信息随时间衰退，使被试把内源性事件同外源性事件相混淆了。这又一次印证了SWF理论的假设：记忆是由语义信息、知觉信息和认知操作等特征组成的，这些特征的可获得性与有效性会随时间而改变[8]。另外，针对不同年龄组被试的研究发现，儿童在目击情况下的源检测能力存在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老年人在目击情况下的源检测能力显著低于青年人，即使是年轻被试也不能完全排除源检测错误。
（二）无意识抄袭
世界闻名乐队Beatles的成员George Harrison曾卷入一宗涉及“无意识抄袭（Unconscious Plagiarism）”的著名案件：出版商Chiffons控告Harrison，认为他的单曲“My Sweet Lord”偷窃了他们1964年的精选专辑里“She’s So Fine”的曲调，并且获得胜诉，但Harrison一再申明他自己并未“剽窃”这首歌曲。无意识抄袭也是在源检测的基础上提出的。1989年，Brown和Murphy在他们的研究中将无意识抄袭现象与源检测进行了大量的类比,并证实源检测的难度直接影响抄袭量。其后,进一步研究显示无意识抄袭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个体未自发地对自己的灵感进行源检测，他们并非有意剽窃他人创作，而是把自己的记忆错当成新的灵感。现实生活常常要求人们能自发地对源信息进行编码和提取,以避免错误。但研究发现，在许多情况下,源信息的编码和提取过程却很难自发产生,它必须在外部提示和意识监控下进行。
我国学者朱磊把源检测的这种特征称作为源检测的提取监控性，他认为无意识抄袭现象的发生和源检测的监控性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源检测的监控性决定了人们有时会在获悉观点理念时,或是在创造词汇、理念、歌曲时,忽略对其灵感来源的检测,而将其直接作为自己的原创。朱磊通过实验发现，源检测的监控性随源信息本身编码强度的提高而降低，他认为源检测的监控性随源信息本身编码强度变化的规律可以为减少无意识抄袭率提供借鉴。
四、小结
记忆源检测研究在记忆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领域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它不仅扩展了记忆研究的理论范畴和研究范围，还在教育、司法以及临床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实际价值。然而,目前源检测理论还不完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仍有很多问题需要通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深入的研究来解决。
参考文献：
[1]Johnson M K,Hashtmuca S,Lindsay D S.Source monitoring[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3,114,(1):3-28.
[2]Johnson M K,Raye C L.Reality Monitoring[J].Psychological Review,1981,88,(1):67-85.
[3]Ferguson S A,Hashtroudi S&Johnson M K.Age differences in source-relevantcues[J].Psychology and Aging,1992,(7):443-452.
[4]Lindsay S,&Johnson M K.Recognition memory and source monitoring[J].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1991,(29):203-205.
[5]Mather M,Mitchell K J,Raye C L,Novak,D L,Greene E J&Johnson M K.Emotional arousal can impair feature binding in working memory[J].Journal of CognitiveNeuroscience,2006,(18):614-625.
[6]杨志新.关于源检测研究的综述[J].心理学报,1997,5(2):1-5.
[7]Zaragoza M S,Lane S M.Source misattributions and the suggestibility of eyewitness memory[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1994,20:934-945.
[8]Mitchell K J,Johnson M K.Source monitoring:Attributing mental experiences[C].Tulving E,Craik F I M(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m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00:17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