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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國的行政审批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表现出过度干预市场、降低经济发展效率、滋生腐败行为等一系列固有弊端，存在着审批事项存留量大、重点领域改革不够深入到位、改革后期配套措施跟不上等问题。本文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从阻碍制度红利释放的因素出发，提出了一些破除制度红利释放阻碍的相关对策，旨在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制度红利的有效释放、社会福利水平的总体提高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行政审批制度 制度红利 制度变迁 交易成本
释放制度红利，是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力图减少交易成本的直接目的和期望结果，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释放改革制度红利面临诸多阻碍，如“精简之后再膨胀”、部门间利益博弈等问题，以专业理论视角结合改革实际经验，为破除红利释放阻碍提出可行性建议，对于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减少交易成本
1.严格客观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变迁主体的单一性使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对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缺少多层面的监督，加之从设计到组织再到推行都由政府公务人员来完成，花销容易被以改革需要为借口恶意提高，这不但让纳税人的支出没有派上实际用场，甚至还提高了改革成本，因此严格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同时要认识到的是，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完全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的计算，还要受到整体政治制度的制约，而且成本—收益运用的是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在经济学的效率标准下政治市场往往是低效的。另外，变迁主体的单一使得成本—收益分析也是政府主导的，因为政府才最了解行政审批事项各项细节，这样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其效果和结论需要审慎对待，所以成本—收益分析的必要性不容置疑，却需要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分析流程，基于这样的认识，让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进来将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2.培育发展中介组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别需要留意的一个地方位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地带，因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将市场可以自主调节的还给市场，政府应该从中退出来，但退出的力度、退出的范围需要仔细考虑，因为退出得太彻底太迅速的话，尚不完善的市场可能来不及做出反应，所以政府在退出的同时必须做好后续工作，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接替政府在这些边界地带提供服务。对于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了解度，中介组织应该仅次于政府部门，而对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心态和诉求的了解度，中介组织甚至要高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本就是为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利益，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可以更好地倾听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声音，帮助政府了解社会目标，从而避免与社会目标的冲突，减少由此产生的协调成本。而且让社会公众通过中介组织这座桥梁参与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将提升制度变迁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减少部门因利益博弈而偏离改革目标的行为，总体上减少交易成本。
二、转变社会心理
1.宣扬与市场经济相符的价值观念。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也包括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念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公务人员的价值观念产生偏差将使其对自己身份认识发生错位，以“经济人”的身份投入到行政事务中，这便容易滋生寻租行为，同样的，原本身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受益者的社会公众若是依旧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的控制，唯上怕官，人情观念作祟，认为必须走后门才能办成事，更是为政府部门的腐败堕落提供了天然的沃土。转变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念，不仅是我国廉政建设的客观要求，更是推动我国改革顺利进行的前置条件，要警醒公务人员摆正自己的姿态，打破“官本位”心理对于权力行使的消极影响，要组织公务人员学习市场经济相关理论，树立市场经济下正确的权力价值观，也要向社会公众宣传主人翁意识，让社会公众认识到自己是改革的监督者，而不是政府部门既有利益的幕后维护者，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营造民主公开的社会氛围、为制度红利的释放破除价值观念上的阻碍。
2.引入激励机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然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压缩政府部门的权力范围也必然造成政府部门的利益损失，这势必会挫伤政府公务人员贯彻落实改革措施的积极性，适当地引入激励机制，为利益损失提供合理的补偿，科学利用薪酬激励、绩效激励、声誉激励等激励手段，避免公务人员的改革积极性被重挫，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因既得利益被抽走而陷入不稳定状态的管理架构，也为公务人员充分认识到改革必然性、转变价值观念、适应新的审批布局提供了调整期。激励机制不仅面向政府公务人员，同样也应该面向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本是改革后释放制度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受到社会公众规模、人数、特性的制约，社会公众的个体往往更倾向于采取“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采取观望的姿态，寄希望于在别人的集体行动中免费获益，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社会公众即使政府打开了公众参与改革的大门，也不会主动为改革出谋划策，因此激励机制的引入对于公众参与同样重要，让社会公众看到自己提出的合理性建议确实发挥了作用，确实为自己带来了更加方便的公共服务，确实收获了改革后的红利，都是对社会公众心理层面上的激励。
三、正视和利用路径依赖
1.提升公务人员服务意识。政府公务人员是行政审批制度的现实执行者，也是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公务人员的素质直接形塑了政府自利性的强弱程度、深刻影响着现行制度的运作状况，也主导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公务人员若一直被束缚于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下，不具备市场经济意识，那么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的改革便无从进行。提升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要综合运用培训教育等手段，丰富培训形式，避免通过党校、行政学院进行培训等单一培训形式造成的基本素质不佳、专业能力不强，同时辅以必要的监督，完善考核机制，真正做到公务人员的服务水平与工作绩效挂钩，将公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等纳入考评体系，让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社会公众对于公务人员的评价体现在考评结果中，从而辅助并督促公务人员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理念，以社会公众的需要为导向、以社会公众的诉求为使命、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职责，最大限度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政府的自利性程度。
2.加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双向互动。供给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加之政府的自利性，目前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普遍没有做到让行政管理相对人陈述自己的意见，而是单一由政府主导，单一主体的思维惯性和集体无意识极易加深路径依赖，由于我国制度变迁是渐进式的，摸索的过程中不能保证路径选择的绝对正确，一旦方向偏差，被加深的路径依赖将使得偏差的负面影响自我强化，为此，应该加强变迁过程中的双向互动，加强社会力量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作用。首先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案设计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估这些要求的合理性，反思这些要求产生的原因，在改革方案设计中纳入这些要求作为参考依据。其次在改革方案推行实施之后，应创立跟踪调查机制，监督调控改革措施的运作，及时接收来自基层公务人员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反馈，由于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是目前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优选择，所以信息的反馈显得尤为重要，信息反馈将为校验改革成效、规划未来改革方向提供现实材料，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做准备。双向互动的过程既是政府听取民意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阶段性自省过程，做好双向互动、广开言路、信息反馈将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做出正确路径选择，破除因路径方向错误而给制度红利释放带来的阻碍。
参考文献：
[1]张兴祥.行政审批改革思路剖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1）：64-69.
[2]韩伟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管理学院，2006.
[3]廖扬丽.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4.
关键词：行政审批制度 制度红利 制度变迁 交易成本
释放制度红利，是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力图减少交易成本的直接目的和期望结果，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释放改革制度红利面临诸多阻碍，如“精简之后再膨胀”、部门间利益博弈等问题，以专业理论视角结合改革实际经验，为破除红利释放阻碍提出可行性建议，对于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减少交易成本
1.严格客观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变迁主体的单一性使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对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缺少多层面的监督，加之从设计到组织再到推行都由政府公务人员来完成，花销容易被以改革需要为借口恶意提高，这不但让纳税人的支出没有派上实际用场，甚至还提高了改革成本，因此严格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同时要认识到的是，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完全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的计算，还要受到整体政治制度的制约，而且成本—收益运用的是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在经济学的效率标准下政治市场往往是低效的。另外，变迁主体的单一使得成本—收益分析也是政府主导的，因为政府才最了解行政审批事项各项细节，这样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其效果和结论需要审慎对待，所以成本—收益分析的必要性不容置疑，却需要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分析流程，基于这样的认识，让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进来将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2.培育发展中介组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别需要留意的一个地方位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地带，因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将市场可以自主调节的还给市场，政府应该从中退出来，但退出的力度、退出的范围需要仔细考虑，因为退出得太彻底太迅速的话，尚不完善的市场可能来不及做出反应，所以政府在退出的同时必须做好后续工作，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接替政府在这些边界地带提供服务。对于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了解度，中介组织应该仅次于政府部门，而对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心态和诉求的了解度，中介组织甚至要高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本就是为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利益，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可以更好地倾听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声音，帮助政府了解社会目标，从而避免与社会目标的冲突，减少由此产生的协调成本。而且让社会公众通过中介组织这座桥梁参与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将提升制度变迁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减少部门因利益博弈而偏离改革目标的行为，总体上减少交易成本。
二、转变社会心理
1.宣扬与市场经济相符的价值观念。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也包括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念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公务人员的价值观念产生偏差将使其对自己身份认识发生错位，以“经济人”的身份投入到行政事务中，这便容易滋生寻租行为，同样的，原本身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受益者的社会公众若是依旧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的控制，唯上怕官，人情观念作祟，认为必须走后门才能办成事，更是为政府部门的腐败堕落提供了天然的沃土。转变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念，不仅是我国廉政建设的客观要求，更是推动我国改革顺利进行的前置条件，要警醒公务人员摆正自己的姿态，打破“官本位”心理对于权力行使的消极影响，要组织公务人员学习市场经济相关理论，树立市场经济下正确的权力价值观，也要向社会公众宣传主人翁意识，让社会公众认识到自己是改革的监督者，而不是政府部门既有利益的幕后维护者，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营造民主公开的社会氛围、为制度红利的释放破除价值观念上的阻碍。
2.引入激励机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然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压缩政府部门的权力范围也必然造成政府部门的利益损失，这势必会挫伤政府公务人员贯彻落实改革措施的积极性，适当地引入激励机制，为利益损失提供合理的补偿，科学利用薪酬激励、绩效激励、声誉激励等激励手段，避免公务人员的改革积极性被重挫，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因既得利益被抽走而陷入不稳定状态的管理架构，也为公务人员充分认识到改革必然性、转变价值观念、适应新的审批布局提供了调整期。激励机制不仅面向政府公务人员，同样也应该面向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本是改革后释放制度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受到社会公众规模、人数、特性的制约，社会公众的个体往往更倾向于采取“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采取观望的姿态，寄希望于在别人的集体行动中免费获益，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社会公众即使政府打开了公众参与改革的大门，也不会主动为改革出谋划策，因此激励机制的引入对于公众参与同样重要，让社会公众看到自己提出的合理性建议确实发挥了作用，确实为自己带来了更加方便的公共服务，确实收获了改革后的红利，都是对社会公众心理层面上的激励。
三、正视和利用路径依赖
1.提升公务人员服务意识。政府公务人员是行政审批制度的现实执行者，也是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公务人员的素质直接形塑了政府自利性的强弱程度、深刻影响着现行制度的运作状况，也主导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公务人员若一直被束缚于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下，不具备市场经济意识，那么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的改革便无从进行。提升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要综合运用培训教育等手段，丰富培训形式，避免通过党校、行政学院进行培训等单一培训形式造成的基本素质不佳、专业能力不强，同时辅以必要的监督，完善考核机制，真正做到公务人员的服务水平与工作绩效挂钩，将公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等纳入考评体系，让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社会公众对于公务人员的评价体现在考评结果中，从而辅助并督促公务人员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理念，以社会公众的需要为导向、以社会公众的诉求为使命、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职责，最大限度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政府的自利性程度。
2.加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双向互动。供给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加之政府的自利性，目前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普遍没有做到让行政管理相对人陈述自己的意见，而是单一由政府主导，单一主体的思维惯性和集体无意识极易加深路径依赖，由于我国制度变迁是渐进式的，摸索的过程中不能保证路径选择的绝对正确，一旦方向偏差，被加深的路径依赖将使得偏差的负面影响自我强化，为此，应该加强变迁过程中的双向互动，加强社会力量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作用。首先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案设计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估这些要求的合理性，反思这些要求产生的原因，在改革方案设计中纳入这些要求作为参考依据。其次在改革方案推行实施之后，应创立跟踪调查机制，监督调控改革措施的运作，及时接收来自基层公务人员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反馈，由于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是目前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优选择，所以信息的反馈显得尤为重要，信息反馈将为校验改革成效、规划未来改革方向提供现实材料，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做准备。双向互动的过程既是政府听取民意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阶段性自省过程，做好双向互动、广开言路、信息反馈将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做出正确路径选择，破除因路径方向错误而给制度红利释放带来的阻碍。
参考文献：
[1]张兴祥.行政审批改革思路剖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1）：64-69.
[2]韩伟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管理学院，2006.
[3]廖扬丽.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