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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它对文章的价值、作家才性气质与作品之关系、文章体裁及文学批评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它虽然简短概括，但它所论及的问题对后世文学理论研究具有开启意义，《典论·论文》作为一篇标志性文献，吹响了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
【关键词】《典论·论文》文学理论 自觉时代
汉末魏初，中国文学在创作方面还只有诗歌和散文，而在文学理论方面，文学与其它学术文化混杂在一起，文学与非文学的分界定仍不明确，这种局面到了曹魏时代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曹氏父子的喜好和不遗余力地倡导文学，文士和文学事业很快便受到空前的重视，尤其是作为建安时期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和文坛上的实际领袖曹丕，他初以太子之显赫，后以帝王之尊贵，与一邦玩笔杆的“哥儿弟兄”游处玩乐，酒酣耳热，乐哉快哉之际，亲自赋诗作文，重金收集编纂前辈的优秀文章。并且由于爱好而对文学问题进行了深深思索。文学的价值与作用何在，作家才性气质与作品关系如何，文章体裁怎样划分以及文学批评应持何种态度等问题，都进入了他探究的视野。他将自己思考的成果写入了《典论·论文》这篇文章。此文虽然简短概括(全文除去标点仅597字)，但在当时可谓深邃独到。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标志着一种和以往文学观念不同的新思想的产生。正如鲁迅所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典论·论文》就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纯粹的文学理论专论。它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在它之后，相继出现了许许多多研讨文学理论的专文与专著。《典论·论文》吹响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
曹丕在本文中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其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需要指出，曹丕所谓文章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在曹丕看来，文学是经治国家大事的重要工具，它具有很高的“政治”作用，因此可以成为“永垂不朽”的盛事，人的生死荣乐都有定数，而只有文学是无穷无尽的。因而古圣先贤们把自己的思想智慧通过文章传达出来。他们不凭借史家之笔。也不依傍有权有势者提携而名声依然流芳百世。曹丕这里所说的文章价值观与传统儒家的文章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按照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原则，立言是次于立德、立功而居于最末的地位。但是曹丕把它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认为只有文章才是真正不朽的事业，而其它一切都是有限的。这种文章价值观念是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他激励文人珍惜光阴、竭尽全力从事文学事业，不要因为穷困而放弃，不要沉溺于安乐享受而改变著述志向，更不要随俗合污追求眼前之利。在一个狂飚突起，风云变幻的岁月，在长期受儒家思想束缚压抑的文化氛围中，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如此推崇文学，一定会吸引大批热衷于功名的文人的注意力。那些身怀文才的作家一定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他们要用华采丽辞抒写自己治国治民的宏图大志。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在曹氏父子周围集结了一班文人，形成所谓“邺下文人集团”，就是明证。因《典论·论文》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
曹丕在本文中首次将“气”这个概念运用到文学理论中，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悠久传统的以气论文的先河。其云：
文心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典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这里所说的“气”，在创作主体方面，就是指作者的气质、才性，形诸于作品，便是作家的气质在文章中的生动表现，也即作品所呈现出的独特风格。作家的创作才能为什么各不相同呢?为什么有人擅长这种文体，有人擅长另种文体?为什么写的是同一类文章而风格各异呢?曹丕认为这是由于人的个性不同的缘故。亦即各人禀气之差别而造成的。曹丕说气又有“清”、“浊”之分，这是一种最广义的划分。它是就人所禀阴阳二气来说的。清浊实即阴阳，阳气上升为清。阴气下沉为浊。那么所谓“清”，就是一种峻爽超迈的阳刚之气：而“浊”则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曹丕在这里实开创了后世以阳刚、阴柔之美论文学之先河。文取决于人的“气”，作家们个性气质的差异，也就决定他们作品的不同风貌。而由于作家风格不同，就不能以已之长。攻彼之短。所以《典论·论文》论气，其主旨在论证文章成就不同，风格互异的客观依据，进而反对“文人相轻”的陋习。基于这样的观点，曹丕在《论文》及《与吴质书》中，对建安时代一系列作家、作品的特点作了扼要而且比较中肯的批评：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埸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王粲是写作辞赋的佼佼者，徐干的作品具有齐地舒缓的风格特点，应埸的作品平和而缺少刚健，刘桢的作品道劲有力但不够细致，而孔融高深美妙，一般人难以企及。以上既是在品评作品的风格特点，也是在品评人物体气才性的差异。
曹丕的“文气”说与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评之风也大有关系。先秦以来。人们早已用“气”来解释宇宙生成等各种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现象，“气”是人们宇宙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魏晋时人们认为人的性情乃是天赋阴阳二气凝聚而成的，不同的人所禀赋的阴阳二气之状况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个性，他们才能高低、特长所在也各不相同。例如刘劭《人物志》说：“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曹丕将“气”的概念移用到文学理论中，曹丕讲的“气”犹今日之风格，当他说某作家具有某种气时，自然是就其作品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在他看来。“文气”与作者的气质是一致的。注意到文章的风格与作家气质具有联系，这是曹丕超越前人之处。
“文以气为主”的命题不仅广泛深入地揭示了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对汉赋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和否定。汉代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思想专制，扼杀作家的创作个性，他们把作家视同俳优(杂耍、游戏)，那些没有出息的作家，也只是应诏而作，歌功颂德，甚至无功也歌，缺德也颂，苟合至上。沦为宫庭玩物。到了曹丕的时代，“世积离乱，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严酷的社会 现实，强烈要求文学做出有力的反映：身处乱世的作家，也强烈要求在作品中抒写自己建功立业的壮烈情怀。汉末魏初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好贤知文”的曹丕提出“文以气为”，正是这种反对形式主义的时代要求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在“文以气为主”的影响下，作家开始摆脱了娱乐君主的奴婢地位，开始在作品中充分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建安文学呈出“俊才云蒸、慷慨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崭新局面。鲁迅之所以高度评价曹丕“文以为主”的提法，说它造成了建安文学“壮大”的特色，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从此进入了自觉的时代，其道理大概正在于此。
《典论·论文》还对文学作品的体裁问题进行了分类辨析：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第一次提出了“文本同而末异”的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讲，“本”即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即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相同：而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其“末”相异。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类八科，奏议书论属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有韵之文：四类文体的特点，“雅”和“丽”偏重于语言形式，“实”和“理”偏重于思想内容，作为对不同文体的界定，这四类都属于风格体貌。可见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讨论的是文体与风格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丽”作为诗赋和其它文章的区别虽不甚准确，但却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说明他看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曹丕对文章体裁的分类，虽然比较简略，但是具有比较高的理论概括性，对后世的影响颇为重要。它不仅第一次对各种文体之间的差异作了概括，而且大大推进了以后关于文学的体裁、形式特点的研究。
《典论·论文》还论及了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曹丕认为，在评论别人作品时，往往容易出现两种错误偏向。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一点前人已有很多论述，曹丕并无独到之处。二是“文人相轻”、“暗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是曹丕所提出的一个新见解。在当时品议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都是弊帚千金，自视甚高，犹如今世作家们的戏言，文章都是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别人的美。如果都用自己之所长，去轻别的作家之所短，这样就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别人的作品。文坛上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建安七子尚且“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何况一般文士?曹丕以文坛领袖和政治家的气魄批评了这种不良文风。他认为作家才性气质不同，文章体制多种多样，“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很少有人能兼善众体，所以正确的批评态度不应该是“文人相轻”，而应该“审已以度人”。根据不同作家在个性与艺术特点方面的不同，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上述几方面可见，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标志性文献，它所论及的问题，有的虽然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对后代的影响颇大。正如张少康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指出的，它宣告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学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暂时告终，与以玄学思想为主导的新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期的开始。文学理论批评开始由侧重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而转向侧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典论·论文》际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从此进入了比较自觉和完整的阶段。因而具有开创意义。
附：
典论·论文”[魏]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全”。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璃元瑜，汝南应场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骈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豢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踽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i，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关键词】《典论·论文》文学理论 自觉时代
汉末魏初，中国文学在创作方面还只有诗歌和散文，而在文学理论方面，文学与其它学术文化混杂在一起，文学与非文学的分界定仍不明确，这种局面到了曹魏时代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曹氏父子的喜好和不遗余力地倡导文学，文士和文学事业很快便受到空前的重视，尤其是作为建安时期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和文坛上的实际领袖曹丕，他初以太子之显赫，后以帝王之尊贵，与一邦玩笔杆的“哥儿弟兄”游处玩乐，酒酣耳热，乐哉快哉之际，亲自赋诗作文，重金收集编纂前辈的优秀文章。并且由于爱好而对文学问题进行了深深思索。文学的价值与作用何在，作家才性气质与作品关系如何，文章体裁怎样划分以及文学批评应持何种态度等问题，都进入了他探究的视野。他将自己思考的成果写入了《典论·论文》这篇文章。此文虽然简短概括(全文除去标点仅597字)，但在当时可谓深邃独到。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标志着一种和以往文学观念不同的新思想的产生。正如鲁迅所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典论·论文》就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纯粹的文学理论专论。它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在它之后，相继出现了许许多多研讨文学理论的专文与专著。《典论·论文》吹响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
曹丕在本文中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其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需要指出，曹丕所谓文章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在曹丕看来，文学是经治国家大事的重要工具，它具有很高的“政治”作用，因此可以成为“永垂不朽”的盛事，人的生死荣乐都有定数，而只有文学是无穷无尽的。因而古圣先贤们把自己的思想智慧通过文章传达出来。他们不凭借史家之笔。也不依傍有权有势者提携而名声依然流芳百世。曹丕这里所说的文章价值观与传统儒家的文章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按照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原则，立言是次于立德、立功而居于最末的地位。但是曹丕把它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认为只有文章才是真正不朽的事业，而其它一切都是有限的。这种文章价值观念是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他激励文人珍惜光阴、竭尽全力从事文学事业，不要因为穷困而放弃，不要沉溺于安乐享受而改变著述志向，更不要随俗合污追求眼前之利。在一个狂飚突起，风云变幻的岁月，在长期受儒家思想束缚压抑的文化氛围中，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如此推崇文学，一定会吸引大批热衷于功名的文人的注意力。那些身怀文才的作家一定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他们要用华采丽辞抒写自己治国治民的宏图大志。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在曹氏父子周围集结了一班文人，形成所谓“邺下文人集团”，就是明证。因《典论·论文》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
曹丕在本文中首次将“气”这个概念运用到文学理论中，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悠久传统的以气论文的先河。其云：
文心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典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这里所说的“气”，在创作主体方面，就是指作者的气质、才性，形诸于作品，便是作家的气质在文章中的生动表现，也即作品所呈现出的独特风格。作家的创作才能为什么各不相同呢?为什么有人擅长这种文体，有人擅长另种文体?为什么写的是同一类文章而风格各异呢?曹丕认为这是由于人的个性不同的缘故。亦即各人禀气之差别而造成的。曹丕说气又有“清”、“浊”之分，这是一种最广义的划分。它是就人所禀阴阳二气来说的。清浊实即阴阳，阳气上升为清。阴气下沉为浊。那么所谓“清”，就是一种峻爽超迈的阳刚之气：而“浊”则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曹丕在这里实开创了后世以阳刚、阴柔之美论文学之先河。文取决于人的“气”，作家们个性气质的差异，也就决定他们作品的不同风貌。而由于作家风格不同，就不能以已之长。攻彼之短。所以《典论·论文》论气，其主旨在论证文章成就不同，风格互异的客观依据，进而反对“文人相轻”的陋习。基于这样的观点，曹丕在《论文》及《与吴质书》中，对建安时代一系列作家、作品的特点作了扼要而且比较中肯的批评：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埸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王粲是写作辞赋的佼佼者，徐干的作品具有齐地舒缓的风格特点，应埸的作品平和而缺少刚健，刘桢的作品道劲有力但不够细致，而孔融高深美妙，一般人难以企及。以上既是在品评作品的风格特点，也是在品评人物体气才性的差异。
曹丕的“文气”说与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评之风也大有关系。先秦以来。人们早已用“气”来解释宇宙生成等各种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现象，“气”是人们宇宙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魏晋时人们认为人的性情乃是天赋阴阳二气凝聚而成的，不同的人所禀赋的阴阳二气之状况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个性，他们才能高低、特长所在也各不相同。例如刘劭《人物志》说：“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曹丕将“气”的概念移用到文学理论中，曹丕讲的“气”犹今日之风格，当他说某作家具有某种气时，自然是就其作品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在他看来。“文气”与作者的气质是一致的。注意到文章的风格与作家气质具有联系，这是曹丕超越前人之处。
“文以气为主”的命题不仅广泛深入地揭示了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对汉赋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和否定。汉代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思想专制，扼杀作家的创作个性，他们把作家视同俳优(杂耍、游戏)，那些没有出息的作家，也只是应诏而作，歌功颂德，甚至无功也歌，缺德也颂，苟合至上。沦为宫庭玩物。到了曹丕的时代，“世积离乱，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严酷的社会 现实，强烈要求文学做出有力的反映：身处乱世的作家，也强烈要求在作品中抒写自己建功立业的壮烈情怀。汉末魏初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好贤知文”的曹丕提出“文以气为”，正是这种反对形式主义的时代要求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在“文以气为主”的影响下，作家开始摆脱了娱乐君主的奴婢地位，开始在作品中充分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建安文学呈出“俊才云蒸、慷慨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崭新局面。鲁迅之所以高度评价曹丕“文以为主”的提法，说它造成了建安文学“壮大”的特色，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从此进入了自觉的时代，其道理大概正在于此。
《典论·论文》还对文学作品的体裁问题进行了分类辨析：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第一次提出了“文本同而末异”的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讲，“本”即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即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相同：而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其“末”相异。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类八科，奏议书论属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有韵之文：四类文体的特点，“雅”和“丽”偏重于语言形式，“实”和“理”偏重于思想内容，作为对不同文体的界定，这四类都属于风格体貌。可见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讨论的是文体与风格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丽”作为诗赋和其它文章的区别虽不甚准确，但却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说明他看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曹丕对文章体裁的分类，虽然比较简略，但是具有比较高的理论概括性，对后世的影响颇为重要。它不仅第一次对各种文体之间的差异作了概括，而且大大推进了以后关于文学的体裁、形式特点的研究。
《典论·论文》还论及了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曹丕认为，在评论别人作品时，往往容易出现两种错误偏向。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一点前人已有很多论述，曹丕并无独到之处。二是“文人相轻”、“暗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是曹丕所提出的一个新见解。在当时品议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都是弊帚千金，自视甚高，犹如今世作家们的戏言，文章都是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别人的美。如果都用自己之所长，去轻别的作家之所短，这样就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别人的作品。文坛上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建安七子尚且“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何况一般文士?曹丕以文坛领袖和政治家的气魄批评了这种不良文风。他认为作家才性气质不同，文章体制多种多样，“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很少有人能兼善众体，所以正确的批评态度不应该是“文人相轻”，而应该“审已以度人”。根据不同作家在个性与艺术特点方面的不同，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上述几方面可见，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标志性文献，它所论及的问题，有的虽然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对后代的影响颇大。正如张少康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指出的，它宣告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学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暂时告终，与以玄学思想为主导的新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期的开始。文学理论批评开始由侧重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而转向侧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典论·论文》际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从此进入了比较自觉和完整的阶段。因而具有开创意义。
附：
典论·论文”[魏]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全”。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璃元瑜，汝南应场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骈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豢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踽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i，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