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语言学人15年来的不懈努力，语言生活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在中国语言研究的语境中，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提出了“语言生活”的9个范畴，即“语言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技术的研究”。这个理论体系不仅包括社会语言学研究所关注的议题，如语言接触、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调查等，也包含语言规划、语言学习、语言技术的应用等。与基于西方学界学术传统而形成的碎片化、批判性的概念和理论相比，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对本土语言研究工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原创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具有特色鲜明的系统性和建设性。
　　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总结“语言生活派”十年研究，强调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不仅包括文字，也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语言生活内容覆盖了语言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运用、学习和研究。宏观的语言生活通常发生在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如通过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等举措来推动文化传承，维护国家统一，并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等。中观的语言生活则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各个社会领域或地域，如行业领域的语言规范制定和领域语言能力培养，也包括国家内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和方言等议题。微观的语言生活和个人息息相关，如家庭环境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或是特别不同人群对语言使用的特殊需要（例如聋哑人士的手语学习）。近年来，由于国际语言学界越来越意识到西方各类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视野的局限，一些语言学者开始推动各类理论的整合，如The Douglas Fir Group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希望能将不同语言学人的研究有机结合，通过对语言使用、学习的系统研究来促进社会的完善和进步。与之相比，中国语言学人则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对语言使用、学习和研究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整合，那么通过研究来实现语言生活的进步依然是镜花水月。
　　“语言生活”概念的提出也体现了中国语言学人一直坚守中国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使命，而不仅仅是把语言研究当作一项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学术活动。参与语言生活研究的中国语言学人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研究活动和成果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语言生活中各个层面（如国家、社区、家庭）的实际问题。例如，他们常常通过对语言生活问题的探究，向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专业性的参考意见，协助扶贫政策的实施。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学者还承担了很多公共义务，推动了对整个社会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制定，例如中国语言保护工作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 岳麓宣言》的相关工作。随着众多“语言生活派”学者的重要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中国与世界的语言生活研究愈加接轨，联系也愈加紧密。
　　了解世界语言生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的语言生活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历年的《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大致按“政策”“动态”“专题”“报告”“语词”和“附录”分类，来记录世界各地的重大语言事件、热点问题，帮助大家观察世界语言生活，加深对世界的认识。按照李宇明《论语言生活的层级》（《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对语言生活现象的划分，笔者认为可以使用宏观（国家、超国家）、中观（领域、地域）和微观（个人、社会终端组织）3个层级来观察具体的世界语言生活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何事”“何时”“何因”“何人”“何路径”5个维度来审视和探究。第一，何事。语言研究者在宏观层面上探索“何事”问题，可以关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情况。第二，何时。探求“何时”问题有助于揭示社会语言问题相关的时代烙印。第三，何因。对“何因”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社会语言问题发生的原因和解决的过程。第四，何人。因为语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靠人，所以“何人”问题的探讨对积极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语言学者至关重要。第五，何路径。在对社会语言问题的发生和解决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语言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各种路径问题。
　　语言生活研究问题的设置至关重要，它往往牵涉到学者在世界语言生活研究领域中的话语权。虽然国内外语言学者处于不同的政治和学术话语环境，但是驱动他们进行学科研究的社会语言问题是共通的。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地向世界語言学者展示“语言生活”的理念，让他们认识到中国“语言生活派”解决语言问题方案的系统性、建设性，就可以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语言问题，尤其是社会语言问题的重新认知。当然，对于世界语言生活这样庞大复杂的主题，仅靠一个专栏中的几篇文章，必定难以穷其意、尽其妙。无论是专栏中的专题论文，还是“多人谈”中的专家笔谈，都主要还是从宏观政策或中、微观的角度来探讨世界语言生活中的“何事”“何时”和“何因”“何人”一类问题。这些研究通过分析当前不同社会情境中语言生活的政策文件，寻找一些重大社会语言生活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探索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期为解决国内类似的语言生活问题积累宝贵经验，同时也批判现行解决方案的不足之处。而且，国内语言生活问题解决的经验也能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学者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视角。因此，笔者希望“中国语言生活派”的学者在继续进行“何事”“何时”和“何因”一类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对“何人”“何路径”一类问题的探索。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又经历新冠疫情之考验，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正因如此，中国的语言学人既需要根植于祖国，又需要胸怀世界，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找到合适的学术切入点，用中国智慧来推动世界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