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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国际传播的研究方法，在注重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对外传播构成巨大障碍的“中国威胁论”进行了全球背景下的分析和研究。尤其对美国、西欧、日本、印度四个国家（地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在看似同样的“中国威胁”论调下，隐藏的其实是各个国家的不同想象和各种诉求。本文认为，我们要迅速改变以往“大一统”的对外传播格局，应立即实施区别化、区域（国别）化、精准化的对外传播战略。通过迅速实施这一战略，大大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现实困境
1990年5月，就在冷战时代即将告终之际，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却在《诸君》月刊上就“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发表了《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在该文中，村井友秀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它作为一个完全有条件给世界带来影响的大国而存在于国际社会”，而当前，它“正希望通过实现四个现代化重新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和迅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对于未来的日本而言，很可能是个“潜在的威胁”。①因为这个“著名”的推断，该文因此得以被国内很多学者冠为诱发世界“中国威胁论”的滥觞之作。
然而事实上，村井友秀在该文中却明确表示，“中国威胁”观在日本影响甚微。他发现，“在今天的日本，过去那种‘先进的日本与落后的中国’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成‘富裕的日本与贫穷的中国’的意识。在中国面前，日本的先进国家意识和优越感反而越来越强了。”因此，“在当今日本，将中国看成是日本的威胁的人，数量极少。即使从各种舆论调查来看，也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认为中国是威胁，而且，同朝鲜相比，来自中国的威胁更小。”②而他之所以得出“中国是个潜在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未来的推断。
当时还是“人微言轻”的村井友秀，对“中国是个潜在的威胁”的推断，显然在当年并没有引起日本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太多关注；同样，在中国也只有同年8月的《参考资料》摘译了该文，但并没有作太多评述。
真正将“中国威胁”话语引入国际学术界和国际舆论场的是20世纪末的美国知识界。1992年秋，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在美国保守派“传统基金会”主办的《政策研究》（Policy Review）上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宣称“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扩大，而且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国家，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而成为美国的‘新敌人’，可是，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③该文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学术界激起了回音，如英国学者西格尔（Gerald Segal）、罗伊（Denny Roy）也随后抛出了《即将到来的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中国经济增长对亚太安全的后果》等文。
在国际新闻界，相关的报道和评论也纷纷涌现。据郭隆隆和赵念渝的统计，在1992年初至1994年底期间，美、日、英、法等国的报刊上先后曾出现了70多篇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④。
然而，它的影响还不仅仅囿于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争论，事实上也成为了国际政经界的一个常用话语。
可见，“中国威胁论”的出现，虽然源于日本学术界的“发现”，但是其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统治”话语，却是源于西方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经界的共同推动。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知识界与政经界就一直主导着世界“中国威胁”形象的生成与传播，并直接左右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威胁”论述。国内学者周宁认为，自现代性发生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就一直是世界中国形象的建构起点，“即使该国家地区具有自身的中国形象传统，也难以拒绝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规训’，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地区中的中国形象，不过是掺杂着本土想象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再生产形式。”⑤仅从“中国威胁论”的世界话语体系来看，似乎是又一次佐证了周宁的判断。我们通过研究却又发现，“同样的威胁”背后隐藏的其实却是“不同的想象”。
从“中国威胁”形象的空间维度来看，不同国家的“威胁”想象明显存在着较大差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的一份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却并不认为中国是个“讨厌的国家”，真正将中国视为一个“讨厌的国家”的只是部分西欧国家和个别邻国，在这其中又以日本对中国的印象最差。不过，尽管有些西欧国家对中国印象不佳，但是多数西方国家仍然认为中国是个“不错的国家”。也就是说，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并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西方。
从“中国威胁”形象的历史维度来看，不同国家的“中国威胁”想象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较大的起伏。在这其中又以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威胁”想象变化幅度最大。以日本为例，在2002年，超过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都对中国的印象趋向积极和正面，但是到了2008年，这一数据已下降至14%。
从“中国威胁”的具体指向来看，“中国经济威胁”的认可度在各个国家普遍较低，但是“中国军事威胁”的认可度却在大部分国家都占有较高比例。皮尤中心2005年至2011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普遍有一种担忧情绪，而日本虽然和中国在领土、历史等问题上冲突不断，也是“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主要传播地，但是却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于己有利。可是同样是邻国，在印度却只有29%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于己是个“好事”。
虽然各个国家的“威胁”想象都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又以美国、日本、印度以及德、法等部分西欧国家对中国的情感最为微妙，表现更为典型。它们既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发源地，也是“威胁论”的重要传播场域。美国的“外冷内热”、日本的“外热内冷”、德法的“失落心态”、印度的“竞争情结”都在他们对中国的“威胁”想象中一览无遗地呈现了出来。 “中国威胁形象”的形成和传播，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外交关系，也间接导致了各种现实问题的频繁发生，如地缘危机的激化、贸易冲突的爆发等。因此，如何向世界正确地说明中国，如何实现我们对外传播的转向，就成为了中国当下一个非常迫切的重大战略问题。
适时转向
针对国际社会面对中国崛起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心理，我们除了要通过更为深刻、深入、科学的方法对重点国家和重点地区进行传播对象的研究外，还要迅速改变以往“大一统”的对外传播格局，立即实施区别化、区域（国别）化、精准化的对外传播战略。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应当特别注重以下国家（地区）的对外传播战略。
（一）面向美国的对外传播战略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源于现实利益的冲突，而是源于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担忧。但是由于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军事强国，而且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基地和信息传播中心，所以它在世界“中国威胁论”的生产和传播方面一直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此，未来面向美国的对外传播要立足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加大中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从知识生产的源头上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的阐述框架和理论范式。这诚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教授所提醒的“当中国现在还未成为知识体系的建构者时，我们的话语就难免软弱无力”。其二，加强中国媒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推动中国媒体成为世界中国信息（特指在世界信息体系中，中国信息所占有的百分比和影响力）的第一信息源和第一定义者。其三，加强与外国驻华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的多方合作，为国际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向世界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提供各种帮助。其四，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和经济合作，消弭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疑虑心理。
（二）面向西欧的对外传播战略
民意上普遍将中国视作一个“威胁”的国家中一部分来自西欧诸国。不过他们和中国的冲突，与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与西欧诸国的冲突并不是源于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价值观的冲突，特别是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因此，面向西欧诸国的传播战略，要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加强各种形式的文化对话，不断挖掘并发现中西文化中的共通之处，强调“世界文明”的共生理论，并在人类的共有价值上争取获得与他们更多的理论共识和情感共鸣；其二，通过大众传播、公共外交等多种方式，向西方世界巧妙地传递中国核心价值观中已呈现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的三个倡导中，有相当的部分是与世界文明价值体系一致的，这是值得我们十分关注和倾力沟通的）；其三，充分注重欧洲诸国“文化极为丰厚”以及“崇尚多元文化”的特点，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以期进一步“唤起”他们对多方文明和智慧的向往，促使这些国家的民众从“现代化多元发展模式”的理解中，体悟中国选择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三）面向日本、印度等国的对外传播战略
除了部分西欧国家之外，对中国的“敌视”和“猜忌”主要来自日本、印度、菲律宾等邻国。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这些“敌视”和“猜忌”中，以日本对中国的敌视和疑虑最深，印度也存在着相当的敌视现象，但是印度的嫉妒心理最为突出。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在本国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焦虑（美国政客在竞选活动期间拿中国说事的情况尚属例外），反而却在中国邻国发挥了巨大影响，并成为一些政党和利益群体采取不当行为的重要借口。事实上，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并没有根本的冲突，文化上更是有很多共通之处，但是由于领土相邻，面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它们难免产生了不信任和焦虑心理。因此，面向这些邻国的传播战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发挥地缘和人际传播优势，加强民间的交流和对话，增强邻国民众对中国的信任感和好感度；其二，注重政治话语传播的科学性，如在提及“海洋强国”等问题时，要注意特殊语境；其三，推进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的建设，提升中国媒体在邻国的影响力，化解美国“中国威胁论”在亚洲的话语霸权。总之，疏导邻国民众的焦虑、怀疑心理，是未来面向邻国实施传播战略的最大挑战，其间，日本问题将会更为棘手。
（四）面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对外传播战略
长期以来，在一些非洲民众眼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超好”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大部分的民众对中国的形象也一直趋于正面。但是，近年来，由于受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逐渐有了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媒体在这些国家的“失声”和西方主流媒体的强大生产能力和影响力。此外，由于受经费和技术的限制，非洲、拉丁美洲媒体上的中国信息不得不采借于西方主流媒体，这也是“中国威胁论”在这些国家逐渐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面向非洲、拉丁美洲，未来的传播战略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改变过去片面重视西方的传播战略，加强对非洲、拉丁美洲的传播力度，使中国成为在非洲的中国信息主要定义者；其二，以民间赞助的方式加强对非洲和拉丁美洲驻华记者的支持力度，使得他们成为中国信息的真正传播者，从而将一个真实的中国传播到非洲和拉丁美洲，以消除西方报道的负面影响；其三，面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对话、公共外交等，使他们成为中国形象的国际代言人。
简而言之，解构美国政经界、知识界和媒体界的话语霸权；寻求和西欧国家在人类共有价值上的文化共识；消除日本、印度等邻国的疑虑心理；推进非洲、拉丁美洲的传播“去中介化”，是提高我国对外传播效果的必要路径。只有充分认识到我们对外传播面临的这些现实困境，并尽快实施区域化、差别化、精准化的对外传播战略，才能真正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效果，消弭“中国威胁形象”在世界范围的负面影响，从而大大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注释」
①【日】村井友秀：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J]，诸君，1990，5，见：参考资料，1990（23480）：67—69。
②【日】村井友秀：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J]，诸君，1990，5，见：参考资料，1990（23480）：65。
③解本亮：凝视中国：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51。
④郭隆隆，赵念渝编著，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83。
⑤李勇：西欧的中国形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总序27。
⑥该项目自2002年启动，至今已历经11年，项目跨域59个国家，调研样本近30万人。该文所引用的相关数据均来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官方网站：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
⑦皮尤研究中心，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
现实困境
1990年5月，就在冷战时代即将告终之际，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却在《诸君》月刊上就“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发表了《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在该文中，村井友秀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它作为一个完全有条件给世界带来影响的大国而存在于国际社会”，而当前，它“正希望通过实现四个现代化重新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和迅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对于未来的日本而言，很可能是个“潜在的威胁”。①因为这个“著名”的推断，该文因此得以被国内很多学者冠为诱发世界“中国威胁论”的滥觞之作。
然而事实上，村井友秀在该文中却明确表示，“中国威胁”观在日本影响甚微。他发现，“在今天的日本，过去那种‘先进的日本与落后的中国’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成‘富裕的日本与贫穷的中国’的意识。在中国面前，日本的先进国家意识和优越感反而越来越强了。”因此，“在当今日本，将中国看成是日本的威胁的人，数量极少。即使从各种舆论调查来看，也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认为中国是威胁，而且，同朝鲜相比，来自中国的威胁更小。”②而他之所以得出“中国是个潜在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未来的推断。
当时还是“人微言轻”的村井友秀，对“中国是个潜在的威胁”的推断，显然在当年并没有引起日本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太多关注；同样，在中国也只有同年8月的《参考资料》摘译了该文，但并没有作太多评述。
真正将“中国威胁”话语引入国际学术界和国际舆论场的是20世纪末的美国知识界。1992年秋，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在美国保守派“传统基金会”主办的《政策研究》（Policy Review）上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宣称“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扩大，而且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国家，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而成为美国的‘新敌人’，可是，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③该文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学术界激起了回音，如英国学者西格尔（Gerald Segal）、罗伊（Denny Roy）也随后抛出了《即将到来的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中国经济增长对亚太安全的后果》等文。
在国际新闻界，相关的报道和评论也纷纷涌现。据郭隆隆和赵念渝的统计，在1992年初至1994年底期间，美、日、英、法等国的报刊上先后曾出现了70多篇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④。
然而，它的影响还不仅仅囿于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争论，事实上也成为了国际政经界的一个常用话语。
可见，“中国威胁论”的出现，虽然源于日本学术界的“发现”，但是其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统治”话语，却是源于西方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经界的共同推动。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知识界与政经界就一直主导着世界“中国威胁”形象的生成与传播，并直接左右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威胁”论述。国内学者周宁认为，自现代性发生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就一直是世界中国形象的建构起点，“即使该国家地区具有自身的中国形象传统，也难以拒绝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规训’，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地区中的中国形象，不过是掺杂着本土想象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再生产形式。”⑤仅从“中国威胁论”的世界话语体系来看，似乎是又一次佐证了周宁的判断。我们通过研究却又发现，“同样的威胁”背后隐藏的其实却是“不同的想象”。
从“中国威胁”形象的空间维度来看，不同国家的“威胁”想象明显存在着较大差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的一份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却并不认为中国是个“讨厌的国家”，真正将中国视为一个“讨厌的国家”的只是部分西欧国家和个别邻国，在这其中又以日本对中国的印象最差。不过，尽管有些西欧国家对中国印象不佳，但是多数西方国家仍然认为中国是个“不错的国家”。也就是说，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并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西方。
从“中国威胁”形象的历史维度来看，不同国家的“中国威胁”想象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较大的起伏。在这其中又以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威胁”想象变化幅度最大。以日本为例，在2002年，超过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都对中国的印象趋向积极和正面，但是到了2008年，这一数据已下降至14%。
从“中国威胁”的具体指向来看，“中国经济威胁”的认可度在各个国家普遍较低，但是“中国军事威胁”的认可度却在大部分国家都占有较高比例。皮尤中心2005年至2011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普遍有一种担忧情绪，而日本虽然和中国在领土、历史等问题上冲突不断，也是“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主要传播地，但是却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于己有利。可是同样是邻国，在印度却只有29%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于己是个“好事”。
虽然各个国家的“威胁”想象都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又以美国、日本、印度以及德、法等部分西欧国家对中国的情感最为微妙，表现更为典型。它们既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发源地，也是“威胁论”的重要传播场域。美国的“外冷内热”、日本的“外热内冷”、德法的“失落心态”、印度的“竞争情结”都在他们对中国的“威胁”想象中一览无遗地呈现了出来。 “中国威胁形象”的形成和传播，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外交关系，也间接导致了各种现实问题的频繁发生，如地缘危机的激化、贸易冲突的爆发等。因此，如何向世界正确地说明中国，如何实现我们对外传播的转向，就成为了中国当下一个非常迫切的重大战略问题。
适时转向
针对国际社会面对中国崛起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心理，我们除了要通过更为深刻、深入、科学的方法对重点国家和重点地区进行传播对象的研究外，还要迅速改变以往“大一统”的对外传播格局，立即实施区别化、区域（国别）化、精准化的对外传播战略。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应当特别注重以下国家（地区）的对外传播战略。
（一）面向美国的对外传播战略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源于现实利益的冲突，而是源于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担忧。但是由于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军事强国，而且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基地和信息传播中心，所以它在世界“中国威胁论”的生产和传播方面一直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此，未来面向美国的对外传播要立足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加大中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从知识生产的源头上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的阐述框架和理论范式。这诚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教授所提醒的“当中国现在还未成为知识体系的建构者时，我们的话语就难免软弱无力”。其二，加强中国媒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推动中国媒体成为世界中国信息（特指在世界信息体系中，中国信息所占有的百分比和影响力）的第一信息源和第一定义者。其三，加强与外国驻华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的多方合作，为国际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向世界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提供各种帮助。其四，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和经济合作，消弭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疑虑心理。
（二）面向西欧的对外传播战略
民意上普遍将中国视作一个“威胁”的国家中一部分来自西欧诸国。不过他们和中国的冲突，与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与西欧诸国的冲突并不是源于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价值观的冲突，特别是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因此，面向西欧诸国的传播战略，要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加强各种形式的文化对话，不断挖掘并发现中西文化中的共通之处，强调“世界文明”的共生理论，并在人类的共有价值上争取获得与他们更多的理论共识和情感共鸣；其二，通过大众传播、公共外交等多种方式，向西方世界巧妙地传递中国核心价值观中已呈现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的三个倡导中，有相当的部分是与世界文明价值体系一致的，这是值得我们十分关注和倾力沟通的）；其三，充分注重欧洲诸国“文化极为丰厚”以及“崇尚多元文化”的特点，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以期进一步“唤起”他们对多方文明和智慧的向往，促使这些国家的民众从“现代化多元发展模式”的理解中，体悟中国选择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三）面向日本、印度等国的对外传播战略
除了部分西欧国家之外，对中国的“敌视”和“猜忌”主要来自日本、印度、菲律宾等邻国。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这些“敌视”和“猜忌”中，以日本对中国的敌视和疑虑最深，印度也存在着相当的敌视现象，但是印度的嫉妒心理最为突出。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在本国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焦虑（美国政客在竞选活动期间拿中国说事的情况尚属例外），反而却在中国邻国发挥了巨大影响，并成为一些政党和利益群体采取不当行为的重要借口。事实上，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并没有根本的冲突，文化上更是有很多共通之处，但是由于领土相邻，面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它们难免产生了不信任和焦虑心理。因此，面向这些邻国的传播战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发挥地缘和人际传播优势，加强民间的交流和对话，增强邻国民众对中国的信任感和好感度；其二，注重政治话语传播的科学性，如在提及“海洋强国”等问题时，要注意特殊语境；其三，推进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的建设，提升中国媒体在邻国的影响力，化解美国“中国威胁论”在亚洲的话语霸权。总之，疏导邻国民众的焦虑、怀疑心理，是未来面向邻国实施传播战略的最大挑战，其间，日本问题将会更为棘手。
（四）面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对外传播战略
长期以来，在一些非洲民众眼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超好”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大部分的民众对中国的形象也一直趋于正面。但是，近年来，由于受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逐渐有了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媒体在这些国家的“失声”和西方主流媒体的强大生产能力和影响力。此外，由于受经费和技术的限制，非洲、拉丁美洲媒体上的中国信息不得不采借于西方主流媒体，这也是“中国威胁论”在这些国家逐渐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面向非洲、拉丁美洲，未来的传播战略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改变过去片面重视西方的传播战略，加强对非洲、拉丁美洲的传播力度，使中国成为在非洲的中国信息主要定义者；其二，以民间赞助的方式加强对非洲和拉丁美洲驻华记者的支持力度，使得他们成为中国信息的真正传播者，从而将一个真实的中国传播到非洲和拉丁美洲，以消除西方报道的负面影响；其三，面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对话、公共外交等，使他们成为中国形象的国际代言人。
简而言之，解构美国政经界、知识界和媒体界的话语霸权；寻求和西欧国家在人类共有价值上的文化共识；消除日本、印度等邻国的疑虑心理；推进非洲、拉丁美洲的传播“去中介化”，是提高我国对外传播效果的必要路径。只有充分认识到我们对外传播面临的这些现实困境，并尽快实施区域化、差别化、精准化的对外传播战略，才能真正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效果，消弭“中国威胁形象”在世界范围的负面影响，从而大大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注释」
①【日】村井友秀：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J]，诸君，1990，5，见：参考资料，1990（23480）：67—69。
②【日】村井友秀：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J]，诸君，1990，5，见：参考资料，1990（23480）：65。
③解本亮：凝视中国：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51。
④郭隆隆，赵念渝编著，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83。
⑤李勇：西欧的中国形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总序27。
⑥该项目自2002年启动，至今已历经11年，项目跨域59个国家，调研样本近30万人。该文所引用的相关数据均来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官方网站：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
⑦皮尤研究中心，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