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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0日和1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五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新一届政府继习近平首次访美后的第二次高层会谈，对于中美两个重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只有短短两天的双边对话受到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进行了滚动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也发表了评论。
本文尝试比较新华社与境外主流媒体对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报道角度、报道侧重点、报道方法与报道策略方面的异同，以此报道为案例，思考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下如何提升涉华议题的对外传播效果。
中外媒体报道异同
笔者在调研中对新华社播发的稿件进行了梳理，主要涉及“中美会谈开始，重点讨论双边关系”、“中美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强调经济合作方面的进展”以及“中国副总理期待会谈取得切实成果”等消息，在对外舆论引导上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背景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时机十分重要且意义深远。双方希望此轮对话将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要共识的指引下取得积极的成果，成为落实这一共识的第一步。
第二，经贸关系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两国首先应当在经贸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扩展新领域，特别是相互投资于科技合作。中美经贸虽摩擦不断，但发展迅速前景广阔。中美经济官员将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等一系列经贸细节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双方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在美设分支、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待加强。
第三，中美双方还就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会谈。两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全球油气市场、油气供需信息共享及透明度、能源价格、油气贸易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双方下阶段在载重汽车减排、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建筑和工业能效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合作，提出行动计划，并就各自国内气候变化政策、能源政策和相关财政政策等进行了交流。
第四，双方除探讨经济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外，还就朝鲜半岛核问题和网络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相比较而言，几大主要外国通讯社在报道过程中更侧重就敏感议题向中国施压，比如美联社播发了题为“拜登称中国必须停止网络攻击”的消息，法新社报道“中美对话就斯诺登问题产生冲突，但在贸易方面有突破”、路透社报道“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或是探讨中国改革细节的机会”等消息。具体来说，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络攻击问题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中之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对话开幕时便强调中国的网络攻击问题，称美国公司正在经历的信息盗窃必须停止。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涉及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公司，并称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对美国公司的信息窃取已经导致美国公司损失大约上千万美元。
第二，美国对中国处理斯诺登事件的方式表示不满。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同意让斯诺登从香港离境前往俄罗斯的决定表示“十分失望”。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在战略与经济会谈中，继续美国政府之前的立场，称中国这一举动破坏了之前两国首脑加州会晤时达成的合作共识，并表示这与之前所谓要达成的新型国家关系的方向不符。
第三，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有所进展。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会谈开幕时强调两国在支撑全球经济方面有共同利益和责任。拜登称，中国下一步需对自身经济采取的措施恰好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中方自己制定的计划内容包含的调整十分必要且难度很高，像汇率自由化、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鼓励创新，但如果能实现对两国都有好处。双方开始就签订中美贸易协定展开讨论。
第四，中美还就朝鲜核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会晤时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将宏伟的愿景落实到实际行动时并不容易，加州会晤时习近平就朝鲜核问题与奥巴马总统达成共识，但在该会晤与此轮会谈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并未对朝鲜政府施压。
第五，人权问题和新疆与西藏少数民族问题依旧是美国提及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称，尊重人权并保证民众的自由权益将使中国成为更加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国家。中国副总理汪洋回应美国应该更关注自身的人权问题，尊重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会谈期间几家重要的外国报纸也发表文章和评论，预测和分析此轮会谈的重点与成果，并试图通过新华社的对外报道分析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态度和方式转变。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中国官媒暗示中美网络会议有成果”的文章，称新华社在对话正式召开前，发布了网络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的成果，暗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并试图为两国的新一轮高层对话扫除部分“棘手问题”。香港《经济日报》也发表社论，认为中国此次向美国高调喊话，态度与过往的美国单方面索取大相径庭。文章还认为，中国新领导层力求中美平等互待，美国难以安然接受，因此，此次对话难有重大成果，但却是中美新型关系的探索开端。
对外报道策略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中西方媒体在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上存在着明显不同，境外媒体在事前就对这次对话进行了各种猜测和预判，对双方高层对话现场着墨更多，斯诺登、网路攻击、人权等议题的报道比重更大，这背后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市场竞争吸引受众眼球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首要任务是准确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向海外受众解读好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决策，在对外报道中坚持好党性和政治性原则。在此基础上，也可借鉴西方媒体的做法，多报道对话现场的花絮，增强报道的可读性，避免板起面孔说话，使报道过于严肃。
笔者认为，在涉及中国事务的国际事件报道中，外宣媒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第一，抓住机遇，以重大涉华国际事务为突破口，扩大中国外宣媒体的影响力。与单纯的中国国内新闻不同，这些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国际性新闻更能够得到外国媒体和外国社会的普遍关注。如今，在地震等突发事件报道，以及奥运会、世博会等中国承办的大型国际盛会的对外报道中，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在报道的及时性、真实性、全面性和公开性上都获得了国际舆论界的认可。相比之下，在涉华国际事务的报道中，我们的对外报道仍然存在与国际舆论界脱节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在坚持党性和政治性的前提下，对一些敏感议题进行更主动的报道，那么我们的报道就能更好地融入到国际舆论场中，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将对提高我国媒体国际地位和转变外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都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二，转变“传播理念”从“宣传”到“交流”。我国的对外传播从传统上一直有“宣传”的意味，我们也经常将“对外传播”称为“对外宣传”。宣传是单向的表达，缺乏交流和回应，并且在信息选择上将不得不选取那些正面的积极的信息，直接灌输给受众。对外传播尤其要避免大量的宣传。对外传播如果一味的宣传不仅难以起到真正正面的传播效果，而且会增加海外受众的抵触情绪。近些年，中国媒体已越来越走向国际化，但是在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上我们仍然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关键还是要敢于解放思想和勇于创新。
第三，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国内媒体习惯从宏观的角度对重要议题进行高屋建瓴的解读，西方报刊则偏爱从微观细节入手，以中立的角度摆明不同意见双方的观点，而将倾向性融入到报道中。借鉴西方惯用的报道方式是提高传播效果的关键。我们在报道中经常采用的正面报道的手法，不一定收到正面的传播效果。早有传播学者指出过，正面报道如果只是报喜不报忧的话是十分片面的，正面报道的真正意义应当是能够取得正面传播效果的报道。在国际会议中要善于捕捉有意思的故事，通过增加细节性报道和增强报道的可读性来加强对外报道的亲和力。
本文尝试比较新华社与境外主流媒体对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报道角度、报道侧重点、报道方法与报道策略方面的异同，以此报道为案例，思考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下如何提升涉华议题的对外传播效果。
中外媒体报道异同
笔者在调研中对新华社播发的稿件进行了梳理，主要涉及“中美会谈开始，重点讨论双边关系”、“中美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强调经济合作方面的进展”以及“中国副总理期待会谈取得切实成果”等消息，在对外舆论引导上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背景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时机十分重要且意义深远。双方希望此轮对话将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要共识的指引下取得积极的成果，成为落实这一共识的第一步。
第二，经贸关系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两国首先应当在经贸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扩展新领域，特别是相互投资于科技合作。中美经贸虽摩擦不断，但发展迅速前景广阔。中美经济官员将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等一系列经贸细节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双方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在美设分支、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待加强。
第三，中美双方还就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会谈。两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全球油气市场、油气供需信息共享及透明度、能源价格、油气贸易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双方下阶段在载重汽车减排、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建筑和工业能效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合作，提出行动计划，并就各自国内气候变化政策、能源政策和相关财政政策等进行了交流。
第四，双方除探讨经济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外，还就朝鲜半岛核问题和网络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相比较而言，几大主要外国通讯社在报道过程中更侧重就敏感议题向中国施压，比如美联社播发了题为“拜登称中国必须停止网络攻击”的消息，法新社报道“中美对话就斯诺登问题产生冲突，但在贸易方面有突破”、路透社报道“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或是探讨中国改革细节的机会”等消息。具体来说，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络攻击问题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中之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对话开幕时便强调中国的网络攻击问题，称美国公司正在经历的信息盗窃必须停止。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涉及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公司，并称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对美国公司的信息窃取已经导致美国公司损失大约上千万美元。
第二，美国对中国处理斯诺登事件的方式表示不满。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同意让斯诺登从香港离境前往俄罗斯的决定表示“十分失望”。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在战略与经济会谈中，继续美国政府之前的立场，称中国这一举动破坏了之前两国首脑加州会晤时达成的合作共识，并表示这与之前所谓要达成的新型国家关系的方向不符。
第三，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有所进展。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会谈开幕时强调两国在支撑全球经济方面有共同利益和责任。拜登称，中国下一步需对自身经济采取的措施恰好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中方自己制定的计划内容包含的调整十分必要且难度很高，像汇率自由化、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鼓励创新，但如果能实现对两国都有好处。双方开始就签订中美贸易协定展开讨论。
第四，中美还就朝鲜核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会晤时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将宏伟的愿景落实到实际行动时并不容易，加州会晤时习近平就朝鲜核问题与奥巴马总统达成共识，但在该会晤与此轮会谈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并未对朝鲜政府施压。
第五，人权问题和新疆与西藏少数民族问题依旧是美国提及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称，尊重人权并保证民众的自由权益将使中国成为更加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国家。中国副总理汪洋回应美国应该更关注自身的人权问题，尊重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会谈期间几家重要的外国报纸也发表文章和评论，预测和分析此轮会谈的重点与成果，并试图通过新华社的对外报道分析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态度和方式转变。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中国官媒暗示中美网络会议有成果”的文章，称新华社在对话正式召开前，发布了网络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的成果，暗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并试图为两国的新一轮高层对话扫除部分“棘手问题”。香港《经济日报》也发表社论，认为中国此次向美国高调喊话，态度与过往的美国单方面索取大相径庭。文章还认为，中国新领导层力求中美平等互待，美国难以安然接受，因此，此次对话难有重大成果，但却是中美新型关系的探索开端。
对外报道策略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中西方媒体在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上存在着明显不同，境外媒体在事前就对这次对话进行了各种猜测和预判，对双方高层对话现场着墨更多，斯诺登、网路攻击、人权等议题的报道比重更大，这背后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市场竞争吸引受众眼球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首要任务是准确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向海外受众解读好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决策，在对外报道中坚持好党性和政治性原则。在此基础上，也可借鉴西方媒体的做法，多报道对话现场的花絮，增强报道的可读性，避免板起面孔说话，使报道过于严肃。
笔者认为，在涉及中国事务的国际事件报道中，外宣媒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第一，抓住机遇，以重大涉华国际事务为突破口，扩大中国外宣媒体的影响力。与单纯的中国国内新闻不同，这些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国际性新闻更能够得到外国媒体和外国社会的普遍关注。如今，在地震等突发事件报道，以及奥运会、世博会等中国承办的大型国际盛会的对外报道中，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在报道的及时性、真实性、全面性和公开性上都获得了国际舆论界的认可。相比之下，在涉华国际事务的报道中，我们的对外报道仍然存在与国际舆论界脱节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在坚持党性和政治性的前提下，对一些敏感议题进行更主动的报道，那么我们的报道就能更好地融入到国际舆论场中，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将对提高我国媒体国际地位和转变外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都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二，转变“传播理念”从“宣传”到“交流”。我国的对外传播从传统上一直有“宣传”的意味，我们也经常将“对外传播”称为“对外宣传”。宣传是单向的表达，缺乏交流和回应，并且在信息选择上将不得不选取那些正面的积极的信息，直接灌输给受众。对外传播尤其要避免大量的宣传。对外传播如果一味的宣传不仅难以起到真正正面的传播效果，而且会增加海外受众的抵触情绪。近些年，中国媒体已越来越走向国际化，但是在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上我们仍然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关键还是要敢于解放思想和勇于创新。
第三，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国内媒体习惯从宏观的角度对重要议题进行高屋建瓴的解读，西方报刊则偏爱从微观细节入手，以中立的角度摆明不同意见双方的观点，而将倾向性融入到报道中。借鉴西方惯用的报道方式是提高传播效果的关键。我们在报道中经常采用的正面报道的手法，不一定收到正面的传播效果。早有传播学者指出过，正面报道如果只是报喜不报忧的话是十分片面的，正面报道的真正意义应当是能够取得正面传播效果的报道。在国际会议中要善于捕捉有意思的故事，通过增加细节性报道和增强报道的可读性来加强对外报道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