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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钟书是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大家，其一生建树颇多，在译学方面也拥有杰出造诣。本文通过浅析《林纾的翻译》一文，对钱钟书“化”、“讹”、“诱”三个主要翻译观点进行解读，且对其间接提出的译者所应具备的部分素质进行挖掘、借鉴。
【关键词】《林纾的翻译》 化 讹 诱 译者素质
钱钟书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史上名震国际的大学者。他既晓畅中国古经典籍，又精通多种语言与学术，著有《围城》、《管锥编》等重要作品，被盛誉为“文化昆仑”。其实，关于译学的研究仅是钱钟书巍峨学识中的冰山一角，却在我国译学界熠熠生辉，影响巨大。钱钟书所作《林纾的翻译》一文，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他的翻译思想。
在该文章之初，钱钟书便巧妙引用了《说文解字》中的一段关于翻译的训诂来展开下文。“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钱钟书利用这段丰富的意蕴，将翻译的最高境界“化”，难于避免的毛病“讹”以及所起的作用“诱”，都一一展示出来了。
第一点是“化”。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但同时，他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换言之，钱钟书只把“化”作为译者理应追求的翻译的最高境界，而非必须实现，且由于主客观因素，根本也不可能实现。
第二点是“讹”。由于“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在意义和口吻上总有失真之处，这就是“讹”。在该文章中，钱钟书还进一步指明了“讹”的类别。一是增饰得当，“起了一些抗腐作用”的“讹”，一是增饰不当，夸张过火的“讹”；一是任意删节，胡乱猜测的“讹”。对于第一类，钱钟书认为：“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对于第二类，钱钟书认为：“添改处不会一一都妥当。”例如林纾在译《滑稽外史》中，时装店领班那格听见有人叫她“老妪”，而生气大闹一节时，将原文直白的哭诉加工成了顺口溜，看似增添了情节的滑稽感，却忽略了逻辑性。因为假若那格是在假装哭泣，就无法造成紧张局面，合理引出下文了——别人就不会把她发脾气当真。对于第三类，钱钟书认为，翻译时，“疑难常常并非翻翻字典所能解决。不能解決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肯躲避而强解，那又是胡猜乱测的‘讹’。”例如“german-mer-chants”不是林纾所翻译的“德国巨商”的意思，而应该是一个现代不常用的“和德国做生意的进出口商人”之意。
最后一点是“诱”。钱钟书认为“诱”点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
为了尽可能避免“讹”，尽可能向“化”靠拢，充分发挥译本“诱”的作用，钱钟书还在该文章中间接提到了一些译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笔者在此略作简述。第一，译者须透彻。可利用逻辑推理等思维方式理解原文的每一字、句的真正意义，不能躲闪疑难。第二，译者须克己。能够“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禁得起对原作任意改动的诱惑。第三，译者须尊重。钱钟书提到林纾的某些翻译，“简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译者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尊重目的语习惯，切不可“双重‘反逆’”。第四、译者须守恒。钱钟书认为林译前期作品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却译笔退步，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因此，译者应保持始终如一的热忱，不能随便就翻，更不能漠不关心，否则译文就会没精打采、死气沉沉。
钱钟书先生犹如一部翻不尽的人生大书。其为人崖岸有傲骨，为学渊博而精深。单就《林纾的翻译》而言，其所旁征博引的人事、名言之杂、之精，都令人叹为观止、心悦诚服。笔者仅就自己的心得体悟，抒发了如上观点，在丰富、提高自身译论和素质的同时，希望可共大家交流借鉴。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8-52.
作者简介：王晓锐（1994.2-），女，山东德州人，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关键词】《林纾的翻译》 化 讹 诱 译者素质
钱钟书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史上名震国际的大学者。他既晓畅中国古经典籍，又精通多种语言与学术，著有《围城》、《管锥编》等重要作品，被盛誉为“文化昆仑”。其实，关于译学的研究仅是钱钟书巍峨学识中的冰山一角，却在我国译学界熠熠生辉，影响巨大。钱钟书所作《林纾的翻译》一文，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他的翻译思想。
在该文章之初，钱钟书便巧妙引用了《说文解字》中的一段关于翻译的训诂来展开下文。“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钱钟书利用这段丰富的意蕴，将翻译的最高境界“化”，难于避免的毛病“讹”以及所起的作用“诱”，都一一展示出来了。
第一点是“化”。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但同时，他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换言之，钱钟书只把“化”作为译者理应追求的翻译的最高境界，而非必须实现，且由于主客观因素，根本也不可能实现。
第二点是“讹”。由于“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在意义和口吻上总有失真之处，这就是“讹”。在该文章中，钱钟书还进一步指明了“讹”的类别。一是增饰得当，“起了一些抗腐作用”的“讹”，一是增饰不当，夸张过火的“讹”；一是任意删节，胡乱猜测的“讹”。对于第一类，钱钟书认为：“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对于第二类，钱钟书认为：“添改处不会一一都妥当。”例如林纾在译《滑稽外史》中，时装店领班那格听见有人叫她“老妪”，而生气大闹一节时，将原文直白的哭诉加工成了顺口溜，看似增添了情节的滑稽感，却忽略了逻辑性。因为假若那格是在假装哭泣，就无法造成紧张局面，合理引出下文了——别人就不会把她发脾气当真。对于第三类，钱钟书认为，翻译时，“疑难常常并非翻翻字典所能解决。不能解決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肯躲避而强解，那又是胡猜乱测的‘讹’。”例如“german-mer-chants”不是林纾所翻译的“德国巨商”的意思，而应该是一个现代不常用的“和德国做生意的进出口商人”之意。
最后一点是“诱”。钱钟书认为“诱”点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
为了尽可能避免“讹”，尽可能向“化”靠拢，充分发挥译本“诱”的作用，钱钟书还在该文章中间接提到了一些译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笔者在此略作简述。第一，译者须透彻。可利用逻辑推理等思维方式理解原文的每一字、句的真正意义，不能躲闪疑难。第二，译者须克己。能够“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禁得起对原作任意改动的诱惑。第三，译者须尊重。钱钟书提到林纾的某些翻译，“简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译者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尊重目的语习惯，切不可“双重‘反逆’”。第四、译者须守恒。钱钟书认为林译前期作品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却译笔退步，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因此，译者应保持始终如一的热忱，不能随便就翻，更不能漠不关心，否则译文就会没精打采、死气沉沉。
钱钟书先生犹如一部翻不尽的人生大书。其为人崖岸有傲骨，为学渊博而精深。单就《林纾的翻译》而言，其所旁征博引的人事、名言之杂、之精，都令人叹为观止、心悦诚服。笔者仅就自己的心得体悟，抒发了如上观点，在丰富、提高自身译论和素质的同时，希望可共大家交流借鉴。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8-52.
作者简介：王晓锐（1994.2-），女，山东德州人，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