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三城乡固镇村的赵庄与乌衣唐柏郢相距仅一箭之地。鸡犬之声相闻，相互之间的往来却十分艰难，因为一条清流河阻隔着两岸的人民。1951年秋，唐柏郢唱大戏，固镇村很多老乡通过多种渡河的工具赶到唐柏郢去看戏，童年的我因为家里没有渡河的用具，无法前往。母亲说，我们在家里照样能听到戏，我知道那是在哄我的。这一夜，锣鼓的打击声和抑扬顿挫的笛音深深地撞击着我的心灵。第二天我很不开心，心想，能有座桥该多好啊。
　　1955年，家乡获得了大丰收。深秋，父母和庄子里的青壮年们，挑着稻子去交公粮。如果不是这条清流河，这一趟交公粮只需二三十分钟。因为收粮点就在我们庄子的斜对面的红土山。那天我跟父母和庄子的乡亲，一路小跑往红土山奔去。这送粮队向西行四里多路，先到乌衣北桥口，然后，小心翼翼地上浮桥，过了清流河，上了乌衣大街，再向东行了三里多地，花了近两个小时，总算到了交粮点。再看父母亲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衫，众乡亲也都大汗淋漓。我说：“怎么不建桥呢？”大人们都笑了起来，说：“宝子，等你长大了实现这个愿望吧。”我被大家“奚落”了一顿。
　　说到建桥，其实在1937年春，两岸就有乡绅筹了几百块大洋，想要造座木质大桥，后因故，建桥的事就耽搁下来。
　　家乡的桥在我心中成了终生难忘的情结。
　　1955年夏，我家支锅，让我去乌衣买十多斤石灰块，当时我人小，挑着小担子，颤颤巍巍走上浮桥，扁担“不听话”，到了桥中间，桥似乎晃动起来，把我吓得魂不附体，回到家跟父母亲发了“黑烟风”，“你们再让我上乌衣挑东西，我就不认你们是我爹妈”。
　　1973年初，我結婚了。春节后父母思乡情深，便带我们回老家。从来安坐汽车到滁县，又从滁县乘火车到乌衣。一家四口人兴高采烈地回老家，可是走到桥口，妻子胆怯，心想这二尺多宽浮桥面，人怎么走？正巧对面有几个老乡走过来。她居然喊起来：“大哥大哥，你不要走，让我先过去！”引得两岸的人哈哈大笑。我的妻子是城里人，什么时候走过这形似独木的桥？我心中又一次漾起两岸造一座大桥的涟漪。
　　说起家乡的桥，真有一段传奇的故事：清流河的北岸有一位童养媳，当时只有十四五岁，那年她老公公生病，让她去乌衣抓药，可是当走近桥口时，桥已经不在了。因为昨夜暴雨把浮桥冲走了，她见状，仰天大哭，感动了桥边一位老先生，便出钱雇了一只船把其送到对岸，及时抓了药，救活了老公公。童养媳全家为了感恩，给老先生送了一块儿写着“大恩大德菩萨心肠”的匾，被传为佳话。这位童养媳从此受到很大的启发，决心要做好人，要做善事，后来成了固镇村第一任村主任、来安唯一一位女乡长。
　　最让我难忘的是1953年夏的一天，我的族侄要去乌衣考初中，一夜暴雨浮桥没了，渡船冲走了，他站在清流河北岸圩埂上，呼天喊地，考初中泡汤了。正因为这次的耽搁，让他失去了机遇，最后当了个民办教师终老此生。
　　故乡的桥一直在我心中沉淀着，我一直关注着它。直到父母去世后，每年回去扫墓，我都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见到这座故乡的桥。1994年，家乡传来要造乌衣大桥的消息，我高兴得跳起来。我有点儿不信，于是雇了一辆双排座汽车从来安转到滁县，又直奔乌衣桥口，当地人告诉我桥向下游移了五百米，于是立即赶到施工现场，果然施工现场人来人往，穿梭不断，我失态地从口袋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香烟，从中抽出许多根，一一散给施工人员。不知谁说了一句，老板还不去买两条烟犒劳一下我们。我摸摸身上也只有二百多元，请司机去商店买了两条“红塔山”，交给施工负责人。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此时施工的师傅说：“现在政策好，近几年还要在清流河上造三四座桥，你买烟的钱可得准备好啊。”我说：“好，就是把我工资全部花光也甘心情愿啊！”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