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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伯尔的三篇短故事《应有事发生》、《关于道德沦丧的轶事》、《像糟糕的小说一样》着手，通过分析故事主人公的遭遇，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全面客观的认识“经济奇迹”下的德国社会，解开其浮华的面纱，探究背后的阴霾。
关键词：经济奇迹；利益；异化；存在；无意义
作者简介：谢敏（1986-），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近现代德语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3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是二战后德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废墟文学的代表人。由于他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德国二战、战后复苏、战后经济奇迹等几个特殊时期，他更关注社会，在他看来，语言艺术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反射，提供了社会反思的素材，艺术家创作时，重要的不是对与错，而是能否秉承良知，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伯尔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国际文坛巨擘”，却始终不愿放弃社会发言人的身份，要为正义呼喊，为民众而思考。他尤其同情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他的眼里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最真实的。因此，进入五、六十年代后，他笔下多是如小职员、小知识分子、劳动者等的小人物。从这些小人物生存的痛苦和挣扎，伯尔看到了社会生活最真实的一面，他愤怒、不平。于是，他以“语言的道德战士”[1]自居，用笔墨向社会伸出一把道德利剑，揭露并批判着“经济奇迹”华丽外衣后的社会阴暗面。
这些控诉不仅仅体现在伯尔的小说里，而且更多集中于其诸多的短篇故事当中，却常常被读者忽视。其实伯尔本人就曾在1961年公开表达自己对短篇故事的偏爱：“短篇故事是我最爱的创作之一……我不能容忍丝毫的忽视。它对我而言充满了魅力。”[2]可见，短篇故事在伯尔的作品里拥有极高的地位和研究价值。其特点在于，看似荒诞却蕴含深义，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其中又以《应有事发生》、《关于道德沦丧的轶事》、《像糟糕的小说一样》为代表作品。作品主要通过故事主人公的审视眼光，去观察那些代表德国小市民阶级的“小人物”在初浴战后西德的“经济奇迹”下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并对当时所谓的“经济奇迹”繁荣表象提出了质疑，将其背后的阴暗面冷峻地暴露于读者面前，深刻地批判了被“经济奇迹”光环所掩盖的普通人的生存痛苦以及因“利益”引发的行为、精神、道德堕落和异化等各种社会畸形现象。
一、作品创作背景
（一）“经济奇迹”一词的由来及本意
经济奇迹 （“das Wirtschaftswunder”）这个词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德国战后经济奇迹。其最早出现在1959年的泰晤士报上，被用于形容二战后西德经济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增长。正是经历了“经济奇迹”，才使得西德能迅速从二战的创伤中恢复，经济实力重新位居世界前列。
（二）存在的焦虑和意义——存在主义的影响
自从尼采喊出“上帝已死”的口号，人们就开始产生因寻找和证明自我存在意义的渴望和恐惧，从而不断地陷入生存的焦虑之中。而战争引发的心灵创伤、贫困及无归属感，更加剧了这种恐惧和焦虑，导致了人们内心的异化。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理论来化解内心的异化感。由此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存在主义（Existenzialismus），即生存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存在先于本质”，即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虚无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亦是如此；三是“自由的选择”。 存在主义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里生活，人的存在本身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出精彩，活出意义。即人不能丢掉个性，失去自我，要有自我的意志。
于是为了造就自我存在的意义，摆脱生存的贫苦，战后的西德人努力地奋斗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尽管如此，他们所得到解决的仅仅是浅层的物质痛苦，深层的精神困境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的虚无和无意义。因为他们并没有“选择的自由”，“利益”是唯一的选择！
二、伯尔视角下“经济奇迹”背后的阴暗面
（一）疯狂的经济劳动主义和机器人化
讽刺性短篇故事《应该有事发生》正是在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劳动救国”为口号的社会大背景下展开的。主人公讲述了自己在一个公司工作的经历。主人公是一个爱好清闲的人，他并没有什么大志向，只是想简简单单的生活，对工作对金钱并没有什么追求。然而，在这个公司里，他显得格外的格格不入。因为公司里的所有其他人都在疯狂地工作，没有半秒钟地停歇。所有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工作潜能挖掘到最大，不断地创造和刷新最快工作效率和速度的纪录。在这样的环境下，主人公自己也被迫练就出了同时回答14部电话的能力。原因就是公司的老板Wimdsiedel所反复强调的公司理念：“应该有事发生，应该有事发生。（Es soll etwas geschehen，es soll etwas geschehen！）”[3]96没有停歇，时刻都应处于工作状态，只有工作才能创造利益。这一句几乎贯穿了全文，作者用夸张的语言反复描绘着这一疯狂的场景，没有人知道疲倦为何物，渐渐地人变成了工作机器，失去了自我。其后果可想而知！人终归是人，不是机器，他的精力不是没有穷尽的。于是最极端坚持“劳动最光荣”的老板Wunsiedel 在最后一次讲完“应该有事发生”之后，瞬间倒地毙命。事实是如此的讽刺，一生追求劳动创造财富，但还未享受到所得到的财富，就殒命于自己坚持劳动理念里。这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于是故事最后以主人公听从自我的意志，换了一份自己满意、不劳累的工作为结尾。暗示着人的存在并不是利益所决定的，人应该具备理性，听从自我意志。否则人的存在就是荒谬的、无意义的。就算再努力地工作，创造出再大的利益，一切也中将化为虚无。人存在的意义不是依靠劳动创造的利益所决定的，而是通过自我的感受和意志。利益不会缓解生存的痛苦，反而更增加痛苦，折磨肉体，迷惑心灵。人没有了自我，成了机器人，那么还谈何存在，存在又有何意义呢？ （二）矛盾的生存哲学
与《应有事发生》的暗讽不同，短篇故事《轶事：关于职业道德的沦丧》则借渔夫和一位游客的对话，直接地批判和揭露了战后人们对生存的焦虑以及由于利益向往所引发的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并提出了生存的真谛。
故事围绕着渔夫和游客的相遇、交谈展开，两者从头至尾就像是一个对比强烈的矛盾体。首先是渔夫，他贫穷，穿着破烂的衣服，却能在这个人人为经济繁荣奋斗的社会里，悠闲地坐在海边打盹，并且每天只满足于一次出海打鱼所得的收获。而与之想成对比的是，衣着光鲜的游客喜欢侃侃而谈，表现的极其亢奋，他无法理解和容忍渔夫每天只有一次的收成，他认为只要还没天黑，还有鱼可打，就应该反复地出海捕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收获，卖得更多的钱，得到更好的生活。他的语气里充满了野心：“要是您不光今天，而且明天、后天，对了；每逢好天都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出海——您知道那会怎样？ 顶多一年，您就能买到一台发动机，两年内就可以再买一条船，三四年内您或许就能弄到一条小型机动渔船……”[3]126他不断地描绘着自己的设想，越说越激动：“您将可以建一座小小的冷藏库，或者一座熏鱼厂，您将驾驶着自己的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您还可以开一间鱼餐馆，用不着经过中间商就把龙虾出口到巴黎……然后，您就可以优哉游哉地坐在码头上，在阳光下闭目养神，再不就眺望那浩瀚的大海。”[3]同上游客讲得激情澎湃，多次被自己激动地情绪哽住喉咙，但渔夫始终不为所动，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本来就优哉游哉地在码头上闭目养神，只是您的‘咔嚓’声打扰了我。”[3]同上一个“本来”一语中的令游客瞬间无法反驳，陷入顿悟般的沉思。曾几何时，他也是这么认为，他的努力工作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必再工作。可是原来他一直都可以这么做，只是忘了可以这么做。原来不是渔夫糊涂了，而是他自己糊涂了。幸福竟是如此的简单，却又难以做到。
由此出发，故事的题目“轶事：关于职业道德的沦丧”中所蕴含的双关性含义就容易理解了。表面上，“职业道德的沦丧”是游客对渔夫的指摘，批评他之所以会贫穷就是因其不够上进，没能做到一日多次的出海打鱼。可随着故事的结束，游客因渔夫的一句话，对其态度由批判到接受、顿悟甚至嫉妒的转变，自我的讽刺油然而生。其实道德沦丧的不是渔夫，而是游客自己。他其实原本也拥有着和渔夫一样简单淳朴的品德和容易满足的内心，因为他要的也只不过是不用工作，悠闲地生活罢了。可是，他所理解的完成这一心愿的方式错了，迷失于利益熏心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作者借此抨击了当时社会扭曲的价值观和工作观，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应该为了生存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存呢？指出，工作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幸福，而不是为了创造利益。利益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也不能创造存在的意义。正如萨特存在主义观的第二个原则所述：“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虚无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亦是如此。相反偶尔跟随意志的“偷懒”，或许更体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个看似矛盾的生活观，其实揭示了最简单的生活道理——知足常乐！
（三）无法避免的道德沦丧
如果说，作者在《应有事发生》和《轶事 ：关于职业道德的沦丧》中的批判还不够直接，作者还对这个社会抱有幻想，因为这两个故事里都树立了一个较为正面的形象，主人公都有所领悟，及时的纠正了自己错误的存在观。但在短篇故事《糟糕的小说一样》里，主人公“我”起初也以行贿受贿的商业行规而不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不妥，有悖道德，他有抗争，但最终却无法抵抗利益的诱惑，只能无力地任自己的良心被黑暗吞噬。
主人公的境遇隐射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现象，身份、地位、名声以及自我价值感都只能通过利益来定义。只有抛开良心和道德才能得到成功。整个世界充斥着虚伪。每个人都带着一个面具。尤其是主人公的妻子贝尔塔正是带着这样虚伪的面具，将原本单纯的“我”一步步地异化。
贝尔塔原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按基督教规，信徒不可有贪念，不可亵渎和妄称神的名字。但其所言所行总是充满了矛盾，处处违反了自己的信仰。身为人妻不可避免地要为自己丈夫的前途谋划出力。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应该学一些商业行规。但每次的规劝她都对“金钱、利益”只字不提，甚至以上帝名义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意图：“以上帝的名义不提钱！”[3]223-225可事实上，她对所谓的商业操作十分的熟悉，她只是用这种方式“将一切被轻视和鄙视的，一切没有清理掉的‘残余部分’都推给了上帝”。[4]她隐藏野心于幕后，表面上以丈夫的咨询者自居，实为更好地操控自己的丈夫，从而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面对主人公因良心不安而自我谴责时，贝尔塔会以“对生活的妥协”为借口，自欺欺人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美化和脱罪。因为她知道“上帝已死”，她指望不了上帝的出现来帮她脱离贫困，她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就要靠自己，靠不当的手段得到这些财富。对于丈夫而言，妻子的所作所为与自己的信仰背道而驰，变得越来越陌生。主人公不禁喊道：“不能理解，我永远无法理解。”[3]223-225尽管最后夫妻成功地拿到了那笔生意，但两人的内心早已产生了巨大的隔阂，思想上渐行渐远。这就是金钱的代价。道德天平倾斜了，灵魂被出卖了。一个试图美化这一切，另一个则选择自欺欺人。毕竟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金钱和利益。但尽管如此，他们内心并不快乐，因为她们的内心一直受着良心的拷问，都遭遇着精神的贫瘠和异化。物质的生活，虚无的内心，一切仍是无意义的存在。
三、结语
伯尔对经济奇迹清醒冷静的见解，无疑是具有远瞻性的。早在1961年，面对德国上下沉浸于战后经济奇迹的喜悦中之时，伯尔就以其独特的文字，通过重新分析马克思理论，表达了自己对此现象的观点：“对如此欣喜若狂的经济景气之类的一定要刹车，对向往已久的福利一定要加以调节，对企业家一定要公开要求牟利不可过分。”[5]《应有事发生》里的企业家Wunsiedel正是未认识到这一点，过分的牟利，没有及时的刹车，最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彻底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可能性。《轶事：关于职业道德的沦丧》和《糟糕的小说一样》里的游客和“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调节好对福利的向往，失去了生存的快乐。存在不因自我意志，而以利益为导向，灵魂被异化，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存在的焦虑并未减轻，反而因利益的膨大而更恐惧失去，恶性循环。表面繁华的世界因此却变得更加的空洞和虚无。伯尔用诗艺的理性审视着这个沉醉于经济奇迹的虚无社会。“一点一点地出卖了我们的思索，而只有当我们再一次觉醒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真正的代价是什么。”[6]
参考文献：
[1]SUN Zhouxi ng. Das Symposium zu ?Heinrich B?ll und China：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ulturkritik“. Verlag Yiwen： 3-46.
[2]H Boell. Heinrich Boell Werke： Interviews， Kiepenheuer
关键词：经济奇迹；利益；异化；存在；无意义
作者简介：谢敏（1986-），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近现代德语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3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是二战后德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废墟文学的代表人。由于他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德国二战、战后复苏、战后经济奇迹等几个特殊时期，他更关注社会，在他看来，语言艺术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反射，提供了社会反思的素材，艺术家创作时，重要的不是对与错，而是能否秉承良知，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伯尔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国际文坛巨擘”，却始终不愿放弃社会发言人的身份，要为正义呼喊，为民众而思考。他尤其同情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他的眼里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最真实的。因此，进入五、六十年代后，他笔下多是如小职员、小知识分子、劳动者等的小人物。从这些小人物生存的痛苦和挣扎，伯尔看到了社会生活最真实的一面，他愤怒、不平。于是，他以“语言的道德战士”[1]自居，用笔墨向社会伸出一把道德利剑，揭露并批判着“经济奇迹”华丽外衣后的社会阴暗面。
这些控诉不仅仅体现在伯尔的小说里，而且更多集中于其诸多的短篇故事当中，却常常被读者忽视。其实伯尔本人就曾在1961年公开表达自己对短篇故事的偏爱：“短篇故事是我最爱的创作之一……我不能容忍丝毫的忽视。它对我而言充满了魅力。”[2]可见，短篇故事在伯尔的作品里拥有极高的地位和研究价值。其特点在于，看似荒诞却蕴含深义，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其中又以《应有事发生》、《关于道德沦丧的轶事》、《像糟糕的小说一样》为代表作品。作品主要通过故事主人公的审视眼光，去观察那些代表德国小市民阶级的“小人物”在初浴战后西德的“经济奇迹”下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并对当时所谓的“经济奇迹”繁荣表象提出了质疑，将其背后的阴暗面冷峻地暴露于读者面前，深刻地批判了被“经济奇迹”光环所掩盖的普通人的生存痛苦以及因“利益”引发的行为、精神、道德堕落和异化等各种社会畸形现象。
一、作品创作背景
（一）“经济奇迹”一词的由来及本意
经济奇迹 （“das Wirtschaftswunder”）这个词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德国战后经济奇迹。其最早出现在1959年的泰晤士报上，被用于形容二战后西德经济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增长。正是经历了“经济奇迹”，才使得西德能迅速从二战的创伤中恢复，经济实力重新位居世界前列。
（二）存在的焦虑和意义——存在主义的影响
自从尼采喊出“上帝已死”的口号，人们就开始产生因寻找和证明自我存在意义的渴望和恐惧，从而不断地陷入生存的焦虑之中。而战争引发的心灵创伤、贫困及无归属感，更加剧了这种恐惧和焦虑，导致了人们内心的异化。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理论来化解内心的异化感。由此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存在主义（Existenzialismus），即生存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存在先于本质”，即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虚无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亦是如此；三是“自由的选择”。 存在主义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里生活，人的存在本身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出精彩，活出意义。即人不能丢掉个性，失去自我，要有自我的意志。
于是为了造就自我存在的意义，摆脱生存的贫苦，战后的西德人努力地奋斗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尽管如此，他们所得到解决的仅仅是浅层的物质痛苦，深层的精神困境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的虚无和无意义。因为他们并没有“选择的自由”，“利益”是唯一的选择！
二、伯尔视角下“经济奇迹”背后的阴暗面
（一）疯狂的经济劳动主义和机器人化
讽刺性短篇故事《应该有事发生》正是在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劳动救国”为口号的社会大背景下展开的。主人公讲述了自己在一个公司工作的经历。主人公是一个爱好清闲的人，他并没有什么大志向，只是想简简单单的生活，对工作对金钱并没有什么追求。然而，在这个公司里，他显得格外的格格不入。因为公司里的所有其他人都在疯狂地工作，没有半秒钟地停歇。所有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工作潜能挖掘到最大，不断地创造和刷新最快工作效率和速度的纪录。在这样的环境下，主人公自己也被迫练就出了同时回答14部电话的能力。原因就是公司的老板Wimdsiedel所反复强调的公司理念：“应该有事发生，应该有事发生。（Es soll etwas geschehen，es soll etwas geschehen！）”[3]96没有停歇，时刻都应处于工作状态，只有工作才能创造利益。这一句几乎贯穿了全文，作者用夸张的语言反复描绘着这一疯狂的场景，没有人知道疲倦为何物，渐渐地人变成了工作机器，失去了自我。其后果可想而知！人终归是人，不是机器，他的精力不是没有穷尽的。于是最极端坚持“劳动最光荣”的老板Wunsiedel 在最后一次讲完“应该有事发生”之后，瞬间倒地毙命。事实是如此的讽刺，一生追求劳动创造财富，但还未享受到所得到的财富，就殒命于自己坚持劳动理念里。这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于是故事最后以主人公听从自我的意志，换了一份自己满意、不劳累的工作为结尾。暗示着人的存在并不是利益所决定的，人应该具备理性，听从自我意志。否则人的存在就是荒谬的、无意义的。就算再努力地工作，创造出再大的利益，一切也中将化为虚无。人存在的意义不是依靠劳动创造的利益所决定的，而是通过自我的感受和意志。利益不会缓解生存的痛苦，反而更增加痛苦，折磨肉体，迷惑心灵。人没有了自我，成了机器人，那么还谈何存在，存在又有何意义呢？ （二）矛盾的生存哲学
与《应有事发生》的暗讽不同，短篇故事《轶事：关于职业道德的沦丧》则借渔夫和一位游客的对话，直接地批判和揭露了战后人们对生存的焦虑以及由于利益向往所引发的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并提出了生存的真谛。
故事围绕着渔夫和游客的相遇、交谈展开，两者从头至尾就像是一个对比强烈的矛盾体。首先是渔夫，他贫穷，穿着破烂的衣服，却能在这个人人为经济繁荣奋斗的社会里，悠闲地坐在海边打盹，并且每天只满足于一次出海打鱼所得的收获。而与之想成对比的是，衣着光鲜的游客喜欢侃侃而谈，表现的极其亢奋，他无法理解和容忍渔夫每天只有一次的收成，他认为只要还没天黑，还有鱼可打，就应该反复地出海捕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收获，卖得更多的钱，得到更好的生活。他的语气里充满了野心：“要是您不光今天，而且明天、后天，对了；每逢好天都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出海——您知道那会怎样？ 顶多一年，您就能买到一台发动机，两年内就可以再买一条船，三四年内您或许就能弄到一条小型机动渔船……”[3]126他不断地描绘着自己的设想，越说越激动：“您将可以建一座小小的冷藏库，或者一座熏鱼厂，您将驾驶着自己的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您还可以开一间鱼餐馆，用不着经过中间商就把龙虾出口到巴黎……然后，您就可以优哉游哉地坐在码头上，在阳光下闭目养神，再不就眺望那浩瀚的大海。”[3]同上游客讲得激情澎湃，多次被自己激动地情绪哽住喉咙，但渔夫始终不为所动，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本来就优哉游哉地在码头上闭目养神，只是您的‘咔嚓’声打扰了我。”[3]同上一个“本来”一语中的令游客瞬间无法反驳，陷入顿悟般的沉思。曾几何时，他也是这么认为，他的努力工作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必再工作。可是原来他一直都可以这么做，只是忘了可以这么做。原来不是渔夫糊涂了，而是他自己糊涂了。幸福竟是如此的简单，却又难以做到。
由此出发，故事的题目“轶事：关于职业道德的沦丧”中所蕴含的双关性含义就容易理解了。表面上，“职业道德的沦丧”是游客对渔夫的指摘，批评他之所以会贫穷就是因其不够上进，没能做到一日多次的出海打鱼。可随着故事的结束，游客因渔夫的一句话，对其态度由批判到接受、顿悟甚至嫉妒的转变，自我的讽刺油然而生。其实道德沦丧的不是渔夫，而是游客自己。他其实原本也拥有着和渔夫一样简单淳朴的品德和容易满足的内心，因为他要的也只不过是不用工作，悠闲地生活罢了。可是，他所理解的完成这一心愿的方式错了，迷失于利益熏心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作者借此抨击了当时社会扭曲的价值观和工作观，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应该为了生存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存呢？指出，工作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幸福，而不是为了创造利益。利益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也不能创造存在的意义。正如萨特存在主义观的第二个原则所述：“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虚无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亦是如此。相反偶尔跟随意志的“偷懒”，或许更体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个看似矛盾的生活观，其实揭示了最简单的生活道理——知足常乐！
（三）无法避免的道德沦丧
如果说，作者在《应有事发生》和《轶事 ：关于职业道德的沦丧》中的批判还不够直接，作者还对这个社会抱有幻想，因为这两个故事里都树立了一个较为正面的形象，主人公都有所领悟，及时的纠正了自己错误的存在观。但在短篇故事《糟糕的小说一样》里，主人公“我”起初也以行贿受贿的商业行规而不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不妥，有悖道德，他有抗争，但最终却无法抵抗利益的诱惑，只能无力地任自己的良心被黑暗吞噬。
主人公的境遇隐射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现象，身份、地位、名声以及自我价值感都只能通过利益来定义。只有抛开良心和道德才能得到成功。整个世界充斥着虚伪。每个人都带着一个面具。尤其是主人公的妻子贝尔塔正是带着这样虚伪的面具，将原本单纯的“我”一步步地异化。
贝尔塔原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按基督教规，信徒不可有贪念，不可亵渎和妄称神的名字。但其所言所行总是充满了矛盾，处处违反了自己的信仰。身为人妻不可避免地要为自己丈夫的前途谋划出力。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应该学一些商业行规。但每次的规劝她都对“金钱、利益”只字不提，甚至以上帝名义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意图：“以上帝的名义不提钱！”[3]223-225可事实上，她对所谓的商业操作十分的熟悉，她只是用这种方式“将一切被轻视和鄙视的，一切没有清理掉的‘残余部分’都推给了上帝”。[4]她隐藏野心于幕后，表面上以丈夫的咨询者自居，实为更好地操控自己的丈夫，从而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面对主人公因良心不安而自我谴责时，贝尔塔会以“对生活的妥协”为借口，自欺欺人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美化和脱罪。因为她知道“上帝已死”，她指望不了上帝的出现来帮她脱离贫困，她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就要靠自己，靠不当的手段得到这些财富。对于丈夫而言，妻子的所作所为与自己的信仰背道而驰，变得越来越陌生。主人公不禁喊道：“不能理解，我永远无法理解。”[3]223-225尽管最后夫妻成功地拿到了那笔生意，但两人的内心早已产生了巨大的隔阂，思想上渐行渐远。这就是金钱的代价。道德天平倾斜了，灵魂被出卖了。一个试图美化这一切，另一个则选择自欺欺人。毕竟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金钱和利益。但尽管如此，他们内心并不快乐，因为她们的内心一直受着良心的拷问，都遭遇着精神的贫瘠和异化。物质的生活，虚无的内心，一切仍是无意义的存在。
三、结语
伯尔对经济奇迹清醒冷静的见解，无疑是具有远瞻性的。早在1961年，面对德国上下沉浸于战后经济奇迹的喜悦中之时，伯尔就以其独特的文字，通过重新分析马克思理论，表达了自己对此现象的观点：“对如此欣喜若狂的经济景气之类的一定要刹车，对向往已久的福利一定要加以调节，对企业家一定要公开要求牟利不可过分。”[5]《应有事发生》里的企业家Wunsiedel正是未认识到这一点，过分的牟利，没有及时的刹车，最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彻底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可能性。《轶事：关于职业道德的沦丧》和《糟糕的小说一样》里的游客和“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调节好对福利的向往，失去了生存的快乐。存在不因自我意志，而以利益为导向，灵魂被异化，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存在的焦虑并未减轻，反而因利益的膨大而更恐惧失去，恶性循环。表面繁华的世界因此却变得更加的空洞和虚无。伯尔用诗艺的理性审视着这个沉醉于经济奇迹的虚无社会。“一点一点地出卖了我们的思索，而只有当我们再一次觉醒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真正的代价是什么。”[6]
参考文献：
[1]SUN Zhouxi ng. Das Symposium zu ?Heinrich B?ll und China：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ulturkritik“. Verlag Yiwen： 3-46.
[2]H Boell. Heinrich Boell Werke： Interviews， Kiepenheu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