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德与山西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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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朱德元帅作为山西抗战前线的八路军总指挥,在华北抗战的主战场上领导中国士兵和山西人民浴血奋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这对坚持和发展华北抗战,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尝试从群众基础、统一战线、战略战术等方面来论述朱德与山西抗战这部历史。
  关键词:朱德;山西抗战;群众基础;统一战线;战略战术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2-048-03
  
  朱德以“军民一致、血肉相连”的实际行动增强了山西抗战的群众基础。出生佃农的朱德,向来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是我党群众路线的忠实实践者。在山西战场上,朱德不仅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还体民所需、思民所想,努力的做群众工作,从而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与爱戴,有力地增强了抗战的群众基础。
  一、朱德乐于并勇于做群众工作
  早在1937年5月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朱德就指出:“现在是红军的新阶段,在全面对日作战的新阶段中,对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要把工农商学兵联系起来,要把门打开。”还指出:“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①朱德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要依靠群众,正如他1937年接见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学者T.A.彼森时所说:“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②因此,争取群众工作是我党务必要做的工作。
  基于以上认识,朱德积极地争取开展山西群众工作的主动权。1937年9月21日下午,刚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的朱德就立即与打出“守土抗战”口号的阎锡山进行会谈,并在会谈中坚决贯彻洛川会议精神,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的要求,并最终使得阎锡山同意了八路军负责驻区的群众工作,同意对不积极抗战的县长进行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等。此次会谈,朱德争取到了八路军在山西广泛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便于我党我军在山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山西抗战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朱德勤于并善于做群众工作
  朱德深知“为官之道在于体恤民情,为政之要在与解民之困”,“军民一致,血肉相连”是朱德对八路军的一贯要求,朱德曾说过:“抗日游击队要有好的群众纪律,就是怎样困难,也宁使自己困难些,不取同胞的一针一线。要维持人民的生活,保护人民的利益,把人民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关切他们。这样,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才能获得必要的条件来生存和发展”。③
  在实践中,酷爱下棋的朱德经常一边下棋一边与乡亲们聊天,利用棋局向乡亲们讲述打仗抗日,使乡亲们不仅学到了棋技,听到了一堂生动的抗日斗争课,还加深了军民之间的感情,增强了乡亲们抗日胜利的信心。此外,朱德在率总部抵达沁源县城郊的一个被日寇抢劫的村落时,对意外发现的劫后余生的老大娘郑重的表示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为老大娘和她的家人报仇。朱德还一声不响地拿起扁担挑满了缸里的水,让警卫员把院子打扫干净,还留给老大娘一些干粮。老大娘看到这一切,泣不成声的说:“八路军是我们穷人的救命恩人,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跟着八路军啊,亲眼看着你们杀死那些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④朱德以实际行动向乡亲们证明了八路军与乡亲们团结一致、血肉相连,得到了乡亲们的信任与爱戴。朱德还从八路军中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工作团对各地群众进行有效组织和教育,各地的工作者遵照朱总司令关于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教导去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可以说,哪里派去了八路军的干部,哪里就会出现生气勃勃的抗日游击队,而且军民关系如鱼似水,十分密切。广大群众在八路军的帮助指导下,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朱德以“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的立场来维护山西抗战的统一战线
  1.朱德对产生摩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顽固派企图从八路军手中“恢复失地”,并在敌后以至全国推行反共方针,限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不断摩擦。对此,朱德曾做过生动的说明,“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像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⑤这使蒋介石更加仇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至于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惜削弱抗日力量,在敌后以全国共推行反共方针,不断地加快了反共摩擦的步伐。
  2.朱德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了反摩擦部署
  在摩擦日益升级,反摩擦斗争不可避免时,朱德扔坚持以大局为重,指出:“应加强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对策,反摩擦亦适可而止。”⑥并明确了“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的立场。但由于一些顽固分子仍很放肆,朱德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对顽固分子采取正当的自卫原则。
  首先,对顽固不化的张荫梧、朱怀冰、石友三部给以 坚决的反击。有“摩擦专家”之称的张荫梧曾公开表示“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认为无论他们如何作为,中共方面都是不敢进行反击的。猖狂之至的他不仅在八路军内部进行策反,制造“柴恩波事件”,而且利用日军“扫荡”的机会,袭击八路军的后方。这一切都让我军忍无可忍,朱德不得不下令反击,张荫梧在遭痛击后只身逃跑。对于到处修堡垒,杀八路军的朱、石二部,我军采取坚决、彻、全部干净消灭之。八路军总部在3月4日发起打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到10日共毙、俘石部三千六百多人。后来,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处决。3月9日,朱怀冰部被打垮,朱德立即命令反击部队适可而止,停止追击,故意让开一条路,放走被包围的朱怀冰、鹿钟麟等部,以便于同国民党方面谈判,维系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没有力量可以同八路军闹大规模的磨擦了,这一仗结束了反共高潮,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其次,对阎锡山为首的顽固派采取让步政策,力求统一。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顽固派制造舆论,说中共、八路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是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进行“限共”、“防共”。同时还发动了进攻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朱德对山西“十二月事变”发表了公开谈话,并部署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但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的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在山西仍对阎锡山做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阎锡山,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这样,山西的矛盾才得以缓和,统一战线才免于破裂。
  再次,与卫立煌牵手抗战。在摩擦时期,卫立煌的处境很困难,一方面他是蒋介石的部下,另一方面他是朱德的挚友。因此,卫立煌一直希望反摩擦战争适可而止,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这种想法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意见相符。最终,朱德于5月上旬同卫立煌会晤。在欢迎会上的致词中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认为:“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需要这种团结,共产党、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⑦
  四、朱德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瓦解敌军,揭露日军侵华战争的政治阴谋
  1.晓之以理
  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日军中一部分士兵和长官是不愿意当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的牺牲品的。因此,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使他们明白侵略中国是于他们无益而有害的,我们与他们之间并没有仇恨以及我们抗日自卫战争的政治意义,从而使他们不反对以至于同情我们的抗日自卫战争,厌恶以至于反对丑恶残暴的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阀和汉奸。为此,平型关战役胜利后,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在书中,朱德诚挚地写到:“今天,我们在战场上以血刃相见是很不幸的!你们都是从日本工农出身,被你们的军阀强迫地穿上戎装,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来了,离开了你们的父母妻子,离开了你们的家乡。我们也都是从中国工农出身的,今天开赴前线作战,只是为了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保卫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保卫日本工农的利益。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⑧朱德力劝日本士兵们不要为日本军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应回日本与国内的工农一起起来革命,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行径。
  2.动之以情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八路军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体。同月12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并带了两名日军俘虏来到榆杜县郜村。当地村民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一并集中到这两名日军俘虏身上,并要立即把日本鬼子处死。看到这一情景,朱德立刻大声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侵华罪行,讲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也详细地讲了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朱德说:“乡亲们,我们了解到许多日本兵也是来自工人和农民,他们是被日本军阀和财阀强征入伍后派到中国来的,发动侵略战争的并不是日本人民。我们还了解到,日本国内有大批反法西斯人士因为反对战争而被关进监狱,有的甚至被军国主义者杀害了。我军历来宽待俘虏,在抗日战场上,我们也要俘虏、教育和训练日本兵,让他们帮助中国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⑨此时,其中的一名日本兵懂中文,并用生硬的中国话对朱德说:“我是一个日本兵,但我也是一名工人。我是被强行征调入伍后派到贵国来的,一直到被俘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中国人有这么和善。这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要打的,日本人民并不愿意打。今后我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⑩日本士兵的一席话,让周围的空气凝固了,使第一次听到中国人还要宽待日本俘虏,第一次听到日本兵也反对打这场战争的乡亲们有些吃惊。但这正是朱总司令领导下的八路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我党我军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温暖了部分厌战日本士兵的心,这对瓦解敌军,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
  五、朱德以“迅速、秘密和坚决”的抗战原则来夺取山西抗战的军事主动权
  1.朱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山西抗战的敌我形势
  从日本全面的侵华战争爆发,军事武器上的敌强我弱就是不争的事实。善于总结和研究战斗经验的朱德对当前的形势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为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两次战争就可以结束的。这种战争的时间必定会很长,战线也必定会很宽。但我们绝不畏惧,而且要坚信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在政治上,我们是民族的正义的,日本是侵略的非正义的。因此,“我们每一个政治家,每一个抗日军人,每一个有民族觉悟的炎黄子孙,都要竭力于注意抗日的政治战争,就是要努力揭破敌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华民族以华制华的阴谋,要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B11在政治上战胜敌人,并尽可能多的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同胞们的同情与支持。
  在军事上,敌人有着优良的武器,他们有大炮、飞机、坦克以至毒瓦斯等,而我们的武器远远不及敌人。但“武器不是万能的。武器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每一种武器有一定的效能,它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力量,它也有可以被制服的方法”B12,“因此,抗日游击队虽然只有很坏的武器,却用不着怕敌人。游击队要尽可能地避开敌人的新式武器……经常地利用夜间作战、打埋伏、突然袭击、断绝敌人交通等战法” B13,从而变不利为有利,大大地增强了我军抗战的士气和信心。
  在经济上,朱德说:“只要看看田中奏折,就可知道日本强盗侵略中国,其目的,是在夺取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无限宝藏。一方面使日本的财阀得以大肆剥夺控取,以挽救它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在中国夺得的资源以进一步占领整个亚洲,征服全世界。”B14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消耗日寇由国内运来的资财,不但让高度机械化的日军部队发挥不了作用,而且成为累赘。如果可能,我们要拿来为我所用。同时我们还要没收卖国贼的财产,并且在民众经济的帮助下和自我的节约下争取经济战争的胜利。
  2.朱德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山西抗战期间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针
  首先,采取攻打敌人侧后方的作战方法,赢得了抗日以来的首次胜利——平型关大捷。1937年,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此时的民众虽然对共产党和红军参战有着极大的热情,但是否能够打败日寇则让很多民众甚至是士兵有些疑虑。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周恩来等决心在山西打一个胜仗,以打击日本侵略军的骄狂气焰,同时鼓舞全国人民和友军的士气,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于是派我军第一一五师连夜冒雨抢占了通向平型关的公路两侧高地,隐蔽设伏,出敌不意,突然袭击,大败敌军,获得了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胜”的神话,取得了预期效果,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其次,采取配合友军,共同歼敌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忻口会战的胜利。忻口会战是华北战场全面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应第二战区要求,朱德率领右翼军参与作战,作侧面配合。为更好地配合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朱德领导的八路军除了在敌军侧后切断交通线和敌军增援外,还使用了已到达战区暂归总部直接指挥的一二九师三五八旅七六九团,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24架,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在娘子关告急时,朱德还命部队星夜驰援,阻击日军西进,为卫立煌部队解围,最终取得会战的胜利。此次会战极大地促进两党的友好关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佳时期。
  再次,采取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国民党纷纷南撤,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山西正规战争已经结束,开始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八路军作为游击战争的主力,及时提出了“坚持山西抗战”、“八路军誓与山西人民共存亡”等鼓舞人心的口号,并在山西一带的各工作区域内,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的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并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不断消灭敌军小部,兴奋友军,并以此牵制日军,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步伐。
  最后,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敌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面对日军的九路围攻,朱德首先以“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各路进攻之敌,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B15的总对策进行部署。其次,兵分三路。外线,命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为主力,进行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内线,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地方游击队和自卫队不断袭击扰乱敌军。中线,由八路军其他各部以及山西新军、国民党军等部,按预定部署阻击正面进攻的日军,为转至外线的部队创造战机。在内外夹击下,敌军损失惨重,并于长乐村一战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这使得八路军在山西敌后站稳了脚,雄踞太行的局面得以实现。
  
  注释:
  ①《朱德将军讲演》,《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文献》,油印件,1937年4月。
  ②[美]T.A.彼森访问朱德,《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第236-237页。
  ③《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6页。
  ④《敦厚朱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⑤朱德在西局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十年来的革命与反革命》,记录稿,1943年8月18日。
  ⑥⑦B15《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页;第222页;第191页。
  ⑧《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⑨⑩《敦厚朱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第185页;第185页。
  B11B12B13B14《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第51-52页;第51-52页;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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