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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说新语》采用以类相从、分门隶事的编纂体例将全书分为三卷三十六门，其中前四门直接称引了《论语》中的“孔门四科”。本文试从“四科”的渊源、内涵、影响等方面来比较“孔门四科”与“世说四门”，从而进一步认识《论语》和《世说新语》的关系。
【关键词】：孔门四科;体例;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南朝临川王刘义庆主持编纂的一部记载汉末至刘宋时期名士间的逸闻轶事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共三十六门，1130多则。其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被列为上卷。
一、四科的源起和发展
四科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论语·述而》篇言孔子从“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来教育门徒，称之为“孔门四教”。“孔门四教”作为教学内容是为培养目标服务的，[1] 又《论语·先进》篇载“从我于陈蔡者，皆不计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人据此将孔子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其弟子的评价大致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门类，即“孔门四科”。
四科的发展：在汉代时主要指四种取士标准，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四科八体”说一方面继承了“孔门四科”的儒家取士之义，另一方面将文体划分成四科借以论述文体特征和文人才性的关系。至南朝宋时“四科”成为统治者设置的四门学科：儒学、玄学、文学、史学。临川王刘义庆在其《世说新语》中直接称引了“孔门四科”作为其三十六门的上卷，饶宗颐认为“《世说》之书，首揭四科，原本儒术。”[2] 既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也反映了时代的政治背景。直至隋代，崔颐在其所著的《八代四科志》中以“四科”为人物分类，“四科”的說法便随之沿用下来。[3]
二、“孔门四科”与“世说四门”之辨析
（一）从内涵上看
“孔门四科”与“世说四门”在体例上虽然采用了相同的儒家及社会上传统的名称，二者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有的通过故事的内容表现出新的涵义;有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一脉相承，体现出了社会时代的变迁。可以从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个方面来具体关照：
1.德行
本意指人的道德和品行，其意为有德行的品行。“孔门四科”中孔子认为“德行”的突出代表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如《论语·雍也》第3则称赞“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称赞伯牛的如《雍也》第10则“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但在“世说四门”中德行既有符合儒家思想的德行表现，也有不符合的表现。
如《德行》第14则“王祥事后母”一事，虽后母感于王祥极尽礼节的德行而醒悟，符合儒家推崇的仁义礼法观，但王祥“请死”的作法却是对固守旧礼、不辨牛马的讥讽，孝亲之品行超越了一定的纬度就会成为矫饰，失去真实性。
2.言语
本意是说话的意思。后来引申为能言善辩、善于辞令的意思。要求言辞简洁精炼，声调抑扬顿挫，寓意精辟引人深思。“孔门四科”中孔子认为“宰我、子贡”就是善言语的人，能言为社会服务的辞令。在《论语·公冶长》第4则里孔子评价子贡为“瑚琏也”，即为宗庙里盛黍稷的器皿，从侧面加以肯定。
在“世说四门”中名士贵族们处于清谈之风盛行的魏晋时代，他们特别注重凝练的语言辞令和语言技巧，如《言语》第71则谢谢道韫在家宴上对雪的精彩比拟“未若柳絮因风起”，比喻生动形象，富有语言艺术美。同时，士大夫们逐渐转向追求自由的个性和简约玄远的精神气质。正如宗白华言“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4] 如支遁“既有凌霄之志，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就一语道出晋人追求人格自由的内心世界。
3.政事
本意指行政事务。即指具体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政治才能。“孔门四科”中孔子以“冉有、季路”为是勤勉政治的典范，他主张以德治国，仁者爱人。如《论语·公冶长》第8则中体现出由于政局的混乱以及士子们对于仕途和生死观的超然之态，“世说四门”中注入了从实际政治出发的宽政的涵义。
4.文学
本意指古代经典。《论语》中的文学指的是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孔门四科”中孔子认为“子游、子夏”可以作为文学的代表。
但“世说四门”中的“文学”界限扩大，除了儒家文章外，也包含了玄学、佛学、老庄学说等在内。具体说来，《世说新语·文学》篇104则条目分为文和学两类“前65则为“学”，侧重学术，多为魏晋士人主客辩难、辨析义理、讨论玄学、佛教与道教学问的故事，如《文学》都7则讲述的是何晏在学术中的事;后39则为“文”，侧重文学创作，多为魏晋士人诗赋诔等文学创作故事。”[5]如第68则左思的《三都赋》。
（二）从形式上看
“孔门四科”和“世说四门”都采用的是语录体的形式，以只言片语简明扼要地进行说理和品评人事。但前者以“德行”为首，展开分类，表明仕进的基础首先需具备良好的德行和品行。后者不完全尊崇儒家的“礼仪典范”，不在形式上做过多的要求，而特别注重真性情，四个门类交相辉映，各有侧重，在品评人物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三）从思想旨归上看
“孔门四科”的划分是从仕进的角度对弟子的特长加以评价，目的是为了培养贤才，实现改良社会的政治理想。陈迎辉也认为这四类是儒家的用人标准。
“世说四门”体例上虽然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但更多的是张扬一种道家的精神和人格境界。[6] 在刘义庆将孔门四科放在全书首位作为“世说上卷四门”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表面上拥护宋文帝复兴儒学的政策，以免招来政治灾害，这与当时的时代政治背景是相关的。其次，老庄玄学和佛学在魏晋时期的兴起，与儒学并存，形成三教融合的局面。”[7]
三、从“四科”来看《论语》与《世说新语》的关系 （一）《论语》对《世说新语》的影响
数量上，虽然《世说》在体例上也受到《语林》、《郭子》、《说苑》、《新序》等其它作品的影响，但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的索引中看出《世说新语》直接称引论语的条目最多，共16条。人物品评上，《世说》中的人物常以《论语》中褒贬人与事的语句来品评时人与时事，借阐明自己的的态度。文体选择上，《世说》借鉴并采用了《论语》的“笔记体”。叙事选择上，《世说》继承了《论语》语录式的叙事模式和“立象以尽意”的表现方式，以记录人物的对话和言行举止来表现人物的整体风貌。
（二）《世说新语》对《论语》的超越
思想的融合性增强。《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的刘宋时期，在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儒学思想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任何人都会带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魏晋时期清谈盛行，老庄玄学与佛学合流使儒家思想不再独占鳌头，从而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儒道佛三教思想碰撞且不断融合的局面。
人物品评的标准和范围扩大。标准上，从“孔门四科”中孔子所认可的政治用人标准可知《论语》中对人物的品评是以“德行”为首的，《学而》篇载“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正说明了这点;而《世说新语》的品评标准不再完全以政治和伦理观作为人物美的唯一标准，而开始更多地从人物的外在风貌和内在心性综合地评价，更具有综合性和公平性。在范围上，《论语》对人物的评价主要针对上层的贵族;而《世说新语》不仅品评上层统治者和名士贵族，而且还囊括了下层的平民、妇孺、隐士僧侣，从而对魏晋时期各个阶层的人物有了更广泛的认识，使整个社会的风貌在人物的言行中一览无余。
注释：
[1]王齐洲.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J].孔子研究，1998，1.
[2]楊勇.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闫泽川.孔门四科[J].文史.2007，第45页.
[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38页.
[5]景遐东，罗严珍.《世说新语》的分门特征与学术价值[J].鄂州大学学报，2010，6.
[6]陈迎辉.试析《世说新语》编选体例与内容在价值标准上的错位[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2002，2.
[7]宁稼雨.《世说新语》类目设定的思想旨归何在[J].天津社会科学，2000，2.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中华书局，1983.
[2]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M].黑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3]杨勇.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关键词】：孔门四科;体例;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南朝临川王刘义庆主持编纂的一部记载汉末至刘宋时期名士间的逸闻轶事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共三十六门，1130多则。其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被列为上卷。
一、四科的源起和发展
四科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论语·述而》篇言孔子从“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来教育门徒，称之为“孔门四教”。“孔门四教”作为教学内容是为培养目标服务的，[1] 又《论语·先进》篇载“从我于陈蔡者，皆不计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人据此将孔子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其弟子的评价大致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门类，即“孔门四科”。
四科的发展：在汉代时主要指四种取士标准，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四科八体”说一方面继承了“孔门四科”的儒家取士之义，另一方面将文体划分成四科借以论述文体特征和文人才性的关系。至南朝宋时“四科”成为统治者设置的四门学科：儒学、玄学、文学、史学。临川王刘义庆在其《世说新语》中直接称引了“孔门四科”作为其三十六门的上卷，饶宗颐认为“《世说》之书，首揭四科，原本儒术。”[2] 既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也反映了时代的政治背景。直至隋代，崔颐在其所著的《八代四科志》中以“四科”为人物分类，“四科”的說法便随之沿用下来。[3]
二、“孔门四科”与“世说四门”之辨析
（一）从内涵上看
“孔门四科”与“世说四门”在体例上虽然采用了相同的儒家及社会上传统的名称，二者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有的通过故事的内容表现出新的涵义;有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一脉相承，体现出了社会时代的变迁。可以从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个方面来具体关照：
1.德行
本意指人的道德和品行，其意为有德行的品行。“孔门四科”中孔子认为“德行”的突出代表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如《论语·雍也》第3则称赞“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称赞伯牛的如《雍也》第10则“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但在“世说四门”中德行既有符合儒家思想的德行表现，也有不符合的表现。
如《德行》第14则“王祥事后母”一事，虽后母感于王祥极尽礼节的德行而醒悟，符合儒家推崇的仁义礼法观，但王祥“请死”的作法却是对固守旧礼、不辨牛马的讥讽，孝亲之品行超越了一定的纬度就会成为矫饰，失去真实性。
2.言语
本意是说话的意思。后来引申为能言善辩、善于辞令的意思。要求言辞简洁精炼，声调抑扬顿挫，寓意精辟引人深思。“孔门四科”中孔子认为“宰我、子贡”就是善言语的人，能言为社会服务的辞令。在《论语·公冶长》第4则里孔子评价子贡为“瑚琏也”，即为宗庙里盛黍稷的器皿，从侧面加以肯定。
在“世说四门”中名士贵族们处于清谈之风盛行的魏晋时代，他们特别注重凝练的语言辞令和语言技巧，如《言语》第71则谢谢道韫在家宴上对雪的精彩比拟“未若柳絮因风起”，比喻生动形象，富有语言艺术美。同时，士大夫们逐渐转向追求自由的个性和简约玄远的精神气质。正如宗白华言“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4] 如支遁“既有凌霄之志，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就一语道出晋人追求人格自由的内心世界。
3.政事
本意指行政事务。即指具体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政治才能。“孔门四科”中孔子以“冉有、季路”为是勤勉政治的典范，他主张以德治国，仁者爱人。如《论语·公冶长》第8则中体现出由于政局的混乱以及士子们对于仕途和生死观的超然之态，“世说四门”中注入了从实际政治出发的宽政的涵义。
4.文学
本意指古代经典。《论语》中的文学指的是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孔门四科”中孔子认为“子游、子夏”可以作为文学的代表。
但“世说四门”中的“文学”界限扩大，除了儒家文章外，也包含了玄学、佛学、老庄学说等在内。具体说来，《世说新语·文学》篇104则条目分为文和学两类“前65则为“学”，侧重学术，多为魏晋士人主客辩难、辨析义理、讨论玄学、佛教与道教学问的故事，如《文学》都7则讲述的是何晏在学术中的事;后39则为“文”，侧重文学创作，多为魏晋士人诗赋诔等文学创作故事。”[5]如第68则左思的《三都赋》。
（二）从形式上看
“孔门四科”和“世说四门”都采用的是语录体的形式，以只言片语简明扼要地进行说理和品评人事。但前者以“德行”为首，展开分类，表明仕进的基础首先需具备良好的德行和品行。后者不完全尊崇儒家的“礼仪典范”，不在形式上做过多的要求，而特别注重真性情，四个门类交相辉映，各有侧重，在品评人物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三）从思想旨归上看
“孔门四科”的划分是从仕进的角度对弟子的特长加以评价，目的是为了培养贤才，实现改良社会的政治理想。陈迎辉也认为这四类是儒家的用人标准。
“世说四门”体例上虽然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但更多的是张扬一种道家的精神和人格境界。[6] 在刘义庆将孔门四科放在全书首位作为“世说上卷四门”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表面上拥护宋文帝复兴儒学的政策，以免招来政治灾害，这与当时的时代政治背景是相关的。其次，老庄玄学和佛学在魏晋时期的兴起，与儒学并存，形成三教融合的局面。”[7]
三、从“四科”来看《论语》与《世说新语》的关系 （一）《论语》对《世说新语》的影响
数量上，虽然《世说》在体例上也受到《语林》、《郭子》、《说苑》、《新序》等其它作品的影响，但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的索引中看出《世说新语》直接称引论语的条目最多，共16条。人物品评上，《世说》中的人物常以《论语》中褒贬人与事的语句来品评时人与时事，借阐明自己的的态度。文体选择上，《世说》借鉴并采用了《论语》的“笔记体”。叙事选择上，《世说》继承了《论语》语录式的叙事模式和“立象以尽意”的表现方式，以记录人物的对话和言行举止来表现人物的整体风貌。
（二）《世说新语》对《论语》的超越
思想的融合性增强。《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的刘宋时期，在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儒学思想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任何人都会带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魏晋时期清谈盛行，老庄玄学与佛学合流使儒家思想不再独占鳌头，从而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儒道佛三教思想碰撞且不断融合的局面。
人物品评的标准和范围扩大。标准上，从“孔门四科”中孔子所认可的政治用人标准可知《论语》中对人物的品评是以“德行”为首的，《学而》篇载“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正说明了这点;而《世说新语》的品评标准不再完全以政治和伦理观作为人物美的唯一标准，而开始更多地从人物的外在风貌和内在心性综合地评价，更具有综合性和公平性。在范围上，《论语》对人物的评价主要针对上层的贵族;而《世说新语》不仅品评上层统治者和名士贵族，而且还囊括了下层的平民、妇孺、隐士僧侣，从而对魏晋时期各个阶层的人物有了更广泛的认识，使整个社会的风貌在人物的言行中一览无余。
注释：
[1]王齐洲.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J].孔子研究，1998，1.
[2]楊勇.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闫泽川.孔门四科[J].文史.2007，第45页.
[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38页.
[5]景遐东，罗严珍.《世说新语》的分门特征与学术价值[J].鄂州大学学报，2010，6.
[6]陈迎辉.试析《世说新语》编选体例与内容在价值标准上的错位[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2002，2.
[7]宁稼雨.《世说新语》类目设定的思想旨归何在[J].天津社会科学，2000，2.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中华书局，1983.
[2]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M].黑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3]杨勇.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