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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白与谢灵运虽说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却有许多精神的契合。他们同样才华出众,同样傲岸不屈,性格中都有矛盾与叛逆。不同时代的诗人,却有共同的才情,在中国古代文坛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关键词】才华横溢;傲岸不屈;矛盾与叛逆
【中图分类号】 I 04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1-1270(2010)02-0009-01
谪仙酒,谢公屐 ,一袭白衣青云梯,蜀道处处有,醉后皆平地,我自举杯邀明月,北斗七星也依稀。遥相忆,世不同,情相契。
“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李白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谢灵运,谢灵运是南朝名士,为谢安侄谢玄的嫡孙。对这样一位出身名门大族之人,李白何以如此青睐?也许是对其纵情山水的隐逸生活的仰慕与向往,也许是对其清新自然的五言诗的认同与继承,这只是表面上的联系。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们心灵深处的某种精神契合。纵观李白与谢灵运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才华横溢,都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但又性格高傲有志不得伸;他们的性格中都有矛盾与叛逆的倾向。
首先来看谢灵运。表面看谢灵运纵情山水,但事实上他并非像陶潜一样是个安分守己的隐士,他的骨子里充斥着傲岸、矛盾与叛逆。 谢灵运十五岁时,去京都旧居作乌衣之旅,受其叔器重,赞曰:文章之美,江左(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南朝挖制区)莫及。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谢灵运已二十岁,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南朝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刘裕取晋立宋国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改食邑为五百户,后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非常高傲,曾说天下有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余下一斗由自古以来及现在的闻名之人共分。他恃才傲物,自以为“才能宜参权要”,但当权者认为他“多愆礼度”,不给他军国要职。入宋,永初三年(422年),由于刘宋王朝对谢家始终怀有疑忌,谢灵运又被降爵为侯。少帝时下放为永嘉太守。特权地位的丧失,政治理想的破灭使他疏于政务。遨游山水。再后来称疾辞官,隐居会稽,扩建庄园,“寻山陟岭,伐木开径,往往从者数百人”,常惊动县邑,误为“山贼”。谢的骄横狂妄不为世道所容。被地方官诬告谋反。后来他真的“兴兵叛逸,遂有逆志”。兵败被俘,在广州问斩。对这样一个悲壮人物,毛主席有他独到的评点:“谢灵运一生矛盾。”他“想做大官而不能,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真可谓“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登池上楼》)。至此,一个真实的谢灵运浮出水面。他的性格是傲岸的,他的扯旗造反是叛逆中的冒险,于是因此酿成了谢灵运一生的悲剧。
反观李白。李白也很早就有四方之志,在二十五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自说“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穷天下”(《为宋中丞自荐表》),“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对自己的才能具有高度的自信,他要“起来为苍生”(《赠韦秘书子春》),“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要安定国家,造福人民。他渴望“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直到天宝元年,李白已经四十二岁的时候,才由于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唐玄宗召到长安。李白当时非常兴奋,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这首告别家人的诗中曾激动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觉得壮志能伸了。但是,这时的唐玄宗已经不再励精图治,整日荒淫享乐,政治一片黑暗。他召李白到长安,不是想让李白参加政治活动,而是想让李白做个替他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这样,李白的现实处境就和他的政治抱负构成了尖锐的矛盾,造成了他内心的苦闷。他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切身感到了谗言可畏,曲高和寡,想赶快建立功业后,像严子陵那样隐居钓台,像谢灵运那样寄情山水。李白又一身傲骨,在权贵面前没有半点的奴颜和媚态,因而更遭到高力士等人的嫉恨、谗毁。“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其三十七》),表明了谗毁他的人之多,唐玄宗被蒙蔽之深。李白在天宝三年被权贵排挤出了长安。“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留别广陵诸公》),正是他这段长安经历的形象写照。
一生傲岸自不待言,李白的矛盾与叛逆与谢有相通之处。他敢于对孔圣人指手画脚,敢于让权贵小人为他脱靴折腰。他亦儒亦道,欲进还退,而在李白诗中,我们仅看见他对谢灵运隐逸生活的咏诵,其实,这种隐逸的背后蕴藏的是他们共同的傲岸狂放,叛逆不羁。那是对那个时代的不满和反抗。但李白和谢灵运二人还是有差异的,谢的叛逆声势浩大些,反叛的行动干脆彻底些,落得的结局悲壮些。这与他的身份、地位、所处的时代有关,而李白生活在盛唐只能从思想上、精神上、感情上与之共鸣。行为上却无法实现叛逆,也没理由去造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李白的理想是“济苍生”“安社稷”,谢灵运的只是‘参权要”的权力欲望。二者不能同日而语。
遥相忆,世不同,情相契。失意的李白目光越过千年找到了精神的知音,谢灵运性格中的傲岸与隐逸中的叛逆正契合了他的思想性格。所以诸多吟诵亦不奇。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2]《李太白全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3]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
【关键词】才华横溢;傲岸不屈;矛盾与叛逆
【中图分类号】 I 04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1-1270(2010)02-0009-01
谪仙酒,谢公屐 ,一袭白衣青云梯,蜀道处处有,醉后皆平地,我自举杯邀明月,北斗七星也依稀。遥相忆,世不同,情相契。
“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李白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谢灵运,谢灵运是南朝名士,为谢安侄谢玄的嫡孙。对这样一位出身名门大族之人,李白何以如此青睐?也许是对其纵情山水的隐逸生活的仰慕与向往,也许是对其清新自然的五言诗的认同与继承,这只是表面上的联系。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们心灵深处的某种精神契合。纵观李白与谢灵运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才华横溢,都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但又性格高傲有志不得伸;他们的性格中都有矛盾与叛逆的倾向。
首先来看谢灵运。表面看谢灵运纵情山水,但事实上他并非像陶潜一样是个安分守己的隐士,他的骨子里充斥着傲岸、矛盾与叛逆。 谢灵运十五岁时,去京都旧居作乌衣之旅,受其叔器重,赞曰:文章之美,江左(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南朝挖制区)莫及。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谢灵运已二十岁,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南朝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刘裕取晋立宋国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改食邑为五百户,后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非常高傲,曾说天下有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余下一斗由自古以来及现在的闻名之人共分。他恃才傲物,自以为“才能宜参权要”,但当权者认为他“多愆礼度”,不给他军国要职。入宋,永初三年(422年),由于刘宋王朝对谢家始终怀有疑忌,谢灵运又被降爵为侯。少帝时下放为永嘉太守。特权地位的丧失,政治理想的破灭使他疏于政务。遨游山水。再后来称疾辞官,隐居会稽,扩建庄园,“寻山陟岭,伐木开径,往往从者数百人”,常惊动县邑,误为“山贼”。谢的骄横狂妄不为世道所容。被地方官诬告谋反。后来他真的“兴兵叛逸,遂有逆志”。兵败被俘,在广州问斩。对这样一个悲壮人物,毛主席有他独到的评点:“谢灵运一生矛盾。”他“想做大官而不能,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真可谓“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登池上楼》)。至此,一个真实的谢灵运浮出水面。他的性格是傲岸的,他的扯旗造反是叛逆中的冒险,于是因此酿成了谢灵运一生的悲剧。
反观李白。李白也很早就有四方之志,在二十五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自说“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穷天下”(《为宋中丞自荐表》),“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对自己的才能具有高度的自信,他要“起来为苍生”(《赠韦秘书子春》),“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要安定国家,造福人民。他渴望“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直到天宝元年,李白已经四十二岁的时候,才由于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唐玄宗召到长安。李白当时非常兴奋,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这首告别家人的诗中曾激动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觉得壮志能伸了。但是,这时的唐玄宗已经不再励精图治,整日荒淫享乐,政治一片黑暗。他召李白到长安,不是想让李白参加政治活动,而是想让李白做个替他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这样,李白的现实处境就和他的政治抱负构成了尖锐的矛盾,造成了他内心的苦闷。他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切身感到了谗言可畏,曲高和寡,想赶快建立功业后,像严子陵那样隐居钓台,像谢灵运那样寄情山水。李白又一身傲骨,在权贵面前没有半点的奴颜和媚态,因而更遭到高力士等人的嫉恨、谗毁。“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其三十七》),表明了谗毁他的人之多,唐玄宗被蒙蔽之深。李白在天宝三年被权贵排挤出了长安。“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留别广陵诸公》),正是他这段长安经历的形象写照。
一生傲岸自不待言,李白的矛盾与叛逆与谢有相通之处。他敢于对孔圣人指手画脚,敢于让权贵小人为他脱靴折腰。他亦儒亦道,欲进还退,而在李白诗中,我们仅看见他对谢灵运隐逸生活的咏诵,其实,这种隐逸的背后蕴藏的是他们共同的傲岸狂放,叛逆不羁。那是对那个时代的不满和反抗。但李白和谢灵运二人还是有差异的,谢的叛逆声势浩大些,反叛的行动干脆彻底些,落得的结局悲壮些。这与他的身份、地位、所处的时代有关,而李白生活在盛唐只能从思想上、精神上、感情上与之共鸣。行为上却无法实现叛逆,也没理由去造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李白的理想是“济苍生”“安社稷”,谢灵运的只是‘参权要”的权力欲望。二者不能同日而语。
遥相忆,世不同,情相契。失意的李白目光越过千年找到了精神的知音,谢灵运性格中的傲岸与隐逸中的叛逆正契合了他的思想性格。所以诸多吟诵亦不奇。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2]《李太白全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3]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