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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企图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围绕着“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大隈政府展开交涉。交涉中，袁世凯政府曾采取多种手段与日周旋，但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袁世凯政府不得已与日签订了几经修改的“二十一条”。
关键词：袁世凯政府；“二十一条”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100-02
传统观点认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袁世凯为了满足其称帝野心而在与日本政府交涉过程中出卖国家权力，与日本达成的丧权辱国的协议。而笔者认为，“二十一条”是在袁世凯政府经过谈判、拖延、求援、泄密诸手段无效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
一、“二十一条”的提出及日本的威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这对于早就觊觎中国、处心积虑试图扩大侵华权力的日本帝国主义而言是“实行对华政策千载一时之机也”[1]（p35），同年8月23日，日本政府借口“英日同盟”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9月下旬，又以对德宣战为由，逐步占领了整个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日本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侵略权益。对日本而言，“胶州问题不过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2]（p153）并于1915年1月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二十一条”，该要求反应了日本欲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事而无暇东顾之机，企图独霸中国的野心，实质上是一项欲灭亡中国的条款。
二、谈判过程中袁世凯政府的努力
（一）据理力争
“二十一条”的提出，袁世凯政府内部立即陷入紧张状态。接到日本“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后，袁世凯并非只注重自身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针对日本侵犯中国领土行为，袁世凯在总统府急忙召开会议，除了所有的内阁部长都出席外，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和国务院参事伍朝枢、金邦平也被邀与会，讨论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侵犯。会上，袁世凯不仅听取了法学家的意见，而且欲从陆军总长段祺瑞那里了解中国军队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保卫国土。“袁世凯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3]（p121）袁世凯最初对“二十一条”的抵制表现得很坚决，他在接见其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时指出：“日本国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样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4]（p803）另外，在“二十一条”签订前，各界人士向袁世凯发电报，“宁抛全国生命，不失一分主权”，“人心不死，中国尚可为也”。袁世凯自然明白，如若同意“二十一条”，将有损国家主权，北京政府会朝不保夕，其自己也将留下千古骂名。因而，袁世凯在某些方面态度坚决，不肯让步。
（二）泄露条约内容，争取国际支持与国内舆论
尽管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一再要求中国严格保守秘密，但是袁世凯政府认为“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3]（p123）考虑到俄国已成为德奥发动战争的受害者，而法国也忙于对德作战，因而，袁世凯政府把希望寄托于美国与英国。认为美国是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支持的国家；英国在中国特别是长江流域有很大的利益，为防止中国给予日本过多的利益而使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受损，即使其忙于一战，也不得不慎重考虑，在中日谈判中支持中国。袁世凯政府采取私下向美英等国使馆和报界泄密的方式，以防止引起更大的祸事。当时袁世凯政府的官员如陆征祥、顾维钧等先后不同程度地、隐讳地将“二十一条”的性质和后果泄露给使馆或记者。顾维钧在征得袁世凯的同意后，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就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芮恩施也回忆说“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几乎每天都来同我就他们的困难尽享商谈”，讨论“对付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的最好的办法”。[5]（p105-106）这样，“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地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3]（p123）中日谈判会议上，日本公使针对谈判内容泄密的问题，指责“中政府似大用新闻策略”，[6]（p113）当然，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否认了日本方面这一说法，反过来指责日本泄露条文内容。这时，中国已经赢得了华盛顿的同情和国外新闻界的支持。
袁世凯政府通过故意泄密，对外争取到了美英舆论上的支持，对内掀起了反日言论，抗日救国舆论兴起。在外报制造的国际舆论的影响下，中日交涉期间，美英改变对中国与日本的外交态度，由支持日本为主转变为牵制日本、同情中国为主。日本政府认识到，由于第三国的反对，不得不在对华交涉中让步“这种夸大其词的消息大大助长了此种观念。此间已形成一种印象，大不列颠极不赞成日本向中国本土，尤其对长江流域的要求，看来伦敦《泰晤士报》对加深这种印象起了作用”。[7]（p383）
（三）故意拖延时间
为了便于与日本谈判，袁世凯立即让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再度启用陆征祥。日本方面要求快速解决，在最短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政府则极力拖延，希望得到他国的外交支援。袁世凯曾指示陆征祥，要他尽量拖延谈判时间。陆征祥在得到授意后运用多种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求天天谈，每周五次，而陆征祥则以公务繁忙，许多问题亟待处理为由，提出每周开一次会。在双方坚持下，最后达成协议，每周谈判三次。除此之外，还尽量缩短每次谈判时间。陆征祥在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还决意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这样，待献茶完毕，原定于下午四点至六点的谈判时间已缩短为两个小时了。
（四）探寻日本底线
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政府只好把“二十一条”的前四号谈判结束下来。由于中国除了已赢得美国的同情外，还得到了国外新闻界的支持，日本也感到了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处于有利地位，在第五号问题上，中日两国就是否继续讨论陷入僵局，因而前四号谈判一经结束，谈判就陷入了停顿状态之中。为了全面了解日本可能在哪些方面做出让步，确定中国在何处能予以拒绝，在何处中国必须适当让步，袁世凯在谈判过程中曾多次派人去了解日本各方面对“二十一条”的态度。曹汝霖向袁世凯建议，让日本人顾问有贺长雄回国，向日本元老疏通关系。“袁世凯希望从元老们的私人意见中得知在迫使中国接受第五号条件上，日本要走多远”。[3]（p124）为了给有贺长雄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使命，中日谈判停顿了几乎三个星期。在得到有贺长雄的回电之前，尽管日本方面多次催促迅速结束谈判，袁世凯还是指示外交总长尽可能拖延下去。另外，袁世凯又派政事堂参议金邦平去日本走访日本元老松方正义“幻想利用日本元老派对大隈重信内阁在侵华手法上的某些意见分歧，妄图在外交谈判中讨价还价”。[8]（p284）此外，袁世凯还利用其他手段从日本方面搜求情报，以期在不激怒日本政府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中国权益可能受到的损失。
谈判结束后，5月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字并交换了《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旅大南满安奉期限之换文》等十三个条约与换文即“民四条约”。当然这与最初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已经相差较远了。
三、小结
由此可见，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袁世凯政府并非出于自身利益而武断接受，而是在经过外交谈判，授意中国代表团拖延谈判时间，泄露“二十一条”要求内容，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寻求国际援助无果，中日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条件下和对自身地位的担心这样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而做出的外交妥协。当然无论如何，袁世凯政府都不能与“二十一条”脱离关系，但我们也应理性对待“二十一条”的交涉过程，看到袁世凯政府在“二十一条”签订过程中的外交努力。正如顾维钧所说：“他虽然没出过洋，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他还是知道怎样对付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3]（p110）
参考文献：
[1]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M].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27.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中华书局.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第二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5]保罗·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M].北京：商商务印书馆，1982.
[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0.
[7]黄纪莲.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变[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8]章伯峰，荣孟源.近代稗海（第三辑）[Z].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关键词：袁世凯政府；“二十一条”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100-02
传统观点认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袁世凯为了满足其称帝野心而在与日本政府交涉过程中出卖国家权力，与日本达成的丧权辱国的协议。而笔者认为，“二十一条”是在袁世凯政府经过谈判、拖延、求援、泄密诸手段无效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
一、“二十一条”的提出及日本的威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这对于早就觊觎中国、处心积虑试图扩大侵华权力的日本帝国主义而言是“实行对华政策千载一时之机也”[1]（p35），同年8月23日，日本政府借口“英日同盟”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9月下旬，又以对德宣战为由，逐步占领了整个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日本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侵略权益。对日本而言，“胶州问题不过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2]（p153）并于1915年1月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二十一条”，该要求反应了日本欲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事而无暇东顾之机，企图独霸中国的野心，实质上是一项欲灭亡中国的条款。
二、谈判过程中袁世凯政府的努力
（一）据理力争
“二十一条”的提出，袁世凯政府内部立即陷入紧张状态。接到日本“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后，袁世凯并非只注重自身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针对日本侵犯中国领土行为，袁世凯在总统府急忙召开会议，除了所有的内阁部长都出席外，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和国务院参事伍朝枢、金邦平也被邀与会，讨论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侵犯。会上，袁世凯不仅听取了法学家的意见，而且欲从陆军总长段祺瑞那里了解中国军队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保卫国土。“袁世凯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3]（p121）袁世凯最初对“二十一条”的抵制表现得很坚决，他在接见其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时指出：“日本国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样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4]（p803）另外，在“二十一条”签订前，各界人士向袁世凯发电报，“宁抛全国生命，不失一分主权”，“人心不死，中国尚可为也”。袁世凯自然明白，如若同意“二十一条”，将有损国家主权，北京政府会朝不保夕，其自己也将留下千古骂名。因而，袁世凯在某些方面态度坚决，不肯让步。
（二）泄露条约内容，争取国际支持与国内舆论
尽管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一再要求中国严格保守秘密，但是袁世凯政府认为“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3]（p123）考虑到俄国已成为德奥发动战争的受害者，而法国也忙于对德作战，因而，袁世凯政府把希望寄托于美国与英国。认为美国是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支持的国家；英国在中国特别是长江流域有很大的利益，为防止中国给予日本过多的利益而使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受损，即使其忙于一战，也不得不慎重考虑，在中日谈判中支持中国。袁世凯政府采取私下向美英等国使馆和报界泄密的方式，以防止引起更大的祸事。当时袁世凯政府的官员如陆征祥、顾维钧等先后不同程度地、隐讳地将“二十一条”的性质和后果泄露给使馆或记者。顾维钧在征得袁世凯的同意后，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就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芮恩施也回忆说“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几乎每天都来同我就他们的困难尽享商谈”，讨论“对付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的最好的办法”。[5]（p105-106）这样，“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地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3]（p123）中日谈判会议上，日本公使针对谈判内容泄密的问题，指责“中政府似大用新闻策略”，[6]（p113）当然，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否认了日本方面这一说法，反过来指责日本泄露条文内容。这时，中国已经赢得了华盛顿的同情和国外新闻界的支持。
袁世凯政府通过故意泄密，对外争取到了美英舆论上的支持，对内掀起了反日言论，抗日救国舆论兴起。在外报制造的国际舆论的影响下，中日交涉期间，美英改变对中国与日本的外交态度，由支持日本为主转变为牵制日本、同情中国为主。日本政府认识到，由于第三国的反对，不得不在对华交涉中让步“这种夸大其词的消息大大助长了此种观念。此间已形成一种印象，大不列颠极不赞成日本向中国本土，尤其对长江流域的要求，看来伦敦《泰晤士报》对加深这种印象起了作用”。[7]（p383）
（三）故意拖延时间
为了便于与日本谈判，袁世凯立即让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再度启用陆征祥。日本方面要求快速解决，在最短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政府则极力拖延，希望得到他国的外交支援。袁世凯曾指示陆征祥，要他尽量拖延谈判时间。陆征祥在得到授意后运用多种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求天天谈，每周五次，而陆征祥则以公务繁忙，许多问题亟待处理为由，提出每周开一次会。在双方坚持下，最后达成协议，每周谈判三次。除此之外，还尽量缩短每次谈判时间。陆征祥在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还决意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这样，待献茶完毕，原定于下午四点至六点的谈判时间已缩短为两个小时了。
（四）探寻日本底线
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政府只好把“二十一条”的前四号谈判结束下来。由于中国除了已赢得美国的同情外，还得到了国外新闻界的支持，日本也感到了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处于有利地位，在第五号问题上，中日两国就是否继续讨论陷入僵局，因而前四号谈判一经结束，谈判就陷入了停顿状态之中。为了全面了解日本可能在哪些方面做出让步，确定中国在何处能予以拒绝，在何处中国必须适当让步，袁世凯在谈判过程中曾多次派人去了解日本各方面对“二十一条”的态度。曹汝霖向袁世凯建议，让日本人顾问有贺长雄回国，向日本元老疏通关系。“袁世凯希望从元老们的私人意见中得知在迫使中国接受第五号条件上，日本要走多远”。[3]（p124）为了给有贺长雄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使命，中日谈判停顿了几乎三个星期。在得到有贺长雄的回电之前，尽管日本方面多次催促迅速结束谈判，袁世凯还是指示外交总长尽可能拖延下去。另外，袁世凯又派政事堂参议金邦平去日本走访日本元老松方正义“幻想利用日本元老派对大隈重信内阁在侵华手法上的某些意见分歧，妄图在外交谈判中讨价还价”。[8]（p284）此外，袁世凯还利用其他手段从日本方面搜求情报，以期在不激怒日本政府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中国权益可能受到的损失。
谈判结束后，5月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字并交换了《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旅大南满安奉期限之换文》等十三个条约与换文即“民四条约”。当然这与最初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已经相差较远了。
三、小结
由此可见，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袁世凯政府并非出于自身利益而武断接受，而是在经过外交谈判，授意中国代表团拖延谈判时间，泄露“二十一条”要求内容，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寻求国际援助无果，中日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条件下和对自身地位的担心这样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而做出的外交妥协。当然无论如何，袁世凯政府都不能与“二十一条”脱离关系，但我们也应理性对待“二十一条”的交涉过程，看到袁世凯政府在“二十一条”签订过程中的外交努力。正如顾维钧所说：“他虽然没出过洋，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他还是知道怎样对付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3]（p110）
参考文献：
[1]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M].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27.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中华书局.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第二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5]保罗·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M].北京：商商务印书馆，1982.
[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0.
[7]黄纪莲.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变[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8]章伯峰，荣孟源.近代稗海（第三辑）[Z].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