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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瑛作者简介：王 瑛（1980-），陕西榆林人，文学硕士，榆林学院中文系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是陕西省《榆林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GK010）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建国以来被压抑已久的人道主义思潮在新时期勃然兴起。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拉开了人道主义思潮复归的序幕；文艺界展开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拓展了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认识，促进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新时期；人道主义；复归；拓展
建国以来，由于我们的文学一直生活在阶级性和政治性的阴影之下，人性、人道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文学家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禁区。文革结束后，真理标准和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使文学观念获得了解放，被压抑已久的文学的主体性终于获得了一展英姿的机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人道主义的文学潮流在中国勃然兴起。这股潮流从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两个方面突破谈“人”色变的禁区。
一、人道主义思潮的复归
“文革”后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极左政治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钳制，扫除了反思历史的思想障碍，人们逐渐从政治迷信的历史隧道中走了出来。由于“文革”对人的肆意摧残，也由于它把整个社会的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信念和道德准则破坏得支离破碎，所以人们反思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就自然地落在了“人”身上。人情、人性首先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具体地说，就是“伤痕文学”拉开了人道主义思潮的序幕。
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伤痕文学”，是对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揭露与批判，它的出现与兴起，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人学主题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伤痕小说”高扬“人”的大旗，表现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人道主义精神。从噩梦中醒来的作家，尽管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还缺乏自觉的清醒的认识，但是，凭着对生活的直观感受，这种非人的生活状态很快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有力的揭露与控诉。
“伤痕小说”中人的意识的觉醒，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表现：一是大胆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如冯骥才的《啊！》，就是一篇新颖独特的心理小说。它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不同性格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心理状态；二是肯定人的个性的丰富复杂，如刘心武的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就提出了尊重人的个性等人道主义命题；三是肯定人的基本权利和个人尊严，如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突破了题材的禁区，鲜明地提出了爱情应该在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是写人的命运的无常和多变，如肖平的小说《墓场与鲜花》，写了“文革”中一对青年男女曲折的爱情经历，表达了人生路上“既有鲜花也有坟墓”的人生哲理。在当时刚解冻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作家只能从这些层面上肯定人、认识人，在他们看来，人的价值实际上还是依托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善。可见，“伤痕小说”中的“人”还不是本体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是观念的“人”，而不是生命的“人”。这种认识上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伤痕小说”中人性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之后出现的“反思小说”创作潮流，可说是“伤痕小说”的拓展和深化，在人性观照上，反思小说既控诉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毁灭，又歌颂身处逆境的人们为维护人的尊严、权利所表现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通过男女主人公何荆和孙悦的悲欢离合和坎坷遭遇，揭示了左倾政治对人性的挤压和扭曲，同时也提出了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人如何保持心灵的纯洁，独立思考，与丑恶现实抗争的问题。这篇小说曾因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思考过于理想化、抽象化而引起争议，但它对于人性的探索无疑是有意义的。新时期滥觞于“伤痕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反思小说这里汇成了一股奔腾激越的人道主义潮流。
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充分地肯定了“伤痕文学”，作家们明确地提出了“人是目的，人是中心”，在人道主义的思想层面上重新接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十七年”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索。于是，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便成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最强音。
二、人道主义思潮的拓展
文学创作中对非人状态的控诉，意味着对人性复归的期盼，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人性”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人们需要重新审视1957年对“人性”论的批判，给在这次批判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理论家恢复名誉；同时，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失去了人应有的魅力，成为干巴巴的阶级“符号”这种情况，恢复人的尊严成为文学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它既是批判“四人帮”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文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因而，从1979年开始，人们就呼唤着一个“人学”春天的到来。
思想解放的春风，活跃了这一阶段的学术气氛；文学创作对人的普遍关注，引起了理论家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极大兴趣。再加上改革开放，西方人性、人道主义思想的引进，从1979年开始，文艺界展开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文学是否应当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二是联系创作实际，评论新时期文学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表现。这次讨论激发了文学理论家的灵感，将文学界对“人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升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
1977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何其芳的《毛泽东之歌》，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关于“共同美”问题的论述。理论批评家们由此再次提出“共鸣”、“共同美”，为文学艺术应当表现人性作证。朱光潜是最早重申这一观点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望人性论而生畏的作家们就必然要放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描绘，这样怎么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文艺作品呢？”他相信，社会主义文艺就是要“帮助人、影响人，把人性提得更高，更完美，更善良”①。1980年，钱谷融再度旗帜鲜明地提起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文学既然以人为对象，（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也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了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就应该以合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②戴厚英在为《人啊，人！》所写的《后记》中则现身说法，宣告了自己的觉醒：“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后来，《论“文学是人学”》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表明“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正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人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倡言“文学是人学”的新时代。
在关于人性的种种概括中，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意见。第一种是“自然本性”说，即把人看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朱光潜即持此说。他说：“什么叫做‘人性’？这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此说所指不是有的理论家所误解的诸如“食色”之类的自然属性，而是立论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③。第二种是“社会属性”说，即以人的社会性作为人性的本质构成，此说多立论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阐述。第三种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双重因素统一”说，即认为人性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此说立论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关于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的论述。持此论者强调，人不是抽象的社会物，而是社会动物，尽管人的自然属性已为社会属性所渗透，但也不能忽视和排除人的自然属性，应当把人理解为社会与自然的统一体。以上诸说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不应当用阶级性来否定人性。
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批评界，人道主义是比人性概念更难于接受的理论范畴。长期以来，人道主义连同平等、自由、博爱等，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归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人们才再度发现并起而维护人道主义作为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的合理性。从1981年开始，人性问题的讨论开始向人道主义转移，并逐渐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向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拓展。周扬、胡乔木、王若水等理论家都有重要文章发表，在讨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文学创作中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理论界不同的见解，解放了作家的思想，开拓了创作的思路，对于深化人道主义主题，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如果说理论界的讨论是由文学创作所引发，那么文学创作的深入则必然得力于理论界的讨论。随着对人性、人道主义认识的加深，许多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了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深刻思考，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与赞美，使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是人学”和文学的主体性原则的探讨与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潮一起，构成了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被压抑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性、人道主义，在思想解放的春风下，在理论界畅所欲言的讨论中，终于走向了全方位的复苏，并得以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反映人性、人道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作品，雨后春笋般冒出文坛，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大景观。尽管人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不一，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人性、人道主义之花，在文学的百花园里，必定是不可或缺、光辉耀眼的，而且将会越开越加艳丽。
注释：
①③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②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孔范今，施占军，路晓冰.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上中下）.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张金明.转型的阵痛：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4］牛运清.中国当代文学精神.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5］朱立元.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我见.学习与探索，1996，2.
［6］童娟.新写实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情怀.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王 瑛作者简介：王 瑛（1980-），陕西榆林人，文学硕士，榆林学院中文系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是陕西省《榆林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GK010）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建国以来被压抑已久的人道主义思潮在新时期勃然兴起。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拉开了人道主义思潮复归的序幕；文艺界展开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拓展了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认识，促进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新时期；人道主义；复归；拓展
建国以来，由于我们的文学一直生活在阶级性和政治性的阴影之下，人性、人道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文学家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禁区。文革结束后，真理标准和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使文学观念获得了解放，被压抑已久的文学的主体性终于获得了一展英姿的机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人道主义的文学潮流在中国勃然兴起。这股潮流从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两个方面突破谈“人”色变的禁区。
一、人道主义思潮的复归
“文革”后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极左政治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钳制，扫除了反思历史的思想障碍，人们逐渐从政治迷信的历史隧道中走了出来。由于“文革”对人的肆意摧残，也由于它把整个社会的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信念和道德准则破坏得支离破碎，所以人们反思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就自然地落在了“人”身上。人情、人性首先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具体地说，就是“伤痕文学”拉开了人道主义思潮的序幕。
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伤痕文学”，是对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揭露与批判，它的出现与兴起，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人学主题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伤痕小说”高扬“人”的大旗，表现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人道主义精神。从噩梦中醒来的作家，尽管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还缺乏自觉的清醒的认识，但是，凭着对生活的直观感受，这种非人的生活状态很快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有力的揭露与控诉。
“伤痕小说”中人的意识的觉醒，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表现：一是大胆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如冯骥才的《啊！》，就是一篇新颖独特的心理小说。它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不同性格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心理状态；二是肯定人的个性的丰富复杂，如刘心武的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就提出了尊重人的个性等人道主义命题；三是肯定人的基本权利和个人尊严，如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突破了题材的禁区，鲜明地提出了爱情应该在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是写人的命运的无常和多变，如肖平的小说《墓场与鲜花》，写了“文革”中一对青年男女曲折的爱情经历，表达了人生路上“既有鲜花也有坟墓”的人生哲理。在当时刚解冻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作家只能从这些层面上肯定人、认识人，在他们看来，人的价值实际上还是依托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善。可见，“伤痕小说”中的“人”还不是本体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是观念的“人”，而不是生命的“人”。这种认识上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伤痕小说”中人性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之后出现的“反思小说”创作潮流，可说是“伤痕小说”的拓展和深化，在人性观照上，反思小说既控诉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毁灭，又歌颂身处逆境的人们为维护人的尊严、权利所表现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通过男女主人公何荆和孙悦的悲欢离合和坎坷遭遇，揭示了左倾政治对人性的挤压和扭曲，同时也提出了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人如何保持心灵的纯洁，独立思考，与丑恶现实抗争的问题。这篇小说曾因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思考过于理想化、抽象化而引起争议，但它对于人性的探索无疑是有意义的。新时期滥觞于“伤痕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反思小说这里汇成了一股奔腾激越的人道主义潮流。
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充分地肯定了“伤痕文学”，作家们明确地提出了“人是目的，人是中心”，在人道主义的思想层面上重新接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十七年”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索。于是，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便成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最强音。
二、人道主义思潮的拓展
文学创作中对非人状态的控诉，意味着对人性复归的期盼，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人性”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人们需要重新审视1957年对“人性”论的批判，给在这次批判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理论家恢复名誉；同时，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失去了人应有的魅力，成为干巴巴的阶级“符号”这种情况，恢复人的尊严成为文学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它既是批判“四人帮”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文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因而，从1979年开始，人们就呼唤着一个“人学”春天的到来。
思想解放的春风，活跃了这一阶段的学术气氛；文学创作对人的普遍关注，引起了理论家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极大兴趣。再加上改革开放，西方人性、人道主义思想的引进，从1979年开始，文艺界展开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文学是否应当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二是联系创作实际，评论新时期文学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表现。这次讨论激发了文学理论家的灵感，将文学界对“人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升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
1977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何其芳的《毛泽东之歌》，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关于“共同美”问题的论述。理论批评家们由此再次提出“共鸣”、“共同美”，为文学艺术应当表现人性作证。朱光潜是最早重申这一观点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望人性论而生畏的作家们就必然要放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描绘，这样怎么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文艺作品呢？”他相信，社会主义文艺就是要“帮助人、影响人，把人性提得更高，更完美，更善良”①。1980年，钱谷融再度旗帜鲜明地提起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文学既然以人为对象，（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也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了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就应该以合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②戴厚英在为《人啊，人！》所写的《后记》中则现身说法，宣告了自己的觉醒：“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后来，《论“文学是人学”》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表明“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正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人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倡言“文学是人学”的新时代。
在关于人性的种种概括中，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意见。第一种是“自然本性”说，即把人看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朱光潜即持此说。他说：“什么叫做‘人性’？这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此说所指不是有的理论家所误解的诸如“食色”之类的自然属性，而是立论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③。第二种是“社会属性”说，即以人的社会性作为人性的本质构成，此说多立论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阐述。第三种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双重因素统一”说，即认为人性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此说立论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关于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的论述。持此论者强调，人不是抽象的社会物，而是社会动物，尽管人的自然属性已为社会属性所渗透，但也不能忽视和排除人的自然属性，应当把人理解为社会与自然的统一体。以上诸说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不应当用阶级性来否定人性。
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批评界，人道主义是比人性概念更难于接受的理论范畴。长期以来，人道主义连同平等、自由、博爱等，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归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人们才再度发现并起而维护人道主义作为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的合理性。从1981年开始，人性问题的讨论开始向人道主义转移，并逐渐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向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拓展。周扬、胡乔木、王若水等理论家都有重要文章发表，在讨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文学创作中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理论界不同的见解，解放了作家的思想，开拓了创作的思路，对于深化人道主义主题，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如果说理论界的讨论是由文学创作所引发，那么文学创作的深入则必然得力于理论界的讨论。随着对人性、人道主义认识的加深，许多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了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深刻思考，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与赞美，使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是人学”和文学的主体性原则的探讨与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潮一起，构成了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被压抑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性、人道主义，在思想解放的春风下，在理论界畅所欲言的讨论中，终于走向了全方位的复苏，并得以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反映人性、人道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作品，雨后春笋般冒出文坛，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大景观。尽管人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不一，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人性、人道主义之花，在文学的百花园里，必定是不可或缺、光辉耀眼的，而且将会越开越加艳丽。
注释：
①③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②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孔范今，施占军，路晓冰.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上中下）.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张金明.转型的阵痛：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4］牛运清.中国当代文学精神.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5］朱立元.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我见.学习与探索，1996，2.
［6］童娟.新写实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情怀.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