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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一，中国曾经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艺术文化诸领域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自15世纪以后，中国逐渐落后了，1840年以后的百余年间，甚至落到了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这究竟是为什么？百年来，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苦苦思索，提出了种种答案。
历史的进程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枝节性的问题。例如，要弥补中国在船坚炮利方面的不足，就要兴办工业，要兴办工业，就要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变革固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变革旧的经济政治制度，就要变革旧的观念上层建筑。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体系都有变革的必要。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就是如此。于是，有人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主张全盘西化。他们认为，全盘西化也就是世界化、现代化。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随时都有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救亡图存是我们民族的首要问题。全盘抹杀中国传统文化，也就等于消灭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等于自己断送了自己的生存。民族的生存尚成问题，更何谈世界化、现代化？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一爆发，“全盘西化”的高论就被搁置起来，各党派团体不约而同地都举起了民族文化的旗帜。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有必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下来的现象放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背景上作一番考察。
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一度领先者衰败下去、原来落后者后来居上的事情屡见不鲜。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文明可谓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但后来老大的罗马帝国却软弱地俯伏在日耳曼蛮族的铁蹄之下。中国古代的封建制文明也可谓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但在近代却落后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可谓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但社会主义革命却首先在相对落后的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度取得成功。这种领先与落后的交替不仅发生在各大文明发展阶段更替上，也往往发生在同一文明阶段内部。如在近现代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欧衰落下去了，美国代之而起。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还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个丧失了活力的文明在没有受到致命冲击的情况下，可以在很长时间内苟延残喘，典型的例子是东罗马帝国。
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繁荣和衰落的原因，恩格斯有过精辟的论述。
他说：“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
他又说：“奴隶制，在它是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即成为使自由民丧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了奴隶制的限制，迫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例如，在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的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对于日耳曼蛮族征服罗马帝国从而使垂死的欧洲返老还童的现象，恩格斯也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例如，处于野蛮高级阶段、生活在氏族制度下的日耳曼人，他们个人的才能和勇敢、他们对自由的爱好、他们的民主本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就了新的国家，养成了新的民族；他们的母权制遗风改革了一夫一妻制的古代形式；他们的按氏族定居的方式为中世纪农民提供了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他们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未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
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方法论上的启迪。
其一是繁荣和衰落的辩
证法。
恩格斯指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高度繁荣和衰落的原因是：奴隶制的充分发达，更严格地说，是同一个事物的双重效应。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充分发达四个字。没有奴隶制的充分发达，就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更大规模的分工，就没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繁荣；没有奴隶制的充分发达，也不会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不会形成鄙视劳动的社会风气，不会在奴隶制丧失活力之后使社会陷入绝境。恩格斯这里具体论述的是奴隶制文明，但不乏普遍的指导意义。迄今为止，除了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文明外，其他文明都是建立在剥削制度基础上的文明。这些文明的成就和弊病也是如影随形，相互伴随的。它们的成就越高，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大，发展越充分，越显得积重难返。这就从原则上说明了，差不多所有高度发达的文明都不免于衰落。同时也告诉我们，摆脱绝境的出路在于彻底改造，但这种彻底改造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旧文化的一切成果，相反是要通过对旧文化的改造而挽救其中的积极成果。
其二是领先与落后的辩
证法。
征服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其文化显然落后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罗马帝国已进入奴隶制的末期，而日耳曼人还刚刚踏上文明的门槛。但先进和落后是相对的。罗马帝国因为奴隶制文明烂熟而垂死，日耳曼人则因其野蛮状态和氏族制度而血气方刚。这样，落后的日耳曼人一旦吸取了罗马文明的先进成果（当时主要是生产力），就后来居上。这里面表现出来的领先与落后的辩证法，对解释世界文明史上文明中心不断转移的现象也有普遍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对于一种因过时而衰落的文明，要坚持分析的态度，不可全盘
否定。
（选自《中国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者为我国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
历史的进程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枝节性的问题。例如，要弥补中国在船坚炮利方面的不足，就要兴办工业，要兴办工业，就要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变革固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变革旧的经济政治制度，就要变革旧的观念上层建筑。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体系都有变革的必要。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就是如此。于是，有人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主张全盘西化。他们认为，全盘西化也就是世界化、现代化。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随时都有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救亡图存是我们民族的首要问题。全盘抹杀中国传统文化，也就等于消灭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等于自己断送了自己的生存。民族的生存尚成问题，更何谈世界化、现代化？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一爆发，“全盘西化”的高论就被搁置起来，各党派团体不约而同地都举起了民族文化的旗帜。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有必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下来的现象放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背景上作一番考察。
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一度领先者衰败下去、原来落后者后来居上的事情屡见不鲜。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文明可谓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但后来老大的罗马帝国却软弱地俯伏在日耳曼蛮族的铁蹄之下。中国古代的封建制文明也可谓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但在近代却落后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可谓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但社会主义革命却首先在相对落后的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度取得成功。这种领先与落后的交替不仅发生在各大文明发展阶段更替上，也往往发生在同一文明阶段内部。如在近现代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欧衰落下去了，美国代之而起。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还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个丧失了活力的文明在没有受到致命冲击的情况下，可以在很长时间内苟延残喘，典型的例子是东罗马帝国。
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繁荣和衰落的原因，恩格斯有过精辟的论述。
他说：“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
他又说：“奴隶制，在它是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即成为使自由民丧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了奴隶制的限制，迫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例如，在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的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对于日耳曼蛮族征服罗马帝国从而使垂死的欧洲返老还童的现象，恩格斯也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例如，处于野蛮高级阶段、生活在氏族制度下的日耳曼人，他们个人的才能和勇敢、他们对自由的爱好、他们的民主本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就了新的国家，养成了新的民族；他们的母权制遗风改革了一夫一妻制的古代形式；他们的按氏族定居的方式为中世纪农民提供了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他们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未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
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方法论上的启迪。
其一是繁荣和衰落的辩
证法。
恩格斯指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高度繁荣和衰落的原因是：奴隶制的充分发达，更严格地说，是同一个事物的双重效应。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充分发达四个字。没有奴隶制的充分发达，就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更大规模的分工，就没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繁荣；没有奴隶制的充分发达，也不会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不会形成鄙视劳动的社会风气，不会在奴隶制丧失活力之后使社会陷入绝境。恩格斯这里具体论述的是奴隶制文明，但不乏普遍的指导意义。迄今为止，除了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文明外，其他文明都是建立在剥削制度基础上的文明。这些文明的成就和弊病也是如影随形，相互伴随的。它们的成就越高，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大，发展越充分，越显得积重难返。这就从原则上说明了，差不多所有高度发达的文明都不免于衰落。同时也告诉我们，摆脱绝境的出路在于彻底改造，但这种彻底改造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旧文化的一切成果，相反是要通过对旧文化的改造而挽救其中的积极成果。
其二是领先与落后的辩
证法。
征服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其文化显然落后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罗马帝国已进入奴隶制的末期，而日耳曼人还刚刚踏上文明的门槛。但先进和落后是相对的。罗马帝国因为奴隶制文明烂熟而垂死，日耳曼人则因其野蛮状态和氏族制度而血气方刚。这样，落后的日耳曼人一旦吸取了罗马文明的先进成果（当时主要是生产力），就后来居上。这里面表现出来的领先与落后的辩证法，对解释世界文明史上文明中心不断转移的现象也有普遍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对于一种因过时而衰落的文明，要坚持分析的态度，不可全盘
否定。
（选自《中国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者为我国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