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重点治理社会普遍关注、群众反应强烈的“三公消费”问题。古代政府，又是如何治理这一“老大难”问题的？
　　从一首童叟皆知的唐诗说起——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作《送元二使安西》。这位“元二”是王维的朋友、同僚，当时因公出差，目的地是安西都护府，位于今天的新疆地区。王维在渭水边上给朋友送行，当时的天气也很应景，刚刚下过一场晨雨，宾馆前的杨柳青翠欲滴，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诗人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写下这首名篇。诗中呈现的就是古代公务招待的一个场景。元二因公出差，同事送行，是人之常情，也是官场上的礼节，这种钱肯定不用自己掏腰包，单位会报
　　销的。
　　从一般花销到挥霍无度
　　早在唐代以前的南北朝时期，公务招待就已经形成制度了。当时有一种“迎新送故”的制度，就是说新官上任和前任离职，都要搞个欢送会，费用由地方财政负担。而且，为了表示对前任的尊重，在他离职后的三年之内，以前任职的地方政府年年都要给他送点礼物，拜拜年，聊表寸心。这种做法还是比较有人情味的，不是人一走茶就凉，要凉那也得三年后了，大家都过了心理适应期。当时的地方政府还有专人负责这事儿，职位就叫“送故主簿”。
　　到了隋唐时期，公务招待的制度更加健全。招待所、政府宾馆就不用说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搞起了内部食堂，最讲究的当然是中央国家机关的食堂。当时，每当举行朝会的时候，也就是皇帝接见地方的重要官员，主持召开重要会议，或者接见外国使节时，就举办宴会，招待大臣们吃一顿，叫作“朝食”。能吃上这种朝食的，都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级别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像宰相这样的高官，到专门的高级餐厅去吃，称为“堂食”，后来的食堂大概就是从这来的；级别低一些的干部则吃普通的工作餐。在唐代，这种公务招待有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叫作“公廨钱”。
　　到了宋代，不但中央的干部能吃上朝食，地方官也可以定期聚餐，每月一次，行政首长和幕僚，军队的将校等各级军官都可以参加。钱从哪来的？“公使钱”，其中一部分是中央财政补贴，另一部分是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而且，这笔钱有时候还花不完，有的人就拿剩下的“公使钱”投入出版事业，用来出书，流传于世的古籍中有一种版本就叫“公使库本”。
　　据说，南宋时有一个西南的地方官“公使钱”花得太多了，向中央财政要补贴，宋孝宗当时就气得拍了桌子。究竟花了多少钱？四十五万缗，一缗就是一千个铜板。当时要是拿来搞房地产开发的话，能盖普通住宅十三万五千间，搁现在，那就是个能容纳十几二十万人的大型社区，结果都被这个地方官给挥霍掉了，难怪皇帝要发火。
　　古代公务招待的名目非常多，比如升官了要招待，称之为“烧尾宴”；从虚职转入实职要请客，叫作“开印宴”；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也要喝酒庆祝，叫作“琼林宴”。一开始，这种宴会都是考生们自己凑钱办的，后来为了显示皇帝的恩宠，就由政府出钱，变成公款吃喝了。在宋代，为新科进士们举办的宴会规模盛大，皇帝也会出席，举办的地点就在皇宫御花园中的“琼林苑”，所以称之为“琼林宴”。
　　其他诸如官员出差，下基层视察、调研，公务招待都是难免的。通常是由政府的宾馆（“馆”）或者招待所（“驿”）来承担招待任务。从古至今，公款消费之所以居高不下，数额日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干部为了巴结上级，迎来送往，招待规格层层加码，礼品馈赠节节攀升，造成公务招待的费用不断膨胀，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明代嘉靖年间一位名叫翟銮的大臣代表皇帝去慰问边防部队官兵，这一圈转下来，收的礼物竟然装了一千辆车。
　　像翟銮这种钦差，地方官巴结得最卖力，公务招待的开支也是最大的。当时的通行做法是：地方财政先预支一笔钱，作为钦差的招待费用，之后再让各部门分摊。钦差来了，宴请是必须的，加起来要十几二十桌；还得有娱乐项目，比如听戏，一直折腾到凌晨才结束。光这顿饭就得花个几百两银子。要是上面来的人时间紧迫，来不及赴宴，那就要把筵席的费用折算成现钱送过去，叫作“折席”，另外车马费、土特产之类的馈赠也是不能少的。
　　铺张浪费与公事公办
　　有一次，明代的名臣张居正因故返乡，对于这位位高权重的大人，这一路的招待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张居正是个“吃货”，所以，他的车驾每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就会准备上百道美食供他享用。也不知道是饭菜不对胃口，还是旅途劳顿、胃口不好，就算是满桌的山珍海味，张居正仍然感叹没有下筷子的地方。
　　这一天，张居正经过真定（今河北正定），当地的知府钱普祖籍无锡，擅长做家乡菜。吃了这位知府大人亲自下厨做的家乡菜，张居正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总算吃上一顿饱饭了”。这位钱知府不仅厨艺高超，溜须拍马的本领更是高人一筹。他还为张居正特别设计制造了一辆“豪华座驾”，比现在的豪车一点也不逊色。这顶特制的轿子光门就有好几层，轿子里有寝室，两边还有亭子，各配一个“人力风扇”，就是有两人专门在亭子里摇扇子。抬轿子的轿夫要32个——要说这张居正也真敢坐，皇帝的轿子才16个人抬，也不怕犯忌讳。
　　相比之下，他的政敌高拱回乡的时候就凄惨多了。高拱被张居正打败之后，皇帝勒令他立即告老还乡，并让锦衣卫押着他出了北京。落到这步田地，自然别想沿途有人接待了，高老是坐着一辆牛车回老家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随波逐流，敢于坚持原则、不搞超标准接待的也有，当然是极个别的，比如与包拯齐名的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另类。他在浙江淳安当县令的时候，在公务接待的问题上就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事。一般情况下，公务招待，包括伙食费、车马费，总计花费不过五六两银子；重要干部，在这个标准上增加点蔬菜，再来只鹅，来条火腿。别人要花几百两银子才能搞定的事情，到他手里大幅缩水，公事公办。
　　一次，一个“重量级”官二代——节制浙江、福建等地军务的总督胡宗宪的儿子从淳安路过，淳安县驿丞（相当于今天的政府招待所所长）按照海瑞的吩咐，依照规定标准招待他。这个胡公子山珍海味吃惯了，哪见过这种清汤寡水的宴席，觉得这个驿丞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指使手下把他捆起来，吊在了房梁上。海瑞闻讯赶来，胡公子本想借老爹的威风压一压海瑞，没想到，海瑞根本不吃这一套，当场就把官二代给扣押了，还送信给胡宗宪说：您多次强调不许挥霍浪费，公务接待不能超标准，现在，有人假冒您的儿子骗吃骗喝，被我抓住了，您看该怎么办？胡宗宪被他搞得哭笑不得，拿他真没办法。
　　这样一来，谁也不愿意到海瑞的管片儿来了。到了该提拔的时候，也没他什么事儿，不过是换个地方继续当县令，算是平调，而且是调到了经济发展水平更加落后的地方，从浙江换到了江西。
　　古代治理公款消费的措施
　　古代的当权者也认识到了公款消费恶性膨胀造成的危害，不但让国家财政收入大量流失，被官员们挥霍浪费、中饱私囊，而且地方官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导致民怨沸腾，威胁政权稳定。汉景帝就曾经颁布禁令，严打官员“下基层”接受宴请、公款吃喝之风。如果发现了，马上撤职。大家觉得这种处罚太重了，到了地方，跟同僚们一起吃个饭，是人之常情，因为这点事儿就撤职，那太不近人情了。于是，汉景帝出台了新的规定，想吃可以，但吃完了要自己出餐费，赔偿国家财政的损失。
　　对于招待所和宾馆，汉代也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因公出差的时候，要到驿站食宿，必须有介绍信，按照级别高低享受不同的待遇，级别高的，吃饭的时候可以有酒有肉；级别低的，肉减量，酒没有。
　　宋代，因公出差的人员食宿有统一的标准，吃饭要拿就餐券，叫作“券食”，按照规定的标准用餐。超过了标准，或者私自接受地方政府的宴请，那是要依法治罪的。对于那些公款吃喝又寻欢作乐的，更是严惩不贷。台州知州唐仲友宴请自己的亲属，包括老丈人、小舅子之类的，宴会持续了一个月，花一个铜板都要报销，还招妓、嫖娼，被大学者朱熹给举报了。
　　草根皇帝朱元璋是铁腕反腐的，对于公务招待这块卡得也很严。如果不是办理军国大事的人，各地政府招待所是不能招待的。至于公车，也就是驿站的马匹、船只，不能随便动用，必须符合《应合给驿条例》的规定。历朝历代出台的治理公款消费的措施不可谓不多不全，但真正要扭转这种官场陋习，铲除公款消费的痼疾，还是要看当政者的决心和魄力。再严格的制度还是要靠人来执行，只要领导人的决心、魄力足够大，手段足够硬，铺张浪费的歪风邪气还是能刹住的。明代的吏治在开国初期之所以比较清明，跟朱元璋这位铁腕皇帝的反腐决心和力度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