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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朝阳市朝阳纺织厂北唐王君墓发掘出一组伎乐俑，其中陶女乐俑5件，包括抚琴女俑、拨竖箜篌女俑、弹琵琶女俑、吹笙女俑和女歌俑；瓷女乐俑7件，包括敲钹俑、拍板俑、排箫俑、节鼓俑、吹管俑、女乐俑（两件）等。这组女乐俑塑造精美，形象生动，皆坐于方形台座上演奏着不同的乐器，愉悦之情跃然眼前，是不可多得的唐代艺术精品。
音乐是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据《旧唐书·音乐志》载：“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祗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代各个时期的当政皇帝都很重视音乐的作用。“武德九年，始命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没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日：‘小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唐朝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统治者在文化、艺术等方面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从而促进了中外的交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融合，音乐舞蹈也呈现出各种流派互相融合发展的繁荣局面，将唐代的乐舞艺术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
朝阳唐王君墓出土的这组伎乐俑皆坐于方形台座上演奏，从其表演人数、演奏方式及所奏乐器上可以看出她们应为唐代的“坐部伎”。“坐部伎”是与“立部伎”相对应的，是根据演出的需要和演奏者即“音声人”的业务水平来划分的：堂上坐奏为“坐部伎”，技艺水平相对较高，演奏人数一般为三到十二人，以歌颂帝王功德、祝愿君主千秋万岁为内容，形式华美富丽；堂下立奏为“立部伎”，技艺水平相对较低，演奏人数可达上百人。立部贱，坐部贵，等级分明。
唐代“坐部伎”、“立部伎”的起源
对于“坐部伎”和“立部伎”，《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有记载：“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安乐等八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则天、中宗之代，大增造坐立诸舞，寻以废寝。”“坐部伎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坐部伎六：一燕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四鸟歌万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天授、鸟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鸟歌者，有鸟能人言万岁，因以制乐。自长寿乐以下用龟兹舞，唯龙池乐则否。”但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坐部伎”和“立部伎”却没有明确记载，并且《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不一致。对此众学者说法也不统一，有的认为隋代即已有，有的认为唐高祖时已有，还有的认为唐太宗时始有，更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始于庸玄宗时期。笔者认为“始于玄宗”一说是没有道理的。据王君墓志记载，墓主人王君，生前被封为吏部将仕郎高阳郡书佐，后由于征讨高丽有功，加授朝散大夫，68岁时病逝于馆台，于大唐龙朔元年（661年）八月廿一日迁葬于营州柳城县西北五里之平原。公元661年正是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649-683年），王君墓出土的“坐部伎”说明当时的唐朝社会坐、立部伎演奏已趋于成熟，而且比较普遍。由此可见，“坐部伎”、“立部伎”最晚在唐高宗初期就已出现，或者更早在唐太宗时就已经有了“坐部伎”、“立部伎”之分，高宗时逐步走向成熟，到唐玄宗时已经比较完备。有学者认为，“关于‘坐、立部伎’的产生时间并非有的学者所言‘玄宗分坐、立部伎’之说，因为太宗、高宗、则天与玄宗的贡献是在‘坐、立部伎’产生确立之后，他们确实对其进行了充实、发展。……大约从隋代时，就出现了‘坐、立部伎’，经过唐高祖、太宗、高宗、则天等发展，‘坐、立部伎’成为演奏歌颂历代帝王宴享性乐舞的主要部分。然而，确实到了唐玄宗时期‘坐、立部伎’才发展得最完备。”“坐部伎”、“立部伎”的演出场所、形式及曲目《新唐书》载“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可见“坐部伎”、“立部伎”是分堂上、堂下演出的，或者说是在室内、室外演出的。“坐部伎”在室内演出，人数一般为三到十二人，王君墓出土的“坐部伎”演出人数正好是十二人。“立部伎”在室外演出，规模大，人数多，少则数十人，多则一二百人。“坐部伎”演奏的乐曲幽雅抒情、细腻优美，注重个人技巧，而“立部伎”的演奏则场面宏伟，伴以擂鼓，气势磅礴。正如唐白居易在《立部伎》诗中写的：“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记载“坐部伎”演奏的曲目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破阵乐”六部，但由于“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皆武太后所造，而“龙池乐、破阵乐”为唐玄宗所作，所以王君墓出土的坐部伎演奏的还只有“燕乐”。据《旧唐书》载，“立部伎”演奏的曲目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等八部，其中“安乐”为周武帝平齐所作，“太平乐”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二者皆为旧乐，唐承袭之；“破阵乐”、“庆善乐”皆为唐太宗所造，而“大定乐”出自“破阵乐”，也属太宗所造；“上元乐”为唐高宗所造；“圣寿乐”为高宗武后所作；“光圣乐”为玄宗所造。由此可见，当时的“立部伎”所演奏的曲目至少有六部：“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和“上元乐”。
“坐部伎”所演奏的乐器 唐王君墓出土的“坐部伎”所演奏的乐器中，有古琴、曲项琵琶、竖箜篌、笙、排箫、拍板、节鼓等。
古琴，又称琴、瑶琴、玉琴、丝桐和七弦琴，是中国的拨弦乐器，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属于八音中的“丝”。古琴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自古“琴”为其特指，19世纪20年代起为了与钢琴区别而改称“古琴”。初为五弦，汉朝起定制为七弦。《旧唐书》载：“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五弦以借五声，武王加之为七弦。琴十有二柱，如琵琶。”
曲项琵琶，梨形、曲项、四弦，横抱用拨子弹奏。唐王君墓出土的弹琵琶女俑怀中所抱琵琶呈梨形，四根琴弦清晰可见，从其形制上看应为曲项琵琶。这种琵琶起源于波斯（今伊朗），叫“乌德”，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经今新疆传入我国境内。据《旧唐书·音乐志》载：“琵琶，四弦，汉乐也。初，秦长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日琵，引而近之日琶，言其便于事也。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梁史》称侯景之将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隽齐曲项琵琶就帝饮，则南朝似无。曲项者，亦本出胡中。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风俗通》云：以手琵琶之，因为名。案旧琵琶皆以木拨弹之，太宗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搊琵琶者是也。《风俗通》所谓以手琵琶之，乃非用拨之义，岂上世固有搊之者耶？”自唐朝开始，“直项琵琶”与“曲项琵琶”的形制和弹法逐渐开始融合。由于琵琶的音色清澈、明亮，在唐乐演奏中，曲项琵琶已成为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上至宫廷乐队，下至民间演唱都少不了琵琶，成为当时非常盛行的乐器，而且在乐队处于领奏地位。在唐朝古代诗词中对琵琶有大量的记载，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当时琵琶演奏中的艺术效果和演奏技法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
竖箜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弹拨弦鸣乐器，又称竖头箜篌、胡箜篌，现简称箜篌。形制多样，既有外形与西洋乐器竖琴相像的角形箜篌，也有琴头加饰的凤首箜篌和龙首箜篌。竖箜篌的形状像半截弓背，有曲形的共鸣槽，设在向上弯曲的曲木上。还有脚柱和肋木，张着20多条弦，竖抱于怀，从两面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同时弹奏。其音域宽广，音色柔美清澈，表现力强。早在公元200年前的东汉之时，竖箜篌就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贾往来，由波斯（今伊朗）经西域传人中国中原一带。唐代长孙无忌等撰《隋书·音乐志》中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之旧器。”《旧唐书·音乐志》中亦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凤首箜篌，有项如轸。”
笙，中国卉老的乐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笙由斗子（也称笙门）、簧管、吹嘴三部分组成，早期斗子由葫芦制成，唐代以后改成木制，后来再以铜取代。
排箫，形似凤翼，是我国古老的编管乐器。它在南北朝、隋、唐各代的宫廷雅乐中，都占有重要位置。排箫的音色纯美，轻柔细腻，空灵飘逸，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
钹，古称铜钹，铜盘，打击乐器，源于西亚，流行于北魏。据《旧唐书·音乐志》载：“铜拔，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若浮沤，贯之以韦皮，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圆数尺，或谓南齐穆士素所造，非也。”
拍板，由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人中原，隋代已应用于乐舞、仪礼和佛教音乐中。到唐代，已在宫廷的燕乐和北方民间流行的散乐中使川，成为重要的节奏乐器。《旧唐书》载：“长阔如手，厚寸余，以韦连之，击以代抃。”
朝阳唐王君墓出上的拍鼓女俑手持的圆鼓，有的学者认为是“羯鼓”，但笔者以为不是。据《旧唐书‘音乐志》载：“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由此可见，“羯鼓”虽足用手击打，但形状与王君墓出土圆鼓差异太大。笔者认为此鼓应为“节鼓”，隋唐时期多用于隋九部乐、唐卜部乐的“清乐”中。《旧唐书·音乐志》载：“节鼓，状如博局，中间圆孔，适容其鼓，击之节乐也。”
（责任编辑：李珍萍）
音乐是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据《旧唐书·音乐志》载：“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祗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代各个时期的当政皇帝都很重视音乐的作用。“武德九年，始命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没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日：‘小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唐朝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统治者在文化、艺术等方面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从而促进了中外的交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融合，音乐舞蹈也呈现出各种流派互相融合发展的繁荣局面，将唐代的乐舞艺术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
朝阳唐王君墓出土的这组伎乐俑皆坐于方形台座上演奏，从其表演人数、演奏方式及所奏乐器上可以看出她们应为唐代的“坐部伎”。“坐部伎”是与“立部伎”相对应的，是根据演出的需要和演奏者即“音声人”的业务水平来划分的：堂上坐奏为“坐部伎”，技艺水平相对较高，演奏人数一般为三到十二人，以歌颂帝王功德、祝愿君主千秋万岁为内容，形式华美富丽；堂下立奏为“立部伎”，技艺水平相对较低，演奏人数可达上百人。立部贱，坐部贵，等级分明。
唐代“坐部伎”、“立部伎”的起源
对于“坐部伎”和“立部伎”，《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有记载：“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安乐等八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则天、中宗之代，大增造坐立诸舞，寻以废寝。”“坐部伎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坐部伎六：一燕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四鸟歌万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天授、鸟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鸟歌者，有鸟能人言万岁，因以制乐。自长寿乐以下用龟兹舞，唯龙池乐则否。”但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坐部伎”和“立部伎”却没有明确记载，并且《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不一致。对此众学者说法也不统一，有的认为隋代即已有，有的认为唐高祖时已有，还有的认为唐太宗时始有，更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始于庸玄宗时期。笔者认为“始于玄宗”一说是没有道理的。据王君墓志记载，墓主人王君，生前被封为吏部将仕郎高阳郡书佐，后由于征讨高丽有功，加授朝散大夫，68岁时病逝于馆台，于大唐龙朔元年（661年）八月廿一日迁葬于营州柳城县西北五里之平原。公元661年正是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649-683年），王君墓出土的“坐部伎”说明当时的唐朝社会坐、立部伎演奏已趋于成熟，而且比较普遍。由此可见，“坐部伎”、“立部伎”最晚在唐高宗初期就已出现，或者更早在唐太宗时就已经有了“坐部伎”、“立部伎”之分，高宗时逐步走向成熟，到唐玄宗时已经比较完备。有学者认为，“关于‘坐、立部伎’的产生时间并非有的学者所言‘玄宗分坐、立部伎’之说，因为太宗、高宗、则天与玄宗的贡献是在‘坐、立部伎’产生确立之后，他们确实对其进行了充实、发展。……大约从隋代时，就出现了‘坐、立部伎’，经过唐高祖、太宗、高宗、则天等发展，‘坐、立部伎’成为演奏歌颂历代帝王宴享性乐舞的主要部分。然而，确实到了唐玄宗时期‘坐、立部伎’才发展得最完备。”“坐部伎”、“立部伎”的演出场所、形式及曲目《新唐书》载“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可见“坐部伎”、“立部伎”是分堂上、堂下演出的，或者说是在室内、室外演出的。“坐部伎”在室内演出，人数一般为三到十二人，王君墓出土的“坐部伎”演出人数正好是十二人。“立部伎”在室外演出，规模大，人数多，少则数十人，多则一二百人。“坐部伎”演奏的乐曲幽雅抒情、细腻优美，注重个人技巧，而“立部伎”的演奏则场面宏伟，伴以擂鼓，气势磅礴。正如唐白居易在《立部伎》诗中写的：“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记载“坐部伎”演奏的曲目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破阵乐”六部，但由于“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皆武太后所造，而“龙池乐、破阵乐”为唐玄宗所作，所以王君墓出土的坐部伎演奏的还只有“燕乐”。据《旧唐书》载，“立部伎”演奏的曲目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等八部，其中“安乐”为周武帝平齐所作，“太平乐”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二者皆为旧乐，唐承袭之；“破阵乐”、“庆善乐”皆为唐太宗所造，而“大定乐”出自“破阵乐”，也属太宗所造；“上元乐”为唐高宗所造；“圣寿乐”为高宗武后所作；“光圣乐”为玄宗所造。由此可见，当时的“立部伎”所演奏的曲目至少有六部：“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和“上元乐”。
“坐部伎”所演奏的乐器 唐王君墓出土的“坐部伎”所演奏的乐器中，有古琴、曲项琵琶、竖箜篌、笙、排箫、拍板、节鼓等。
古琴，又称琴、瑶琴、玉琴、丝桐和七弦琴，是中国的拨弦乐器，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属于八音中的“丝”。古琴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自古“琴”为其特指，19世纪20年代起为了与钢琴区别而改称“古琴”。初为五弦，汉朝起定制为七弦。《旧唐书》载：“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五弦以借五声，武王加之为七弦。琴十有二柱，如琵琶。”
曲项琵琶，梨形、曲项、四弦，横抱用拨子弹奏。唐王君墓出土的弹琵琶女俑怀中所抱琵琶呈梨形，四根琴弦清晰可见，从其形制上看应为曲项琵琶。这种琵琶起源于波斯（今伊朗），叫“乌德”，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经今新疆传入我国境内。据《旧唐书·音乐志》载：“琵琶，四弦，汉乐也。初，秦长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日琵，引而近之日琶，言其便于事也。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梁史》称侯景之将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隽齐曲项琵琶就帝饮，则南朝似无。曲项者，亦本出胡中。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风俗通》云：以手琵琶之，因为名。案旧琵琶皆以木拨弹之，太宗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搊琵琶者是也。《风俗通》所谓以手琵琶之，乃非用拨之义，岂上世固有搊之者耶？”自唐朝开始，“直项琵琶”与“曲项琵琶”的形制和弹法逐渐开始融合。由于琵琶的音色清澈、明亮，在唐乐演奏中，曲项琵琶已成为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上至宫廷乐队，下至民间演唱都少不了琵琶，成为当时非常盛行的乐器，而且在乐队处于领奏地位。在唐朝古代诗词中对琵琶有大量的记载，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当时琵琶演奏中的艺术效果和演奏技法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
竖箜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弹拨弦鸣乐器，又称竖头箜篌、胡箜篌，现简称箜篌。形制多样，既有外形与西洋乐器竖琴相像的角形箜篌，也有琴头加饰的凤首箜篌和龙首箜篌。竖箜篌的形状像半截弓背，有曲形的共鸣槽，设在向上弯曲的曲木上。还有脚柱和肋木，张着20多条弦，竖抱于怀，从两面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同时弹奏。其音域宽广，音色柔美清澈，表现力强。早在公元200年前的东汉之时，竖箜篌就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贾往来，由波斯（今伊朗）经西域传人中国中原一带。唐代长孙无忌等撰《隋书·音乐志》中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之旧器。”《旧唐书·音乐志》中亦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凤首箜篌，有项如轸。”
笙，中国卉老的乐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笙由斗子（也称笙门）、簧管、吹嘴三部分组成，早期斗子由葫芦制成，唐代以后改成木制，后来再以铜取代。
排箫，形似凤翼，是我国古老的编管乐器。它在南北朝、隋、唐各代的宫廷雅乐中，都占有重要位置。排箫的音色纯美，轻柔细腻，空灵飘逸，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
钹，古称铜钹，铜盘，打击乐器，源于西亚，流行于北魏。据《旧唐书·音乐志》载：“铜拔，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若浮沤，贯之以韦皮，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圆数尺，或谓南齐穆士素所造，非也。”
拍板，由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人中原，隋代已应用于乐舞、仪礼和佛教音乐中。到唐代，已在宫廷的燕乐和北方民间流行的散乐中使川，成为重要的节奏乐器。《旧唐书》载：“长阔如手，厚寸余，以韦连之，击以代抃。”
朝阳唐王君墓出上的拍鼓女俑手持的圆鼓，有的学者认为是“羯鼓”，但笔者以为不是。据《旧唐书‘音乐志》载：“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由此可见，“羯鼓”虽足用手击打，但形状与王君墓出土圆鼓差异太大。笔者认为此鼓应为“节鼓”，隋唐时期多用于隋九部乐、唐卜部乐的“清乐”中。《旧唐书·音乐志》载：“节鼓，状如博局，中间圆孔，适容其鼓，击之节乐也。”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