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未来的国家领导干部们是在中共中央党校接受培训的。中央党校坐落于北京西北部，是喧闹之中一片宁静而宽阔的学术绿洲。这所学校看起来很像一所常眷藤盟校，只不过有着中国特色。翠竹挺立、垂柳曳曳；波光塔影、野鸭嬉戏；这一切都妆点着它的美景。
　　学校有一千五百多名学生；教授的人数与学生差不多，其中很多人比他们的学生还要年轻得多。这里的课程有经济学、财政学、人力资源管理和共产主义理论，例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使中国经济改革合法化并至今仍有指导作用的邓小平理论只用三到四节课来讲授，但如果这样还是太多，那么这著名的三句语录就足够了：“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是20年前邓小平所说的话，并不是在北京预示性的会议上，而是在他“南巡”途中，参观珠江三角洲的工厂时所说。那时他来到珠江冰箱厂，据报道该厂在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大受鼓舞。启发他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甚至他所用的词语“道理”，比起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所用的“真理”，都要通俗得多。
　　从那以后，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增长了七倍，受人欺辱的时代过去了。据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以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等经济学家称，以购买力平价法衡量换算成美元后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已经超越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但转换成市场汇率，仍旧比美国的小很多。即使如此，中国有可能比现在许多人所预测的追赶速度还要快。
　　只要投资欲望仍旧强烈，储蓄供应仍旧可得，中国的领导人就会自信其国家经济能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但中国发展越快，就会越早脱离一直以来良好运作的经济模式。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改变了其发展模式。据某些指标显示，中国已经到达一个与当时的日本相似的发展阶段。但是改革一事仍是拖泥带水，止步不前。
　　对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至少有三种流派学说。第一种学说表示没什么风险，中国发展迅速，总是打破预测，将来也会是这样。这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也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它投资巨大，也理应如此。虽然这些投资并不总是给贷款的银行家们带来好的收益，但对经济的贡献要比付出的代价更多。
　　第二种学派认为，中国的不平衡会使其失败。中国无法保持如今的高投资率，但没有其他东西能代替投资成为其需求来源。为保持经济的增长趋势，大量由银行和影子银行发放的信贷被延长还款期限，最后将变成坏账。其政府被认为是合理的，完全是由于经济的增长。这样的政府会发现，经济衰退时导致的失望将是他们难以控制的。
　　这次的特别报告中表述了第三种流派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的确面临一些重要难题，但没有一个是不能攻克的。中国政府没有明显的过度投资行为，但的确经常投资得不够明智，将其实际损失强加在了开发商、存款人和纳税人身上。然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比其他很多国家都能更好地承受损失。也许其资本分配不够高效，但却足够稳定。事实上，导致低效率的一部分原因也恰恰是其拥有良好回弹力的原因。
　　直到最近，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依旧认为中国极大程度地依赖出口。但即使在往来账户顺差减少、贸易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这个国家无疑属于投资依赖型，但它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过度投资，而在于投资不当。许多人认为它过去的不正当投资会阻碍其未来发展。特别报告中对此有所质疑。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浪费了这么多资本，中国的境况会更好。但如果资本存量不如它应该成为的那样，将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改进空间。
　　如果中国的投资率的确下降了，它将需要另外的需求来源。一个明显的方向是居民消费。但可能消费者们还不足以应对这个挑战。特别报告中指出，大幅度提高政府消费也会同样可取，而且说不定更为可行。
　　随着中国的资本累积，人口趋向老龄化，农村趋向真空化，存款量会越来越不充足，良好的投资机遇也会更少。中国需要更明智地使用其财力。这就要求其要开放金融体系，引进更高效率机制，即使会给稳定造成一些代价。
　　如今的中国比20年前的中国要繁荣、广阔得多。它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可以承受更广泛的关注。发展再也不是中国唯一的道理，但仍然是需要坚持的重要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