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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完善对理性的“供给管理”的认识，本文选择了以“动物精神”概念的解读为视角进行研究。在凯恩斯和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的基础上，特别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对动物精神进行解读，分析了包括信心、公平、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货币幻觉、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在内的五大因子及其逻辑；基于经济学与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结合，阐述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逻辑，并利用这种逻辑剖析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现象，得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需关注动物精神的存在及其引发的非理性繁荣，应当将“动物精神”纳入理性的“供给管理”框架予以矫正和化解。【关键词】动物精神 非理性繁荣 供给管理 有效市场 理性预期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所谓“供给管理”，是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则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①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凯恩斯对其的首度阐述是“除由于预期产生的不稳定外，人性本质的特征也是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即人们的积极行为大都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无论是道德人、享乐人或是经济人。极有可能的是，当人们作出某些积极选择时，其行为产生的完整后果往往拖延多日，因而该选择只能被理解为是动物精神的结果——一种主动采取行动的紧迫感，而不是对定量利润乘以定量概率再求加权平均的结果”。②然而，也许是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的光芒过于闪耀，学派中各色继承者们反而在1936年至今的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忽视了“动物精神”的存在。历史发生的必然往往是在为少数精锐的先驱者带来契机。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在经济学理论界各色各样复辟和开拓的浪潮中，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将研修已久的凯恩斯“动物精神”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重新带回学界的视野，并将其认定为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这种情绪化决策导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并非总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③在宏观层面上，罗伯特·希勒认为货币幻觉等因子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④，尽管当时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将此归因于“动物精神”的范畴，但是后续的研究明确货币幻觉属于“动物精神”的重要因子之一。中国经济中也存在着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民粹主义情愫高涨中的福利赶超和通胀预期与货币幻觉为代表现象的非理性繁荣因素。笔者认为，在存在“非理性繁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所需采用的“供给管理”，要在理解宏观经济如何受到“动物精神”驱动的基础上将其纳入通盘考虑，也许才能成就真正的“理性”。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美国人前些年所标榜的“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仍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大逻辑是结构问题可全盘由市场自发解决，而此次金融危机下，美国调控当局运用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如不救“雷曼”而选救“两房”、“花旗”、“通用”。中国虽然在应对此次金融海啸中有良好表现，但在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贯彻落实“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进程中，应当特别注重借鉴他国（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大国）的调控经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需有供给侧的结构对策。贾康已指出了弗利德曼式经典表述所引出的认识片面性，强调不能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而以为抽紧银根可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和完全手段。近几年来，以粮食和农产品为基础的食品价格因素始终是物价上涨中占据70%以上份额的构成因子。因此，有针对性地增强对农业产品有效供给的激励，便可能缓解相应的物价上涨势头，而不是仅仅以总量调控这样的“一刀切”方式进行调节。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市场经济目前还不成熟，竞争机制相对不尽充分、要素流动自由性仍然相对薄弱，这一方面会导致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以总量调控为主、需要依赖市场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需注重调控中的区别对待。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在中国不论是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的情况下，都存在某些领域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需要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财力引导来强化。因此，应当从实践出发，坚持有区别地对待中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的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改进总供需的平衡状态。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逻辑
与“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所强调的不同，“动物精神”实质上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意指非沉稳的动机、情绪化本能式和非理性的行为，会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在动物精神视角下，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假说显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理论缺陷；而这种理论缺陷恰好有助于我们认识动物精神的实质，这一点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都没有发生变化，其实质正是经济出现非理性繁荣的源头。把握这一源头，就可以站在基点上对非理性繁荣已经发挥的“优势”进行总结，对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预测，同时可以从其产生的源头上进行控制。
“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的理论缺陷。1961年，以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在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的《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为标志，理性预期学派首先提出了合理预期的假设：人们总是竭力按照以往的一切有用的知识进行价格波动预测。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在《金融分析期刊》上发表了《股票市场价格走势》一文，提出了有效市场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中，存在大量理性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者，每个人都试图预测单个股票未来的市场价格，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当前的重要信息。 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的重大理论缺陷，正在于其对于完全信息以及理性经济人能够有效利用完全信息的假设。按照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理论，完全理性的行为应当满足三个要素：一是建立在完全对称的信息基础上，二是针对手头的信息作出理性的预测，三是根据理性的预测作出理性的选择。逻辑链条是：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因素—微观主体得到来自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微观主体作出理性预测—微观主体作出理性选择。但是，回到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中来，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无法保证行为总是理性的：一是微观主体不能得到来自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导致其很难得到完全理性的预测并基于此进行理性的选择；二是微观主体在手头信息的基础上，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通常会作出与理性预测相去甚远的预测，从而相应作出看上去非理性的选择；三是无论微观主体是否能够作出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预测，都不能保证其在预测的基础上作出相对应的选择。
即使有市场失灵存在，微观主体也总是能够得到想要得到的部分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不完全，但基于此进行的理性选择通常可能八九不离十，这也是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理论成立的基石。而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微观主体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作出看起来与理性预测背离的选择，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
“动物精神”的内涵及发展。凯恩斯首先提出了“人们的积极行为大都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的表述，他在试图解释经济偏离充分就业的原因时，认为“我们用于估计铁路、铜矿、纺织厂、专利药品的商誉、大西洋邮轮或伦敦市内某栋建筑未来10年收益的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甚至毫无用处”，人们的决策“只能被视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导致的结果”，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自发冲动”，而不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权平均值”⑤。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对此表示了完全的赞同，与此同时，发展了动物精神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含义，认为“它（动物精神）现在是一个经济术语，指的是导致经济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的元素；它还用来描述人类与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观点中，对动物精神词性的界定应当是中性的，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赋予我们能量”，其消极的一面在于“被它麻痹”。显然，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无论采用形象描述，还是逻辑提炼，动物精神的实质其实就是非沉稳的动机本能式情绪化决策和非理性的行为。几年前当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席卷全球之际，又有美国学者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撰写的《动物精神》一书译成中文（2009年），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后，罗伯特·希勒也曾在其金融分析研究中对“动物精神”的相关理论进行应用，认为“最终，人类所能作出的决定都是受个人情绪驱动的，决定的源头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的潜意识”。⑥
然而，关于“动物精神”的内涵，创始者凯恩斯并未系统地给出范畴，而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则对此颇具见解。认识“动物精神”的内涵并思考其中玄妙的逻辑，是认识其引发“非理性繁荣”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现象的基础。根据二人的见解，“动物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五大维度：信心及其乘数、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故事。鉴于本文研究“动物精神”的目的主要在于为中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提供可探寻的路径，所以试图跳出二人利用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动却零散的案例进行的故事性描述，而改为一种融入笔者思想、中国元素以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存在的相关元素的升华版，以期提供更为清晰的逻辑、更为有力的论述。
第一，动物精神的关键：信心。从凯恩斯对动物精神的关注不难看出，当经济偏离充分就业时即宏观经济周期出现下行时，动物精神所造成的影响才备受关注，而无论是作为消费者群体的一方还是投资者群体的一方，每一个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的“信心”是动物精神的关键。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信心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因而按照逻辑，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问题一：信心如何成为动物精神？
如上所述，当宏观经济下行时，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进行的预测不仅仅基于手头的信息，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信心的影响，这种信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假设市场主体基于同类信息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测，出现下行因素时，对市场满怀信心的人会选择继续消费、保持投资，而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人则会选择减少消费、减少投资。在接收到的作为硬性条件的信息上可能并没有过大差异，但是最终的行为选择却出现了很大的不同。甚至会出现如下分化：假设市场主体同时持有明显的经济衰退信息，对市场满怀信心的人会选择加大投资，而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人会选择撤出投资。这种由于信心造成的行为选择反差使其成为动物精神的关键。导致人们对宏观经济信心不同的因素可以是多样的，典型的可以有：群体影响——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作用（个人行为及效率受到群体行为的积极影响）和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作用（个人行为及效率受到群体行为的消极影响）会影响微观主体的信心；微观主体的知识结构——有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知识的微观主体作出选择与没有相关知识的微观主体作出的选择往往存在很大反差；微观主体的风险偏好——倾向于冒险的微观主体与风险规避型的微观主体所作出的选择有时可能截然相反。显然，这里影响微观主体的因素主要属于心理学范畴，与传统经济学范畴以及分析思路有所不同，而经济学在现实中对信心的关注和测度也更加侧重于实用的角度。
信心一直被视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要素之一，尽管信心随微观主体不同呈现多样性，且量化工作非常困难，但是仍然不乏将其纳入科学化框架的努力。包括：其一，巴隆信心指数（Barron Confident Index），最早由巴隆基于债券交易者行为理论计算得出，认为较高的信心指数是牛市的信号。其二，消费者信心指数（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ICS），由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乔治·卡通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通过询问消费者对经济形势、就业、物价、利率的看法，来调查消费者信心，他认为这些直接的心理感受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支出计划。可以说，微观主体充满信心是帮助美国经济于二战结束后逐步复苏的重要原因，这一实践的结果与当时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将出现30年代大萧条的紧缩与失业的担忧恰恰相反，这种与理性预期造成宏观经济衰退之间的偏差，正是动物精神的体现。其三，尼尔森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AC尼尔森是荷兰VNU集团下属公司，是全球最为知名的市场研究公司，对消费者信心的计算主要基于消费者对就业市场、个人财务状况的信心和消费者意愿，若最终数值在100以上就表示消费者充满信心，而若最终数值在100以下则表示消费者缺乏信心。其四，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此指数计算始于1997年，由现指数和预期指数两个部分组成，涵盖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汽车和股票投资等四个主要行业，并按照年龄、收入水平和地域划分提供较为详细的统计数据。 问题二：是否存在信心乘数？
简言之，乘数效应就是某外生变量的每单位变化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按照萨缪尔森的理论，乘数效应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MPC）直接相关，数值应等于1/（1-MPC）。那么信心是否存在乘数效应呢？答案是肯定的。结论的得出源于以下三点：其一，每单位信心的变化会影响经济总量变化。尽管对信心的测度很难在定量层面上按照科学化标准进行要求，但利用定性分析结合逻辑推理的方法，不难得到如下逻辑：微观主体信心提升一个单位，其将增加消费或投资（增加消费，增加投资，增加消费和投资），而消费或投资所带来的产出是经济总量变化的第一个层次，所带来的产出将为宏观经济带来继续扩大投资、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由此迎来经济总量变化的第二个层次：继续扩大投资提高了产出；就业的扩大带来重新就业微观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消费和投资；为在职职工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会继续提升社会消费水平；税收收入的增加会引发政府投资的扩大，从而带来产出的提高。如此逻辑还将继续进行第三轮等，但鉴于各指标增量的逐步收缩从而导致效果逐步降低。在以上传统逻辑的基础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微观主体信心提升一个单位所带来的一轮又一轮经济总量的增加，将有助于微观主体信心的继续提升，并可能会引发其对长期宏观经济的信心。其二，信心直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实质上就是消费曲线的斜率，消费是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但是消费增加的幅度略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因而从这个角度出发，消费者信心提升一个单位对消费者收入所带来的影响直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即从简化公式的角度来看，信心也存在乘数效应。其三，信心会影响别的乘数。在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性行为的作用下，如果宏观经济繁荣，投资和消费变化一单位将会产生产量大于一单位的变化，存在相应的投资乘数、公共支出乘数、税收乘数、政府购买乘数等，而除了理性因素以外，由于信心的存在而带来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会作用于这些乘数，从而在宏观经济繁荣、存在相应乘数的情况下出现继续推高各项乘数的效果。
问题三：一个重要的辨析——到底是影响了“信息”，还是影响了“信心”？
在对信心作为动物精神关键的论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辨析是：到底是影响了“信息”还是影响了“信心”。二者极易混为一谈，而实质上泾渭分明。总体而言，对信心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相比更加深入的层面。目前，在对消费者信心的测度中不难看出，大多数研究者都将信息作为信心测度的基础，例如：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基础上进行测量的，而这种方法恰恰掩盖了信心作为动物精神的实质，并且使动物精神因果陷入悖论。若以消费者作为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代表，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能将更加明了易懂。若将消费者行为分为理性的行为和非理性的行为，那么理性的行为可以视为理性预期基础上所作出的消费者行为选择，而非理性的行为可以视为动物精神支配基础上所作出的消费者行为选择。其中，基于理性预期的理性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基础，源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组成的手中信息进行理性分析而得到的结果；而基于动物精神的非理性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基础，则源于消费者受到以信心为核心的动物精神的支配而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信息”可以被认为是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性行为的基础，而“信心”则可以是消费者非理性行为的基础。基于此，对于“信心”而言，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等宏观指标下，并不能直接得出消费者“信心度”的高与低，而实质上，这种“信心度”的不同主要源自本文所述影响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心理学因素。对同样“信息”下的“信心”的关注，实质上更能体会信心作为动物精神因导致消费者不同的非理性行为而造成微观主体个人财富、产业发展、经济繁荣等不同的表现。实践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往往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受到理性层面和非理性层面的综合影响，笔者认为“信心”总体上还是受到宏观经济指标等理性因素的制约，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动物精神会引发的繁荣是“非理性”的。
第二，公平：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如果说对信心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了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相比更加深入的层面和更加复杂的分析课题，那么对公平的关注显然也有必要更为深入。公平其实也是与动物精神相关联的重要因素。关于公平因素，可分为两层：其一，经济学中所指的“公平”，通常是社会分配及再分配结果的公平（均平状态），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中涵盖的公平，通常与经济运行的效率放在一起讨论两者的权衡问题，从目标上来讲追求的是一种机制上的公正（以激发效率）与而后适当处理结果均平（以维护稳定）的结合。其二，公平因素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微观主体的感觉，从目标上来讲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可接受的公平。按照美国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设OP为“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OC为“自己对他人所获报酬的感觉”、IP为“自己对个人所作投入的感觉”、IC为“自己对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觉”、OH为“对自己过去报酬的感觉”、IH为“对自己过去投入的感觉”，那么对微观主体公平感觉的衡量可以抽象为：OP/IP、OC/IC与OH/IH的比较，OP/IP与后两者相等时，微观主体在心理上就达到了与过去的自己进行比较以及与别人进行比较的公平感觉。目前，经济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把更多的关注落在前一层面，而对微观主体公平感觉的重视程度和展开分析尚明显不足。
第三，被误导产生的动物精神因子：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的相关问题更值得发展中经济体关注，因为这一动物精神因子的存在可解释为什么发展中经济体经常出现公共政策效果的偏差。发展中经济体在高速发展进程中，通常会对宏观经济各部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给相关机制带来很大压力，这种压力得到排遣的路径有几种，但是通过理顺机制而最终得以实实在在走通解决路径往往是非常艰难的。在机制未理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压力会通过形成“肿瘤”的路径进行排遣，这种排遣通常并不是真正将问题解决，而是通过某种方式将压力堆积起来，表面看上去可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实际上潜在矛盾会越积越深。未理顺机制还会加剧市场失灵中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在存在信息错配的情况下，极易出现欺诈的行为。这里所谓“欺诈”，主要是指技术上合法但“心术不正”的经济行为，或可称为“钻空子”的经济行为。在这种动物精神因子的作用下，微观主体即使在相应的宏观经济数据基础上进行理性的预期和行为选择，也难以在这种数据雾霾下看清楚事实，从而自然而然地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为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中长期潜在危害之一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显著扩大，势必对经济体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货币幻觉。货币幻觉并不是新词汇，早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就提出了这一概念，是指货币政策存在通货膨胀效应，而微观主体会更多地受到货币名义价值的影响，忽视手中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根据这种心理错觉而作出相应选择。传统宏观经济学比较强调微观主体具有自动调整名义货币与实际货币之间扭曲的理性，从而能够进行理性的预期、作出理性的选择。然而，在实践层面，微观主体首先可能未必留意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即使试图对此予以关注，也往往不能够确切地、实时地掌握货币的通货膨胀信息或者商品价格的变化信息，且不论得到的信息是否准确，由此而引发微观主体的货币幻觉——即通常情况下微观主体会忽略或者低估通货膨胀的作用，而由于手中持有的名义货币量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繁荣作出误判，从而导致最终选择的非理性，成为重要的动物精神因子之一。
第五，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如果说发达国家的“故事”主要是由政治、经济和制度安排编写的，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故事则更多是由示范效应编写的。这类故事动听到可以催生发展中国家的民粹主义情愫，引导微观主体盲目追求发达国家高收入、高福利、多休闲的生活状态，绑架政治、政策来迫使进行不当的福利赶超，从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逻辑系列听起来似乎危言耸听，但却实实在在是拉美地区由于盲目的福利赶超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前车之鉴的基本脉络。示范效应所编写的故事之所以作为动物精神的因子，是因为其能够导致微观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其影响路径可以有：其一，影响消费结构，主要是指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微观主体可以追求提高消费中进口商品的比重——这种对洋品牌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理性的。其二，影响投资结构，主要是指微观主体更愿意选择投资虚拟经济而不是投资实体经济，甚至更极端地讲，是更加倾向于投机而不是投资。其三，影响分配结构，受到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微观主体往往不能够理智地基于本国的发展阶段作出行为选择，而一味地追求高工资、多闲暇、高福利的生活状态，必然对社会福利产生强烈的诉求。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联系我国现实的启示。“动物精神”的五大因子对经济生活都会产生影响，易引发经济“非理性繁荣”，其逻辑路径是：第一，信心和信心乘数的存在，导致一定阶段上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盲目乐观，从而加大消费和投资，使宏观经济看上去更加繁荣；第二，未理顺的机制和较普遍的“钻空子”式欺诈的存在，使宏观经济堆积的矛盾问题得到“维稳”式暂时缓解；第三，货币幻觉的存在导致微观主体不能够认清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非理性地增加消费和投资；第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压力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扩大赤字来提高福利水平，使短期内生活状态有很大改善却无可持续性。这种非理性繁荣会带来许多发展问题：其一，信心和信心乘数存在的行业和领域往往与过度投机行为相关，从而催生了宏观经济的泡沫；其二，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缓解的宏观经济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而是矛盾后移，可能积重难返，对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其三，货币幻觉的存在会明显冲减社会再生产中的平衡因子，制约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其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导致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五，在如此种种扭曲下，往往忽略了公平的真实底线，导致社会问题层出。
将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理论探讨联系于我国的现实，不难发现，动物精神引发的中国非理性繁荣的现象已比比皆是。比如，某些区域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越调越高”，实际上是在未理顺机制情况下，民众受到信心及信心乘数的影响，并形成“炒房团”式羊群效应的投机热潮，这主要体现的是动物精神支配下纷纷作出非理性选择。此外，由于中国没有统一的房地产买卖信息披露平台，房产中介的“钻空子”欺诈行为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索取的中介费用直接与所售房产的价格挂钩，致力于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向消费者索取更高价格，甚至许多房产中介利用手中信息的便利直接收购较市场价格更低的房产，转而以高价格销售，攫取其中高额利润，并且推高房地产市场价格。又如，公平问题在我国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国企与民企相比较，以“体制内在编职工”与“劳务派遣工”相比较，员工的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量与薪资待遇方面相差很多，并且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两大突出问题。此外，未理顺的“从煤到电”机制也引发了资源价格的扭曲问题和不合理的垄断问题，并且加剧了工资中的不公平。再者，中国宏观经济目前尚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时期，民粹主义倾向及其激发的对福利赶超的诉求也已逐步显现。最后，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通货膨胀，由于微观主体存在货币幻觉而可能被低估而引出投资、消费行为的非理性。
对策与建议：以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
鉴于以上分析，针对我国存在由于动物精神引发的非理性繁荣因素，考虑凯恩斯提出的政府“保证市场主体免受动物精神支配”的意旨，在宏观调控中应当注重“动物精神”的存在，并以理性的“供给管理”，优化与需求管理的匹配，以矫正和化解 “动物精神”。
必要性逻辑探析。综上所述，理性的“供给管理”与“动物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可抽象如下所示（见图1），沿着两者逻辑关系发展的路径，恰可同时对本文的论述作出小结：第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需要理性的“供给管理”，并阐述了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且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进而思考，怎样的供给管理是更为理性的？第二，由动物精神的概念出发，阐述了动物精神所涵盖的信心、公平、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货币幻觉、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五大因子：信心是动物精神的关键因子，并且存在信心乘数；公平因子存在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两大层面；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是误导产生的动物精神因子；货币幻觉由来已久且通常的表现是民众对名义货币购买力的高估；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对于发展中国家防范国民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重大意义。这五大因子能够导致国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第三，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动物精神及其引发的非理性繁荣。第四，由于动物精神的存在及其引发非理性繁荣逻辑的成立，加之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表现，构成中国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而导致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相应诉求。第五，这一诉求最终需要落实到理性的“供给管理”层面，即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纳入考虑框架。第六，基于以上认识，考虑到动物精神引发国民经济非理性繁荣对经济长远发展带来的危害，以理性“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的对策建议，具有现实的意义。 目标及对策建议。我们认为，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纳入理性的“供给管理”框架，应当有针对性地在“供给管理”中特别注重以下目标：管理和引导消费者信心；促进收入分配的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并重；降低货币幻觉带来的风险；理顺市场机制与弥补市场失灵并行；避免民粹主义催化示范效应导致“中等收入陷阱”。落实到政策层面，可归纳为以下四个层面的“八字方针”：
第一，科学发展，统筹协调。鉴于“动物精神”五大因子引发非理性繁荣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首先在提纲挈领层面促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统筹协调。科学发展所要求的理念、所指引的方向、所追求的目标，实质上更加针对于国民经济的结构层面，远不是单一调控需求、调控总量就能够达成，势必要求宏观调控从供给端发力，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来助力科学发展。统筹协调是处理重大关系的重要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经济发展层面主要囊括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大方面，以及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层面。而实现统筹协调又特别需要依靠理性的“供给管理”之下科学、细化、多维、多方的制度供给。
第二，结构优化，升级提质。如上文所述，虽然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国民经济运行首先还是基于信息响应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理性预期而形成理性行为选择。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的实质是要更为主动、积极、有前瞻性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结构优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注重经济发展规模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制度供给，机制创新。对“动物精神”进行矫正和化解，应特别强调加强制度供给、推进机制创新，即释放改革红利。这能够有效引导公众的信心及信心乘数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机制公平和心理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有助于理顺原有机制并减少“钻空子”式的欺诈行为，还有助于在必要时期通过提供真实有效的实时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减少货币幻觉。对需求端的调节、对货币总量的调节，都远不足以达到改变制度体系、理顺体制机制的目标，唯有通过供给端发力的供给管理才能够理顺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制度、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问题。
第四，后发优势，赶超战略。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盲目追逐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加之我国现阶段存在着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情愫，无形中不断催化示范效应编写故事的动听程度与影响效力。对此，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特别注重把握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充分认识作为现代化阶段的相对“后来者”对相对“先行者”赶超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的基本实现前提，注重发挥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始终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继续坚定落实经济赶超，通过加强制度供给的途径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经济体之林。
注释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Keynes John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p. 161-162.
[美]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前言部分第15～21页。
[美]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美]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责 编/赵斯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所谓“供给管理”，是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则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①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凯恩斯对其的首度阐述是“除由于预期产生的不稳定外，人性本质的特征也是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即人们的积极行为大都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无论是道德人、享乐人或是经济人。极有可能的是，当人们作出某些积极选择时，其行为产生的完整后果往往拖延多日，因而该选择只能被理解为是动物精神的结果——一种主动采取行动的紧迫感，而不是对定量利润乘以定量概率再求加权平均的结果”。②然而，也许是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的光芒过于闪耀，学派中各色继承者们反而在1936年至今的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忽视了“动物精神”的存在。历史发生的必然往往是在为少数精锐的先驱者带来契机。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在经济学理论界各色各样复辟和开拓的浪潮中，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将研修已久的凯恩斯“动物精神”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重新带回学界的视野，并将其认定为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这种情绪化决策导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并非总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③在宏观层面上，罗伯特·希勒认为货币幻觉等因子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④，尽管当时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将此归因于“动物精神”的范畴，但是后续的研究明确货币幻觉属于“动物精神”的重要因子之一。中国经济中也存在着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民粹主义情愫高涨中的福利赶超和通胀预期与货币幻觉为代表现象的非理性繁荣因素。笔者认为，在存在“非理性繁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所需采用的“供给管理”，要在理解宏观经济如何受到“动物精神”驱动的基础上将其纳入通盘考虑，也许才能成就真正的“理性”。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美国人前些年所标榜的“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仍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大逻辑是结构问题可全盘由市场自发解决，而此次金融危机下，美国调控当局运用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如不救“雷曼”而选救“两房”、“花旗”、“通用”。中国虽然在应对此次金融海啸中有良好表现，但在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贯彻落实“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进程中，应当特别注重借鉴他国（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大国）的调控经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需有供给侧的结构对策。贾康已指出了弗利德曼式经典表述所引出的认识片面性，强调不能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而以为抽紧银根可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和完全手段。近几年来，以粮食和农产品为基础的食品价格因素始终是物价上涨中占据70%以上份额的构成因子。因此，有针对性地增强对农业产品有效供给的激励，便可能缓解相应的物价上涨势头，而不是仅仅以总量调控这样的“一刀切”方式进行调节。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市场经济目前还不成熟，竞争机制相对不尽充分、要素流动自由性仍然相对薄弱，这一方面会导致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以总量调控为主、需要依赖市场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需注重调控中的区别对待。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在中国不论是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的情况下，都存在某些领域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需要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财力引导来强化。因此，应当从实践出发，坚持有区别地对待中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的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改进总供需的平衡状态。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逻辑
与“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所强调的不同，“动物精神”实质上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意指非沉稳的动机、情绪化本能式和非理性的行为，会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在动物精神视角下，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假说显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理论缺陷；而这种理论缺陷恰好有助于我们认识动物精神的实质，这一点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都没有发生变化，其实质正是经济出现非理性繁荣的源头。把握这一源头，就可以站在基点上对非理性繁荣已经发挥的“优势”进行总结，对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预测，同时可以从其产生的源头上进行控制。
“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的理论缺陷。1961年，以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在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的《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为标志，理性预期学派首先提出了合理预期的假设：人们总是竭力按照以往的一切有用的知识进行价格波动预测。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在《金融分析期刊》上发表了《股票市场价格走势》一文，提出了有效市场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中，存在大量理性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者，每个人都试图预测单个股票未来的市场价格，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当前的重要信息。 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的重大理论缺陷，正在于其对于完全信息以及理性经济人能够有效利用完全信息的假设。按照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理论，完全理性的行为应当满足三个要素：一是建立在完全对称的信息基础上，二是针对手头的信息作出理性的预测，三是根据理性的预测作出理性的选择。逻辑链条是：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因素—微观主体得到来自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微观主体作出理性预测—微观主体作出理性选择。但是，回到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中来，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无法保证行为总是理性的：一是微观主体不能得到来自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导致其很难得到完全理性的预测并基于此进行理性的选择；二是微观主体在手头信息的基础上，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通常会作出与理性预测相去甚远的预测，从而相应作出看上去非理性的选择；三是无论微观主体是否能够作出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预测，都不能保证其在预测的基础上作出相对应的选择。
即使有市场失灵存在，微观主体也总是能够得到想要得到的部分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不完全，但基于此进行的理性选择通常可能八九不离十，这也是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理论成立的基石。而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微观主体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作出看起来与理性预测背离的选择，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
“动物精神”的内涵及发展。凯恩斯首先提出了“人们的积极行为大都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的表述，他在试图解释经济偏离充分就业的原因时，认为“我们用于估计铁路、铜矿、纺织厂、专利药品的商誉、大西洋邮轮或伦敦市内某栋建筑未来10年收益的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甚至毫无用处”，人们的决策“只能被视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导致的结果”，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自发冲动”，而不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权平均值”⑤。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对此表示了完全的赞同，与此同时，发展了动物精神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含义，认为“它（动物精神）现在是一个经济术语，指的是导致经济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的元素；它还用来描述人类与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观点中，对动物精神词性的界定应当是中性的，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赋予我们能量”，其消极的一面在于“被它麻痹”。显然，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无论采用形象描述，还是逻辑提炼，动物精神的实质其实就是非沉稳的动机本能式情绪化决策和非理性的行为。几年前当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席卷全球之际，又有美国学者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撰写的《动物精神》一书译成中文（2009年），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后，罗伯特·希勒也曾在其金融分析研究中对“动物精神”的相关理论进行应用，认为“最终，人类所能作出的决定都是受个人情绪驱动的，决定的源头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的潜意识”。⑥
然而，关于“动物精神”的内涵，创始者凯恩斯并未系统地给出范畴，而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则对此颇具见解。认识“动物精神”的内涵并思考其中玄妙的逻辑，是认识其引发“非理性繁荣”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现象的基础。根据二人的见解，“动物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五大维度：信心及其乘数、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故事。鉴于本文研究“动物精神”的目的主要在于为中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提供可探寻的路径，所以试图跳出二人利用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动却零散的案例进行的故事性描述，而改为一种融入笔者思想、中国元素以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存在的相关元素的升华版，以期提供更为清晰的逻辑、更为有力的论述。
第一，动物精神的关键：信心。从凯恩斯对动物精神的关注不难看出，当经济偏离充分就业时即宏观经济周期出现下行时，动物精神所造成的影响才备受关注，而无论是作为消费者群体的一方还是投资者群体的一方，每一个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的“信心”是动物精神的关键。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信心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因而按照逻辑，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问题一：信心如何成为动物精神？
如上所述，当宏观经济下行时，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进行的预测不仅仅基于手头的信息，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信心的影响，这种信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假设市场主体基于同类信息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测，出现下行因素时，对市场满怀信心的人会选择继续消费、保持投资，而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人则会选择减少消费、减少投资。在接收到的作为硬性条件的信息上可能并没有过大差异，但是最终的行为选择却出现了很大的不同。甚至会出现如下分化：假设市场主体同时持有明显的经济衰退信息，对市场满怀信心的人会选择加大投资，而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人会选择撤出投资。这种由于信心造成的行为选择反差使其成为动物精神的关键。导致人们对宏观经济信心不同的因素可以是多样的，典型的可以有：群体影响——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作用（个人行为及效率受到群体行为的积极影响）和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作用（个人行为及效率受到群体行为的消极影响）会影响微观主体的信心；微观主体的知识结构——有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知识的微观主体作出选择与没有相关知识的微观主体作出的选择往往存在很大反差；微观主体的风险偏好——倾向于冒险的微观主体与风险规避型的微观主体所作出的选择有时可能截然相反。显然，这里影响微观主体的因素主要属于心理学范畴，与传统经济学范畴以及分析思路有所不同，而经济学在现实中对信心的关注和测度也更加侧重于实用的角度。
信心一直被视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要素之一，尽管信心随微观主体不同呈现多样性，且量化工作非常困难，但是仍然不乏将其纳入科学化框架的努力。包括：其一，巴隆信心指数（Barron Confident Index），最早由巴隆基于债券交易者行为理论计算得出，认为较高的信心指数是牛市的信号。其二，消费者信心指数（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ICS），由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乔治·卡通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通过询问消费者对经济形势、就业、物价、利率的看法，来调查消费者信心，他认为这些直接的心理感受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支出计划。可以说，微观主体充满信心是帮助美国经济于二战结束后逐步复苏的重要原因，这一实践的结果与当时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将出现30年代大萧条的紧缩与失业的担忧恰恰相反，这种与理性预期造成宏观经济衰退之间的偏差，正是动物精神的体现。其三，尼尔森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AC尼尔森是荷兰VNU集团下属公司，是全球最为知名的市场研究公司，对消费者信心的计算主要基于消费者对就业市场、个人财务状况的信心和消费者意愿，若最终数值在100以上就表示消费者充满信心，而若最终数值在100以下则表示消费者缺乏信心。其四，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此指数计算始于1997年，由现指数和预期指数两个部分组成，涵盖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汽车和股票投资等四个主要行业，并按照年龄、收入水平和地域划分提供较为详细的统计数据。 问题二：是否存在信心乘数？
简言之，乘数效应就是某外生变量的每单位变化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按照萨缪尔森的理论，乘数效应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MPC）直接相关，数值应等于1/（1-MPC）。那么信心是否存在乘数效应呢？答案是肯定的。结论的得出源于以下三点：其一，每单位信心的变化会影响经济总量变化。尽管对信心的测度很难在定量层面上按照科学化标准进行要求，但利用定性分析结合逻辑推理的方法，不难得到如下逻辑：微观主体信心提升一个单位，其将增加消费或投资（增加消费，增加投资，增加消费和投资），而消费或投资所带来的产出是经济总量变化的第一个层次，所带来的产出将为宏观经济带来继续扩大投资、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由此迎来经济总量变化的第二个层次：继续扩大投资提高了产出；就业的扩大带来重新就业微观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消费和投资；为在职职工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会继续提升社会消费水平；税收收入的增加会引发政府投资的扩大，从而带来产出的提高。如此逻辑还将继续进行第三轮等，但鉴于各指标增量的逐步收缩从而导致效果逐步降低。在以上传统逻辑的基础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微观主体信心提升一个单位所带来的一轮又一轮经济总量的增加，将有助于微观主体信心的继续提升，并可能会引发其对长期宏观经济的信心。其二，信心直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实质上就是消费曲线的斜率，消费是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但是消费增加的幅度略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因而从这个角度出发，消费者信心提升一个单位对消费者收入所带来的影响直接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即从简化公式的角度来看，信心也存在乘数效应。其三，信心会影响别的乘数。在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性行为的作用下，如果宏观经济繁荣，投资和消费变化一单位将会产生产量大于一单位的变化，存在相应的投资乘数、公共支出乘数、税收乘数、政府购买乘数等，而除了理性因素以外，由于信心的存在而带来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会作用于这些乘数，从而在宏观经济繁荣、存在相应乘数的情况下出现继续推高各项乘数的效果。
问题三：一个重要的辨析——到底是影响了“信息”，还是影响了“信心”？
在对信心作为动物精神关键的论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辨析是：到底是影响了“信息”还是影响了“信心”。二者极易混为一谈，而实质上泾渭分明。总体而言，对信心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相比更加深入的层面。目前，在对消费者信心的测度中不难看出，大多数研究者都将信息作为信心测度的基础，例如：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基础上进行测量的，而这种方法恰恰掩盖了信心作为动物精神的实质，并且使动物精神因果陷入悖论。若以消费者作为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代表，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能将更加明了易懂。若将消费者行为分为理性的行为和非理性的行为，那么理性的行为可以视为理性预期基础上所作出的消费者行为选择，而非理性的行为可以视为动物精神支配基础上所作出的消费者行为选择。其中，基于理性预期的理性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基础，源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组成的手中信息进行理性分析而得到的结果；而基于动物精神的非理性消费者行为产生的基础，则源于消费者受到以信心为核心的动物精神的支配而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信息”可以被认为是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性行为的基础，而“信心”则可以是消费者非理性行为的基础。基于此，对于“信心”而言，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等宏观指标下，并不能直接得出消费者“信心度”的高与低，而实质上，这种“信心度”的不同主要源自本文所述影响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心理学因素。对同样“信息”下的“信心”的关注，实质上更能体会信心作为动物精神因导致消费者不同的非理性行为而造成微观主体个人财富、产业发展、经济繁荣等不同的表现。实践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往往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受到理性层面和非理性层面的综合影响，笔者认为“信心”总体上还是受到宏观经济指标等理性因素的制约，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动物精神会引发的繁荣是“非理性”的。
第二，公平：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如果说对信心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了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相比更加深入的层面和更加复杂的分析课题，那么对公平的关注显然也有必要更为深入。公平其实也是与动物精神相关联的重要因素。关于公平因素，可分为两层：其一，经济学中所指的“公平”，通常是社会分配及再分配结果的公平（均平状态），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中涵盖的公平，通常与经济运行的效率放在一起讨论两者的权衡问题，从目标上来讲追求的是一种机制上的公正（以激发效率）与而后适当处理结果均平（以维护稳定）的结合。其二，公平因素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微观主体的感觉，从目标上来讲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可接受的公平。按照美国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设OP为“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OC为“自己对他人所获报酬的感觉”、IP为“自己对个人所作投入的感觉”、IC为“自己对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觉”、OH为“对自己过去报酬的感觉”、IH为“对自己过去投入的感觉”，那么对微观主体公平感觉的衡量可以抽象为：OP/IP、OC/IC与OH/IH的比较，OP/IP与后两者相等时，微观主体在心理上就达到了与过去的自己进行比较以及与别人进行比较的公平感觉。目前，经济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把更多的关注落在前一层面，而对微观主体公平感觉的重视程度和展开分析尚明显不足。
第三，被误导产生的动物精神因子：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的相关问题更值得发展中经济体关注，因为这一动物精神因子的存在可解释为什么发展中经济体经常出现公共政策效果的偏差。发展中经济体在高速发展进程中，通常会对宏观经济各部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给相关机制带来很大压力，这种压力得到排遣的路径有几种，但是通过理顺机制而最终得以实实在在走通解决路径往往是非常艰难的。在机制未理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压力会通过形成“肿瘤”的路径进行排遣，这种排遣通常并不是真正将问题解决，而是通过某种方式将压力堆积起来，表面看上去可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实际上潜在矛盾会越积越深。未理顺机制还会加剧市场失灵中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在存在信息错配的情况下，极易出现欺诈的行为。这里所谓“欺诈”，主要是指技术上合法但“心术不正”的经济行为，或可称为“钻空子”的经济行为。在这种动物精神因子的作用下，微观主体即使在相应的宏观经济数据基础上进行理性的预期和行为选择，也难以在这种数据雾霾下看清楚事实，从而自然而然地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为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中长期潜在危害之一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显著扩大，势必对经济体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货币幻觉。货币幻觉并不是新词汇，早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就提出了这一概念，是指货币政策存在通货膨胀效应，而微观主体会更多地受到货币名义价值的影响，忽视手中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根据这种心理错觉而作出相应选择。传统宏观经济学比较强调微观主体具有自动调整名义货币与实际货币之间扭曲的理性，从而能够进行理性的预期、作出理性的选择。然而，在实践层面，微观主体首先可能未必留意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即使试图对此予以关注，也往往不能够确切地、实时地掌握货币的通货膨胀信息或者商品价格的变化信息，且不论得到的信息是否准确，由此而引发微观主体的货币幻觉——即通常情况下微观主体会忽略或者低估通货膨胀的作用，而由于手中持有的名义货币量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繁荣作出误判，从而导致最终选择的非理性，成为重要的动物精神因子之一。
第五，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如果说发达国家的“故事”主要是由政治、经济和制度安排编写的，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故事则更多是由示范效应编写的。这类故事动听到可以催生发展中国家的民粹主义情愫，引导微观主体盲目追求发达国家高收入、高福利、多休闲的生活状态，绑架政治、政策来迫使进行不当的福利赶超，从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逻辑系列听起来似乎危言耸听，但却实实在在是拉美地区由于盲目的福利赶超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前车之鉴的基本脉络。示范效应所编写的故事之所以作为动物精神的因子，是因为其能够导致微观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其影响路径可以有：其一，影响消费结构，主要是指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微观主体可以追求提高消费中进口商品的比重——这种对洋品牌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理性的。其二，影响投资结构，主要是指微观主体更愿意选择投资虚拟经济而不是投资实体经济，甚至更极端地讲，是更加倾向于投机而不是投资。其三，影响分配结构，受到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微观主体往往不能够理智地基于本国的发展阶段作出行为选择，而一味地追求高工资、多闲暇、高福利的生活状态，必然对社会福利产生强烈的诉求。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联系我国现实的启示。“动物精神”的五大因子对经济生活都会产生影响，易引发经济“非理性繁荣”，其逻辑路径是：第一，信心和信心乘数的存在，导致一定阶段上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盲目乐观，从而加大消费和投资，使宏观经济看上去更加繁荣；第二，未理顺的机制和较普遍的“钻空子”式欺诈的存在，使宏观经济堆积的矛盾问题得到“维稳”式暂时缓解；第三，货币幻觉的存在导致微观主体不能够认清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非理性地增加消费和投资；第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压力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扩大赤字来提高福利水平，使短期内生活状态有很大改善却无可持续性。这种非理性繁荣会带来许多发展问题：其一，信心和信心乘数存在的行业和领域往往与过度投机行为相关，从而催生了宏观经济的泡沫；其二，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缓解的宏观经济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而是矛盾后移，可能积重难返，对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其三，货币幻觉的存在会明显冲减社会再生产中的平衡因子，制约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其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导致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五，在如此种种扭曲下，往往忽略了公平的真实底线，导致社会问题层出。
将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理论探讨联系于我国的现实，不难发现，动物精神引发的中国非理性繁荣的现象已比比皆是。比如，某些区域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越调越高”，实际上是在未理顺机制情况下，民众受到信心及信心乘数的影响，并形成“炒房团”式羊群效应的投机热潮，这主要体现的是动物精神支配下纷纷作出非理性选择。此外，由于中国没有统一的房地产买卖信息披露平台，房产中介的“钻空子”欺诈行为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索取的中介费用直接与所售房产的价格挂钩，致力于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向消费者索取更高价格，甚至许多房产中介利用手中信息的便利直接收购较市场价格更低的房产，转而以高价格销售，攫取其中高额利润，并且推高房地产市场价格。又如，公平问题在我国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国企与民企相比较，以“体制内在编职工”与“劳务派遣工”相比较，员工的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量与薪资待遇方面相差很多，并且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两大突出问题。此外，未理顺的“从煤到电”机制也引发了资源价格的扭曲问题和不合理的垄断问题，并且加剧了工资中的不公平。再者，中国宏观经济目前尚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时期，民粹主义倾向及其激发的对福利赶超的诉求也已逐步显现。最后，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通货膨胀，由于微观主体存在货币幻觉而可能被低估而引出投资、消费行为的非理性。
对策与建议：以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
鉴于以上分析，针对我国存在由于动物精神引发的非理性繁荣因素，考虑凯恩斯提出的政府“保证市场主体免受动物精神支配”的意旨，在宏观调控中应当注重“动物精神”的存在，并以理性的“供给管理”，优化与需求管理的匹配，以矫正和化解 “动物精神”。
必要性逻辑探析。综上所述，理性的“供给管理”与“动物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可抽象如下所示（见图1），沿着两者逻辑关系发展的路径，恰可同时对本文的论述作出小结：第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需要理性的“供给管理”，并阐述了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且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进而思考，怎样的供给管理是更为理性的？第二，由动物精神的概念出发，阐述了动物精神所涵盖的信心、公平、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货币幻觉、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五大因子：信心是动物精神的关键因子，并且存在信心乘数；公平因子存在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两大层面；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是误导产生的动物精神因子；货币幻觉由来已久且通常的表现是民众对名义货币购买力的高估；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对于发展中国家防范国民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重大意义。这五大因子能够导致国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第三，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动物精神及其引发的非理性繁荣。第四，由于动物精神的存在及其引发非理性繁荣逻辑的成立，加之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表现，构成中国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而导致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相应诉求。第五，这一诉求最终需要落实到理性的“供给管理”层面，即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纳入考虑框架。第六，基于以上认识，考虑到动物精神引发国民经济非理性繁荣对经济长远发展带来的危害，以理性“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的对策建议，具有现实的意义。 目标及对策建议。我们认为，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纳入理性的“供给管理”框架，应当有针对性地在“供给管理”中特别注重以下目标：管理和引导消费者信心；促进收入分配的机制公平与心理公平并重；降低货币幻觉带来的风险；理顺市场机制与弥补市场失灵并行；避免民粹主义催化示范效应导致“中等收入陷阱”。落实到政策层面，可归纳为以下四个层面的“八字方针”：
第一，科学发展，统筹协调。鉴于“动物精神”五大因子引发非理性繁荣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首先在提纲挈领层面促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统筹协调。科学发展所要求的理念、所指引的方向、所追求的目标，实质上更加针对于国民经济的结构层面，远不是单一调控需求、调控总量就能够达成，势必要求宏观调控从供给端发力，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来助力科学发展。统筹协调是处理重大关系的重要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经济发展层面主要囊括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大方面，以及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层面。而实现统筹协调又特别需要依靠理性的“供给管理”之下科学、细化、多维、多方的制度供给。
第二，结构优化，升级提质。如上文所述，虽然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国民经济运行首先还是基于信息响应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理性预期而形成理性行为选择。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的实质是要更为主动、积极、有前瞻性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结构优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注重经济发展规模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制度供给，机制创新。对“动物精神”进行矫正和化解，应特别强调加强制度供给、推进机制创新，即释放改革红利。这能够有效引导公众的信心及信心乘数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机制公平和心理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有助于理顺原有机制并减少“钻空子”式的欺诈行为，还有助于在必要时期通过提供真实有效的实时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减少货币幻觉。对需求端的调节、对货币总量的调节，都远不足以达到改变制度体系、理顺体制机制的目标，唯有通过供给端发力的供给管理才能够理顺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制度、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问题。
第四，后发优势，赶超战略。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盲目追逐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加之我国现阶段存在着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情愫，无形中不断催化示范效应编写故事的动听程度与影响效力。对此，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特别注重把握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充分认识作为现代化阶段的相对“后来者”对相对“先行者”赶超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的基本实现前提，注重发挥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始终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继续坚定落实经济赶超，通过加强制度供给的途径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经济体之林。
注释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Keynes John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p. 161-162.
[美]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前言部分第15～21页。
[美]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美]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责 编/赵斯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