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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及庄智博”（Mary and George Bloch）这对收藏家的大名，近几年来一直在耳边回荡。从2010年春拍到现在，他们珍藏的鼻烟壶已经在香港推出七场完美专拍。每次上拍140件到180件烟壶，居然每一场都被竞拍一空，每一个都被迅速拿下，连一个漏网之“壶”都没有！这其中有何魅力，让全球藏家四年来趋之若鹜？
连续七场 缔造奇迹
先简单回顾一下七场拍卖的辉煌。2010年5月，香港邦瀚斯推出了首次“玛丽和庄智博珍藏鼻烟壶”专场。上拍烟壶140件，成交率100%， 6600万港元的总额为原估价的近3倍。这一炮而红的首拍，不仅振奋了香港，也让内地藏家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
中国鼻烟壶协会会长黑冠宇当时评论道：“此次拍卖，已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市场发生了某种特别的变化。”“这次拍卖的高成交额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台湾鼻烟壶协会创会会长柯佐融说，“此前我们已经预料到会拍得很好，毕竟这些鼻烟壶是国际著名收藏家的藏品，品质很有保障。这种高品质的鼻烟壶大量出现于拍场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但我们还是被吓了一跳，没有想到价格会涨到这样。”看到这样的热烈反响，博氏家族作为卖家也受到极大鼓舞，稍晚便宣布计划在未来5年内的9次拍卖会上将全部收藏品共计1700件出手。
半年后的第二场专拍，共计155件拍品，总估价2400万港元。结果不仅全数成交，总成交额也高达5483万港元，超出估价一倍有余。连续创下两场“白手套”佳绩，在鼻烟壶市场着实掀起了不容小视的一股热潮。受其影响，2011年秋拍中国嘉德、北京歌德均推出了鼻烟壶专场。
而香港邦瀚斯在2011年继续有条不紊推出春秋两场，依然“一个都不能少”，全部拍出。秋拍那场，一件清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西洋仕女鼻烟壶，竟然一路冲天，拍得2350万港元，当之无愧成为最昂贵的烟壶。这4场史无前例的烟壶拍卖，不仅场场爆棚，而且创下11项世界纪录。时任香港邦瀚斯中国工艺品部主管的王杰安（Julian King），是这系列拍卖的幕后推手之一，他也由此成为圈内红人。
在2012年稳步推出第五场100%成交的拍卖后，王杰安的出众成绩被苏富比看上了。虽然其中的细节过程，外人不得而知，但是这个人事变动造成当年的此系列秋拍暂停了一次。当2013年王杰安再次出现于公众之时，他已经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部国际专家，并且将“玛丽和庄智博珍藏鼻烟壶”专场平移至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成为在这个空间首场举行的中国艺术品拍卖。这第六场还是那么受欢迎，170件，一件没剩下。到11月秋拍，183件，同样件件觅得新主人。
犹太夫妇 三十载情系掌中宝
在艺市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为什么偏偏这个系列一直尤为受宠？
还得先从这对声名显赫的犹太收藏家夫妇说起。
1917年，玛丽的父母从波兰华沙来到中国定居。出生在天津的玛丽，7岁那年认识了比利时领事的女儿，并常常去她家探访。当时，放在陈列柜内的鼻烟壶迷倒了玛丽。她决心，将来在自己的睡房内也要放满鼻烟壶。
而1920年出生于维也纳工业世家的庄智博，上世纪30年代，曾在英国读书。读书期间，庄智博接连听到噩耗。先是他的父亲在维也纳逝世，接着纳粹德军又在此时攻占奥地利，将庄智博的家族生意纳为公有。1938年，身揣20英镑的庄智博，来到了犹太人聚集的上海。不过很快他便在当地的建筑材料批发公司找到了差事，几年后又离开公司自行创业。1949年，庄智博移居日本，向驻防亚太基地的美军士兵及人员销售手表，并开创了他的兴利国际有限公司（Herald International Ltd）。1955年，他来到香港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1969年，庄智博和玛丽共结连理，也开始了他们广泛的艺术品收藏之旅。
其实遇到玛丽前，庄智博就醉心于集邮。和玛丽结婚后，庄智博的收藏视野及兴趣也得以拓展，开始转向各类艺术品的收藏，包括日本牙雕漆作、中国陶瓷及工艺品、西方现代绘画与雕塑。就20世纪欧美绘画而言，庄智博夫妇的雅藏可谓当时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收藏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他俩又开始了鼻烟壶收藏。
玛丽和庄智博与鼻烟壶结缘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是一种必然。他们早期收藏的艺术品大多来自中国和日本，这些藏品价格高、数量少，每年能收藏一两件就已难得。一次偶然的机会，庄智博获赠了一只精巧的中国鼻烟壶，这只散发着贵族气息的掌中珍玩立刻激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和收藏兴趣。鼻烟壶玲珑袖珍，便于携带和存放，而且当时市场尚未形成，藏品易得，价格也不贵。此后玛丽和庄智博走遍世界各地，造访博物馆，参与拍卖会，其收藏过程充满了源源不断的快乐。
当他们1980年代初展开鼻烟壶收藏之时，香港苏富比是亚洲区内唯一举行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国际拍卖行，玛丽和庄智博便成为其重要客户。而时任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专家的Robert Kleiner，日后也成为玛丽和庄智博的顾问之一。博氏夫妇收藏的不少珍品，都购自上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苏富比私人专场拍卖。
除了Robert Kleiner，他们还聘请鼻烟壶的资深行家莫士挥（Hugh Moss） 和Robert Hall做顾问。在这几位业界精英的辅佐下，夫妇二人收藏日丰，琳琅满目，品质极佳。在典藏精品达到相当规模后，博氏夫妇深谙“巧物宜传承，分享趣更高”的收藏真意，其藏品经常亮相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1994年，玛丽和庄智博在香港艺术馆上演了一场鼻烟壶大典，随后出版的《盈寸纤研——玛丽及庄智博鼻烟壶珍藏》一书，成为鼻烟壶收藏的权威之作。第二年，他们的鼻烟壶珍藏又先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国际藏家对这些“集中国多种工艺之大成的袖珍艺术品”的渴望，也使得鼻烟壶的收藏热风行整个欧亚大陆。同期，由大英博物馆出版、Robert Kleiner编写的专著《Chinese Snuff Bottles in the Collection of Mary and George Bloch》问世。两年后，这些珍品又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展出。 2009年，90高龄的庄智博驾鹤西去，玛丽对收藏鼻烟壶的热情也有所减弱。加上庄智博在患病的时候，早已有了周详的卖出计划，玛丽认为是让其他收藏家分享他们收藏乐趣的时候了。
于是，当年帮助二人建立收藏的顾问莫士挥，这次又帮助博氏家族卖掉这些收藏。 2010年，莫士挥推荐邦瀚斯拍卖行负责这次交易，并把拍卖地点选在了邻近大陆的香港，而不是纽约。从1996年至2009年，莫士挥与Victor Graham及曾嘉宝，历时十四载，陆续撰写并出版了7大卷的博氏夫妇藏品目录《A Treasury of Chinese Snuff Bottles： The Mary and George Bloch Collection》，收录精品1720件，以材质分卷，涵括玉石、水晶、其他宝石、内画、料器、瓷器、珐琅等，包罗万象。因而大大缩减了邦瀚斯在编写和印刷图录方面花费的宝贵时间和昂贵开销。拍卖果然十分热烈，来自香港、新加坡、台湾、东京、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纽约等地的古董商和买家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业内大腕，比如香港的张宗宪，洛杉矶的Clare Chu等。
寸天厘地 千壶千面
这么多国内外的收藏家都拜倒在鼻烟壶的“石榴裙”下，看来这方寸之间，大有乾坤。此处借着博氏珍藏的丰富实例，不妨浅探究竟。
纵观七场拍卖，其中身价较高的集中于清三代（主要是乾隆年间），如巧作玛瑙（白玉），套料玻璃，粉彩、珐琅彩（铜胎、瓷胎、料胎）以及名家内画壶等。尤其是乾隆初期的铜胎、瓷胎、料胎画珐琅御制鼻烟壶，可谓最受追捧。各个专场的最高价，清一色都是来自乾隆御制珐琅彩烟壶。
这是因为乾隆朝早期，大约从1736年至1750年代，清宫造办处珐琅彩作坊的技术技法日臻完美。由于皇家的热衷爱好，加之康熙、雍正两朝在各种材质上施用珐琅彩的丰硕成果，以及大量宫廷艺术家和传教士投入器物设计和制作珐琅彩绘，此时的珐琅艺术可谓登峰造极。画珐琅鼻烟壶也在此时走向鼎盛，装饰手法和题材内容均有丰富创新。
从视觉风格上来看，当时西方的艺术流派明显影响了清代宫廷及民间的审美趣味，不少御制烟壶上所绘人物和纹饰即带有明显的法国洛可可的痕迹。这种非对称的、富有动感的、自由奔放而又纤细、轻巧、华丽繁复的装饰样式，被运用到鼻烟壶的各个细节。
而题材上说，“西洋风”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乾隆早期，宫廷御制的西洋人物鼻烟壶，多不胜数。比如西洋母子图、欧式仕女、绅士图等等。虽然大同小异，但设计师和工匠却总是尽己所能地在小小天地中推陈出新，以至于今人时常赞叹“千壶千面”。
最受追捧的乾隆初期的铜胎、瓷胎、料胎画
珐琅御制鼻烟壶在拍场上成为绝对亮点
铜胎画珐琅烟壶
在玛丽和庄智博专拍的第一场，最贵拍品正是一件清乾隆御制铜胎画珐琅西洋人物鼻烟壶，以928万港元缔造了当时鼻烟壶最高成交价，轰动一时。此烟壶两面开光彩绘西洋人物母子图，背后绘洋楼与树丛，颈部绘绿地花卉纹一周。开光外则布满了欧洲洛可可式的S形卷叶纹。其华贵优美，真是让人为之折服。
除了西洋画风，中国传统纹样和寓意的烟壶也十分讨喜。清乾隆御制铜胎画珐琅“福山寿海”图鼻烟壶，以及清乾隆中晚期御制铜胎画珐琅“花蝶草虫”图鼻烟壶，就是典型的“中国风”。这两件北京画珐琅鼻烟壶，画工细腻，寿意满载，在2013年11月的苏富比拍场上共拍得304万港元。另值得一提的是，二器壶内皆弃松石绿而改施白料，别树一帜，罕见于北京画珐琅，应属乾隆晚期内宫御制的创新。
其实在清代，广州、北京两地皆为铜胎画珐琅工艺重镇。当时广州奉北京上谕，巧制包括鼻烟壶在内的画珐琅器以供御用，或作贡礼。2013年5月拍品中的清雍正御制铜胎画广东珐琅黄地“福寿双全”图花卉纹鼻烟壶，就属这种情况。此壶通体黄地饰缠枝茶花，枝叶卷延，绘饰细腻，表面光滑均匀，发色亮丽恰到好处，完美无瑕，技高艺绝，当时即使北京御制，也鲜有成品能与之媲美，以172万港元易主。
瓷胎画珐琅烟壶
瓷胎画珐琅鼻烟壶，可看作是微型的珐琅彩瓷。第二场中的亮点之一就是清乾隆瓷胎画珐琅葫芦形鼻烟壶，以838.4万港元卖出。此烟壶乃景德镇官窑之作，以金彩描画勾卷纹作底，上面满画缠枝藤蔓和葫芦，还别出心裁地模印了几个突起的小葫芦。这般的妙趣横生，令人忍不住要摩挲把玩。
料胎画珐琅烟壶
古玩界习惯称玻璃为“料”，玻璃制作的器物，称作料器。用珐琅彩在玻璃胎上作画是清中期御用匠师们的创新之举，难度极高。玻璃与珐琅熔点非常接近，在反复绘画与焙烧的过程中，若温度低了，珐琅釉不能充分熔化，导致颜色不佳；若温度高了，玻璃胎体则会变形，即成废品。当时，宫廷画家和设计师做好设计图案后先要呈交皇上批阅，待皇帝首肯后方能交内府珐琅厂烧制。况且，鼻烟壶十分玲珑娇小，这更增加了精工细作的难度。无怪乎七场拍卖中，有四场的标王都是料胎画珐琅烟壶。
比如第二场最高价来自清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开光莲花鼻烟壶，以905.6万港元艳压群芳。此烟壶为透光白色玻璃胎画珐琅。前后二开光内绘以金地荷花荷叶，开光外画金地卷枝花纹，华贵而雅致。当时的香港邦瀚斯中国工艺品部主管王杰安在拍卖后透露：“竞得此件玻璃胎画珐琅开光莲花鼻烟壶的买家是一位北京地产商。在5月份举行的首场专拍中，买下最贵拍品的也是他。原制于乾隆年间的北京宫廷御作鼻烟壶，终于可再次还于北京，这真是值得高兴的。”
而第四场拔得头筹的是清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西洋仕女鼻烟壶，以2350万港元的天价彻底挑战人们对鼻烟壶价格的极限概念。此壶原是博氏于1984年3月15日纽约苏富比以4.4万美元（34.32万港元）购入，价值增长超过73倍。这件制于北京宫廷作坊的烟壶，高达8.07厘米，是已知玻璃胎宫廷画珐琅鼻烟壶中最大的。它采用透亮白地玻璃画珐琅，突出凸面圈足，四面皆具凸起长方开光，两正面开光画西洋仕女像，两侧面绘胭脂红色山水，底书蓝彩“乾隆年制”楷款，极为精美雅致。结果在拍场上以四两拨千斤的架势，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稍后在第六场中，清乾隆料胎画珐琅“花篮式”鼻烟壶，半透白地，浅浮雕画珐琅，饰芳菲满篮，有兰花、雏菊、月季、牡丹、海棠，清丽怡人，精工妙作，以268万港元引领全场。而第七场的清乾隆御制涅白料画珐琅“皮球花”葫芦形鼻烟壶，有别于一般料胎画珐琅器之绚丽，而用红白二色珐琅彩绘画，色调素雅。团花细致可人，点缀太极图案，甚具道教趣味。这件私人藏品中仅见的珍罕之作，不负众望，最终以424万港元夺冠，对得起它“Lot88”的吉祥编号。
玉石类烟壶
玉石类鼻烟壶是用和田玉、玛瑙、水晶、翡翠以及松石等制成。此类烟壶的原材料直接取自大自然，对它们加工的手段也只能以琢玉工艺磨制并巧作雕饰。以前玉质鼻烟壶不是很受青睐，特别是西方人，他们并不是非常喜欢。但近年的拍卖，很多玉质鼻烟壶都拍出了好价钱。这可能和国人爱玉、并且慢慢回归鼻烟壶市场，息息相关。
譬如在第七场中，一只清18/19世纪苏作墨白玉巧雕“仙境对弈”图鼻烟壶，就以388万港元被亚洲收藏家揽入掌心。这件高7.2厘米，在鼻烟壶中就算硕大了。其工艺精致，匠心独运，巧以玉之墨白二色突出仙家置身灵山秀石之间，对弈为乐，侍从烹茶捧桃，悠然写意。
诚然，博氏珍藏浩如烟海，这里只能略举几例。他们作为鼻烟壶国际大藏家的典型代表，让后人看到这对欧洲伉俪对藏品的持续热爱与用心。随着大藏家年事已高，而他们的后代不一定对此感兴趣，所以市场上逐步释出这批十分难得的精品。敏锐的西方古董商，加上迅速接手的中国藏家，都意识到这是介入的良机，所以纷纷竞拍，不愿错过。那么，按照计划，应该还有两场博氏专拍会压轴登场。或许，这将成为今年值得期待的微观盛景。
小贴士
舶来的鼻烟与本土烟壶
吸闻鼻烟的风俗，源于欧洲大陆。鼻烟是用优质烟草经晾晒、发酵、过滤等工序精制而成。由于其在提神明目、舒筋活血、止痛驱寒等方面具有一定疗效，故自14世纪左右在欧洲各国王室、贵族阶层中风靡一时。明朝万历年间，鼻烟由意大利商人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至清康熙年间，由于皇帝的喜爱及大力提倡，吸闻鼻烟的嗜好得以自上而下风行于社会各界。
起初，盛装鼻烟的器具是外国商人带来的鼻烟盒。但鼻烟盒并不适合中国温暖潮湿的气候，体积也较大。于是国人发明了口小腹大、密封性好的小瓶，称为鼻烟壶。这样的烟壶，盖内带有小匙，易于使用且手感极佳。到了乾隆朝初期，玩赏收藏鼻烟壶已然成风，其制作更倾向于使用名贵材料，比如翡翠、象牙、琥珀、陶瓷、青铜、白银、珐琅、黑玉、水晶和犀角等。世人每逢相聚，皆拿出烟壶赏玩、炫耀。
到后来，鼻烟壶进一步演变为求取皇帝欢心，巴结权贵，夸财斗富，显示身份的物件。“在拜访达官贵人时，赠送精美的礼物——比如鼻烟壶，是非常奏效的交际方式。” 莫士挥 解释道，“当需要建立人情往来，买通各方关系时，这些鼻烟壶就成了十分礼貌的传情达意的馈赠之选。你可以送给对方一个鼻烟壶，然后说‘小小意思，聊表心意’。但是，也许那个鼻烟壶价值千金。”据记载，当大贪官和珅在1799年被赐死时，在他的家中发现多达2390个上乘的鼻烟壶。
清朝末年以后，旱烟、水烟、纸烟逐渐代替了鼻烟，因此鼻烟最终被社会淘汰。但应盛放鼻烟而生的鼻烟壶，则作为精美的艺术品，继续被人们津津乐道、把玩研究。
连续七场 缔造奇迹
先简单回顾一下七场拍卖的辉煌。2010年5月，香港邦瀚斯推出了首次“玛丽和庄智博珍藏鼻烟壶”专场。上拍烟壶140件，成交率100%， 6600万港元的总额为原估价的近3倍。这一炮而红的首拍，不仅振奋了香港，也让内地藏家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
中国鼻烟壶协会会长黑冠宇当时评论道：“此次拍卖，已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市场发生了某种特别的变化。”“这次拍卖的高成交额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台湾鼻烟壶协会创会会长柯佐融说，“此前我们已经预料到会拍得很好，毕竟这些鼻烟壶是国际著名收藏家的藏品，品质很有保障。这种高品质的鼻烟壶大量出现于拍场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但我们还是被吓了一跳，没有想到价格会涨到这样。”看到这样的热烈反响，博氏家族作为卖家也受到极大鼓舞，稍晚便宣布计划在未来5年内的9次拍卖会上将全部收藏品共计1700件出手。
半年后的第二场专拍，共计155件拍品，总估价2400万港元。结果不仅全数成交，总成交额也高达5483万港元，超出估价一倍有余。连续创下两场“白手套”佳绩，在鼻烟壶市场着实掀起了不容小视的一股热潮。受其影响，2011年秋拍中国嘉德、北京歌德均推出了鼻烟壶专场。
而香港邦瀚斯在2011年继续有条不紊推出春秋两场，依然“一个都不能少”，全部拍出。秋拍那场，一件清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西洋仕女鼻烟壶，竟然一路冲天，拍得2350万港元，当之无愧成为最昂贵的烟壶。这4场史无前例的烟壶拍卖，不仅场场爆棚，而且创下11项世界纪录。时任香港邦瀚斯中国工艺品部主管的王杰安（Julian King），是这系列拍卖的幕后推手之一，他也由此成为圈内红人。
在2012年稳步推出第五场100%成交的拍卖后，王杰安的出众成绩被苏富比看上了。虽然其中的细节过程，外人不得而知，但是这个人事变动造成当年的此系列秋拍暂停了一次。当2013年王杰安再次出现于公众之时，他已经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部国际专家，并且将“玛丽和庄智博珍藏鼻烟壶”专场平移至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成为在这个空间首场举行的中国艺术品拍卖。这第六场还是那么受欢迎，170件，一件没剩下。到11月秋拍，183件，同样件件觅得新主人。
犹太夫妇 三十载情系掌中宝
在艺市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为什么偏偏这个系列一直尤为受宠？
还得先从这对声名显赫的犹太收藏家夫妇说起。
1917年，玛丽的父母从波兰华沙来到中国定居。出生在天津的玛丽，7岁那年认识了比利时领事的女儿，并常常去她家探访。当时，放在陈列柜内的鼻烟壶迷倒了玛丽。她决心，将来在自己的睡房内也要放满鼻烟壶。
而1920年出生于维也纳工业世家的庄智博，上世纪30年代，曾在英国读书。读书期间，庄智博接连听到噩耗。先是他的父亲在维也纳逝世，接着纳粹德军又在此时攻占奥地利，将庄智博的家族生意纳为公有。1938年，身揣20英镑的庄智博，来到了犹太人聚集的上海。不过很快他便在当地的建筑材料批发公司找到了差事，几年后又离开公司自行创业。1949年，庄智博移居日本，向驻防亚太基地的美军士兵及人员销售手表，并开创了他的兴利国际有限公司（Herald International Ltd）。1955年，他来到香港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1969年，庄智博和玛丽共结连理，也开始了他们广泛的艺术品收藏之旅。
其实遇到玛丽前，庄智博就醉心于集邮。和玛丽结婚后，庄智博的收藏视野及兴趣也得以拓展，开始转向各类艺术品的收藏，包括日本牙雕漆作、中国陶瓷及工艺品、西方现代绘画与雕塑。就20世纪欧美绘画而言，庄智博夫妇的雅藏可谓当时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收藏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他俩又开始了鼻烟壶收藏。
玛丽和庄智博与鼻烟壶结缘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是一种必然。他们早期收藏的艺术品大多来自中国和日本，这些藏品价格高、数量少，每年能收藏一两件就已难得。一次偶然的机会，庄智博获赠了一只精巧的中国鼻烟壶，这只散发着贵族气息的掌中珍玩立刻激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和收藏兴趣。鼻烟壶玲珑袖珍，便于携带和存放，而且当时市场尚未形成，藏品易得，价格也不贵。此后玛丽和庄智博走遍世界各地，造访博物馆，参与拍卖会，其收藏过程充满了源源不断的快乐。
当他们1980年代初展开鼻烟壶收藏之时，香港苏富比是亚洲区内唯一举行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国际拍卖行，玛丽和庄智博便成为其重要客户。而时任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专家的Robert Kleiner，日后也成为玛丽和庄智博的顾问之一。博氏夫妇收藏的不少珍品，都购自上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苏富比私人专场拍卖。
除了Robert Kleiner，他们还聘请鼻烟壶的资深行家莫士挥（Hugh Moss） 和Robert Hall做顾问。在这几位业界精英的辅佐下，夫妇二人收藏日丰，琳琅满目，品质极佳。在典藏精品达到相当规模后，博氏夫妇深谙“巧物宜传承，分享趣更高”的收藏真意，其藏品经常亮相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1994年，玛丽和庄智博在香港艺术馆上演了一场鼻烟壶大典，随后出版的《盈寸纤研——玛丽及庄智博鼻烟壶珍藏》一书，成为鼻烟壶收藏的权威之作。第二年，他们的鼻烟壶珍藏又先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国际藏家对这些“集中国多种工艺之大成的袖珍艺术品”的渴望，也使得鼻烟壶的收藏热风行整个欧亚大陆。同期，由大英博物馆出版、Robert Kleiner编写的专著《Chinese Snuff Bottles in the Collection of Mary and George Bloch》问世。两年后，这些珍品又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展出。 2009年，90高龄的庄智博驾鹤西去，玛丽对收藏鼻烟壶的热情也有所减弱。加上庄智博在患病的时候，早已有了周详的卖出计划，玛丽认为是让其他收藏家分享他们收藏乐趣的时候了。
于是，当年帮助二人建立收藏的顾问莫士挥，这次又帮助博氏家族卖掉这些收藏。 2010年，莫士挥推荐邦瀚斯拍卖行负责这次交易，并把拍卖地点选在了邻近大陆的香港，而不是纽约。从1996年至2009年，莫士挥与Victor Graham及曾嘉宝，历时十四载，陆续撰写并出版了7大卷的博氏夫妇藏品目录《A Treasury of Chinese Snuff Bottles： The Mary and George Bloch Collection》，收录精品1720件，以材质分卷，涵括玉石、水晶、其他宝石、内画、料器、瓷器、珐琅等，包罗万象。因而大大缩减了邦瀚斯在编写和印刷图录方面花费的宝贵时间和昂贵开销。拍卖果然十分热烈，来自香港、新加坡、台湾、东京、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纽约等地的古董商和买家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业内大腕，比如香港的张宗宪，洛杉矶的Clare Chu等。
寸天厘地 千壶千面
这么多国内外的收藏家都拜倒在鼻烟壶的“石榴裙”下，看来这方寸之间，大有乾坤。此处借着博氏珍藏的丰富实例，不妨浅探究竟。
纵观七场拍卖，其中身价较高的集中于清三代（主要是乾隆年间），如巧作玛瑙（白玉），套料玻璃，粉彩、珐琅彩（铜胎、瓷胎、料胎）以及名家内画壶等。尤其是乾隆初期的铜胎、瓷胎、料胎画珐琅御制鼻烟壶，可谓最受追捧。各个专场的最高价，清一色都是来自乾隆御制珐琅彩烟壶。
这是因为乾隆朝早期，大约从1736年至1750年代，清宫造办处珐琅彩作坊的技术技法日臻完美。由于皇家的热衷爱好，加之康熙、雍正两朝在各种材质上施用珐琅彩的丰硕成果，以及大量宫廷艺术家和传教士投入器物设计和制作珐琅彩绘，此时的珐琅艺术可谓登峰造极。画珐琅鼻烟壶也在此时走向鼎盛，装饰手法和题材内容均有丰富创新。
从视觉风格上来看，当时西方的艺术流派明显影响了清代宫廷及民间的审美趣味，不少御制烟壶上所绘人物和纹饰即带有明显的法国洛可可的痕迹。这种非对称的、富有动感的、自由奔放而又纤细、轻巧、华丽繁复的装饰样式，被运用到鼻烟壶的各个细节。
而题材上说，“西洋风”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乾隆早期，宫廷御制的西洋人物鼻烟壶，多不胜数。比如西洋母子图、欧式仕女、绅士图等等。虽然大同小异，但设计师和工匠却总是尽己所能地在小小天地中推陈出新，以至于今人时常赞叹“千壶千面”。
最受追捧的乾隆初期的铜胎、瓷胎、料胎画
珐琅御制鼻烟壶在拍场上成为绝对亮点
铜胎画珐琅烟壶
在玛丽和庄智博专拍的第一场，最贵拍品正是一件清乾隆御制铜胎画珐琅西洋人物鼻烟壶，以928万港元缔造了当时鼻烟壶最高成交价，轰动一时。此烟壶两面开光彩绘西洋人物母子图，背后绘洋楼与树丛，颈部绘绿地花卉纹一周。开光外则布满了欧洲洛可可式的S形卷叶纹。其华贵优美，真是让人为之折服。
除了西洋画风，中国传统纹样和寓意的烟壶也十分讨喜。清乾隆御制铜胎画珐琅“福山寿海”图鼻烟壶，以及清乾隆中晚期御制铜胎画珐琅“花蝶草虫”图鼻烟壶，就是典型的“中国风”。这两件北京画珐琅鼻烟壶，画工细腻，寿意满载，在2013年11月的苏富比拍场上共拍得304万港元。另值得一提的是，二器壶内皆弃松石绿而改施白料，别树一帜，罕见于北京画珐琅，应属乾隆晚期内宫御制的创新。
其实在清代，广州、北京两地皆为铜胎画珐琅工艺重镇。当时广州奉北京上谕，巧制包括鼻烟壶在内的画珐琅器以供御用，或作贡礼。2013年5月拍品中的清雍正御制铜胎画广东珐琅黄地“福寿双全”图花卉纹鼻烟壶，就属这种情况。此壶通体黄地饰缠枝茶花，枝叶卷延，绘饰细腻，表面光滑均匀，发色亮丽恰到好处，完美无瑕，技高艺绝，当时即使北京御制，也鲜有成品能与之媲美，以172万港元易主。
瓷胎画珐琅烟壶
瓷胎画珐琅鼻烟壶，可看作是微型的珐琅彩瓷。第二场中的亮点之一就是清乾隆瓷胎画珐琅葫芦形鼻烟壶，以838.4万港元卖出。此烟壶乃景德镇官窑之作，以金彩描画勾卷纹作底，上面满画缠枝藤蔓和葫芦，还别出心裁地模印了几个突起的小葫芦。这般的妙趣横生，令人忍不住要摩挲把玩。
料胎画珐琅烟壶
古玩界习惯称玻璃为“料”，玻璃制作的器物，称作料器。用珐琅彩在玻璃胎上作画是清中期御用匠师们的创新之举，难度极高。玻璃与珐琅熔点非常接近，在反复绘画与焙烧的过程中，若温度低了，珐琅釉不能充分熔化，导致颜色不佳；若温度高了，玻璃胎体则会变形，即成废品。当时，宫廷画家和设计师做好设计图案后先要呈交皇上批阅，待皇帝首肯后方能交内府珐琅厂烧制。况且，鼻烟壶十分玲珑娇小，这更增加了精工细作的难度。无怪乎七场拍卖中，有四场的标王都是料胎画珐琅烟壶。
比如第二场最高价来自清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开光莲花鼻烟壶，以905.6万港元艳压群芳。此烟壶为透光白色玻璃胎画珐琅。前后二开光内绘以金地荷花荷叶，开光外画金地卷枝花纹，华贵而雅致。当时的香港邦瀚斯中国工艺品部主管王杰安在拍卖后透露：“竞得此件玻璃胎画珐琅开光莲花鼻烟壶的买家是一位北京地产商。在5月份举行的首场专拍中，买下最贵拍品的也是他。原制于乾隆年间的北京宫廷御作鼻烟壶，终于可再次还于北京，这真是值得高兴的。”
而第四场拔得头筹的是清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西洋仕女鼻烟壶，以2350万港元的天价彻底挑战人们对鼻烟壶价格的极限概念。此壶原是博氏于1984年3月15日纽约苏富比以4.4万美元（34.32万港元）购入，价值增长超过73倍。这件制于北京宫廷作坊的烟壶，高达8.07厘米，是已知玻璃胎宫廷画珐琅鼻烟壶中最大的。它采用透亮白地玻璃画珐琅，突出凸面圈足，四面皆具凸起长方开光，两正面开光画西洋仕女像，两侧面绘胭脂红色山水，底书蓝彩“乾隆年制”楷款，极为精美雅致。结果在拍场上以四两拨千斤的架势，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稍后在第六场中，清乾隆料胎画珐琅“花篮式”鼻烟壶，半透白地，浅浮雕画珐琅，饰芳菲满篮，有兰花、雏菊、月季、牡丹、海棠，清丽怡人，精工妙作，以268万港元引领全场。而第七场的清乾隆御制涅白料画珐琅“皮球花”葫芦形鼻烟壶，有别于一般料胎画珐琅器之绚丽，而用红白二色珐琅彩绘画，色调素雅。团花细致可人，点缀太极图案，甚具道教趣味。这件私人藏品中仅见的珍罕之作，不负众望，最终以424万港元夺冠，对得起它“Lot88”的吉祥编号。
玉石类烟壶
玉石类鼻烟壶是用和田玉、玛瑙、水晶、翡翠以及松石等制成。此类烟壶的原材料直接取自大自然，对它们加工的手段也只能以琢玉工艺磨制并巧作雕饰。以前玉质鼻烟壶不是很受青睐，特别是西方人，他们并不是非常喜欢。但近年的拍卖，很多玉质鼻烟壶都拍出了好价钱。这可能和国人爱玉、并且慢慢回归鼻烟壶市场，息息相关。
譬如在第七场中，一只清18/19世纪苏作墨白玉巧雕“仙境对弈”图鼻烟壶，就以388万港元被亚洲收藏家揽入掌心。这件高7.2厘米，在鼻烟壶中就算硕大了。其工艺精致，匠心独运，巧以玉之墨白二色突出仙家置身灵山秀石之间，对弈为乐，侍从烹茶捧桃，悠然写意。
诚然，博氏珍藏浩如烟海，这里只能略举几例。他们作为鼻烟壶国际大藏家的典型代表，让后人看到这对欧洲伉俪对藏品的持续热爱与用心。随着大藏家年事已高，而他们的后代不一定对此感兴趣，所以市场上逐步释出这批十分难得的精品。敏锐的西方古董商，加上迅速接手的中国藏家，都意识到这是介入的良机，所以纷纷竞拍，不愿错过。那么，按照计划，应该还有两场博氏专拍会压轴登场。或许，这将成为今年值得期待的微观盛景。
小贴士
舶来的鼻烟与本土烟壶
吸闻鼻烟的风俗，源于欧洲大陆。鼻烟是用优质烟草经晾晒、发酵、过滤等工序精制而成。由于其在提神明目、舒筋活血、止痛驱寒等方面具有一定疗效，故自14世纪左右在欧洲各国王室、贵族阶层中风靡一时。明朝万历年间，鼻烟由意大利商人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至清康熙年间，由于皇帝的喜爱及大力提倡，吸闻鼻烟的嗜好得以自上而下风行于社会各界。
起初，盛装鼻烟的器具是外国商人带来的鼻烟盒。但鼻烟盒并不适合中国温暖潮湿的气候，体积也较大。于是国人发明了口小腹大、密封性好的小瓶，称为鼻烟壶。这样的烟壶，盖内带有小匙，易于使用且手感极佳。到了乾隆朝初期，玩赏收藏鼻烟壶已然成风，其制作更倾向于使用名贵材料，比如翡翠、象牙、琥珀、陶瓷、青铜、白银、珐琅、黑玉、水晶和犀角等。世人每逢相聚，皆拿出烟壶赏玩、炫耀。
到后来，鼻烟壶进一步演变为求取皇帝欢心，巴结权贵，夸财斗富，显示身份的物件。“在拜访达官贵人时，赠送精美的礼物——比如鼻烟壶，是非常奏效的交际方式。” 莫士挥 解释道，“当需要建立人情往来，买通各方关系时，这些鼻烟壶就成了十分礼貌的传情达意的馈赠之选。你可以送给对方一个鼻烟壶，然后说‘小小意思，聊表心意’。但是，也许那个鼻烟壶价值千金。”据记载，当大贪官和珅在1799年被赐死时，在他的家中发现多达2390个上乘的鼻烟壶。
清朝末年以后，旱烟、水烟、纸烟逐渐代替了鼻烟，因此鼻烟最终被社会淘汰。但应盛放鼻烟而生的鼻烟壶，则作为精美的艺术品，继续被人们津津乐道、把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