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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朝建立以后， 实行两都制度。从忽必烈开始正式实行两都巡幸制，元代很多文人都跟随皇帝进行了两都巡幸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诗篇，一方面借诗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另一方面也抒发了巡幸中独特的情致，这些上京纪行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也是元诗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研究元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元代;上京纪行诗;综述
前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元代的诗歌无法比肩唐诗宋诗，同时期的元曲也掩盖了元诗的光辉，所以元代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境地。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元诗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元诗进行研究。在在这样的环境下，上京纪行诗作为元诗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一、总论性研究
在专题论文中，最早将纪行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是叶新民，在其《元上都研究》一书中有一篇《元人咏上都诗概述》，按照时间脉络，将咏上都诗人进行了分期，并对诗作进行了梳理，大约为前期诗人有10人，后期诗人有24人，总共34人。基本勾勒出元上都纪行诗的一个概况。[1]
学者赵欢的《元代上京纪行诗文概论》是一篇综合性的论文，对元代纪行诗产生的背景、元代文人的纪行诗创作以及纪行诗所表现的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简单的论述。赵欢在文中认为元代上京纪行诗产生的原因是元代的两都巡幸制度。元代实行两都巡幸制度，许多文人在陪伴皇帝在来往于大都和上都的旅程中，见识了北方壮美的山川风物，从而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灵感，创作了大量的诗文。文中还列举了几个比较著名的诗人，对他们的作品风格作了简单分析。[2]
在刘宏英、吴晓婷发表的《元代上京纪行诗研究状況及意义》中，作者从统计的角度，对元上京纪行诗进行了梳理，共统计上京纪行诗973首，涉及诗人58位，对上京纪行诗的文献、研究就读以及现状、研究意义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对上京纪行诗的统计，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3]
2012年邱江宁发表了《元代上京纪行诗论》，作者从上京纪行诗的出现及繁荣、上京纪行诗是最具元代特色的诗歌创作类型、上京纪行诗对于元诗创新意义应该被重估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文章最后指出，过去对上京纪行诗研究的不够，这是元代上京纪行诗的遗憾，也是元诗研究以及传统诗歌研究必须莫不的遗憾。[4]
除了以上较为集中的专著或专题外，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林邦均的《元诗特点概述》、杨义《元诗八讲》等专著和文章中也有所论述。这些专著或文章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多视角研究
除此之外，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元代上京纪行诗。
耿光华、段军发表的《从上京纪行诗观张垣地区独特的物候民风》一文，从旅游与经济的角度出发，从物候特征和民俗风貌方面来研究元代上京纪行诗。作者在文中列举了大量的描写张垣地区的上京纪行诗，通过对诗歌内容的分析，总结出元代张垣地区的物候特征和民俗风情，可全面了解西北边塞地区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以及风俗民情，对于认识张垣地区的物候特征、民俗风貌具有直观、感性的文化意义。作者在文末指出，希望利用这些文献资源为当地的文化产业、区域资源利用以及旅游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因为作者是从旅游与经济的角度出发，所以并未对诗人或者诗歌的风格进行研究。[5]
与耿、段从相似角度出发的还有刘宏英、王婧璇的《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质特征及其成因》。元代上京纪行诗是元代诗歌特有的现象，与唐朝边塞诗不同，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意义。所谓“异质特征”，是指与中原地区不相同的一些方面。上京纪行诗的异质特征主要表现在内容方面，通过列举大量诗歌内容，来说明异质特征。作者也对为何会产生这些特征进行了说明。这对于了解当时特定区域的风俗民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6]
赵欢还发表过一篇《从上京纪行诗看元代文人心态》的文章，主要是对上京纪行诗进行深入探究来考察元代文人的境遇与心态。作者认为，“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元代文人在上京纪行诗中表现出的情感比较复杂，虽然很多诗篇从正面表现了扈从上京途中的见闻，对山川风物的赞美溢于言表，但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存在悲观情绪，一些作品中对国家的看法也显露出疏离，反映了当时随幸的汉族文人的矛盾心理。同时，随幸文人的诗作里大都表现出对旅途风光的新奇感受，同时表达了作者在随幸上京途中的思索与情感活动，这也体现出他们心中存有对未知的北方的向往，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期许。”并对这种产生这种心态的原因做了简单的分析。在此视角下研究元代上京纪行诗，对探究元代文人纪行诗创作的心理、情感以及特点上具有重要的意义。[7]
余论
在当代，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还在继续，上京纪行诗的整体价值毋庸置疑，但针对整体诗作的系统性的文化阐释仍然未能形成，元代上京纪行诗的文学价值仍然没有在研究中充分体现出来。各界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对上京纪行诗进行研究。但是站在纯文学的角度去研究上京纪行诗的各位诗人的各种不同的风格方面的研究还是有所欠缺，对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还应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1].叶新民.元上都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2].赵欢.元代上京纪行诗文概论[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6（02）：109-113.
[3].刘宏英，吴晓婷.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状况及意义[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04）：9-13
[4].邱江宁.元代上京纪行诗论[J].文学评论，2011（02）：135-143.
[5].耿光华，段军.从上京纪行诗观张垣地区独特的物候民风[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04）：1-3+27.
[6].刘宏英，王婧璇.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质特征及其成因[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5）：14-17.
[7].赵欢.从上京纪行诗看元代文人心态[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4（01）：119-122.
作者简介：王凯（1994-），男，山东济南人，中国史硕士研究生，方向为宋辽金元文化史。
关键词：元代;上京纪行诗;综述
前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元代的诗歌无法比肩唐诗宋诗，同时期的元曲也掩盖了元诗的光辉，所以元代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境地。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元诗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元诗进行研究。在在这样的环境下，上京纪行诗作为元诗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一、总论性研究
在专题论文中，最早将纪行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是叶新民，在其《元上都研究》一书中有一篇《元人咏上都诗概述》，按照时间脉络，将咏上都诗人进行了分期，并对诗作进行了梳理，大约为前期诗人有10人，后期诗人有24人，总共34人。基本勾勒出元上都纪行诗的一个概况。[1]
学者赵欢的《元代上京纪行诗文概论》是一篇综合性的论文，对元代纪行诗产生的背景、元代文人的纪行诗创作以及纪行诗所表现的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简单的论述。赵欢在文中认为元代上京纪行诗产生的原因是元代的两都巡幸制度。元代实行两都巡幸制度，许多文人在陪伴皇帝在来往于大都和上都的旅程中，见识了北方壮美的山川风物，从而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灵感，创作了大量的诗文。文中还列举了几个比较著名的诗人，对他们的作品风格作了简单分析。[2]
在刘宏英、吴晓婷发表的《元代上京纪行诗研究状況及意义》中，作者从统计的角度，对元上京纪行诗进行了梳理，共统计上京纪行诗973首，涉及诗人58位，对上京纪行诗的文献、研究就读以及现状、研究意义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对上京纪行诗的统计，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3]
2012年邱江宁发表了《元代上京纪行诗论》，作者从上京纪行诗的出现及繁荣、上京纪行诗是最具元代特色的诗歌创作类型、上京纪行诗对于元诗创新意义应该被重估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文章最后指出，过去对上京纪行诗研究的不够，这是元代上京纪行诗的遗憾，也是元诗研究以及传统诗歌研究必须莫不的遗憾。[4]
除了以上较为集中的专著或专题外，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林邦均的《元诗特点概述》、杨义《元诗八讲》等专著和文章中也有所论述。这些专著或文章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多视角研究
除此之外，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元代上京纪行诗。
耿光华、段军发表的《从上京纪行诗观张垣地区独特的物候民风》一文，从旅游与经济的角度出发，从物候特征和民俗风貌方面来研究元代上京纪行诗。作者在文中列举了大量的描写张垣地区的上京纪行诗，通过对诗歌内容的分析，总结出元代张垣地区的物候特征和民俗风情，可全面了解西北边塞地区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以及风俗民情，对于认识张垣地区的物候特征、民俗风貌具有直观、感性的文化意义。作者在文末指出，希望利用这些文献资源为当地的文化产业、区域资源利用以及旅游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因为作者是从旅游与经济的角度出发，所以并未对诗人或者诗歌的风格进行研究。[5]
与耿、段从相似角度出发的还有刘宏英、王婧璇的《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质特征及其成因》。元代上京纪行诗是元代诗歌特有的现象，与唐朝边塞诗不同，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意义。所谓“异质特征”，是指与中原地区不相同的一些方面。上京纪行诗的异质特征主要表现在内容方面，通过列举大量诗歌内容，来说明异质特征。作者也对为何会产生这些特征进行了说明。这对于了解当时特定区域的风俗民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6]
赵欢还发表过一篇《从上京纪行诗看元代文人心态》的文章，主要是对上京纪行诗进行深入探究来考察元代文人的境遇与心态。作者认为，“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元代文人在上京纪行诗中表现出的情感比较复杂，虽然很多诗篇从正面表现了扈从上京途中的见闻，对山川风物的赞美溢于言表，但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存在悲观情绪，一些作品中对国家的看法也显露出疏离，反映了当时随幸的汉族文人的矛盾心理。同时，随幸文人的诗作里大都表现出对旅途风光的新奇感受，同时表达了作者在随幸上京途中的思索与情感活动，这也体现出他们心中存有对未知的北方的向往，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期许。”并对这种产生这种心态的原因做了简单的分析。在此视角下研究元代上京纪行诗，对探究元代文人纪行诗创作的心理、情感以及特点上具有重要的意义。[7]
余论
在当代，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还在继续，上京纪行诗的整体价值毋庸置疑，但针对整体诗作的系统性的文化阐释仍然未能形成，元代上京纪行诗的文学价值仍然没有在研究中充分体现出来。各界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对上京纪行诗进行研究。但是站在纯文学的角度去研究上京纪行诗的各位诗人的各种不同的风格方面的研究还是有所欠缺，对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还应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1].叶新民.元上都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2].赵欢.元代上京纪行诗文概论[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6（02）：109-113.
[3].刘宏英，吴晓婷.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状况及意义[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04）：9-13
[4].邱江宁.元代上京纪行诗论[J].文学评论，2011（02）：135-143.
[5].耿光华，段军.从上京纪行诗观张垣地区独特的物候民风[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04）：1-3+27.
[6].刘宏英，王婧璇.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质特征及其成因[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5）：14-17.
[7].赵欢.从上京纪行诗看元代文人心态[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4（01）：119-122.
作者简介：王凯（1994-），男，山东济南人，中国史硕士研究生，方向为宋辽金元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