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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已至，迎春吐蕊。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万众瞩目中如期召开。3月7日傍晚，本刊编辑部一行四人来到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委员驻地北京会议中心，如约见到了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和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柳茹。春寒料峭，九号楼外，草色遥看近却无，偶有鸟雀栖息，鸣叫数声。大厅内，金色巨型壁画“京华四季”下，两位委员迎面而来，笑意盈盈显得格外温暖。
普惠深入人心
连任三届、履职十年的刘焱委员，亲眼目睹了两会现场的学前教育话题“由冷变热”，由老百姓的街谈巷议，逐渐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提案，进而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亲历了学前教育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第一期和第二期顺利实施，第三期正在开始。
中国学前教育的巨大变化和进步甚至令世界瞩目。刘焱委员提到，去年9月，她参加了“奋斗2020，实现一村一园——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专题研讨会”。会上，国外学者都对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在短短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非常震惊。“十年来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可以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造就了中国学前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2010年的50.9%提高到2016年的77.4%，‘入园难’得到有效缓解；教师队伍的规模、教师培養机构的数量，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扩展。最显著的是，农村学前教育有了根本的变化，尤其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很多地方新建起了校舍漂亮的幼儿园。”
首次进入全国政协履职的柳茹委员，此次由北京市市委特别推荐，这也彰显了国家倾听基层幼教工作者心声的决心。她从北海幼儿园的发展上切身感受到国家对办好学前教育的重视。“去年8月，按照北京市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支持雄安新区的整体思路，北海幼儿园参与‘交钥匙’工程，将落户雄安，开办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同时，北海幼儿园在北京市通州区也将举办两所分园。这些都表明了国家在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更大地发挥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辐射作用上的坚定态度。”
一方面，两位委员由衷地为这些巨大的变化而感到欣喜，另一方面也有一丝担忧。刘焱委员在3月6日的教育界别小组会议上，发言表示：“201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入园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学前教育资源，尤其是普惠性教育资源仍然严重不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送孩子就近上‘付得起’的‘好幼儿园’的需要。”
早在2009年两会，刘焱委员就在提案中提出，建立普惠型的且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分担成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制度。当时还鲜少有人注意到幼儿园的“普惠性”问题。到了2010年5月，“普惠”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更多是“试水”性质；2010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学前教育“国十条”明确提出“发展学前教育，必须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2011年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刘焱委员提议将报告中的“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修改为“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最终成为十一届政协教育界别的首份小组和联组名义提案。
如今，“普惠”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国家发展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信念和行动！刘焱委员对这一信念十分坚定：“要办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就要建设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进一步加大学前教育投入。按照教育部《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所提出的，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要达到80%。时间紧，普惠方向更不能错。下一步，如何建立普惠性幼儿园一体化管理机制，是我现阶段包括今后一段时间最关注的研究方向。”
幼师待遇必须提
今年两会，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历年来最长的篇幅提及学前教育；全国政协首次出现两位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委员，全国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首次出现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委员，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加之，今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者收到了新时代的第一份“大礼包”——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里程碑式政策文件。这些都让我们不由得对2018，这个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局之年，充满期待。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发展学前教育事业，必须重视幼儿教师的发展；为了保障幼儿教师的发展，必须重视幼儿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早在2014年两会，刘焱委员就专门提交了《关于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的建议》的提案。2015年，刘焱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过去、目前和未来，困扰学前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都是师资。”今年，刘焱委员再一次直指，当前制约我国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正是我国幼儿教师队伍的问题。
在刘焱委员看来，中国幼师队伍的现状特征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待遇偏低。这3个特征多年来相互作用，已成为环环相扣的因果循环链。只有打破这条循环链，才能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
谈到“如何打破这条循环链”，刘焱委员反复强调：“尊重和认同幼儿教师工作的专业性，切实提高幼儿教师待遇，才是打破这个循环链的关键。”今年，她的两份提案其实聚焦的是同一件事——提高幼师待遇。
2017年12月底、2018年1月初，她参加了教育部牵头、九部委联合开展的学前教育国家调研，走遍陕西、河北两省四市八个地区，感受是“喜忧参半”。喜得是幼儿园的房子盖起来了，忧的是造了幼儿园不等于办好幼儿园。
刘焱委员表示：“不论是公办幼儿园，还是民办幼儿园，幼儿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待遇更是低到已经严重不能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素质的提升，尤其是公办幼儿园的非在编教师和民办幼儿园教师。”
柳茹委员很同意刘焱委员的观点：“幼教队伍的现状，是历史形成的问题。长期以来，幼儿教师往往被看作带孩子的‘阿姨’，入职门槛低；工作的专业性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加上待遇普遍偏低，对优秀学生更缺乏职业的社会吸引力，学前教育专业培养学校找不到好的生源甚至生源数量都得不到保障。到幼儿园招聘时，想挑选好苗子，难度就更是可想而知。” 低工资水平，必然容易招来低水平的、不合格的教师；即使招进来了，也留不住，教师的流失率高，稳定性差。在这种低工资水平的状态下，整个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得不到提升，行业更缺乏社会吸引力，更无法吸纳有益的新鲜血液，形成一个怪圈。近年来，虐童事件仍然屡屡发生，在两位委员看来，事件背后就是个怪圈在“作怪”。
而这一切的解决根源就在于教师素质的提升。刘焱委员特别指出：“一期、二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后，国家对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主要集中在教师培训上，包括国培和各级省培、地培。到现在为止，第一轮全员培训应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教师待遇偏低、师资流失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可见，仅仅在培训上下功夫，不提高幼儿教师待遇，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国家要办好让人民放心、满意的学前教育，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不仅要加强教师教育，也必须重视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地位与待遇，让“幼儿园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一样，也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解决编制不能静态
谈提高幼儿教师待遇，编制始终是绕不开的一环。“编制也是待遇之一。”刘委员具体解释，“不解决真的不行了。当前，制约我国公办幼儿园发展的主要问题就是幼儿园教师的编制问题。
刘焱委员早在2016年就在提案中提出，用变通的办法——利用生均公用经费的撥付到位，解决幼儿教师的待遇问题。当时，她主要考虑到事业单位编制缩减是大趋势，解决幼儿园教师的编制问题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去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各地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情况的通报》，梳理归纳了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广西、贵州、陕西、甘肃、新疆等15个省市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的经验做法。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今年，刘焱委员的另一提案就是重新回到公办幼儿园教师的编制问题上。公办幼儿园教师的编制解决了，待遇就能有保障，而对参照公办园教师待遇标准的民办幼儿园也能起到带动作用。同时，对公办幼儿园内部而言，编制问题也亟待解决。刘焱委员谈起调研时的所见所闻，不由感叹：“幼儿园缺编太严重了。”近年来，公办幼儿园数量和就读幼儿人数显著增长，但由于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从未被单列纳入事业单位编制核定，以致近年来新建的大批公办幼儿园都没有专门的编制，普遍存在教师编制数量严重不足、大班额现象。
刘焱委员建议，国家制定和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从制度层面保障公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从而带动民办幼儿园依法保障和落实教师待遇，进而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提升行业吸引力。
刘焱委员还对本刊特别提到：“首先，要有幼儿园教师编制标准，补足配齐编制。其次，幼儿园教师编制应该是灵活的，不能一考定终身，形成新的铁饭碗，可以尝试县聘校用、省级统筹、以县为主，设立县级的编制考核委员会，加强督查监管，严格规范管理，保障整个过程的公开透明。”事实上，天津、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甘肃、新疆等多数省市，已经在根据学前教育发展规划、生源变化趋势和幼儿园布局变化等情况，定期调整幼儿园教职工编制。
解决编制更不能狭隘
解决幼儿园教师的编制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刘焱委员调研时发现，目前，为解决公办幼儿园没有教师编制问题，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采用安排公益岗、劳务派遣和临时聘用等方式补充幼儿园教职工，包括专任教师，造成非在编教师的工资远低于在编教师，且大多数没有社保，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
因此，刘焱委员建议，第一，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出台文件要求，各地慎用安排公益岗、劳务派遣和临时聘用等方式来补充幼儿园教师；第二，在没有编制的情况下，政府应当以“同工同酬”为原则，按照在编教师的待遇，采取购买“岗位”的办法来补充教师，取消编制内外教师的待遇差异，确保教师“进得来，留得住”。
刘焱委员解释：“在部分幼儿园教职工编制仍未配齐的地区，绝对不能以此为借口伤害幼儿教师的实际权益。比如，所谓公益岗，实际是解决下岗职工、就业困难群众而设立的岗位，这样就误解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地位和身份。比如，劳务派遣等方式实际是用工制度的泛滥，因为劳动派遣参照的是当地社会最低工资水平，相当于企业用工。由于工资低、待遇差，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吸引力低，队伍稳定性差。幼儿园教师缺乏职业认同感，保教质量和水平受到很大影响。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孩子、家长。”
同时，除了公办幼儿园教师，全国还有更多的民办幼儿园教师。2016年，民办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为139.35万人，占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为62.43%。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专业化与稳定性影响着在民办幼儿园就读的2437.66万名幼儿（占全国在园儿童总数的比例为55.23%）的健康成长。
刘焱委员大声呼吁：“民办幼儿园不是‘法外之地’，维护民办幼儿园教师权益刻不容缓。政府应当以《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为依据，承担起对民办幼儿园的指导与监管的责任，包括对民办幼儿园教师待遇的监管，把民办幼儿园教师待遇纳入民办幼儿园年检内容。”
让家长安心不等于一味满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的一段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家长圈、幼教圈中掀起轩然大波。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
刘焱委员认为，幼儿园里可以装监控。对于托儿所、早教机构而言，因为被看护对象在3岁以下，甚至需要360度无死角监控。因为这是幼儿园和老师的一种保护手段，当幼儿园与家长产生纠纷时，监控可以作为取证依据，帮助老师自证清白。
“但是，”刘焱委员话锋一转，“坚决不能上互联网。”她强调，监控内容一旦进入互联网，面向家长全部开放，极不利于保护孩子隐私（因为家长能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同时也不利于教师正常开展保教工作。对此，刘焱委员建议，政府应该出台规定，明确幼儿园安装摄像头的基本用途、管理权限，明确幼儿园的录像资料谁可以看、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看。 刘焱委员进一步谈到，要办让家长放心安心的学前教育，治本之道不是去安装摄像头，而是切切实实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让好老师“进得来、留得住”。
柳茹委员也表示，教师地位和待遇的提高，解决了教师的后顾之忧，让教师能够安心从教，把更多的爱和精力放在提升教育质量上、放在支持孩子的发展上，家长自然而然就放心了。
对于去年相关事件的反思，刘焱委员反复提到事件的根源是不信任、不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我们要相信和信任大部分幼儿园老师是敬业的、热爱孩子的。社会、家庭和幼儿园必须互信合作，才能更好地营造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和谐’是这次修宪要在多处加进去的两个重要的字。家庭和幼儿园的互信合作、互敬互谅，就是学前教育领域的‘和谐’。通过技术化手段加强监管，只是保障幼儿权益的辅助手段，不能作为今年学前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
两位委员都表示，面对家长的呼声，作为专业工作者，都不能一味地放弃专业立场和全局视野，完全听家长的。柳茹委员谈到：“作为幼儿园，我们要高质量地做好日常工作，努力支持每个孩子的健康快乐发展。家长也要充分信任幼儿园、信任老师，这样才更有利于家园共育，否则对孩子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刘焱委员连用了两个反问：“想象一下，如果家长对幼儿园和幼儿教师抱着基本不信任的态度，每天孩子回来以后，就里里外外地查看孩子的身体，反反复复地问孩子‘今天老师打你了没有’，这对孩子有好处吗？孩子能够对幼儿园、对老师乃至对社会，形成信任感、安全感吗？”
对此，刘焱委员在小组会议中主动要求发言，强烈建议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表述修改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多途径提高和监管幼儿园教育质量，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
柳茹委员也表示：“監管是指监督、管理、督导之意。监管的重点应该是对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和指导，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获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所以，我们要切实提高每一天的教育质量，用孩子每一天、每一点的成长和进步赢得家长的信任。”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97次，是历年工作报告中最多的一次。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大国政府的使命担当，令人震撼。记得在2013年的采访尾声，刘焱委员就特别谈到：“唯有改革才是教育发展的原动力。”今年是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唯有改革，尤其是怀抱国家理想、教育情怀的改革，才能让中国学前教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每一个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儿童能够健康、幸福地成长，让每一位奋斗在新时代的中国幼儿教师能够专业、敬业、乐业地工作，让每一所发展在新时代的中国幼儿园能够真正让百姓安心、放心。
（注：3月15日，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的审议。此次修改有两处涉及有关学前教育的内容，包括补充“重视对幼儿教师的关心和培养”，及将“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改为“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儿童托育中育儿过程加强监管”。）
普惠深入人心
连任三届、履职十年的刘焱委员，亲眼目睹了两会现场的学前教育话题“由冷变热”，由老百姓的街谈巷议，逐渐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提案，进而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亲历了学前教育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第一期和第二期顺利实施，第三期正在开始。
中国学前教育的巨大变化和进步甚至令世界瞩目。刘焱委员提到，去年9月，她参加了“奋斗2020，实现一村一园——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专题研讨会”。会上，国外学者都对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在短短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非常震惊。“十年来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可以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造就了中国学前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2010年的50.9%提高到2016年的77.4%，‘入园难’得到有效缓解；教师队伍的规模、教师培養机构的数量，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扩展。最显著的是，农村学前教育有了根本的变化，尤其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很多地方新建起了校舍漂亮的幼儿园。”
首次进入全国政协履职的柳茹委员，此次由北京市市委特别推荐，这也彰显了国家倾听基层幼教工作者心声的决心。她从北海幼儿园的发展上切身感受到国家对办好学前教育的重视。“去年8月，按照北京市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支持雄安新区的整体思路，北海幼儿园参与‘交钥匙’工程，将落户雄安，开办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同时，北海幼儿园在北京市通州区也将举办两所分园。这些都表明了国家在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更大地发挥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辐射作用上的坚定态度。”
一方面，两位委员由衷地为这些巨大的变化而感到欣喜，另一方面也有一丝担忧。刘焱委员在3月6日的教育界别小组会议上，发言表示：“201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入园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学前教育资源，尤其是普惠性教育资源仍然严重不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送孩子就近上‘付得起’的‘好幼儿园’的需要。”
早在2009年两会，刘焱委员就在提案中提出，建立普惠型的且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分担成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制度。当时还鲜少有人注意到幼儿园的“普惠性”问题。到了2010年5月，“普惠”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更多是“试水”性质；2010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学前教育“国十条”明确提出“发展学前教育，必须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2011年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刘焱委员提议将报告中的“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修改为“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最终成为十一届政协教育界别的首份小组和联组名义提案。
如今，“普惠”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国家发展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信念和行动！刘焱委员对这一信念十分坚定：“要办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就要建设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进一步加大学前教育投入。按照教育部《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所提出的，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要达到80%。时间紧，普惠方向更不能错。下一步，如何建立普惠性幼儿园一体化管理机制，是我现阶段包括今后一段时间最关注的研究方向。”
幼师待遇必须提
今年两会，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历年来最长的篇幅提及学前教育；全国政协首次出现两位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委员，全国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首次出现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委员，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加之，今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者收到了新时代的第一份“大礼包”——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里程碑式政策文件。这些都让我们不由得对2018，这个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局之年，充满期待。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发展学前教育事业，必须重视幼儿教师的发展；为了保障幼儿教师的发展，必须重视幼儿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早在2014年两会，刘焱委员就专门提交了《关于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的建议》的提案。2015年，刘焱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过去、目前和未来，困扰学前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都是师资。”今年，刘焱委员再一次直指，当前制约我国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正是我国幼儿教师队伍的问题。
在刘焱委员看来，中国幼师队伍的现状特征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待遇偏低。这3个特征多年来相互作用，已成为环环相扣的因果循环链。只有打破这条循环链，才能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
谈到“如何打破这条循环链”，刘焱委员反复强调：“尊重和认同幼儿教师工作的专业性，切实提高幼儿教师待遇，才是打破这个循环链的关键。”今年，她的两份提案其实聚焦的是同一件事——提高幼师待遇。
2017年12月底、2018年1月初，她参加了教育部牵头、九部委联合开展的学前教育国家调研，走遍陕西、河北两省四市八个地区，感受是“喜忧参半”。喜得是幼儿园的房子盖起来了，忧的是造了幼儿园不等于办好幼儿园。
刘焱委员表示：“不论是公办幼儿园，还是民办幼儿园，幼儿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待遇更是低到已经严重不能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素质的提升，尤其是公办幼儿园的非在编教师和民办幼儿园教师。”
柳茹委员很同意刘焱委员的观点：“幼教队伍的现状，是历史形成的问题。长期以来，幼儿教师往往被看作带孩子的‘阿姨’，入职门槛低；工作的专业性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加上待遇普遍偏低，对优秀学生更缺乏职业的社会吸引力，学前教育专业培养学校找不到好的生源甚至生源数量都得不到保障。到幼儿园招聘时，想挑选好苗子，难度就更是可想而知。” 低工资水平，必然容易招来低水平的、不合格的教师；即使招进来了，也留不住，教师的流失率高，稳定性差。在这种低工资水平的状态下，整个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得不到提升，行业更缺乏社会吸引力，更无法吸纳有益的新鲜血液，形成一个怪圈。近年来，虐童事件仍然屡屡发生，在两位委员看来，事件背后就是个怪圈在“作怪”。
而这一切的解决根源就在于教师素质的提升。刘焱委员特别指出：“一期、二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后，国家对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主要集中在教师培训上，包括国培和各级省培、地培。到现在为止，第一轮全员培训应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教师待遇偏低、师资流失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可见，仅仅在培训上下功夫，不提高幼儿教师待遇，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国家要办好让人民放心、满意的学前教育，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不仅要加强教师教育，也必须重视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地位与待遇，让“幼儿园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一样，也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解决编制不能静态
谈提高幼儿教师待遇，编制始终是绕不开的一环。“编制也是待遇之一。”刘委员具体解释，“不解决真的不行了。当前，制约我国公办幼儿园发展的主要问题就是幼儿园教师的编制问题。
刘焱委员早在2016年就在提案中提出，用变通的办法——利用生均公用经费的撥付到位，解决幼儿教师的待遇问题。当时，她主要考虑到事业单位编制缩减是大趋势，解决幼儿园教师的编制问题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去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各地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情况的通报》，梳理归纳了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广西、贵州、陕西、甘肃、新疆等15个省市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的经验做法。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今年，刘焱委员的另一提案就是重新回到公办幼儿园教师的编制问题上。公办幼儿园教师的编制解决了，待遇就能有保障，而对参照公办园教师待遇标准的民办幼儿园也能起到带动作用。同时，对公办幼儿园内部而言，编制问题也亟待解决。刘焱委员谈起调研时的所见所闻，不由感叹：“幼儿园缺编太严重了。”近年来，公办幼儿园数量和就读幼儿人数显著增长，但由于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从未被单列纳入事业单位编制核定，以致近年来新建的大批公办幼儿园都没有专门的编制，普遍存在教师编制数量严重不足、大班额现象。
刘焱委员建议，国家制定和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从制度层面保障公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从而带动民办幼儿园依法保障和落实教师待遇，进而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提升行业吸引力。
刘焱委员还对本刊特别提到：“首先，要有幼儿园教师编制标准，补足配齐编制。其次，幼儿园教师编制应该是灵活的，不能一考定终身，形成新的铁饭碗，可以尝试县聘校用、省级统筹、以县为主，设立县级的编制考核委员会，加强督查监管，严格规范管理，保障整个过程的公开透明。”事实上，天津、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甘肃、新疆等多数省市，已经在根据学前教育发展规划、生源变化趋势和幼儿园布局变化等情况，定期调整幼儿园教职工编制。
解决编制更不能狭隘
解决幼儿园教师的编制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刘焱委员调研时发现，目前，为解决公办幼儿园没有教师编制问题，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采用安排公益岗、劳务派遣和临时聘用等方式补充幼儿园教职工，包括专任教师，造成非在编教师的工资远低于在编教师，且大多数没有社保，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
因此，刘焱委员建议，第一，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出台文件要求，各地慎用安排公益岗、劳务派遣和临时聘用等方式来补充幼儿园教师；第二，在没有编制的情况下，政府应当以“同工同酬”为原则，按照在编教师的待遇，采取购买“岗位”的办法来补充教师，取消编制内外教师的待遇差异，确保教师“进得来，留得住”。
刘焱委员解释：“在部分幼儿园教职工编制仍未配齐的地区，绝对不能以此为借口伤害幼儿教师的实际权益。比如，所谓公益岗，实际是解决下岗职工、就业困难群众而设立的岗位，这样就误解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地位和身份。比如，劳务派遣等方式实际是用工制度的泛滥，因为劳动派遣参照的是当地社会最低工资水平，相当于企业用工。由于工资低、待遇差，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吸引力低，队伍稳定性差。幼儿园教师缺乏职业认同感，保教质量和水平受到很大影响。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孩子、家长。”
同时，除了公办幼儿园教师，全国还有更多的民办幼儿园教师。2016年，民办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为139.35万人，占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为62.43%。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专业化与稳定性影响着在民办幼儿园就读的2437.66万名幼儿（占全国在园儿童总数的比例为55.23%）的健康成长。
刘焱委员大声呼吁：“民办幼儿园不是‘法外之地’，维护民办幼儿园教师权益刻不容缓。政府应当以《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为依据，承担起对民办幼儿园的指导与监管的责任，包括对民办幼儿园教师待遇的监管，把民办幼儿园教师待遇纳入民办幼儿园年检内容。”
让家长安心不等于一味满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的一段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家长圈、幼教圈中掀起轩然大波。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
刘焱委员认为，幼儿园里可以装监控。对于托儿所、早教机构而言，因为被看护对象在3岁以下，甚至需要360度无死角监控。因为这是幼儿园和老师的一种保护手段，当幼儿园与家长产生纠纷时，监控可以作为取证依据，帮助老师自证清白。
“但是，”刘焱委员话锋一转，“坚决不能上互联网。”她强调，监控内容一旦进入互联网，面向家长全部开放，极不利于保护孩子隐私（因为家长能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同时也不利于教师正常开展保教工作。对此，刘焱委员建议，政府应该出台规定，明确幼儿园安装摄像头的基本用途、管理权限，明确幼儿园的录像资料谁可以看、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看。 刘焱委员进一步谈到，要办让家长放心安心的学前教育，治本之道不是去安装摄像头，而是切切实实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让好老师“进得来、留得住”。
柳茹委员也表示，教师地位和待遇的提高，解决了教师的后顾之忧，让教师能够安心从教，把更多的爱和精力放在提升教育质量上、放在支持孩子的发展上，家长自然而然就放心了。
对于去年相关事件的反思，刘焱委员反复提到事件的根源是不信任、不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我们要相信和信任大部分幼儿园老师是敬业的、热爱孩子的。社会、家庭和幼儿园必须互信合作，才能更好地营造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和谐’是这次修宪要在多处加进去的两个重要的字。家庭和幼儿园的互信合作、互敬互谅，就是学前教育领域的‘和谐’。通过技术化手段加强监管，只是保障幼儿权益的辅助手段，不能作为今年学前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
两位委员都表示，面对家长的呼声，作为专业工作者，都不能一味地放弃专业立场和全局视野，完全听家长的。柳茹委员谈到：“作为幼儿园，我们要高质量地做好日常工作，努力支持每个孩子的健康快乐发展。家长也要充分信任幼儿园、信任老师，这样才更有利于家园共育，否则对孩子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刘焱委员连用了两个反问：“想象一下，如果家长对幼儿园和幼儿教师抱着基本不信任的态度，每天孩子回来以后，就里里外外地查看孩子的身体，反反复复地问孩子‘今天老师打你了没有’，这对孩子有好处吗？孩子能够对幼儿园、对老师乃至对社会，形成信任感、安全感吗？”
对此，刘焱委员在小组会议中主动要求发言，强烈建议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表述修改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多途径提高和监管幼儿园教育质量，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
柳茹委员也表示：“監管是指监督、管理、督导之意。监管的重点应该是对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和指导，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获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所以，我们要切实提高每一天的教育质量，用孩子每一天、每一点的成长和进步赢得家长的信任。”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97次，是历年工作报告中最多的一次。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大国政府的使命担当，令人震撼。记得在2013年的采访尾声，刘焱委员就特别谈到：“唯有改革才是教育发展的原动力。”今年是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唯有改革，尤其是怀抱国家理想、教育情怀的改革，才能让中国学前教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每一个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儿童能够健康、幸福地成长，让每一位奋斗在新时代的中国幼儿教师能够专业、敬业、乐业地工作，让每一所发展在新时代的中国幼儿园能够真正让百姓安心、放心。
（注：3月15日，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的审议。此次修改有两处涉及有关学前教育的内容，包括补充“重视对幼儿教师的关心和培养”，及将“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改为“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儿童托育中育儿过程加强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