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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与东风之谜——兼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钱玉趾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是利用特定地形特殊气候的谋略制胜。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初步统一北方的曹操率兵二十余万南下，进军赤壁。孙权和刘备有五万联军抵御。初战曹军失利，退驻江北。后周瑜等利用火攻，大破曹兵，从此形成曹、孙、刘三方鼎立的局面。
火攻与风有密切关系。《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载：“孔明向周瑜密书：‘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并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受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都督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上建一台……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风大风，助都督用兵……”’在建台及复杂的祭风仪式之后。又载：“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风不动。瑜谓肃日：‘孔明之言谬矣。隆冬之时，怎得东南风乎?’将近三更时分，忽听风声响……霎时间东南风大起……程昱入告曹操日：‘今日东南风起，宜预提防。’操笑日：‘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图一)
京剧《借东风》演的是诸葛亮祭风借风助周瑜火烧赤壁的场景。历史学家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借东风”是虚构的情节。天行健《正品三国》说：“这东风不是诸葛亮借来的，而是一种客观的天气现象。”[1]《三国志》的《魏书·武帝纪》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蜀书·先主传》载：“先主(刘备)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与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吴书·吴主传》说：“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以上都未说及借东风之事。记载较详的《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日：‘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黄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曹)军遂败退，还保南郡。”以上是说火攻的计策是黄盖提出并实施(与诸葛亮无关)，“时风盛猛”，取得极好效果。这风应是顺风，但未说风向。
火攻时是什么风向，《三国志》没有说，《三国演义》说是东南风。《三国志·魏书·贾诩传》的裴松之注说：“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说是南风。这风向成了—个谜。卢盛江《正说三国》说：“正当东吴军发起火攻时，大冬天突然刮起东南大风，风助火威，正好烧了处于江北的兵船!”[2]易中天《品三国》(上)说：“裴松之在《贾诩传》的注文中说：‘赤壁之战，盖有运数。实有疾疫大兴，以损凌历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也就是说，首先遇到了非典或禽流感(疾疫大兴)，削弱了战斗力。其次是因为没想到寒冬腊月居然刮起了东南风(凯风自南)，让黄盖火攻得手。曹操的失败，实在是运气不好。”《品三国》还说：最重要的原因，“曹操之败，败在轻敌；孙刘之胜，胜在联盟。”“曹操没有看出黄盖是诈降，没有想到冬天也会刮东南风，都是小问题。”[3]东南风的说法，应是因袭《三国演义》。2003年发生于中国的非典是在5～9月的温热季节，隆冬季节发生非典的可能很小。禽流感可以传染人，但造成大面积人员患病的实例还未见到。曹军的“疾疫”是伤寒或流感(重症)的可能性较大。
赤壁之战的地点是在湖北蒲圻县(市)赤壁镇，此处长江由西南流向东北(偏东)；时间是冬季。《三国演义》说是旧历十一月二十日(对应于2005年12月20日、2006年12月22日)，此说实无依据。气象科学的观测、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气候学界将中国大陆分为华北、华中、华南等8个气候区，华中气候区包括浙江、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四川盆地；江苏、安徽、河南、陕西4省的南部；福建、广东、广西的北部。南京应属本区。罗汉民等《气候学》载有1960～1970年南京各月风向及无风频率表，1月的风向频率分别为：西9％、西北12％、北10％、东北18％、东12％、东南7％、南3％、西南3％、无风26％。[4](其风向频率图见图二)10年平均：1月按31天计，西北风吹3．72天、东北风吹5．58天、东南风吹2．17天、南风吹0．93天。气候学上7月为夏季、1月为冬季的典型气候，与赤壁之战的隆冬接近。南京近北纬32度，赤壁近北纬30度，又属同一气候区，两地的气候尤其是风向频率相差不会太大。
《诗经·邶风·凯风》有“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孔疏》引李巡日：“南风长养，万物喜乐，故日凯风。”屈原《远游》有“顺凯风以从游兮”，《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是一种温煦柔和的风。赤壁的隆冬不会有凯风，所以，裴松之所注“凯风自南”是错误的。一月份平均吹南风0．93天，利用南风火攻曹军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以上所述南京一月份的风向频率，西风与西北风合计为21％，东风与东北风合计为30％，应是东风(包括东北风)强于西风(包括西北风)。用于火攻的机率也大。而东南风的频率(7％)较小，用于火攻的机率也较小，因东南风接近垂直吹向江对岸，大概是罗贯中选用东南风的原因。易中天《品三国》说：“没想到寒冬腊月居然刮起了东南风……实在是运气不好。”这话似乎说寒冬腊月不该刮东南风，是“运气不好”，偶然碰上了。他电视演讲说：一直刮着西北风，不知怎么突然刮起了东南风。实际上风的强弱与风向都有一定规律的，当地人尤其是渔民船夫都较清楚。
本人生于江苏南部长荡湖(洮湖)东侧，50年前孩提岁月的隆冬，看到西北风吹起满湖大浪，吹几天后湖边及河湾的水面要上涨好几寸，淹没滩涂及平斜河岸好几米。以后便吹东北风或东风，大浪扑向湖西，水面逐渐下降，被淹的滩涂及平斜河岸又会露出(会露更多)。人们会争相到这里拣拾鱼虾河蚌，拣取飘来的苇草作燃料。无论是西北风或是东北风(东风)，都要一连刮几天，当地人叫排风。风向变换时，往往无风，当地人叫歇风。童年时看大人们放风筝，许多个风筝连成一串，总长有几里，大的风筝超过3×3平方米。风筝上天，两个壮男拉不住。我们村西南是一片广阔的麦田(再外是湖)，是理想的放风筝地区，加之东北风频率大，常可连吹多日。有经验的放风筝者对风向风速有精确的掌 握，何时东北风起，早有预料。风筝上天，日夜有人守望。歇风前风势减弱，立即拉收，极少失误。否则，一旦歇风，风筝与绳索落在田野几里长，难于收回；落于树顶或河中，容易损坏。从三国至今，气候的变化不会太大。
孙坚、孙策、孙权是吴郡富春(浙江富阳)人，周瑜是庐江舒(安徽庐江西南)人，吴的国都是建业(江苏南京)。因此，吴国的将士对于当地的气候应了如指掌。他们精确预测、周密准备、智勇实施(包括诈降)，采用风助火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曹操是沛国谯(安徽亳县，属华北气候区)人，20岁去了洛阳、顿丘，长期在北方征战，不熟悉水军渡江作战的方略。赤壁的气候对于曹操应属茫然，是个谜；这个谜让他走向失败。曹军有20万之众，即使“疾疫”使之减员一半，还有10万，对5万敌军仍有压倒优势。曹军坚守江北休整，严防火攻，周瑜是无法取胜的。如果曹操知道西风、西北风和北风的频率有31％的特点，利用西风、西北风或北风火攻孙刘联军，将获大胜，三国的历史可能改写。周瑜先用风助火攻应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说风助火攻是“小问题”，值得商榷。
《孙子兵法·地形》说：“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水而迎客；视生高处，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主要是说，要渡江作战，应远离水流驻扎；敌军渡水而来，要在渡过一半时就发动攻击；不要靠近水边抗击敌军；军队要驻扎高处，使视野开阔。曹操的军队是沿江驻扎，水军的船只又连成一片靠岸停泊，违背了孙子兵法的上述法则，埋下了失败的祸根。《孙子兵法·火攻》说：“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日火积；三日火辎……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是说火攻要烧人，烧物资、烧车辆(及船)……火攻要在上风发动攻击，白天风吹久了，夜晚可能停止(不能等风停了才火攻)。曹操没能利用火攻取胜，反倒被周瑜火攻落败。《三国志·周瑜传》说：“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盖(黄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由此看来，曹操失败的原因应是很清楚的。尽管如此，要是没有风助，周瑜也不一定能胜。唐代诗人杜牧《赤壁》：“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是说如果赤壁战役中没有东风(包括偏东的东北风、东南风)，周瑜便要失败，二乔(孙策妻、周瑜妻)便会被俘，关押在曹操建造的铜雀台上。此说应有一定的道理。
注释：
[1]天行健：《正品三国》，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137页。
[2]卢盛江：《正说三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62页。
[3]易中天《品三国》(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29页。
[4]罗汉民等：《气候学》，气象出版社1986年版，247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科协(成都)
谈谈最早的以和为美理念
童汝劳
《国语·郑语》记载，在公元前774年(即周幽王八年)“桓公为司徒”时，周太史史伯在回答郑桓公问“周其弊乎”(周朝将要衰败吗)的谈话中，曾有如下精辟的见解：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剖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这里史伯很明显是在讲周朝何以将要衰败的原因。其中心意思是“务和同”，即务必要取和而去同之义。但在他的谈话中却涉及到美和美感，提出了以“和”为美这一重大的美学命题。因为在史伯看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世界的普遍原则。而所谓的“和”，是指不同的事物的协调统一，即所谓的“以他平他”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多样相异的事物综合统一起来，才能“生物”(产生新的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东西加到一起，即“以同裨同”的话。那么，任何新的事物都无从产生，也就“尽乃弃矣”。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史伯从物质生产、经济、政治、道德等等方面举出了很多的例子(从“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一直到“计亿事，材兆物。行赅极”等)来，论说“务和同”(即务必取和而去同)的道理。他还根据五行学说的原理，提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的看法，说明任何单一的声、色的加减，永远不能产生美和美感；所以只有“和六律以聪耳”。把高低、快慢、长短、清浊不同的各种声音统一协调起来，才能产生动听的音乐，才能使耳听了感到愉悦。这就明确地谈到了美(艺术)的存在和发展的一条重要的规律——美只能存在于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之中。而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叫着“和”。(也就是后世的《易传》所言“物相杂，故日文”的意思。)所以说史伯在公元前8世纪就提出“和实生物”、“声一无听”的这一以“和”为美的思想(或者叫审美理念)在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其意义和影响都极其深远。
例如公元前522年(即周景王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时，卿士单穆公提出对于钟声、人耳要“察和”、“知和”、“听和”的观点；乐官伶州鸠则对周景王说：“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乐和则谐，政和则平也”(《国语·周语下》)。昭公二十一年晏婴在答齐侯问“和与同异乎”时，也提出：“和如羹焉”；此外，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周乐，《论语·八佾》篇中孔子对《关雎》的评论，无不体现出中和之美的思想。
所有这些，虽然各自的详略有别，侧重不同，然而却无不受到史伯以“和”为美思想的影响，都深深地打上了史伯之“和”的烙印。由此可见，由史伯最早提出的“和”之为美这一审美理念，在春秋时代，事实上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高度的赞许。
当然，大家知道史伯时期他所说的“和”与单穆公、晏婴等人所言之“和”，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前者言“和”说的是“和”与“同”的对立，突出统一，反对单一；而后者言“和”虽然也谈到统一，但强调的却是“和”与“不和”的对立。再者，前者谈“和”时，只笼统地讲要把杂多导致统一(即所谓不同的事物“相杂”)而未涉及到对立事物转化的“度”与“中”；而后者谈“和”时，则把对立因素纳入了统一的范畴，并且突出了对立事物的转化要“持中而不过度”，“中”成了“和”的主要内核。
所以有人讲，从史伯言“和”到晏婴言“和”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美学对于“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杂多的统一到对立因素统一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只是个很短的片断。倘若从我国审美意识发展的长河来看的话，以“和”为美的思想作为典型的中国“古典美”的理想，则不仅支配了春秋时期的审美理念和艺术的发展，而且还对后世漫长的岁月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这才是史伯在历史上最早提出“和实生物”、“声一无听”的价值之所在。
至于在西方，许多美学家也都谈到过与史伯相类似的观点和见解。不过，无论是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4页)，还是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前540－前480年)所说的：“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5页)等等。他们在谈“和”之为美的论述时，却不仅都偏重于形式美的因素，很少接触到(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而且在时间上比史伯还晚了两个世纪。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元前774年周太史史伯提出的具有哲学美学高度。内涵极为丰富的“和实生物”、“声一无听”的以“和”为美的思想。在我国乃至世界美学史上都是最早的、影响最大的审美理念。
钱玉趾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是利用特定地形特殊气候的谋略制胜。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初步统一北方的曹操率兵二十余万南下，进军赤壁。孙权和刘备有五万联军抵御。初战曹军失利，退驻江北。后周瑜等利用火攻，大破曹兵，从此形成曹、孙、刘三方鼎立的局面。
火攻与风有密切关系。《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载：“孔明向周瑜密书：‘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并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受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都督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上建一台……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风大风，助都督用兵……”’在建台及复杂的祭风仪式之后。又载：“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风不动。瑜谓肃日：‘孔明之言谬矣。隆冬之时，怎得东南风乎?’将近三更时分，忽听风声响……霎时间东南风大起……程昱入告曹操日：‘今日东南风起，宜预提防。’操笑日：‘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图一)
京剧《借东风》演的是诸葛亮祭风借风助周瑜火烧赤壁的场景。历史学家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借东风”是虚构的情节。天行健《正品三国》说：“这东风不是诸葛亮借来的，而是一种客观的天气现象。”[1]《三国志》的《魏书·武帝纪》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蜀书·先主传》载：“先主(刘备)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与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吴书·吴主传》说：“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以上都未说及借东风之事。记载较详的《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日：‘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黄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曹)军遂败退，还保南郡。”以上是说火攻的计策是黄盖提出并实施(与诸葛亮无关)，“时风盛猛”，取得极好效果。这风应是顺风，但未说风向。
火攻时是什么风向，《三国志》没有说，《三国演义》说是东南风。《三国志·魏书·贾诩传》的裴松之注说：“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说是南风。这风向成了—个谜。卢盛江《正说三国》说：“正当东吴军发起火攻时，大冬天突然刮起东南大风，风助火威，正好烧了处于江北的兵船!”[2]易中天《品三国》(上)说：“裴松之在《贾诩传》的注文中说：‘赤壁之战，盖有运数。实有疾疫大兴，以损凌历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也就是说，首先遇到了非典或禽流感(疾疫大兴)，削弱了战斗力。其次是因为没想到寒冬腊月居然刮起了东南风(凯风自南)，让黄盖火攻得手。曹操的失败，实在是运气不好。”《品三国》还说：最重要的原因，“曹操之败，败在轻敌；孙刘之胜，胜在联盟。”“曹操没有看出黄盖是诈降，没有想到冬天也会刮东南风，都是小问题。”[3]东南风的说法，应是因袭《三国演义》。2003年发生于中国的非典是在5～9月的温热季节，隆冬季节发生非典的可能很小。禽流感可以传染人，但造成大面积人员患病的实例还未见到。曹军的“疾疫”是伤寒或流感(重症)的可能性较大。
赤壁之战的地点是在湖北蒲圻县(市)赤壁镇，此处长江由西南流向东北(偏东)；时间是冬季。《三国演义》说是旧历十一月二十日(对应于2005年12月20日、2006年12月22日)，此说实无依据。气象科学的观测、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气候学界将中国大陆分为华北、华中、华南等8个气候区，华中气候区包括浙江、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四川盆地；江苏、安徽、河南、陕西4省的南部；福建、广东、广西的北部。南京应属本区。罗汉民等《气候学》载有1960～1970年南京各月风向及无风频率表，1月的风向频率分别为：西9％、西北12％、北10％、东北18％、东12％、东南7％、南3％、西南3％、无风26％。[4](其风向频率图见图二)10年平均：1月按31天计，西北风吹3．72天、东北风吹5．58天、东南风吹2．17天、南风吹0．93天。气候学上7月为夏季、1月为冬季的典型气候，与赤壁之战的隆冬接近。南京近北纬32度，赤壁近北纬30度，又属同一气候区，两地的气候尤其是风向频率相差不会太大。
《诗经·邶风·凯风》有“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孔疏》引李巡日：“南风长养，万物喜乐，故日凯风。”屈原《远游》有“顺凯风以从游兮”，《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是一种温煦柔和的风。赤壁的隆冬不会有凯风，所以，裴松之所注“凯风自南”是错误的。一月份平均吹南风0．93天，利用南风火攻曹军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以上所述南京一月份的风向频率，西风与西北风合计为21％，东风与东北风合计为30％，应是东风(包括东北风)强于西风(包括西北风)。用于火攻的机率也大。而东南风的频率(7％)较小，用于火攻的机率也较小，因东南风接近垂直吹向江对岸，大概是罗贯中选用东南风的原因。易中天《品三国》说：“没想到寒冬腊月居然刮起了东南风……实在是运气不好。”这话似乎说寒冬腊月不该刮东南风，是“运气不好”，偶然碰上了。他电视演讲说：一直刮着西北风，不知怎么突然刮起了东南风。实际上风的强弱与风向都有一定规律的，当地人尤其是渔民船夫都较清楚。
本人生于江苏南部长荡湖(洮湖)东侧，50年前孩提岁月的隆冬，看到西北风吹起满湖大浪，吹几天后湖边及河湾的水面要上涨好几寸，淹没滩涂及平斜河岸好几米。以后便吹东北风或东风，大浪扑向湖西，水面逐渐下降，被淹的滩涂及平斜河岸又会露出(会露更多)。人们会争相到这里拣拾鱼虾河蚌，拣取飘来的苇草作燃料。无论是西北风或是东北风(东风)，都要一连刮几天，当地人叫排风。风向变换时，往往无风，当地人叫歇风。童年时看大人们放风筝，许多个风筝连成一串，总长有几里，大的风筝超过3×3平方米。风筝上天，两个壮男拉不住。我们村西南是一片广阔的麦田(再外是湖)，是理想的放风筝地区，加之东北风频率大，常可连吹多日。有经验的放风筝者对风向风速有精确的掌 握，何时东北风起，早有预料。风筝上天，日夜有人守望。歇风前风势减弱，立即拉收，极少失误。否则，一旦歇风，风筝与绳索落在田野几里长，难于收回；落于树顶或河中，容易损坏。从三国至今，气候的变化不会太大。
孙坚、孙策、孙权是吴郡富春(浙江富阳)人，周瑜是庐江舒(安徽庐江西南)人，吴的国都是建业(江苏南京)。因此，吴国的将士对于当地的气候应了如指掌。他们精确预测、周密准备、智勇实施(包括诈降)，采用风助火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曹操是沛国谯(安徽亳县，属华北气候区)人，20岁去了洛阳、顿丘，长期在北方征战，不熟悉水军渡江作战的方略。赤壁的气候对于曹操应属茫然，是个谜；这个谜让他走向失败。曹军有20万之众，即使“疾疫”使之减员一半，还有10万，对5万敌军仍有压倒优势。曹军坚守江北休整，严防火攻，周瑜是无法取胜的。如果曹操知道西风、西北风和北风的频率有31％的特点，利用西风、西北风或北风火攻孙刘联军，将获大胜，三国的历史可能改写。周瑜先用风助火攻应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说风助火攻是“小问题”，值得商榷。
《孙子兵法·地形》说：“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水而迎客；视生高处，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主要是说，要渡江作战，应远离水流驻扎；敌军渡水而来，要在渡过一半时就发动攻击；不要靠近水边抗击敌军；军队要驻扎高处，使视野开阔。曹操的军队是沿江驻扎，水军的船只又连成一片靠岸停泊，违背了孙子兵法的上述法则，埋下了失败的祸根。《孙子兵法·火攻》说：“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日火积；三日火辎……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是说火攻要烧人，烧物资、烧车辆(及船)……火攻要在上风发动攻击，白天风吹久了，夜晚可能停止(不能等风停了才火攻)。曹操没能利用火攻取胜，反倒被周瑜火攻落败。《三国志·周瑜传》说：“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盖(黄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由此看来，曹操失败的原因应是很清楚的。尽管如此，要是没有风助，周瑜也不一定能胜。唐代诗人杜牧《赤壁》：“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是说如果赤壁战役中没有东风(包括偏东的东北风、东南风)，周瑜便要失败，二乔(孙策妻、周瑜妻)便会被俘，关押在曹操建造的铜雀台上。此说应有一定的道理。
注释：
[1]天行健：《正品三国》，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137页。
[2]卢盛江：《正说三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62页。
[3]易中天《品三国》(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29页。
[4]罗汉民等：《气候学》，气象出版社1986年版，247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科协(成都)
谈谈最早的以和为美理念
童汝劳
《国语·郑语》记载，在公元前774年(即周幽王八年)“桓公为司徒”时，周太史史伯在回答郑桓公问“周其弊乎”(周朝将要衰败吗)的谈话中，曾有如下精辟的见解：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剖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这里史伯很明显是在讲周朝何以将要衰败的原因。其中心意思是“务和同”，即务必要取和而去同之义。但在他的谈话中却涉及到美和美感，提出了以“和”为美这一重大的美学命题。因为在史伯看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世界的普遍原则。而所谓的“和”，是指不同的事物的协调统一，即所谓的“以他平他”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多样相异的事物综合统一起来，才能“生物”(产生新的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东西加到一起，即“以同裨同”的话。那么，任何新的事物都无从产生，也就“尽乃弃矣”。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史伯从物质生产、经济、政治、道德等等方面举出了很多的例子(从“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一直到“计亿事，材兆物。行赅极”等)来，论说“务和同”(即务必取和而去同)的道理。他还根据五行学说的原理，提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的看法，说明任何单一的声、色的加减，永远不能产生美和美感；所以只有“和六律以聪耳”。把高低、快慢、长短、清浊不同的各种声音统一协调起来，才能产生动听的音乐，才能使耳听了感到愉悦。这就明确地谈到了美(艺术)的存在和发展的一条重要的规律——美只能存在于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之中。而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叫着“和”。(也就是后世的《易传》所言“物相杂，故日文”的意思。)所以说史伯在公元前8世纪就提出“和实生物”、“声一无听”的这一以“和”为美的思想(或者叫审美理念)在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其意义和影响都极其深远。
例如公元前522年(即周景王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时，卿士单穆公提出对于钟声、人耳要“察和”、“知和”、“听和”的观点；乐官伶州鸠则对周景王说：“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乐和则谐，政和则平也”(《国语·周语下》)。昭公二十一年晏婴在答齐侯问“和与同异乎”时，也提出：“和如羹焉”；此外，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周乐，《论语·八佾》篇中孔子对《关雎》的评论，无不体现出中和之美的思想。
所有这些，虽然各自的详略有别，侧重不同，然而却无不受到史伯以“和”为美思想的影响，都深深地打上了史伯之“和”的烙印。由此可见，由史伯最早提出的“和”之为美这一审美理念，在春秋时代，事实上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高度的赞许。
当然，大家知道史伯时期他所说的“和”与单穆公、晏婴等人所言之“和”，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前者言“和”说的是“和”与“同”的对立，突出统一，反对单一；而后者言“和”虽然也谈到统一，但强调的却是“和”与“不和”的对立。再者，前者谈“和”时，只笼统地讲要把杂多导致统一(即所谓不同的事物“相杂”)而未涉及到对立事物转化的“度”与“中”；而后者谈“和”时，则把对立因素纳入了统一的范畴，并且突出了对立事物的转化要“持中而不过度”，“中”成了“和”的主要内核。
所以有人讲，从史伯言“和”到晏婴言“和”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美学对于“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杂多的统一到对立因素统一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只是个很短的片断。倘若从我国审美意识发展的长河来看的话，以“和”为美的思想作为典型的中国“古典美”的理想，则不仅支配了春秋时期的审美理念和艺术的发展，而且还对后世漫长的岁月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这才是史伯在历史上最早提出“和实生物”、“声一无听”的价值之所在。
至于在西方，许多美学家也都谈到过与史伯相类似的观点和见解。不过，无论是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4页)，还是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前540－前480年)所说的：“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5页)等等。他们在谈“和”之为美的论述时，却不仅都偏重于形式美的因素，很少接触到(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而且在时间上比史伯还晚了两个世纪。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元前774年周太史史伯提出的具有哲学美学高度。内涵极为丰富的“和实生物”、“声一无听”的以“和”为美的思想。在我国乃至世界美学史上都是最早的、影响最大的审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