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看《白鹿原》之前，西安和北京的朋友们就给我“打过预防针”。我理解他们的善意，但当我晚上走出剧场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奇迹的发生，《白鹿原》在西安人民剧院的首演之夜绝对是一次难忘的记忆。第一幕开始前，剧场里简直如骡马市一样乱哄哄的，演出开始后，不断有小孩子的声音、吃喝甚至塑料袋的声音，这是标准的一片歌剧处女地啊。然而，第二幕中间开始，我被歌剧的奇迹深深打动了：我在跟随剧情和音乐享受旅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瞬间意识到，整个剧场是如此宁静，只剩下舞台上和乐池里的声音，满满的观众席竟然被音乐和戏剧完全折服！第三幕也是同样的完美经历，尽管舞台上和乐池里有很多地方难以达到完美的境界，但至少观众席让我倍感光明。西安人民剧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难以称得上是一座现代化的、适合歌剧演出的好剧场，外立面颇有历史韵味，建筑也是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从这里首演的《白鹿原》，却让我对歌剧在中国的未来有了进一步的信心。荣耀应该归于歌剧艺术，归于伟大的陈忠实先生，归功于程大兆、易立明先生和他的团队。
中国当然已经有了非常出色的歌剧。北京、上海、广州甚至天津，抛开国外歌剧院、剧团的访问演出不说，单纯论国内自己组织制作的歌剧，也已经汗牛充栋，原创的题材也已经层出不穷。《白鹿原》的首演成功，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是再次确认了中国歌剧的选题方向。我曾经在多篇文章里呼吁，中国的歌剧发展最终还是要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寻求滋养。不管是《日出》《西施》还是《白鹿原》，或是从史书、或从戏剧、或从小说，改编成歌剧剧本的水准姑且不论，至少选材的大方向得到一再确认。
二是再次确认了中国歌剧的音乐取向。程大兆先生的音乐好听耐听，第二幕最后的《间奏曲》甚至惊为天人，对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乐器的辩证使用也是中国作曲家的文化使命，但程先生的《间奏曲》和第三幕部分咏叹调的片段十分感人。
三是制作体制需要集聚群贤。单纯依靠一个剧团的人才，如今很难制作出 高水平的歌剧。国际一流的剧院也同样需要邀请导演团队、项尖的独唱歌手，甚至是一流的指挥家。更何况，我国的歌剧院团长期以来正经演出没几场、制作没几部，很多艺术家一方面吃不饱，一方面无用武之地。以歌剧演出为核心，打破条条线线的束缚，不拘泥于本地乐团、本地音乐家（指挥），放眼全国邀约演员，合理配置艺术家资源，实现艺术的最大化，才是发展的正途，也是打破“僵尸院团”，实现艺术生产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制作就具有鲜明的“群贤毕至”的特征，来自上海、北京乃至海外不同院团的艺术家纷纷根据不同的项目加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白鹿原》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群贤的力量。北京的易立明团队给予了作品的呈现以国内一流的高度，而歌手阵容、演职人员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国内一线的最棒的力量，比如男中音孙砾，他在歌剧舞台上近年来塑造的一批角色都深入人心。声乐指导韦福根甚至如排练钢琴家沈烨，舞台上看不到他们，但对于作品的声乐呈现，他们却是举足轻重的。
四是充分的公共财政支持。充分的赞誉应当给予陕西省文化厅。尽管西部地区总体而言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但文化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提出创意、委约作品、支持创作和上演，给全国的文化系统做出了标杆。这部歌剧也是文化部主办的艺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传统上这类由文化部门“买单”的歌剧大多数是“排一年、演三场、评个奖、进库房”四部曲，但《白鹿原》真的具有成为经典的潜力。
许多伟大的歌剧的首演，都有过不尽如人意的种种经历，有的甚至是惨败。许多伟大的作曲家曾经反复修改、修订甚至是推倒重来，威尔第、瓦格纳莫不如是。个人愚见，《白鹿原》至少有如下方面有改进的空间：
一是剧本。不容否认，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时间跨度几十年，将之浓缩到不到三小时的三幕歌剧里，是一件超难完成的任务。需要编剧有极深的人文造诣和常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才能穿透纸面，凝炼出作品的精神内核，并选取最适合移植到歌剧舞台的切入角度。与此同时，编剧的文学功底和歌剧思维，对于改编经典名著到歌剧的剧本而言，也至关重要。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尽管音乐在第三幕已经渐入佳境，但剧本的拖沓导致戏剧和音乐严重脱节，整个第三幕味同嚼蜡。同时，政治的、革命的、封建的、文化的甚至女权运动视角的《白鹿原》，都没有在歌剧舞台上放大，简短的三幕里，缺乏“视野宽、切口小”的深度。
二是减法。加法，已经很多。陕西特色的秦腔演员、陕西白鹿原的风景、窑洞、革命场景、陕西地方特色的服装等已经很多，第三幕蝴蝶的化蝶场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爱情悲剧都要做成中国的罗密欧朱丽叶化蝶成仙？小娥最多也和蛾子同音，不是蝴蝶呀。更不要说画蛇添足的鬼魂，跑出来稀稀拉拉唱一大段。
三是结构。音乐的结构上，缺乏提纲挈领的序曲，倘若能将《间奏曲》注入更加交响化的因素，成为序曲：戏剧的结构上，将庞大的第一幕和拖沓的第三幕做适当的调整，观众恐能更专注于戏剧和音乐的发展，歌剧的效果会更好。
四是音响。声音的呈现，或许和剧场有一定的关系，但最重要的责任恐怕要归咎于指挥和乐团。给力太“猛”，音量对于1200座的小剧场来说太大，无法呈现出弱奏的音量，听觉十分容易疲劳。当然，没有在音响正确的剧场磨练出来的本领，苛求乐团和指挥并不是合理的评论，这恐怕更多是演奏习惯的问题。乐团也略显稚嫩，这样的完成度对他们而言或许已经是尽力而为。期待下一次的现场演出。
中国当然已经有了非常出色的歌剧。北京、上海、广州甚至天津，抛开国外歌剧院、剧团的访问演出不说，单纯论国内自己组织制作的歌剧，也已经汗牛充栋，原创的题材也已经层出不穷。《白鹿原》的首演成功，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是再次确认了中国歌剧的选题方向。我曾经在多篇文章里呼吁，中国的歌剧发展最终还是要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寻求滋养。不管是《日出》《西施》还是《白鹿原》，或是从史书、或从戏剧、或从小说，改编成歌剧剧本的水准姑且不论，至少选材的大方向得到一再确认。
二是再次确认了中国歌剧的音乐取向。程大兆先生的音乐好听耐听，第二幕最后的《间奏曲》甚至惊为天人，对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乐器的辩证使用也是中国作曲家的文化使命，但程先生的《间奏曲》和第三幕部分咏叹调的片段十分感人。
三是制作体制需要集聚群贤。单纯依靠一个剧团的人才，如今很难制作出 高水平的歌剧。国际一流的剧院也同样需要邀请导演团队、项尖的独唱歌手，甚至是一流的指挥家。更何况，我国的歌剧院团长期以来正经演出没几场、制作没几部，很多艺术家一方面吃不饱，一方面无用武之地。以歌剧演出为核心，打破条条线线的束缚，不拘泥于本地乐团、本地音乐家（指挥），放眼全国邀约演员，合理配置艺术家资源，实现艺术的最大化，才是发展的正途，也是打破“僵尸院团”，实现艺术生产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制作就具有鲜明的“群贤毕至”的特征，来自上海、北京乃至海外不同院团的艺术家纷纷根据不同的项目加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白鹿原》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群贤的力量。北京的易立明团队给予了作品的呈现以国内一流的高度，而歌手阵容、演职人员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国内一线的最棒的力量，比如男中音孙砾，他在歌剧舞台上近年来塑造的一批角色都深入人心。声乐指导韦福根甚至如排练钢琴家沈烨，舞台上看不到他们，但对于作品的声乐呈现，他们却是举足轻重的。
四是充分的公共财政支持。充分的赞誉应当给予陕西省文化厅。尽管西部地区总体而言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但文化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提出创意、委约作品、支持创作和上演，给全国的文化系统做出了标杆。这部歌剧也是文化部主办的艺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传统上这类由文化部门“买单”的歌剧大多数是“排一年、演三场、评个奖、进库房”四部曲，但《白鹿原》真的具有成为经典的潜力。
许多伟大的歌剧的首演，都有过不尽如人意的种种经历，有的甚至是惨败。许多伟大的作曲家曾经反复修改、修订甚至是推倒重来，威尔第、瓦格纳莫不如是。个人愚见，《白鹿原》至少有如下方面有改进的空间：
一是剧本。不容否认，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时间跨度几十年，将之浓缩到不到三小时的三幕歌剧里，是一件超难完成的任务。需要编剧有极深的人文造诣和常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才能穿透纸面，凝炼出作品的精神内核，并选取最适合移植到歌剧舞台的切入角度。与此同时，编剧的文学功底和歌剧思维，对于改编经典名著到歌剧的剧本而言，也至关重要。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尽管音乐在第三幕已经渐入佳境，但剧本的拖沓导致戏剧和音乐严重脱节，整个第三幕味同嚼蜡。同时，政治的、革命的、封建的、文化的甚至女权运动视角的《白鹿原》，都没有在歌剧舞台上放大，简短的三幕里，缺乏“视野宽、切口小”的深度。
二是减法。加法，已经很多。陕西特色的秦腔演员、陕西白鹿原的风景、窑洞、革命场景、陕西地方特色的服装等已经很多，第三幕蝴蝶的化蝶场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爱情悲剧都要做成中国的罗密欧朱丽叶化蝶成仙？小娥最多也和蛾子同音，不是蝴蝶呀。更不要说画蛇添足的鬼魂，跑出来稀稀拉拉唱一大段。
三是结构。音乐的结构上，缺乏提纲挈领的序曲，倘若能将《间奏曲》注入更加交响化的因素，成为序曲：戏剧的结构上，将庞大的第一幕和拖沓的第三幕做适当的调整，观众恐能更专注于戏剧和音乐的发展，歌剧的效果会更好。
四是音响。声音的呈现，或许和剧场有一定的关系，但最重要的责任恐怕要归咎于指挥和乐团。给力太“猛”，音量对于1200座的小剧场来说太大，无法呈现出弱奏的音量，听觉十分容易疲劳。当然，没有在音响正确的剧场磨练出来的本领，苛求乐团和指挥并不是合理的评论，这恐怕更多是演奏习惯的问题。乐团也略显稚嫩，这样的完成度对他们而言或许已经是尽力而为。期待下一次的现场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