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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源语文化转向了译者文化，以求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新的认识（赵彦春，2005）。我国的众多翻译工作者也日益认识到研究译者的必要性，我国的译论界似乎缺乏对一个重要译者的集中研究（王佐良，1989）。确实，这种研究非常必要，通过对重要译者重要译作的深入研究，可以引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孙致礼，1989）。本文将对对翻译事业呕心力血，功勋卓著，而今却鲜为人知的翻译家董秋斯的译学思想进行研究，从而向读者展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译者之魂。
二、译学思想介绍
1.对译者序的重视
翻译工作者的责任，不但要选择，而且要批判。就这一点而言，就是一个译者在字斟句酌地翻译之外，还要在译本前后，写出他自己的意见，指出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一方面，鲁迅先生也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他所译的书几乎没有一本没有前记或后记的。就常理讲，一个译者对译本书的内容和与之有关的知识，应当比普通读者了解得更深刻，搜集的的更丰富。因此，他就有责任把他的见解贡献给读者，否则不是他根本没有资格译这本书，就是他对读者不够负责了。因为普通读者拿到一本书，总愿意知道一点作者的生平，成书的因缘以及译者经过长期揣摩后的意见。他们完全有这个要求的权利，我们翻译工作者应加以尊重。而且译者序只是好译本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不是说，凡是有前后记的译本都是好的。有人在前后记中胡拉乱扯，炫示自己的博学，或作广告性的宣传，或借题发挥一种荒谬的观点”（董秋斯，1950）。态度不严肃，过去的翻译书绝对大多数不印出原书和原著者的名字，也不提所依据的文字和版本。一个认真的读者要核对一下这个译本是否靠得住，断乎无从下手。粗制滥造的译本又是那么多，所以常有人慨叹，翻译书根本不是做学问的适当工具，因为他不但本身不可靠，甚至不能提供一点考察原著的线索。由此可见，过去学术界看不起翻译书，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情形固然有一部分由出版家负责任，但是主要的责任必然由翻译工作者来负。因为事实上，只要一个译者做了这种准备，出版家大致可以接受，至少是可以被说服的。我们确乎知道，若干翻译工作者确实不信及自己的翻译，惟恐别人拿原书来校对，所以讳莫如深。也有人做的是间接翻译，却要人相信是直接翻译，避而不提，也就是一种掩遮的手段。总而言之，不够负责（董秋斯，1950）！
2.关于集中翻译
我搞了十多年的翻译，心中的一个理想就是：若想翻译搞得像样子，在其他许多条件之外，一个译者最好能集中精神，在一定的时期内，专译一个作家的作品。只有这样，他的译事才有可能取得那个作者特殊风格的希望。领会和表达一种名著的风格，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需要长时期研读和操练。今天译张三，明天译李四，而张三与李四的风格往往很不相同，好比一个唱戏的人，今天唱青衣，明天唱老旦，尽管这个人天分很好，他的成就也不会很好的。但是，到此时为止的中国，尤其是上海，这是怎样一种卑之勿高论的理想，实现起来也是千难万难的，有几个靠稿费生活的人，可以愿意译什么，就译什么，就是不靠稿费生活，而译出来的东西能出版么？鲁迅先生常慨叹自己的工作是打杂。事实上，没有几个文化人能跳得出打杂的圈子，搞翻译的人有什么法子可以例外？只希望这打杂的时代赶快过去(董秋斯，1952)。
3.关于翻译批评
在1950年7月1日创刊的翻译通报上，他发表《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要克服这些缺点有待于翻译批评的开展。在同年8月1日该刊第2期上，他又发表了《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以前用“吹毛求疵”来代替批评，或将批评看作“打擂台”，今后则要：第一，分清对象；第二，找到重点；第三，掌握原则；第四，推荐成功的经验；第五，注重作风问题；第六，建立正确的理论；第七，讲求说话态度。董氏本身进行翻译批评时态度也是相当严肃的。“章氏译书的态度，我也不能赞同。例如，把compromise译做“龟兹之道”并加以注解到：“龟兹之道，得半之意，义借《汉书》龟兹王半汉半胡事，谓窟藏之思，不得由正道出，故取旁门，发为症候，是得半也。”这不是译书，简直是开玩笑了（董秋斯，1940）。
参考文献：
\[1\]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孙致礼.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国翻译，1997.
\[4\]董秋斯.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北京：翻译通报编委会，1950.
\[5\]董秋斯.本刊半年工作回顾.北京：翻译通报编委会，1955.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源语文化转向了译者文化，以求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新的认识（赵彦春，2005）。我国的众多翻译工作者也日益认识到研究译者的必要性，我国的译论界似乎缺乏对一个重要译者的集中研究（王佐良，1989）。确实，这种研究非常必要，通过对重要译者重要译作的深入研究，可以引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孙致礼，1989）。本文将对对翻译事业呕心力血，功勋卓著，而今却鲜为人知的翻译家董秋斯的译学思想进行研究，从而向读者展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译者之魂。
二、译学思想介绍
1.对译者序的重视
翻译工作者的责任，不但要选择，而且要批判。就这一点而言，就是一个译者在字斟句酌地翻译之外，还要在译本前后，写出他自己的意见，指出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一方面，鲁迅先生也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他所译的书几乎没有一本没有前记或后记的。就常理讲，一个译者对译本书的内容和与之有关的知识，应当比普通读者了解得更深刻，搜集的的更丰富。因此，他就有责任把他的见解贡献给读者，否则不是他根本没有资格译这本书，就是他对读者不够负责了。因为普通读者拿到一本书，总愿意知道一点作者的生平，成书的因缘以及译者经过长期揣摩后的意见。他们完全有这个要求的权利，我们翻译工作者应加以尊重。而且译者序只是好译本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不是说，凡是有前后记的译本都是好的。有人在前后记中胡拉乱扯，炫示自己的博学，或作广告性的宣传，或借题发挥一种荒谬的观点”（董秋斯，1950）。态度不严肃，过去的翻译书绝对大多数不印出原书和原著者的名字，也不提所依据的文字和版本。一个认真的读者要核对一下这个译本是否靠得住，断乎无从下手。粗制滥造的译本又是那么多，所以常有人慨叹，翻译书根本不是做学问的适当工具，因为他不但本身不可靠，甚至不能提供一点考察原著的线索。由此可见，过去学术界看不起翻译书，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情形固然有一部分由出版家负责任，但是主要的责任必然由翻译工作者来负。因为事实上，只要一个译者做了这种准备，出版家大致可以接受，至少是可以被说服的。我们确乎知道，若干翻译工作者确实不信及自己的翻译，惟恐别人拿原书来校对，所以讳莫如深。也有人做的是间接翻译，却要人相信是直接翻译，避而不提，也就是一种掩遮的手段。总而言之，不够负责（董秋斯，1950）！
2.关于集中翻译
我搞了十多年的翻译，心中的一个理想就是：若想翻译搞得像样子，在其他许多条件之外，一个译者最好能集中精神，在一定的时期内，专译一个作家的作品。只有这样，他的译事才有可能取得那个作者特殊风格的希望。领会和表达一种名著的风格，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需要长时期研读和操练。今天译张三，明天译李四，而张三与李四的风格往往很不相同，好比一个唱戏的人，今天唱青衣，明天唱老旦，尽管这个人天分很好，他的成就也不会很好的。但是，到此时为止的中国，尤其是上海，这是怎样一种卑之勿高论的理想，实现起来也是千难万难的，有几个靠稿费生活的人，可以愿意译什么，就译什么，就是不靠稿费生活，而译出来的东西能出版么？鲁迅先生常慨叹自己的工作是打杂。事实上，没有几个文化人能跳得出打杂的圈子，搞翻译的人有什么法子可以例外？只希望这打杂的时代赶快过去(董秋斯，1952)。
3.关于翻译批评
在1950年7月1日创刊的翻译通报上，他发表《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要克服这些缺点有待于翻译批评的开展。在同年8月1日该刊第2期上，他又发表了《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以前用“吹毛求疵”来代替批评，或将批评看作“打擂台”，今后则要：第一，分清对象；第二，找到重点；第三，掌握原则；第四，推荐成功的经验；第五，注重作风问题；第六，建立正确的理论；第七，讲求说话态度。董氏本身进行翻译批评时态度也是相当严肃的。“章氏译书的态度，我也不能赞同。例如，把compromise译做“龟兹之道”并加以注解到：“龟兹之道，得半之意，义借《汉书》龟兹王半汉半胡事，谓窟藏之思，不得由正道出，故取旁门，发为症候，是得半也。”这不是译书，简直是开玩笑了（董秋斯，1940）。
参考文献：
\[1\]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孙致礼.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国翻译，1997.
\[4\]董秋斯.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北京：翻译通报编委会，1950.
\[5\]董秋斯.本刊半年工作回顾.北京：翻译通报编委会，1955.